杨大庆：文革夺权阶段各地两派斗争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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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大庆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文革夺权阶段是指上海“一月革命”至新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二十个月时间。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

第一，这一阶段的斗争不但决定了当时的权力分配格局，还决定了近十年内各地的派别分野和斗争态势，甚至决定了四人帮垮台后的“清查”和整党中“清‘三种人’”中对有关人员的定性、定案、定罪。

第二，此前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战线分明。而此时近半数的省份是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部分省份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联合保守派与激进造反派的斗争，或是三派甚至四派之间的混战；只有少数省份是前一阶段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的延续。然而，此时的造反、保守，激进、温和都只具有极其有限的意义，它仅表现 在对军队、对新政权的态度上，在实际行动中，各派都抱定“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宗旨，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都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因此这一阶段的运动最能体现毛泽东指出的文革两大特点——“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现将各省当年的斗争情况简要介绍如下。因年代久远，资料搜集不易，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望知情人士批评、指正、补充。

　 　

　 　

北京

北京的工人运动殊无足观，“工代会”成立后虽然也出过王景瑞、王老民等搅局者，冒出过“某某胡同工代会”之类小山头，但所争均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关宏旨，无关大局。

与北京的工人运动默默无闻相比，北京的红卫兵可谓是风光无限，特别是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威名赫赫，声震全国。然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领先，闹分裂也不落人后。自1967年一月《北京日报》、教育部夺权开始，同为造反派的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一方与北大、北航“红旗”一方冲突不断。4月初民族宫夺权武斗后，两方正式分裂，新北大、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一方被称为“天”派；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一方被称为“地”派。两派虽矛盾甚多，纠纷不断，闹出不小动静，但若姑嫂吵架，家长里短，嗓门虽高、真相难明、是非难分。比较确定的事实则是“地”派以三司旧部为多，其核心就是三司的三大台柱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他们反“二月逆流”和“二月逆流翻案风”比“天”派行动更迅速、斗争更坚决；他们又通过学部“红联”的潘梓年、吴传启和王、关、戚保持着比“天”派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得到谢富治更大的庇护（聂元梓提起这两件事至今愤愤不平）。据此称“地”派激进，“天”派温和似乎也不为错。但如放在北京之外的舞台上考察，上述定位又并不准确。比如“天”派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在不少省市都是反军、乱军，炮打新政权的急先锋；而清华的“地”派《4·14》则在河南支持跟军区跑的“造总”，而其纲领性文件《“4·14”思潮必胜》更是主张“河归旧道十七年”，全面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再如“地”派中最早奋起反“二月逆流”的师大“井冈山”却派出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弄得陈司令又是宴请，又是合影，手忙脚乱、乐不可支。可“7·20”事件后北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大会时，谭厚兰又厚着脸皮要求代表红代会发言，结果被“天”派一顿痛损。也许是对这无聊的斗争感到失望，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一度萌生了另组“第三势力”的念头，但终因找不到可供炒作的题材作罢。

“天”、“地”派的斗争以清华“百日大武斗”造成的两败俱伤而终结，这场伪装褪尽的赤裸裸权力之争已预示了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的衰败之局。

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则在红代会成立后又分裂成了“4·3”派（京工附中“红旗”刘钢为首）和“4·4”（原“首都兵团”负责人、中学红代会一把手25中李冬民为首）。两派的分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联动”立场：前者强硬，后者温和；二是对军训的态度：前者抵制，且一度将矛头对准主管军训的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而后者则支持军训。

“4·3”派的宣言《论新思潮》是文革异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北京军内的两派斗争不可不提。由于部队大军区以上是开展“四大”的单位，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也迅速分成了造反、保守两派。“10·5”紧急指示发布后，军内造反派占得上风，罗瑞卿垮台后成立的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首的“三军新党委”处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网之中，李、邱二人更是狼狈。但由于有林彪的暗中支持，吴、李、邱打而不倒，两派长期相持不下。1967年春夏之交，保守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演出活动，排斥“军艺星火燎原”等造反派组织参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后者多次冲击前者的演出，遂被称为“冲”派。5月13日，林彪站到前台，旗帜鲜明地支持演出，“三军”派声威大震，“冲”派受到压制，吴、李、邱顺利过关，“5·13”成为林彪集团的节日。而“三军”派也逐渐取代学部“红联”把持了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

