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为什么谈论文革会成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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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谈论文革会成为禁忌？

吴欣



序 曲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文革”这个荒诞的噩梦已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而埋在地下的枯骨常会冒出一缕缕磷火，在黑夜的荒郊飘忽闪烁。 人们说是“鬼火”，是“冤魂不散”。那是迷信，但也是事实。


（一）

巴老的“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被冷落了。一时兴起的“伤痕文学”,刚一露头就被一句“作家们！向前看吧！”噎了回去。说这话的人也许是不堪回首，也许是愧于回首，但铭刻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痕总是痛定思痛。“文革”以后的三十年间，不断有回忆文字冒出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肖复兴的《校长之死》……有长卷，有短文，像烧不尽的野草，为后人“史海钩沉”留下了珍贵的稗史轶闻
　　　　　　　　　　　　　　　　　

（二）

历史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辛亥革命胜利后，曾过早兴奋地提出“不念旧恶，咸与维新”的口号。于是“旧恶”们“藏”起屠刀，立地成“佛” 。后来不少革命志士又倒在这些“旧恶”的屠刀下。

“文革”一结束，正义的审判宣判后，欢快的“饮酒歌”唱过后，即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一页血泪模糊的历史，在“几家欢乐几家愁”中硬翻了过去。

鲁迅对付敌人的投枪和匕首，在“文革”中被扭曲用来对付自己人。“痛打落水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文革”破灭后，那些“狗”却没有落水。有的干部复出后，余悸未消，按照“向前看”的基调；遵照“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姑息、起用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有人号准了时代的脉搏，乘风气之先，写出如何善待这些人的小说，一举成名。……。历史的血迹就这样被冲刷湮没干净了。


（三）

曾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一声春雷。但“文革”始终是个烫手的山芋。

在一个单位里，谁也心里都明白，谁在“文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许多人在文革中挨了整，但也有些人在文革中得了好处。聚在一起时，大家都讳谈“文革”，避开因文革而起家的“造反派”，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这是一个禁区，像一个用铁丝纲围起来的尚未引爆的地雷。

上访呜冤，如碰上接待员就是个这样的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一听就会反感。你休想得到他的支持。

在火车上（或别的公共场合），谁也不认识谁。天南海北侃大山。但谁也不敢触及“文革”。因为你不知道谁是不是“造反派”。

出门办事，洽谈业务，赴宴，或其他社交场合，也不能议论“文革”。也许你正好碰上个“造反派”。你要办的事就砸了。

你写篇涉及“文革”的稿子，也不能随便乱投。说不定编辑就是个文革既得利益者。

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情大相径庭。至今人们绕开“文革”走，这就是当今的处世之道。

到后来，凡谈“文革”的稿件，报刊一律不登。有的报刊原有关于“文革”的栏目，一律撤消。这是报刊和编者求生存之道。再后来，连“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类格言都从传媒消失了。就像阿Q的癞痢头，连“光”和“亮”都忌讳。


（四）

我这里用了造反派这个词，其实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极含混，。什么“天派”，“地派”；“好派”，“屁派”；乌龟王八派；在造反得势的时候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其实都一样拼命去“效忠”。曾经被宣布两派都是错误的；当然都是“错误的”。（“错误”二字未免太轻巧！）

但在“文革”中有一批头脑清醒、有良知、有正义感、泰山压顶不弯腰，挽狂澜于既倒的勇士，有的为此付出了生命。──　如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他（她）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的民族魂。在各机关团体学校中，也有一批不盲从，不肯当顺民的硬骨头。他（她）们被“造反派”揪住小辫就打成“反革命”；无辫可揪的就打成“保皇派”。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这是真正的另一派——迫于形势，有的不得不也打着“造反”的旗号。
好坏一锅煮；纵火者与扑火者一锅煮，洪洞县里无好人。那些起了家的“造反派”捞到了稻草，额首称庆。他们只是那么一点点“错误”，而且“两派都是错误的”──　错误人人有份。其中一些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就逍遥法外了。──　当时虽曾提出过“清查“三种人”，但用“团结一致向前看”“宜粗不宜细”“两派都是错误的”几把稀泥一抹，就不了了之。

