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过《红卫兵档案》-->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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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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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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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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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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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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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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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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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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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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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6·16兵团”也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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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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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