上海

上海自“一月革命”夺权以来就是直接听命于张春桥的“工总司”的一统天下。但几乎与“一月革命”同步，“红革会”就开始炮打张春桥，虽遭镇压，几仆几起，直到次年4月《文汇报》的朱锡琪“炮打”的失败后才最后结束。而王洪文在踏平“工总司”内部以耿金章为首的“二兵团”等反对派后，又遭上柴“联司”的挑战。“联司”是老造反派，战斗力强，有号召力，社会上游离的失意造反分子又围绕着“联司”成立了势力颇大的“支联站”，很令王洪文头疼。因为“支联站”的灵魂人物“全向东”（真名汤福坤，系上海交大助教）是文革中最早的思想型造反者之一，能说会道，见解深刻。他别有洞见地解读毛泽东读《触龙言说赵太后》后说的一段话（这给北京“4·3”派的《论新思潮》和湖南的杨曦光以很大启发），扬言要实行“财产权力再分配”，而这不是“工总司”那帮老粗所对付得了的。眼见文攻数月无效，王洪文决定武力解决。他调集大军，水陆并进，终于除去这块心腹大患。毛泽东此时正在上海，他通过电视转播目睹了这场冷兵器战争。王洪文的指挥能力不知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想必是“孺子可教”。

　 　

山西

参加山西造反夺权的有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一干劳动模范和学毛著积极分子。但如此之多高觉悟的先进分子进入造反派队伍却没有使山西避免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的内部分裂。

1967年4月，山西造反派正式分裂为刘格平支持的“红总站”和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69军军长谢振华先后支持的“红联站”。陈永贵属“红总”，李顺达属“红联”。

陈大叔种地是好手搞派性也不含糊。平遥武斗、晋东南武斗他都逃不脱干系。1969年8月，“红总站”的武斗司令、陈永贵的哥们杨承效（十三冶）无视“7·23”布告继续搞打、砸、抢被谢振华镇压后，陈永贵就成了“红总站”的标杆人物。可谢振华杀得了杨承效却奈何不了陈永贵，于是便捧李顺达、捧西沟，想以此抵消陈永贵的影响。可如此“曲线救派”的结果却是将“学大寨还是反大寨”和派性斗争搅到了一起，三晋大地自此天昏地暗。

湖南

造反派内部分裂不断是湖南文革的一大特色。

1966年12月底，“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认为“高司”与省委签定“望江楼协议”是右倾行为，昔日战友一夜之间反目成仇。

次年1月，湖南军区明确支持“高司”，引来了“湘江风雷”的反军狂潮；2月4日军区执行中央文革批示镇压了“湘江风雷”，继起的“长沙工联”又反“高司”并坚持与军区对抗。

中央《8·10决定》肯定了“长沙工联”并为“湘江风雷”平反，指责湖南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高司”就此垮台。但《决定》墨迹未干，“工”“湘”冲突又起，双方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发生了解放路、湘绣大楼、北站等大型武斗，死伤多人。

“工”“湘”之争尚未最后决出胜负，“湘”派中又杀出一彪人马成立了“省无联”，其尖端人物就是现今大名鼎鼎的杨曦光。

杨曦光以一纸《中国向何处去》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后，一家独大坐稳了江山的“工联”又因拥护还是反对华国锋分成了“汽电”派和与“湘”派残部纠结在一起的“湘瓷”派（其灵魂组织是后来被毛泽东斥为“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省委机关“永向东”）。

《7·3》《7·24》布告后“湘瓷”派出局，湖南省会的两级政权遂成“汽电政府”。

　 　

浙江

浙江的造反派在保守派垮台后的1967年2月分裂为坚持打倒江华的“省联总”和保江华（因为毛泽东说过要保江华）的“红暴”两派。

浙江军区支左介入文革后支持的是“红暴”和保守派“红一司”，“省联总”在“二月镇反”中遭到打击。但空5 军、20军宣布支持“省联总”后形势逆转，浙江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红暴”一败涂地。毛泽东后来开恩赐给“红暴”一面“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免死金牌，“红暴”得以进入“三结合”的新政权。

浙江是斯文之乡，武斗却不落人后，尤以温州为甚。20军进温州时遭到的是着便装的军分区人员的抵抗，虽说是“八路军打新四军”，战斗依然异常惨烈。

从“批林批孔”前后开始，温州又成武斗重灾区。大规模武斗的后果是基层形成权力真空，自发势力抬头，商品经济起步。故此批判“四人帮”时其罪状之一便是其在温州“温州复辟资本主义”，理论家们也纷纷下温州调查“新生资产阶级”的特点，为反修防修锻造新武器。