　

（五）

“文革”三十周年祭。很失望，没有读到一篇有份量的沉痛思考这场浩劫的文章。倒是那令人产生条件反射而毛骨悚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被当作“文革”的经典，堂而皇之登上了文艺舞台。一些“文革”的头面人物在传媒频频亮像。──　有曾经呼风唤雨的这个派那个派的“造反司令”；有弹钢琴弹上去的、拍乓乒球拍上去的、唱革命样板戏唱上去的、跳红色芭蕾舞跳上去的、“用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红色官员”……　传媒的作者对这些人物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笔下却充满“英雄气短”的惋惜。有的甚至为之抱屈。请听听这样一段访谈录吧：“我造反，夺权，又怎么啦？……我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错了吗？”其情绪愤懑之至，其语气咄々逼人，至今毫无反思之意。是的，“文革”中的一道金牌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四人邦”不也声称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吗？怎么！老人家还没下神坛，你们难道“柿子专拣软的捏？”

有几件事发人深思：人们不是说“文革中，八亿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吗。就是那位把月黑风急的“文革”，歌颂为“莺歌燕舞“而获恩宠的“独一无二”的大作家，文革后依然红火，毫无反思，老虎屁股摸不得。有家大报甚至用两个整版的《报告文学》为其歌功颂德。
一幅文革中的宣传画，意在把把被“打翻在地”的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置换在伟大领袖的头上（像油画《井岗山会师》，把和毛泽东握手的朱德，置换成林彪一样的手法），本是文革中惯用的下井落石，颠倒历史的伎俩，应收入《文革博物馆》以教戒后代。但前几年，此画的集体创作的组织者，执笔者，国家博物馆，国家财产局却爆发了一场官司，争夺这项“荣誉”。把这幅画“炒”成了“国宝”。
有位在文革中的大批判组（臭名昭著的“梁效”）中的大手笔，文革后仍以“作家”“学者”的面貌，在电视上频频亮像。无愧无悔。有人出了一本书，收入了他的几篇“大批判”大作。揭了他的老底。他竟告到官里，说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著作权（？）。
安之若素，而且张扬。莫非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又要回来了？


（六）
常读到一些劫后余生者的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回忆文章。总是用调侃，戏说的曲笔诉说“文革”的苦难。藏苦涩与悲愤于一笑之中。不由得想起廖冰兄的一幅漫画：一个紧口的大缸被砸成两半，但缸中人仍绻曲如缸状。──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可悲的形象。


（七）
“伤痕文学”被噎回去后，“知青热”成了气候。有小说，有电视，有《老插忆趣》征文，有“老三届”聚会,有“老三届茶馆”……这个群体互称“战友”，仿佛是过雪山草地或从上甘岭前线走过来的，不无自豪感。有的犹有“战天斗地”的豪情，感到“青春无悔”；有的津津乐道在农村偷瓜摸鸡，打架斗殴的趣事，沉缅于回味无穷的怀旧情怀。

凭心而论，这一代“梦断文革”，现已不再年青的青年人，他们在长身子的时候饿肚子；该上学的时候闹“文革”。该婚恋的时候上山下乡；后来返城又找不到工作，农村的妻子儿女上不了户口，闹得妻离子散。现在都已到不惑或知命之年，绝大多数没有文凭，没有专长，没有家底，下岗又落在这批人头上。他们是被愚弄的一代，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但也不要忘记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虽然是喂给他们狼奶的人的罪过）。他们曾充当“文革”的急先锋。他们学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教师挂黑牌，戴高帽游街；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给女教师剃阴阳头；把老师打死、逼老师自杀的是他们；手执铁扫把横扫“四旧”，践踏文化，摧毁文物古迹的是他们；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欺凌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是他们；揪斗邓拓、田汉、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戴高帽，搞“喷气式”，拳打脚踢，逼其致死的是他们；动枪动炮，大搞武斗的也是他们，……这里说的“他们”只是“老三届”中的一部分“红五类”，大部分是摇旗呐喊的，有一部分“黑五类”是被歧视和被欺凌者。
　　这批“佼佼者”现在都在哪儿呢？有关“老三届”的小说、电视、回忆和聚会，为什么避而不谈这方面的反思呢？当这类人隐身在“老三届”的聚会中。当他们举杯畅饮时，看看自己那双曾沾染过老师、同学、文化巨匠或其他无辜者鲜血的手；蹁蹁起舞时，看看自己那双曾践踏中华文化、踢碎千年古迹的脚，能不心颤、能不有负罪感吗？午夜思之能心安理得，不做恶梦吗？


