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村人：我所亲历的安康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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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乱象 —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2013-08-05 19:28:57)

“四清运动”乱象 —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难忘的1966年，陕西安康地区在石泉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始于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河北省保定地委在社教运动中总结出“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做法，后来又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写进了中央颁发的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所以此后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本来是受城乡广大群众欢迎的，因为那时有些社队干部已经出现有作风不正、多吃多占、欺压群众等问题。“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这首当时赞美社教脍炙人口的歌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在那个年代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来就很“左”，再加上1966年5月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融合在一起左上加左就酿成了一派乱象。
我那时在公社担任半工半读教育辅导员和本生产队的会计,1965年还曾有幸未经公社推荐而直接被选录为安康地区社教团的工作队员，只因我所负责的学校是县文教局抓的典型，我也被树为池河区教师队伍中唯一的学毛著先进代表，被文教局有关负责人抓住不放而没去成。当时那位负责人夏老师骗我说:“因工作需要，文教局已与社交团交涉好，取消了你的名额另换了别人。”我那时由于没有社会经验轻信了这个骗局，而没去社交团集训班报到。后来文教局的半工半读辅导员培训会议也在县招待所召开，当时在县招待所参加社教团集训的一位熟人很惋惜的告诉我，集训班已开了10天，每天都在点你的名你却没来，今天才没点你的名。我当时太过于相信上级组织了，错误的以为可能是真的被取消了。后来才想到当时在社教工作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一个县文教局哪敢与地区社教团争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么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是多么难得的一个经受锻炼和提干的机会，而我那时如能聪明一点抓住这个机会，也许我日后的人生轨迹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运动之初
1966年3月社教团先遣队一进村，就限制了社队干部的行动自由一律不许随便外出。那时我的思想单纯幼稚，把这场运动看得很神圣，为了防止有人搞破坏，我和村里几位青年自发组成了两个小组，每天晚上轮流在公路上巡夜放哨。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巡夜时偶然见到邻村的老农会主席刘大伯的行迹有点可疑，经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是社教工作组一来，他就遭人诬陷和逼供，他受不了这个冤屈就想去跳江自杀。刘大伯是真正的老贫农还有残疾，在土改时就是有名的乡农会主席，与我的父亲是老熟人。经我一番劝说，他想开了答应跟我一路返回并到我家去歇一会。谁知一来到我们院子又遇上住在我们队的哪位二愣子社教干部，这位社教干部以为意外地抓了一条“大鱼”，立即命人找来绳索将其捆绑吊起进行拷问，在实在逼不出什么新问题时才派两个民兵把他送回。运动结束后，虽然刘大伯的儿子曾当面说感谢我救了他爸一命，但我那时因胆小怕事在那个二愣子干部的淫威下没敢替他求情，使可敬的刘大伯受了体罚，总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至今还深觉愧疚。
大兵团作战
当时的四清运动学习桃园经验采取大兵团作战，以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为团长的石泉社教总团，调集了2300多名干部，还从各社队选拔培训了100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省上及西安市有关单位也抽调了部分干部充实社教队伍。我们一个生产大队就住进了40余名工作队员。