　 　

四川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文革，举世皆知，现仅撮其大要，简单述之。

1966年11月1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召开批判李井泉大会。川人苦李，已非一日，造反派均踊跃参加。但“川大8·26”却独出心裁，认为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遂退出“红成”，另立山头。成都的造反派分成两支，但共同的敌人都是保守派“产业军”。

随着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成都军区加大了支持“产业军”的力度并和“8·26”及“工人造反团”发生激烈的正面对抗，并在“二月镇反”中对其领袖人物采取了专政措施。“产业军”也企图以武力荡平“8·26”等造反派，独享政权，因此大小武斗不断。

5月中央就解决四川问题发出〈五条〉，为“8·26”平反并改组成都军区，“产业军”垮台，“8·26”与“红成”的矛盾浮出水面，“红成”被“8·26”称为“二老产”。随着双方在对刘结挺、张西挺是反还是保等问题上的争论升级，文革发展成“武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武器之精，水平之高堪称全国一流。

重庆文革的进程与成都大体同步，唯一的区别是重庆的保守派垮得早，对应于“红成”、“8·26”之争的“8·15”（有54军支持）与“反到底”之争进入1967年不久就开始了。由于军工企业多，重庆的武斗比之于成都与四川其他各地又更上层楼。现今全国仅存的一座红卫兵墓园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广西

广西的造反派和死保韦国清的保守派于1967年定型为“4·22”和“联指”两大派别。

“联指”由于得到广西军区的公开支持在斗争中占得上风。但在武汉“7·20”事件的大环境下，中央文革和周恩来还是在8月24日接见两派代表的讲话中肯定了“4·22”。“联指”对此非常不满。曾经在北京街头贴出大标语攻击周恩来。

进入1968年春季以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央逐渐改变了对“4·22”的支持态度，而随着一度支持“4·22”的55军调离广西，“4·22”在几乎在广西全境都处于“联指”的武力围剿之中（只有“老多”因有141师的支持在桂林城内勉强支撑）。《7·3》布告发布后，广西军区明目张胆地参加了对“4·22”的杀戮。大批“4·22”成员赴京告状，但中央的“7·25”接见消灭了他们最后一线希望，监禁和死亡在家乡等待着他们。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在攻打“4·22”的隆隆枪炮声中成立了，从“4·22”中分化出的温和派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曾春生（广西工学院）担任了副主任（龙于1971年在清查“5·16”中自杀）。

广西的两派斗争到1983年才告最后结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高距官位的“联指”头头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1973年任自治区共青团委书记），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1973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李家海（南宁橡胶厂间指导员，1973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后升任区党委常委）先后被判刑或开除党籍。正宗原装的铁杆保皇派落得和造反派一样的“三种人”下场，全国可能只有广西一家。　　

　 　
广东　　

“保守”派的帽子在广东似乎没有人愿意认领，因此周恩来在宣布了“地总”“红总”是“保守派”后又赶快收回，称其不过是有保守倾向。其实“地总”“红总”大可不必听见“保守派”三个字就脸红，只要看看与“西纠”“红恐”齐名的血统论“主义兵”一直是他们的武斗尖兵，就知“保守派”的帽子戴在其头上尺寸正合适。　　

公认的广东造反派是以中大、华工、广医 三面“红旗”为首的“旗”派。他们于1967年1月22日发动夺权。虽然赵紫阳等十分顺从地交出了所有的公章，中央却对夺权不予承认。而“旗”派的某些组织又参与了军内造反派对广州军区的冲击并在公安系统的夺权问题上与军区发生了对抗，“旗”派与军队的关系十分紧张。鉴于广东的特殊地位与当地形势，中央决定实行军管。目睹了大闹京西宾馆而大受鼓舞的黄永胜乘势镇压了“旗”派的“八一兵团”并解散了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近二十个“旗”派组织。“地总”“红总”士气大震，高歌入云：“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果辉煌”，故其也被称做“东风”派。　　

周恩来为广交会顺利召开而临广州接见各派时封“旗”派为“革命造反派”，使其至少在广州短时间内过上了“迄可小康”的日子，也进入了革命委员会。但随着武斗的升级，缺乏军方后盾的“旗”派颓势渐显。1968年夏，倍受压制的“旗”派赴京寻求支持，武传斌主持了全国受压老造反派会议，妄图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此举触怒了中央，康生斥责“旗”派和广西“4·22”一样有 “反共救国团”混入，“旗”派遂再无法抬头。　　