（八）
　　与“革命小将”不能相提并论的是机关团体内的那些胡髭拉茬的“中将”“老将”。他们原本是一批老奸巨滑，心术不正的家伙。“文革”一来，沉渣泛起。野心膨胀，企图夺取高位；对同事积怨在心，借机报复。罗织名，肆意构陷，将其打入“牛棚”，酷刑拷打，逼死人命。打死人从高楼扔下来，诡称“畏罪自杀”，……这是一批杀人犯、抢劫犯、纵火犯，是一批手段极其残忍的刑事犯罪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这批人自知罪孽深重，曾一度惶惶不安。中央宣布“团结一致向前看”。意味着“文革”的事不再追究了；又宣布“清查三种人，宜粗不宜细”，意味着一风吹了；再宣布“两派都是错误的”，这批人额手称庆：只是那么一点点“错误”，而且“错误人人有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安定团结”的大旗下，有的单位，“文革”中夺权者继续掌权，抢人事档案构陷同事的仍掌握档案。这批人藏起屠刀，立地成佛；摇身一变由“造反派”变成了“改革派”。进而变成了“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由制造冤案的人来落实政策。把受害者从“牛棚”放出来，从农场召回来，给个工作。整死了的，给家属发点抚恤金了事。他们绝不公开平反，更不陪礼道歉。他们大言不惭地作报告，说：“过去的事按过去的政策办，现在政策宽大了，给你落实政策。”意思是他们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一个单位整死那么多人，制造那么多冤案，都“事出有因”，无人负责。
　　这些人在“消除派性”的大旗下，利用职权搞“派性”。在落实政策中给你留小尾巴，在工作中给你穿小鞋。在评职称或下岗中排除“异已”。现在这批人大都捞到了高职称，高级别，捧着荣誉奖状，“光荣”退休了。有的还不清不白地成了大款，他们没有尝到“革命小将”那么多酸甜苦辣。他们在“文革”中大捞了一把。是“文革”这场大赌博中真正的“赢家”。

曾有一位良知未泯的著名记者，发表过几篇长篇报导，揭露这方面的黑幕。但他孤掌难鸣，最终毁了他自己。

　

（九）

一场浩劫过后，一片狼藉。用一张大棚布严严实实盖起来，谁也不许掀起一角看一眼。作恶者成了受益者，毫无愧疚之心，而且张扬其功。幸存者从沟壑中爬起来，俗怨难消，旧仇难平，得不到抚慰。人们互相戒备，避而不谈“文革”。……这样一个正气不伸，怨声载道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这样的民族不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民族。


尾 声


在西子湖畔的岳飞墓旁，跪着两具铁铸的秦桧夫妇的像，以表达后人对忠烈的崇敬，渲泄对奸佞的憎恨。但没有宋高宗的旨意，作为宰相的秦桧能处死作为兵马大元帅的岳飞吗？史书为尊者讳，便把屎盆子扣在秦桧的头上，以谢国人。
在“文革”中，上至国家元首，三军元帅，文化巨匠；下至平民百姓，死于“造反派”之手者千千万万；批判了“人性论”，代之以“兽性论”；批判了“温良恭俭让”，代之以“打砸抢抄抓”。给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造成几百年难以治愈的创伤。如此浩劫，打倒 “四人邦”几个人能交待得了吗？
而今“春风又绿江南岸”，但怎能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http://www.yhcw.net/MyBBS/wg/mes/17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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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谈论文革会成为禁忌？
吴欣