在庞大的社教队伍中，工作队成员良莠不齐，既有一些极端分子和吃白饭的混混，也有一些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干部精英。我们邻队的驻队工作组中就有一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气质不凡的干部刘宝德，他虽然和我见面不多，但每次见了我都要热情的跟我谈论一些文艺创作方面的话题。这也许是出于他的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对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农村青年的厚望。他几次深情地对我说：“农村真如毛主席所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搞过一些农村题材，每要塑造好一个人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体验生活。你自小生活在农村扎根在群众之中，在生活体验方面比我们搞专业的人有更多的优势。俗话说天道酬勤，你只要有决心有毅力细心地去观察思考深钻下去，将来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职务，但听他所说的道理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可惜在文革开始不久，他在社教团内部也受到了冲击而被原单位揪回。我调到西安工作后，才得知他是西影厂的著名导演，张艺谋、顾长卫的前辈。我当时因觉得自己身在贫穷的山村，只能靠下地劳动挣工分，哪有时间钻研什么创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如有决心按他的指点深钻下去也许是一条出路。
文革风暴来临
1966年5月，文革风暴的势头来得很猛，运动开始不久很快就掀起了一股揪黑帮的恶风，从马池街上不断地传来昨天那个被揪出今天这个被抓的可怕消息。这股恶风不几天就蔓延到了我们村，先是柳林大队的青年戴运理被揪出，然后又牵连到新兴大队的青年陈佑新。这两人都曾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任何参与反动组织的问题，只不过他们平时比较活跃一些，不是那种从早到晚都踏踏实实趴在庄稼地挣工分的人。但那时一旦被揪出谁也帮不了他们。最可怜的是戴运理，他在被关押时不堪忍受折磨而口含雷管引爆自杀。原来他保存有一枚修水利工程未用完的雷管，运动开始后怕人发现招祸，就藏在了一个未抽完的烟盒里。他在被揪出关押了十多天后，就恳求他的妻子说：“你明天能不能给我做一点可口的送来，天天都是这包谷糊糊洋芋块，我实在咽不下去啊！”他的妻子很为难的哽咽道：“你被关押了这么久，家里粮没剩几颗钱也花光了，我拿啥给你做好吃的啊！”他听到这话精神崩溃到了极点，就下狠心道：“那你明天把小妞妞和那半包烟给我带来，我实在想念她啊！”第二天中午，他一见到心爱的小女儿和那包烟，饭更吃不下去了，就满眼泪水地抱着妞妞亲了一口，然后对着妻子说了句：“我现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我走后就靠你一人把她带大，实在对不起你们娘俩啊！”他妻子这时早已心烦意乱精神仿佛没有听出这话外之音，带着女儿走后不久，就听到身后一声闷响。待看管的人和附近社员赶去时，这位平时爱说爱笑爱交朋友的帅哥，早已是血肉横飞无可救治了。
我的另一名同学陈佑出身于富农家庭，其父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多次受到过激烈地批斗。也许是他看惯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也许是他看过的书多脑子灵活，在被批斗时采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办法，把被迫交待的问题编得比较圆。所以他在运动中虽然受到了那样严重的精神摧残，却坚强地挺了过来。运动过后，他坚持苦心钻研医学，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
捕风捉影抓反动组织的恶浪越来越猛，很快就在我们大队揪出了20多人。那时的人们就像着了魔一样失去理智，无论是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还是多年的同窗朋友，只要一旦被人咬出，就会被当做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而六亲不认，不但没人敢说一句好话，而且还会助纣为孽往死里整。在最疯狂的时候，有一次几个积极分子在工作组的唆使下，在对被咬出的“黑帮”逼供紧绳子时，我的二弟看到那些被捆的手臂已肿胀得鼓了起来。他学过医知道这种情形的严重后果，就小心地告诫负责人说：“捆人绳子的松紧和时间不能超过极限，超过了极限血脉过不了关手臂就会坏死，依我看捆他们的绳子不但不能再紧了，而且还应该缓慢地松一松。”当时负责的人听了他的劝告，防止了悲剧的发生。这件事至今还有人记得他的好处。