　 　

云南　　

1967年一月上旬，云大“炮兵团”昆工“8·23”等造反派 组织围攻昆明军区大院欲揪阎红彦。得知阎自杀后人仍无撤围之意。周恩来打来劝其退兵的电话后，“8·23”积极响应撤退了自己的人员，但“炮兵团”却拒不退兵并扬言“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炮”“八”两派裂痕凸现。1月26日两派分别夺权后，正式分裂。中央对未实现“大联合”的夺权不予承认并决定由昆明军区对云南实行军管。　　

也许是对“8·23”在围攻军区时撤围的表现有好感，昆明军区及13军、14军支持“八”派的立场逐渐显露，而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朱家壁则支持“炮”派。地方干部也随之表明立场：省长周兴支“八”，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支“炮”。由于双方都有军队支持，便都揪开了对方身后的“军内一小撮”。　　

6月底谢富治王力来云南处理问题打倒了李成芳、秦基伟，“炮”派一度占得上风并乘势将矛头指向13军、14军，但13、14军依旧坚挺。“八”派随即反攻，双方武斗升级，闹得昆明几近断粮。　　

进入1968年后，“炮”派迭遭重创。先是其旗下的“工八团”被冠以“滇挺”之名被中央下令围歼，一次死亡二百余人；接着是赵健民被康生打为“叛徒”“特务”；再接着是新上任的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一到职就明确表明支持“八”派。“炮”派的苦日子开始了。几乎与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在谭甫仁支持、鲁瑞林（昆明军区副政委）主持下，一场针对“炮”派的“划线站队”风暴席卷云南。绛灌无文，武夫治国。提口号只图痛快，搞运动不顾后果，株连干部群众无数，一口气制造了“赵健民特务集团”、“云南地下党”、中共游击武装“边纵”（司令朱家壁）等多个冤案，逼死1·4万余人。“炮”“八”自此结下血海深仇，以后又是十年恶斗（批林批孔后“八”派内部又分裂），至今余波未泯。　　

　 　

天津　　

1967年1月4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天津文革与华北局、河北问题纠缠在一起，形势日趋复杂。　　

随之，同为造反派的天大“8·13”南开“卫东”与“大专”等组织在夺权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在《天津日报》、公安局等处发生冲突。受李雪峰、解学恭和天津警备区支持的天大“8·13”、南开“卫东”联合“河老八”“主义兵”等保守派组织压制造反派，造反派遂组织“大联筹”开展“反复辟”，矛头直指李、解和警备区，发生多起武斗。《9·5命令》后“大联筹”处境艰难，被揪出不少“一小撮坏头头”，解学恭的江山则坐到了1978年夏秋之交。　　

天津地近京畿，又有陈伯达直接插手，保守派却一直未倒，颇令人费解。　　

　 　

辽宁　　

“一月革命”后宋任穷“亮相”支持造反派，得到了当时辽宁最大的造反组织“辽联”的欢迎。但“辽联”主力之一辽大“8·31”坚持打倒宋任穷的立场，不承认宋的“亮相”，遂退出“辽联”自立山头。而被宋在“亮相”声明中点名几个保守组织又否认自己是保守派，组织“辽革”（“无赖站”）开始造宋任穷的反，并“咸与维新”，也要夺权。　　

陈锡联于二月支左介入地方文革支持“辽革”，压制“辽联”和“8·31”。于是辽宁形成了保陈反宋（“辽革”）、反陈保宋（“辽联”）、反陈反宋（“8·31”）的三大派，长期混战，武斗不断。其中“8·31”最为强悍，很令中央头疼。直到拿下了其最有影响的头头张祥久（辽大），辽宁才得以成立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　　

哈市造反派于1967年1月31日举行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宋任穷、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到会发言表示支持，夺权获中央批准，被称为“东北的曙光”。当日，哈工大造反团即发生分裂，随之，黑大、哈军工等均出现分裂。　　

分裂的焦点是省委常委赵去非能否进革命委员会。反对的一方为“炮轰派”（又称“山下派”）；赞同的一方直接听命于潘复生，为“捍联总”（又称“山上派”）。由于有潘及军区的支持，“捍联总”始终占较大优势，直到1971年潘复生下台，“炮轰派”才重新抬头。　　