序 曲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文革”这个荒诞的噩梦已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而埋在地下的枯骨常会冒出一缕缕磷火，在黑夜的荒郊飘忽闪烁。 人们说是“鬼火”，是“冤魂不散”。那是迷信，但也是事实。

（一）

巴老的“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被冷落了。一时兴起的“伤痕文学”,刚一露头就被一句“作家们！向前看吧！”噎了回去。说这话的人也许是不堪回首，也许是愧于回首，但铭刻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痕总是痛定思痛。“文革”以后的三十年间，不断有回忆文字冒出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肖复兴的《校长之死》……有长卷，有短文，像烧不尽的野草，为后人“史海钩沉”留下了珍贵的稗史轶闻

（二）

历史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辛亥革命胜利后，曾过早兴奋地提出“不念旧恶，咸与维新”的口号。于是“旧恶”们“藏”起屠刀，立地成“佛” 。后来不少革命志士又倒在这些“旧恶”的屠刀下。
“文革”一结束，正义的审判宣判后，欢快的“饮酒歌”唱过后，即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一页血泪模糊的历史，在“几家欢乐几家愁”中硬翻了过去。
鲁迅对付敌人的投枪和匕首，在“文革”中被扭曲用来对付自己人。“痛打落水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文革”破灭后，那些“狗”却没有落水。有的干部复出后，余悸未消，按照“向前看”的基调；遵照“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姑息、起用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有人号准了时代的脉搏，乘风气之先，写出如何善待这些人的小说，一举成名。……。历史的血迹就这样被冲刷湮没干净了。

（三）

曾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一声春雷。但“文革”始终是个烫手的山芋。
在一个单位里，谁也心里都明白，谁在“文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许多人在文革中挨了整，但也有些人在文革中得了好处。聚在一起时，大家都讳谈“文革”，避开因文革而起家的“造反派”，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这是一个禁区，像一个用铁丝纲围起来的尚未引爆的地雷。
上访呜冤，如碰上接待员就是个这样的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一听就会反感。你休想得到他的支持。
在火车上（或别的公共场合），谁也不认识谁。天南海北侃大山。但谁也不敢触及“文革”。因为你不知道谁是不是“造反派”。
出门办事，洽谈业务，赴宴，或其他社交场合，也不能议论“文革”。也许你正好碰上个“造反派”。你要办的事就砸了。
你写篇涉及“文革”的稿子，也不能随便乱投。说不定编辑就是个文革既得利益者。
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情大相径庭。至今人们绕开“文革”走，这就是当今的处世之道。
到后来，凡谈“文革”的稿件，报刊一律不登。有的报刊原有关于“文革”的栏目，一律撤消。这是报刊和编者求生存之道。再后来，连“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类格言都从传媒消失了。就像阿Q的癞痢头，连“光”和“亮”都忌讳。

（四）

我这里用了造反派这个词，其实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极含混，。什么“天派”，“地派”；“好派”，“屁派”；乌龟王八派；在造反得势的时候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其实都一样拼命去“效忠”。曾经被宣布两派都是错误的；当然都是“错误的”。（“错误”二字未免太轻巧！）
但在“文革”中有一批头脑清醒、有良知、有正义感、泰山压顶不弯腰，挽狂澜于既倒的勇士，有的为此付出了生命。── 如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他（她）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的民族魂。在各机关团体学校中，也有一批不盲从，不肯当顺民的硬骨头。他（她）们被“造反派”揪住小辫就打成“反革命”；无辫可揪的就打成“保皇派”。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这是真正的另一派——迫于形势，有的不得不也打着“造反”的旗号。
好坏一锅煮；纵火者与扑火者一锅煮，洪洞县里无好人。那些起了家的“造反派”捞到了稻草，额首称庆。他们只是那么一点点“错误”，而且“两派都是错误的”── 错误人人有份。其中一些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就逍遥法外了。── 当时虽曾提出过“清查“三种人”，但用“团结一致向前看”“宜粗不宜细”“两派都是错误的”几把稀泥一抹，就不了了之。(待续）