6月份的一个大集，我们大队的工作组指派了一个班的民兵将一批五花大绑的“黑帮”押至我们院子在脸上打黑叉。这一群“黑帮”中，不仅有年龄较大的地富份子也有家庭出身好的青壮年社员，其中就有我的两位好友。他们被押到马池街大集上游斗一圈后才被解开绳索释放回家。我非常钦佩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农民，多数还是能说会道很要面子的人。那时突然祸从天降遭受那么大的屈辱，游斗回来第二天还照常起早下地干活。
在上街游斗风盛行的时候，还曾出现过一些谁也意想不到转眼间就黑白颠倒的事件，有一次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带着几个积极分子押着一群“黑帮”上街，为了扩大战果挖出更多的“黑帮”，他们在行进途中，每过一道河就要紧一次双剪在背的绳子。一个所谓的“黑帮头”在被第三次紧绳子的时候，痛得实在忍受不了，也实在交代不出更多的“黑帮”，他就急中生智豁出来大声对着那位民兵连长突然狠狠地反咬一口道：“我发展的人还有，那就是你！”那时的人们被运动搞得好像都疯了一样，押解“黑帮”的几个积极分子一听这话，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也不管这位刚才还在耀武扬威的连长怎样暴跳如雷，立即就扑上去把他也捆了个结实串在一起同样被押着上街游斗。
当时在县城还听说发生这样过一件戏剧性的事，有一次一个社教干部为了自我表现，单独押着一个“黑帮”进城游斗，不时地用棍子敲打逼着那人走几步敲一声铜锣喊道：“我是反革命黑帮，今天要向大家低头认罪！”当走到西城门洞子时，这个“黑帮”不堪侮辱看到大街上人群拥挤就心生一计，突然弯下腰去假意要系鞋带，骗押他的人帮他拿一下铜锣，谁知这位社教干部上了个大当，他刚接过铜锣就被那个“黑帮”迅速夺过棍子反过来对着他厉声喝道：“你这个大坏蛋，到了县城还不老实！”一边走还一边恨恨地用棍子敲打。由于那时人们的穿着打扮都差不多红黑难辨，大街上看热闹的，过路的人们见状也都纷纷跟着起哄叫骂，使这个社教干部百口莫辩也遭受了一场屈辱。
游斗风盛行过后社教团为扩大战果，紧接着就掀起了一股揪反革命“七路军”的浪潮。
“七路军”原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某些部队用过的番号，如1938年原国民党的专员刘耀庭被李宗仁委任为第五战区第七路游击司令，他收罗的土匪武装就被称为七路军，大军阀刘湘的川军也曾被叫做七路军。
1959年石泉县公安局曾破获过一起以牛兴成为首的 “七路军”反革命暴动案，抓获了10多个罪犯。社教团当时就是带着这个“敌情”而进入石泉的，所以文革初期揪斗黑帮的风潮很快就发展成为大规模揪“七路军”反革命组织的浪潮。据统计全池河区被打成“七路军”的干部群众有5000多人。非常可笑的是，连我们新兴大队那个能说会道红了多年的党支部书记也被打成了七路军的连长，而且经工作组一逼，他很快就编造了一个连的“七路军”官兵名单。不仅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出身的青壮年都成了七路军的骨干分子，而且不少贫下中农、党团员也都上了七路军的花名册。那时候眼看就要危及到我们家了，我们兄弟俩别无他法，只有放出狠话说“谁要是像疯狗一样胡乱咬上我们，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来个鱼死网破叫他趴着回去。”也许是这句狠话还真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弟兄俩平时的表现没有可抓的辫子，所以安全地渡过了那个疯狂期。
运动的主题
这场大规模揪反革命组织“七路军”的风暴过去后，四清运动才开始切入到整顿社队干部的主题。从生产队的小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到大队的书记、大队长等所有现职干部，无能好坏都一律列入清查对象搞人人过关。干部在社员大会上交代问题叫“洗手洗澡”，过了关获得了社员群众的满意叫“解放”，未获解放的叫“挂起来”。运动中工作组对被清查对象的态度也是看菜下饭，家庭成分好而生活条件较差的在“洗手洗澡”时一般都能轻松过关。而家庭成分较高生活条件又较优裕的一般都会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我们大队的重点对象就是那位被打成“七路军”连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他个子比较矮小有人叫他“小秤砣”，在批斗会上指着他骂道：“北京出了个大邓拓，我们这有个小秤砣，小秤砣你今天跑不脱！”老书记被批得很惨，一直到运动结束也未获得解放。
我们生产队是原来一、二两个小队合并在一起的新队。生产队虽小而在经济上却有着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生产队的干部都从未有过任何贪污腐化和多吃多占的问题。运动之初，工作组为找出一个突破口，将原一队的干部叫去施以高压。一队的廖队长脑子比较活，经工作组一逼就编假话说他前年在打麦场上私分了几百斤粮食寄藏在我家。我的爸妈素来为人厚道清白，突然间一夜成了私分粮食的大窝主，且那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我家也搜不出那么多粮食来退赔。我妈一向胆小怕事背不起这个大黑锅差一点寻了短见。我想为人正直且与我家素来没有任何过节的廖队长突然编造出这个假案，并不是有意要嫁祸于我家。他一定是被逼急了害怕吃捆绑吊打之苦，才吸取去年汉阴县社教运动中的经验而采取的临时应付办法。其所以交待说把私分的粮食寄藏在我家，这是为日后翻供留下的伏笔。事后工作组通过深入调查也证实确无私分之事，我们家才免遭一劫。