　 　

湖北　　

1967年1月26日武汉地区政府派向湖北省委夺权未获中央批准。　　

2月8日，“工总”、“二司”、“9·13”（即日后的“三钢”）在《长江日报》发表声明，引起同为造反派的“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即日后的“三新”）的不满，双方产生分歧。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声明指责“钢”派支持“新”派，并通过各级人武部门扶起了由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演变而来的“百万雄师”。3月17日，军区又宣布解散“工总”并抓捕其头目五百余人。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激起原有意于与军区修好的“三新”的愤怒，“三新”“二司”遂携手将每的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提出为“工总”翻案。而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则寸土不让，双方武斗不断，最终酿成“7·20”事件，武汉军区改组、“钢”“新”翻身，“百万雄师”倒台。　　

　 　

河南　　

1967年1月上旬。郑大“联委”与郑工“革命造反队”就对省委是先夺权还是先批判产生争论。随之，由于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4·14”派）的影响，双方又对对刘建勋是支持还是打倒出现分歧。河南的造反派分裂为分别以郑大、郑工为核心的“二七公社”开封“8·24”和“河造总”两大派。　　

河南军区支左介入文革后即支持“河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并解散郑大“联委”，取缔开封“8·24”，在河南全省抓捕“二七公社”成员。　　

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后，中央认定河南军区支左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二七公社”开封“8·24”为革命左派，“十大总部”为保守组织，“河造总”则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身份参加“三结合”。　　

　 　

山东　　

1967年1月31日，济南军区、山东省公安厅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一批造反组织为反革命，并在山东全省展开大抓捕，仅山大学生有2000余人被捕。　　

2月3日，王效禹违背无山大“主义兵”参加则不夺权的诺言，在济南军区的支持下依靠几个大学和小部分工人造反派宣布夺权。而济南军区则打着支左的旗号复活保守组织，对王效禹政权造成 威胁。王只得搜罗 “山红指”（山大“主义兵”原为其主力，后因权力斗争退出）等组织开始“反逆流”，并开始了杨得志没完没了的斗争。　　

山大“主义兵”对王效禹的“反逆流”是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但其为“山工联”翻案的决心则始终不变（其日晨炼带操的口号都是“翻案、翻案，为‘山工联’翻案”），故与不给“山工联”翻案的山王效禹矛盾颇大，但王“姿态”很高，一直将山大“主义兵”视为“翻错误的老造反派”予以“正确对待”。　　

　 　

河北

河北省会不到两年间三易其址（天津——保定——石家庄），“一月革命”后河北军区、63军与38军各支一派。保定的造反派于1967年2月分裂为38军支持的“工总”和河北军区、63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支持的“工筹”，石家庄与其对应的派别是“狂人公社”和“大联指”。“二月镇反”时“工总”“狂人公社”受到压制，到1967年5月翻身后，两派 开始武斗。后因河北军区迁至石家庄，“狂”派所受压力渐大，而由于陈伯达明确表态，致使“狂”派彻底失败。保定“工总”则因有38军的支持，一直维持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李雪峰垮台，“工总”颇为舒心，但“批林批孔”一来两派争端又起，武斗延续至1976年11月，全国闻名。

与其他大多数省份小有不同的是，河北省委机关的两派是所在派别的核心组织之一，省委领导和各级干部不少被卷了进去，派性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刘子厚自不待言，即令是1978年后刘因搞派性太不象话而调国家计委，接替他的外地调入干部也有一到河北就被拉下水，弄得狼狈不堪的。

　 　

吉林。

1967年1月28日，以“二总部”为主的造反派宣布夺权，并成立作为政权组织的“红革会”。随即 “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8·15”、“人大红野”等老造反组织退出“二总部”，于2月8日成立“长春公社”，造反派分裂为“红”“二”派和“公社”派。2月3日“公社”派的“公安联总”进入人大找该校的“红”“二”派滋事被吉林军区镇压，“红”“二”士气大振，“拥军”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公社”则一时失语，龟缩一隅苦等转机。进入4月“公社”终于找到突破口：“红”“二”控制的《长春日报》编校疏忽，错字连篇，这个在当时是颇便于上纲上线的问题。“公社”遂于4月17日封了“长春日报”。以此为起点“公社”开始全面反攻，长春武斗连连。但军区是支持“红”“二”的，“公社”在武斗中占不到多大便宜。当年7月底在中央民院开过一个庆祝“湘江风雷”平反的大会，“公社”有人到会发言，先祝贺兄弟组织翻身，然后控诉贺吉祥（负责支左的省军区副司令）的迫害使他们有家难归。说到动情处竟然声泪俱下。我们听后则觉得这吉林的反真造得窝囊，须知在长沙我们（今日说来颇觉惭愧）是把“高司”打得“有家难归”的。由此看出“公社”在长春有些狼狈。