（五）

“文革”三十周年祭。很失望，没有读到一篇有份量的沉痛思考这场浩劫的文章。倒是那令人产生条件反射而毛骨悚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被当作“文革”的经典，堂而皇之登上了文艺舞台。一些“文革”的头面人物在传媒频频亮像。── 有曾经呼风唤雨的这个派那个派的“造反司令”；有弹钢琴弹上去的、拍乓乒球拍上去的、唱革命样板戏唱上去的、跳红色芭蕾舞跳上去的、“用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红色官员”…… 传媒的作者对这些人物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笔下却充满“英雄气短”的惋惜。有的甚至为之抱屈。请听听这样一段访谈录吧：“我造反，夺权，又怎么啦？……我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错了吗？”其情绪愤懑之至，其语气咄々逼人，至今毫无反思之意。是的，“文革”中的一道金牌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四人邦”不也声称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吗？怎么！老人家还没下神坛，你们难道“柿子专拣软的捏？”
有几件事发人深思：人们不是说“文革中，八亿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吗。就是那位把月黑风急的“文革”，歌颂为“莺歌燕舞“而获恩宠的“独一无二”的大作家，文革后依然红火，毫无反思，老虎屁股摸不得。有家大报甚至用两个整版的《报告文学》为其歌功颂德。
一幅文革中的宣传画，意在把把被“打翻在地”的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置换在伟大领袖的头上（像油画《井岗山会师》，把和毛泽东握手的朱德，置换成林彪一样的手法），本是文革中惯用的下井落石，颠倒历史的伎俩，应收入《文革博物馆》以教戒后代。但前几年，此画的集体创作的组织者，执笔者，国家博物馆，国家财产局却爆发了一场官司，争夺这项“荣誉”。把这幅画“炒”成了“国宝”。
有位在文革中的大批判组（臭名昭著的“梁效”）中的大手笔，文革后仍以“作家”“学者”的面貌，在电视上频频亮像。无愧无悔。有人出了一本书，收入了他的几篇“大批判”大作。揭了他的老底。他竟告到官里，说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著作权（？）。
安之若素，而且张扬。莫非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又要回来了？

（六）

常读到一些劫后余生者的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回忆文章。总是用调侃，戏说的曲笔诉说“文革”的苦难。藏苦涩与悲愤于一笑之中。不由得想起廖冰兄的一幅漫画：一个紧口的大缸被砸成两半，但缸中人仍绻曲如缸状。──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可悲的形象。

（七）

“伤痕文学”被噎回去后，“知青热”成了气候。有小说，有电视，有《老插忆趣》征文，有“老三届”聚会,有“老三届茶馆”……这个群体互称“战友”，仿佛是过雪山草地或从上甘岭前线走过来的，不无自豪感。有的犹有“战天斗地”的豪情，感到“青春无悔”；有的津津乐道在农村偷瓜摸鸡，打架斗殴的趣事，沉缅于回味无穷的怀旧情怀。
凭心而论，这一代“梦断文革”，现已不再年青的青年人，他们在长身子的时候饿肚子；该上学的时候闹“文革”。该婚恋的时候上山下乡；后来返城又找不到工作，农村的妻子儿女上不了户口，闹得妻离子散。现在都已到不惑或知命之年，绝大多数没有文凭，没有专长，没有家底，下岗又落在这批人头上。他们是被愚弄的一代，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但也不要忘记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虽然是喂给他们狼奶的人的罪过）。他们曾充当“文革”的急先锋。他们学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教师挂黑牌，戴高帽游街；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给女教师剃阴阳头；把老师打死、逼老师自杀的是他们；手执铁扫把横扫“四旧”，践踏文化，摧毁文物古迹的是他们；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欺凌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是他们；揪斗邓拓、田汉、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戴高帽，搞“喷气式”，拳打脚踢，逼其致死的是他们；动枪动炮，大搞武斗的也是他们，……这里说的“他们”只是“老三届”中的一部分“红五类”，大部分是摇旗呐喊的，有一部分“黑五类”是被歧视和被欺凌者。
这批“佼佼者”现在都在哪儿呢？有关“老三届”的小说、电视、回忆和聚会，为什么避而不谈这方面的反思呢？当这类人隐身在“老三届”的聚会中。当他们举杯畅饮时，看看自己那双曾沾染过老师、同学、文化巨匠或其他无辜者鲜血的手；蹁蹁起舞时，看看自己那双曾践踏中华文化、踢碎千年古迹的脚，能不心颤、能不有负罪感吗？午夜思之能心安理得，不做恶梦吗？