我的“洗手洗澡”
我那时由于血气方刚少不更事不会曲意迎合，又因家里是中农成分，按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话说中农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所以工作组在其他几个队干部身上挖不出油来，我就成了要整的重点。他们先是把我所有的账本收去安排两个专人进行清查，并限制我的外出活动。他们还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然后给了我一天时间让我专门写交待材料。我为了把检讨材料写深刻好顺利过关，在这一天里我把《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及《毛主席语录》翻了个遍，找出了十几条经典语录结合我的“错误思想”进行上纲上线。这天下午太阳还未下山，工作组就让全队社员早早地收工集中在院子里开我的“洗手洗澡”大会。我按照准备好的提纲检讨了一个多小时，讲完后会场沉默了好一阵没有人发言。于是工作组长很是生气，板着脸严肃地向大家指出：“你们看他这是洗手洗澡吗？不是，他是在给大家做报告企图蒙混过关。下一次会议大家一定要多准备一点柴火，把“洗澡水”烧烫一点，好让他触及一下灵魂。”
我听了工作组长的这番话，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想我这个会计无非是记个账算个账而已，队上的钱粮有出纳保管员保管，我手上没沾过一分一粒，没错过一笔账，我还制定有严格的互相监督制度。我发给每户有一本小手册，每次分粮分物都记录在册，有专人监督盖章。有这本手册为证，不管事过多久既不怕有人赖账，也不怕有人诬我有多吃多占贪污行为。再说我自小就受到父母和老师良好的人格教育老实本分，鄙视那些爱占小便宜的贪腐行为从不越雷池一步。工作组安排专人查了我3个月的账也没查出任何芝麻粒大的问题，俗话说心里无冷病不怕吃寒食，你们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吧，公理自在人心我怕什么？会后我也没把这“洗手洗澡”当做一回事，每天仍照常上工照样与青年社员们打闹说笑。
在我的第二次“洗澡会”上，果然阵势不一样。大会还没开到10分钟，突然就有一位临时从县上一家工厂叫回来参加运动，不仅过去与我没有任何过节而且还欲与我家结亲的人冒了出来反戈一击，他黑着脸指着我厉声吼道：“我看你今晚上的态度极不老实还想蒙混过关，给我站起来！”我敢肯定这是工作组在背后又狠练了几次兵的结果，心里气愤之极猛的一下就站了起来，震得裤兜里的钥匙链水果刀当的一响。紧接着他又大声吼叫道：“嘿！没想到你还带了刀来，想报复行凶咋的？我看非站高板凳不可！”。当时我一听到“带刀行刺”这话，就一下想起《水浒传》中大贪官高俅诬陷林冲白虎节堂带刀行刺的故事，心想你们这伙无赖真是黔驴技穷尽然学起高俅来血口喷人。我站在高板凳上突然觉得自己今天仅成了林冲似的英雄好汉而高大无比，反而昂首挺胸面带冷笑不再生气。这一突然升温，会场先是沉默了一阵但很快就炸开了锅，有人气愤地质问道：“他又不是地富反坏，为啥要像斗地主一样？”这时候我们队的贫协组长开始出面说话，这位贫协组长性格温和为人正直说话很有政策水平。也许是工作组长看到这样做既压不服我也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就暗的指使他出面来打圆场让我坐下。我一坐下会场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然而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仍无一人能找出我在账内账外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
那个反戈一击诬我想带刀行凶的人，原是从县上一家工厂下放回村的汽车司机，在队上当过几年出纳。他曾几次将一张字迹模糊的私家购物发票混在公家购物发票一起让我做账报销，我每次都给他挑了出来并向他说明这是你自己买衣物的凭证。去年他想回厂当工人，按规定应经队上开会同意签订出外务工合同才能走人，但队上的人五王八侯邻里间矛盾很多，上会讨论不一定都同意。当年一个农民能回厂当工人就等于跳出了贫穷的苦窝，因我没有工作经验，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随便给他开了介绍信，使他很顺利的办成了事，没想到他这次回来翻脸不认人批我比谁都凶。在他“洗手洗澡”的时候，我很想把那个“发票问题”搬出来借机臭他一下，但我的父亲却阻止了我。他说做人要厚道打人不打脸，何必为这么点小事就揭他的老底让他丢脸而产生仇恨。于是我原谅了他，运动结束后我们又和好如初。