由于中央肯定“红”“二”和“公社”都是造反派，两派于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前夕联合。　　

　 　

安徽

安徽文革前期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在1966年底、1967年初和造反派武斗时占居上风，这导致毛泽东下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即造反派，此举使保守组织马上垮台。紧接着，造反的“8·27”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 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权，他们排斥和镇压其它造反派。参加夺权的一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称为“好派”，未参加夺权的造反 派说夺权“好个屁”，称为“屁派”。1967年3月底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批评了对“屁派”的镇压并改组安徽军区，“屁”派翻身后，与“好”派的武斗不断。12军入皖支左号称“一碗水端平”，其实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疲于奔命。

后来两派都有头头参加“三结合”并任省市实职，到万里主皖时同被清洗。

福建

福建造反派两个组织“革造会”1967年1月底准备联合而未成。“革造会”因冲击军区而遭镇压，“8·29”一派掌权并支持福州军区。5月中央开始解决福建问题，要求军区释放被抓捕的人。“革造会”派要求平反，将矛头指向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称其是“二月逆流。“8·29”则继续保韩压“革”。由于两派斗争与福州军区内韩先楚、刘培善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双方都能“抢”到枪，武斗激烈，到1968年5月，各派均被承认为革命派而实施归口大联合。

1973年底韩先楚调离福州后，“8·29”日子便不如以前舒心，所以他们74、76年都比“革造会”闹腾得厉害。特别是76年，福建省委几乎被他们整瘫痪。因此，四人帮垮台后，“8·29”的头目是最早落网的。但韩先楚却怀疑1975年中央对福建整顿造反派的文件是四人帮所为，甚至不知深浅地找李先念走水路想把刚抓起来的人放出来，可见其关系之深。

　 　

陕西

1967年1月中旬，西安地区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争论。西军电、西工大、西北大学等学校的造反组织指责西安交大的造反 派“调和”、“折中”、“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叭儿狗”并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极端口号。造反派遂分裂为交大、“工总司”派（东派）和军电、 “工联”派（西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所在之派）。其实军电派对交大的指责甚无道理，当时受托接见过西安大学生的陈毅就对此表示不以为然，而军电固然左得可以，交大也右不到那里去。即以对军队的态度而言，“西”派于7月27、28两天组织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高喊“揪军内一小撮”；“东”派则发动近十万人的“8·5”静坐，冲击省军管会和21军军部，武斗战车自此启动。最惨烈的汉中武斗还把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云鹏扯进去，判刑十年，冤哉枉也！由于两派都是“一贯正确”的老造反派，均得理不让人，陕西武斗后来居上，一直持续至1968年夏季。最后斗出一个“7·24”布告，恼羞成怒的中央不分路线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倒也公平。
保守派一度想借造反派内斗之机复活，但终因陕西军区、21军支左（即支“造”）坚决，没能成功。

　 　

甘肃

甘肃省委在1966年8月初明目张胆地支持铁杆保皇派李贵子（兰大）操纵部分群众冲击率先造反的兰州铁路局等单位，造成数起恶性事件。中央不能容忍甘肃省委这种明显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行径，遂将负有直接责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撤职。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受到批评，11月10日，汪被罢官，第一书记由胡继宗代理。所以，11月10日之后，甘肃所有的群众组织矛头都指向汪锋，连原始保守组织“兰州市红卫兵总部”也不例外。随之，自称造反派的保守组织成立“革联”；而老造反派于1967年1月22日形成大派“红联”。