（八）

与“革命小将”不能相提并论的是机关团体内的那些胡髭拉茬的“中将”“老将”。他们原本是一批老奸巨滑，心术不正的家伙。“文革”一来，沉渣泛起。野心膨胀，企图夺取高位；对同事积怨在心，借机报复。罗织名，肆意构陷，将其打入“牛棚”，酷刑拷打，逼死人命。打死人从高楼扔下来，诡称“畏罪自杀”，……这是一批杀人犯、抢劫犯、纵火犯，是一批手段极其残忍的刑事犯罪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这批人自知罪孽深重，曾一度惶惶不安。中央宣布“团结一致向前看”。意味着“文革”的事不再追究了；又宣布“清查三种人，宜粗不宜细”，意味着一风吹了；再宣布“两派都是错误的”，这批人额手称庆：只是那么一点点“错误”，而且“错误人人有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安定团结”的大旗下，有的单位，“文革”中夺权者继续掌权，抢人事档案构陷同事的仍掌握档案。这批人藏起屠刀，立地成佛；摇身一变由“造反派”变成了“改革派”。进而变成了“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由制造冤案的人来落实政策。把受害者从“牛棚”放出来，从农场召回来，给个工作。整死了的，给家属发点抚恤金了事。他们绝不公开平反，更不陪礼道歉。他们大言不惭地作报告，说：“过去的事按过去的政策办，现在政策宽大了，给你落实政策。”意思是他们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一个单位整死那么多人，制造那么多冤案，都“事出有因”，无人负责。
这些人在“消除派性”的大旗下，利用职权搞“派性”。在落实政策中给你留小尾巴，在工作中给你穿小鞋。在评职称或下岗中排除“异已”。现在这批人大都捞到了高职称，高级别，捧着荣誉奖状，“光荣”退休了。有的还不清不白地成了大款，他们没有尝到“革命小将”那么多酸甜苦辣。他们在“文革”中大捞了一把。是“文革”这场大赌博中真正的“赢家”。
曾有一位良知未泯的著名记者，发表过几篇长篇报导，揭露这方面的黑幕。但他孤掌难鸣，最终毁了他自己。


（九）
一场浩劫过后，一片狼藉。用一张大棚布严严实实盖起来，谁也不许掀起一角看一眼。作恶者成了受益者，毫无愧疚之心，而且张扬其功。幸存者从沟壑中爬起来，俗怨难消，旧仇难平，得不到抚慰。人们互相戒备，避而不谈“文革”。……这样一个正气不伸，怨声载道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这样的民族不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民族。

尾 声

在西子湖畔的岳飞墓旁，跪着两具铁铸的秦桧夫妇的像，以表达后人对忠烈的崇敬，渲泄对奸佞的憎恨。但没有宋高宗的旨意，作为宰相的秦桧能处死作为兵马大元帅的岳飞吗？史书为尊者讳，便把屎盆子扣在秦桧的头上，以谢国人。
在“文革”中，上至国家元首，三军元帅，文化巨匠；下至平民百姓，死于“造反派”之手者千千万万；批判了“人性论”，代之以“兽性论”；批判了“温良恭俭让”，代之以“打砸抢抄抓”。给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造成几百年难以治愈的创伤。如此浩劫，打倒 “四人帮”几个人能交待得了吗？
而今“春风又绿江南岸”，但怎能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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