这一次“洗手洗澡”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我回忆起我所走过的人生历程，由于我自小就经常听说会计难当时常挨整的事。所以我当年从石中休学到公社落户口时，正好公社缺人手，有位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做会计工作？我当即不假思索的就编假话说“我的数学学得不好干不了。”我回村后本来是坚决不当会计的，但经不起乡亲们的再三劝说就答应零时帮忙，谁知这一干就是三、四年。再说我也真够倒霉，本来年前有两个难得的机会是可以跳出农门的，一是被社教团选中可以参加社教工作；二是费了很大的劲考上中专，然而都因故没有去成，只好把眼泪忍在肚子里，万没想到今天却落到这个地步，反倒成了站高板凳的对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百感交集一夜难眠，从此下决心不再干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会计。然而过了不久，工作组长又带话说要到我家吃饭，我的父母很是高兴。因为那时工作队员能到哪个干部家吃饭，就意味着这家经彻底清查没有任何问题。这位工作组长姓牛，原是白河县一位中年妇联干部，她总是以一个大姐姐对待小兄弟的口气，对我说一些信任鼓励的话，说“洗澡”会上的那些过火做法都是群众运动中的正常现象，都是为了端正我的态度打一打我的清高傲气，以使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我虽然觉得她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会计这个工作还是决心就此不再沾手。然而世事难料，在运动后期的全体社员大会上我又被选为大队会计。
形势急转直下的运动尾期
运动尾期受当时文革局势的影响，我在公社举办的会计培训班上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带着“战斗队”的红袖标回村时，正赶上大队开社员大会，满屋群情激昂的社员正在向四清工作队云队长发难，批判工作队在运动中执行了资反路线。这位云队长高高的个头黑黑的长方脸短粗的络腮胡显出一脸虎气，在愤怒的群众面前态度仍很冷静顽强没有丝毫认错之意，于是我也向他质问了几个问题。也许是我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也许是我带的红袖章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第二天牛组长就面带微笑地又来找我谈话。
我知道牛组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多面狐，她自进村以来就经常在我家吃饭，每次与我谈话都像老大姐关心小弟弟那样亲切，然而到了我“洗手洗澡”的阶段，她却又悄悄地在幕后召集一些人搞什么背靠地发动和强化练兵，妄图从我身上挖出他们想要的的重大经济问题。我估计四清工作队现在已经呆不下去快要撤了，她今天来是想设法卖个好稳住我，以免我在他们撤走时找麻烦。果然聪明过人的牛组长一开口便以关切的口气对我说道：“今天我来是想与你再谈一次心。运动之初你以高度的责任心拦阻了邻村一个有严重问题想跳江自杀的干部，社交总团根据我们的上报材料曾发文通报表扬。因为那时你还是被清查的对象，所以这个通报只有我们工作队内部知道而不能告诉你。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可是你总是不求上进，比如说我们来了大半年怎么至今还不见你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一个人解决了组织问题政治上进步就快了，如果你有这个要求我们工作组是可以帮这个忙的。”我心里十分清楚牛组长的来意而暗自发笑，但却没有当面说穿。后来听一位从白河县招来熟悉牛组长的女工笑着说，牛组长是他们县某公社的妇联主任，那时她自己都不是党员，怎能帮助你入党？
1966年深秋，在文革造反派的影响下四清运动的局势急转直下。有人编顺口溜道：“红卫兵大串联，造反派闹翻天。工作组快点走，不走就成落水狗”。果然没过几天工作组就以去县上集中开会为名分期分批地悄悄撤走了。不久后池河镇最早被无辜打成黑帮受害惨重的那四名青年，找社教总团批下了4000元经费去北京上访了一趟。随后，造反派组织又将社教总团的几位领导揪来池河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运动中无辜被打成反革命黑帮、七路军组织的三千多名干部群众被宣布彻底平反。第二年5月造反派组织又将原池河社教分团团长梁占山（原白河县委书记）以及他的夫人、原驻新田公社社教工作队长查彩铃双双揪来进行了巡回批斗。
当批斗会巡回到我们大队时，我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主持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大会，我想要把大会主持好，一是要有一股强烈的气势镇住整个会场，防止有人借机滋事打闹泄私愤扰乱会场；二是要把握好尺度，既不能让大会冷场也不能有过火行为，尤其要绝对保障被批斗者的人身安全。于是我随即拟定了5条纪律在大会开场前高声宣布，使大会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运动造成的负面效应