2月5日，“红联”在甘肃军区支持下夺权后分裂。中央于5月中旬发表关于甘肃问题意见批评了省军区并决定甘肃的支左改由兰州军区主持。被“红联”开除或后来自己造反杀出去的组织于5 月成立“红三司”，被中央认为是左派，受到兰州军区的支持，而“红联”被视为是犯了错误、但可以团结的革命群众组织。三派起先是纠缠混战，从8月起，“红联”开始联合“革联”与“红三司”和军区对抗。斗争的焦点是两位领导干部胡继宗、裴孟飞。兰州军区和“红三司”认为胡是中央肯定的干部，理应进入革命委员会，“红联”、“革联”坚决反对。而“革联”认为被罢官的裴孟飞是汪锋为自保过关抛出的替罪羊，应当解放，又遭到兰州军区、“红三司”坚决反对。当得知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有“胡”无“裴”时，“红联”“革联”拒绝入阁。但由于省委、省人委机关都被“革联”控制，新政权竟一度无处立足，只得将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挂到了兰州饭店。而挺“裴”倒“胡”的风潮也未止息，直到次年3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将裴孟飞打成“刘、邓司令部的二线班子”，甘肃的派性斗争才告一段落。但到了文革后期，兰州铁路局两派斗争又起。原因是1975年9号文件下达后，一直生产工作正常的兰州局顿时大乱。在野的“红联”派奋起反派性，矛头直指掌权的“红三司”。铁道部工作组到兰州后撤换了大批“红三司”派的干部，但此时“批邓”已经开始，下台的干部涌往北京大闹铁道部，找万里讨说法。以后便是华国锋、纪登奎出尔反尔一年之内两翻烧饼，最后将洗恒汉拱下了台。

　 　

江西

“一月革命”后江西的保守派不但没垮台反而在江西军区的支持下组织起统一组织“联络总站”准备夺权。而造反派“大联筹”则受到军区的镇压，激起武斗。

1967年夏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支持“大联筹”，省会南昌遂为造反派控制。但各县人武部仍力挺保守派，个别军分区甚至以武力抗命，故造反派在部分地县不占优势。

此后造反派内部又杀出一支“极左派”（南昌航校为首），毛泽东闻知后说“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从当时媒体报道看，江西对“极左”派的“教育”颇为成功，“极左”派们改邪归正，纷纷敲锣打鼓到省革筹送检讨书。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联筹”又分裂为分别以万里浪（洪都厂）和涂烈（江拖厂）为首的两派。当时较量的结果是后者占上风。

“批林批孔”中造反派重新抬头，万、涂虽然均以矛头向上为大方向却多是各自为战。由于涂烈是省委常委，距权力中心较近，对省委的威胁更大，万里浪一派有时被省委视作防波堤或牵制力量，以至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打招呼”时华国锋都曾经对万里浪一派特为关照。1978年初经人大选举的新一届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仍有万里浪。万还在当年“五一”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歌颂“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万文革前就是业余诗人）。但时不过半年，万里浪就被送进看守所，与涂烈“会师”。

　 　

江苏

江苏的造反派分为“红总”和“8·27”，两派均以南京大学为核心，前者是文风来、张建山，后者是曾邦元。

1967年1月26日以“红总”为主的夺权引起“8·27”的不满，双方矛盾升级导致分裂。中央也不认可“1·26”夺权并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由南京军区实行军管，军区政委杜平任军管会主任。从3月9日开始，军管会开始取缔“红总”的多个下属组织，“8·27”士气大振，拥军的口号也喊得更响。但随着《军委十条》的下达和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的兴起，“红总”转守为攻并配合南空在军内的“倒许”活动在杜方平、吴大胜等军队干部的支持下逐渐将矛头指向许世友。自此“红总”和“8·27”的大规模武斗日甚一日。但中央认为双方都是造反派，故最后还是走上了“大联合”的路子。

青海

青海“8·18”在1967年3月28日获平反后，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为后台的保守派即土崩瓦解，但造反派也内乱不断。“8·18”认为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军区司令刘贤权都是在“2·23”镇压前就支持“8·18”，是革命领导干部，应予“结合”；而“东方红”、“主义兵”则咬定杨在解放前被捕后有叛变行为（杨与王若飞是狱友，曾著有在青年中风行一时的《王若飞在狱中》），必须打倒。在“8·18”内部，也有持希奇古怪观点的激进派别，受主流势力的打压。1968年参加全国受压老造反派北航“黑会”的“8·18”，当是这拨人。

　 　

　 　

宁夏

1967年1月以后宁夏先后出现了四大派，分别是“总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筹备处”。对立的两极是老造反“总指挥部”（以宁大安建国、冯贤、杨长春为首）和复活的保守派“筹备处”另外两家是温和造反派。

“总指挥部”联合一些造反组织于1967年1月27日夺自治区和银川市的权(有其 它造反派反对)，宁夏军区翻云覆雨先是表态支持，2月11日又撤回支持，造成“总指挥部”一度解散，并大力支持在3月份复活的保守派“筹备处”。“总指挥部”4月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中恢复，从5月初起与“筹备处”武斗，同时也与“宁总司”、“宁三司”发生武斗。由于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坚 决支持保守派，军区独立师，各级人武部都有人参加“筹备处”与“总指挥部”的武斗。在“8·5”永宁武斗和“8·8”吴忠武斗中，造反派都伤亡惨重，中 央遂调虎离山召朱声达入京并派62师等部队到宁夏支持“总指挥部”。“宁总司”、“宁三司”抱怨62师偏袒“总指挥部”，而“筹备处”在武斗中围攻支持“总指挥部”的62师一 部，部队受命反击，造成“8·28”青铜峡流血事件。此举引起宁夏军区上下的愤怒，当62师进入银川时，500余名独立师干部战士上街武装有些以示抗议。由于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态度坚决，反复表态，并调走朱声达，“筹备处”终于在1967年底逐渐瓦解，其中的反戈一击者则另组“筹革造”于1968年初中央主持与“总指挥部”、“宁总司”、“宁三司”下实现大联合（大凑合？）建立“三结合”。

　 　

西藏

西藏文革笔者情况所知不多。只知有个“造总”，头头好象是一位毕业后主动入藏支边的大学生。对立面是“大联指”。“造总”封《西藏日报》、冲军区、反张国华（区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在“二月逆流”中遭军区镇压。中央于4月为其平反后与军区支持的“大联指”在雅鲁藏布江大桥等处发生武斗，由于有军区卷入，伤亡不小。后来中央又和稀泥，承认两派都是造反派。但四人帮垮台后的“清查”，主要是清“造总”派。



新疆

新疆文革自始至终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焦点是身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的王恩茂。以“红二司”（两位最著名的人物一为“胡大乱闯”一为“胡大炮”，都是大学生、斯文人，也不姓胡，非匪气十足的“胡司令”）为首的造反派坚持打倒王恩茂，而保守派则有以“三促会”为首的“死保”派和“红三司”、“红革联”等“一批二保”派。1967年夏天武斗时，新疆军区支持保守派，空9军支持造反派。尽 管中央一直表态说“红二司”是左派，但毕竟势力不济，在乌市只能困守新大等几个孤立据点。在中央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压力下，“红二司”只好别别扭扭地与“三促”、“二红”实行大联合建立“三结合”。

　 　

贵州

贵州的造反派在夺权后不久即有分裂迹象，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李再含曾经派人入京抓捕找中央告状的异见分子。

1967年4月11日，部分激进派因不满是日召开的省红代会有保守派参加且为李再含一手包办而冲击会场。造反派正式分裂。反李再含的一派称为“4·11”，支李的一派以最先起来造反的地化所为首，被称为“支红”派。由于李再含企图以武力解决问题，两派武斗不断。占上风的“支红”派对对立面的镇压十分残酷。1969年夏秋之交中央根据新华社记者汇报的材料罢免了李再含，武斗方才停止。

　 　

内蒙

1967年1月下旬，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未获内蒙军区支持而与军区产生对抗。1月29日“呼三司”开始在军区门前举行静坐绝食。2月5日，“呼三司”成员韩桐遭军区干部故意枪杀。事件发生后军区处置失当，显得十分愚蠢。他们先是企图包庇凶手，毁灭罪证，甚至栽赃于造反派；继而又转移斗争目标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权星垣（权延赤之父）是“三反分子”，致使保守派对权等严刑拷打、揪斗游街。由于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参加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局面几近失控。在此形势下中央于4月13日改组“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内蒙军区，宣布“呼三司”为革命造反派，其对立面为保守派。但“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保守组织不服，组织大队人马赴京请愿要求中央收回成命。军区亦有千余人随之前往，并当着总部首长的面痛殴刚复职的军区政委吴涛。留在呼市的保守派则于5月10日冲击区党委机关并占据区总工会大楼，中央遂将内蒙军区降格为省级，其建制划归北京军区，并由北京军区派野战部队进入呼市。5月30日，保守派退出总工会大楼，随即瓦解。但在随之而来的肃“内人党”运动中，“呼三司”内部又因对运动的支持或反对产生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