四清运动是我国极左年代的产物，是农村继土改之后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虽然在我们大队只搞了大半年时间但其负面效应却相当严重。我们大队原是一个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旱涝保收的小村庄，村民大多勤俭朴实厚道从不惹是生非。早在解放初合作化时期，这里就是区、县领导长期驻队亲自抓的先进典型。四清运动之前大多数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般都能达到1元左右，每年除全额上缴公、购粮之外还能完成不少超购粮任务。可是经过四清运动和文革的极左思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许多干部在运动中被整伤透了心，再不像以前那样认真负责，使生产每况愈下劳动日值逐年滑坡，最低跌到干一天活只值两角多钱，家家过了春节就没了粮吃，只得依靠国家少量的返销粮度日。特别是有的生产队有文化的人少，本来就选不出一个胜任的会计，勉为其难的平时记个账还凑合而到年底决算时却比生孩子还难，经运动一冲击就坚决撂了挑子。有的队工分没人记就采取发纸片的原始办法，决分没人算就花钱临时去外队请。我自己也同样，虽被选为大队会计却坚决没有接手上任，记得只帮别的队算过决分，为大队分配过一季返销粮，组织7个生产队联合修建了一个水轮泵站，随后就去当了民办教师。
运动结束后谁也没想到运动结果最惨的并不是那个被批斗得很惨的“走资派”，而是曾经红得发紫的两位活跃人物。一位是不识几个字却精明过人的汪姓社员，他平日里生产能力差连宝贵的自留地也种不好，但运动一来就无限风光。那时候工作组让每家每户在大门的门楣上用黑泥抹有一块语录板，他嫌这样还不够显示自己活学活用，又做了一块小黑板随时挎在身上。开会时如果有人给他提了意见，他就叫我给他的小黑板写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为这事我还受过工作组的批评。他在运动中被推选为大队的贫协主任并负责保管运动中收缴的“赃款赃物”。他原以为在运动结束时能分到一大笔胜利果实，平日里想花钱时就不吭不哈地花几个，结果半年下来就短了一大笔款。谁知运动结束后落实政策要物归原主，他没能力退赔便傻了眼，只得把现住的三间房屋卖了，一家5口搬到沟边地头上盖了一间茅草棚栖身，从此贫上加贫。他的妻子本是一位很会勤俭持家的瘦弱妇女，由于有病无钱好好医治就不幸早早的离开了人世，他自己随后又双目失明，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是凄惨。
另一位是原本老实巴交与世无争的程姓青年。他们家单独住在一条山沟里的半坡上，房前屋后点瓜种豆果树成荫，平日里一家老少三代6口其乐融融，过着我们坝子里的人十分向往的桃花源式的生活。不料在四清运动开始后经工作组的一番培养洗脑，这位青年就像变了一个人。在一次揭批会上他突然揭出他的父母有趁黑夜偷盗队上地里粮食的问题。社教工作组见他政治觉悟高能大义灭亲，就推选他担任了贫协组长和出席县上积代会的代表。那次他从县上开会回来，高兴得就像大首长一样见人就握手。而大多数社员却对他的这种德性嗤之以鼻，担大粪的人同他握手前都故意在粪桶上摸一把先擦脏手，以此来作践他。他们家附近有大片的庄稼地，红薯、花生、包谷、豆类作物样样都有。说实在话，他爸他妈还是比较诚实本分的，队上多年来从未发现过有被偷盗的问题。按常理即使发生过，一个单家独户的老贫农在生活困难时，悄悄的去地里摘几篓豆子扳几篮包谷棒子也算不上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但他的父母是非常能干很要面子的人，对亲生儿子的这种只顾自己受表扬而使爹娘丢脸的做法恨之入骨，时常骂他是短命的畜生。运动结束后他没有了政治活动的天地，在家天天看父母的的脸色久而久之郁闷伤肝，到第二年就一病不起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回想当年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愣头青，在运动中既是一个积极分子也是一个被清查对象受到过冲击。运动使我经历了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和历练，学到了不少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如今那场运动过去已近半个世纪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我常常想那时的政治运动真是一只魔力凶猛的怪兽，它能使人世间最亲的亲人母子、夫妻和亲友反目成仇、能够是非颠倒随便剥夺一个人乃及一群人的自由甚至草菅人命，而且受害人在事后即使被平反昭雪也得不到任何补偿。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伴随着这样的魔兽长大的，注定有的人在运动中飞腾，有的人在运动中沉没。只有像我的父辈他们那样几经沧桑看惯了春月秋风离开了政治漩涡而又仁厚的人，才不会在疯狂的运动中丧失理智。我衷心感谢那些在运动的风暴中被打成“黑帮”及反动组织“七路军”的乡邻亲友，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宁愿自己忍受捆绑吊打之苦，任凭工作组怎样残酷地逼供，在全大队一半以上的青壮年都上了“黑名单”的时候也没有咬上我，使我免遭了一场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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