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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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
杨凤城
  
　　提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浮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和记忆，就是受苦受难受罪。从常识上讲，这并没有错。但是，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粗线条的宏大叙事中。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从“文革”运动的参加者和对象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明显地分为或被视为两个部分的，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是如此。换个角度讲，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革命者与革命对象（或被改造者）。这两种角色或者交替出现或者同时共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和内涵。当然，两种角色并不能等量齐观，大体上说来，革命者的角色始终处于配角地位（无论是相对于其他革命者还是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如此），而革命对象的角色则是彰显的。下面，我们将从“文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考察这一问题。
　　一、“文革”发动与知识分子的分野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部分知识分子的遭受批判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始终从政治上观察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通称旧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世界观为标准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种思想因子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存在，新中国建立后延续并逐渐明确下来，反右派斗争后得到进一步强化）。虽然，1956年初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度想给这部分知识分子以无产阶级的或革命的或劳动人民的地位，但这始终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占主流的认识依然是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观点。那么，在中国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算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无产阶级掌权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还是以世界观为标准，均符合逻辑。此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旧知识分子中背叛了受过的教育（主要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背叛了属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人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部分人。他们在整个旧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很小，新中国建立后基本上是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的身份主要是领导干部而不是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还是他们本人均如是观。当然，他们有时也被宽泛地视为或自视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担任着文教领域领导职务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需要的时候是彰显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虽然谈到党内一百万大中小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但毛泽东讲这个话并非严格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党员属于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恐怕还是说由于主要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大多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等因素，这部分党员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行为更容易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等。否则，便不合逻辑了，因为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怎么同时又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当然，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变化的。由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念的根深蒂固，毛泽东始终警惕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更进一步讲，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学校当然是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复杂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到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得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界、教育界实权的判断后，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便不言而喻了。“文革”前夕高校师生大规模下放农村搞“四清”运动，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保证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的成功和不变质。与担心新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俘虏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密切相关，毛泽东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盛誉且（或）身居文化、教育领域要职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为党员干部）或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满意。本来，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从未否认过他们的革命性，更将其当作意识形态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主力。然而，随着毛泽东“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两类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出现了落差。1965年12月21日，针对批判《海瑞罢官》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白：“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而“戚本禹的文章很好……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1）。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进而形成了打倒前者、扶植后者的认识：“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啊，侯外庐呀等一批才好”，“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学问少，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2）。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有可能甚至已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但是由于他们成长于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加之思想敏锐、接受新生事物快等特点，较容易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进而充当革命的先锋。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却在“不断革命”的历程中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渐渐僵化、落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掌握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实权，和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或者丧失无产阶级警惕性密切相关。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世界观上与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就是未充分暴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因为如此，他们对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麻木不仁甚至暗地里击节赞赏。所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中国大有泛滥成灾之势。在“文革”前夕的文化大批判中，批判重点移向了共产党自己队伍中的或者一直受到共产党信任的著名理论家或文化工作者，如文艺界的邵荃麟、田汉等，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冯定等，经济学家孙冶方等。由于过去的革命资历、由于占据着各种各样的领导职位、由于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言辞，因而，在当时看来他们比旧知识分子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作为“文革”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提出“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进一步提出“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从“文革”之初的实际看，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专家、学者、祖师爷等等，基本上是那些在各个专业领域有名望、有建树、职称级别高、影响大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主要出自旧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兼具知识分子和文教部门领导干部的双重身份而成为“文革”初期冲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与此同时，那些新中国培养的、年轻的、历史清白、职称级别低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初，则是运动的拥护者和参加者，起码不是运动的打击对象。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大字报可以很好地说明部分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初的角色扮演。这张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此后，一些教师与年轻幼稚、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联手批斗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基于制造“天下大乱”的目的，再度肯定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高明”作用（4）。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更进一步将“革命的知识分子”纳入“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行列。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各种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报刊社论，作为政策语言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与“革命学生”、“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并列为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由此可见，“革命知识分子”（5）实际上充当了“文革”赖以发动的依靠力量之一。当然，他们对于“文革”的作用和贡献比起青年学生要逊色得多，后者即红卫兵更多地寄托了毛泽东的希望（需要说明的是，青年学生有时也被笼统地视为知识分子。但大多时候还是被单独看待，称为青年学生或知识青年）。
　　“文革”初期，造反派乱揪乱斗知识分子，特别是红卫兵的狂热行为，难免给外界观察者一种印象：“文革”以打倒所有知识分子为目的。1967年6月27日，陈毅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认为这种看法是“诽谤”，并对与会者解释了“文革”的对象（6）。而更为正式且权威的政策解释，由《红旗》杂志在一篇社论中作出：“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旧知识分子，我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日益壮大”（7）。也就是说，在“文革”的发动者那里，知识分子从理论上是被分为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是“文革”的动力；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其中大多数又属于“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只有少数政治上反动者才属于“文革”打击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成为“文革”对象的知识分子并非少数。
　　二、“文革”向纵深发展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化
　　与以往任何一场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可谓史无前例，知识分子群体亦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文革”初期，被“革命”的知识分子除了接受大字报的口诛笔伐即“批判的武器”之外，还要接受“武器的批判”即遭受各种肉体摧残。这是“文革”不同以往的对知识分子冲击的显著特点。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文革”的最早受难群体，有一些特定的因素在起作用。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文革”的对象除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和“牛鬼蛇神”之外，还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在“文革”发动之初，《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两项任务并非同时等量地得到贯彻。换个角度讲，在“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中，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远非同时大规模遭受迫害并因此同舟共济。在发动“文革”的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文革”再发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间的数月时间内，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的绝大多数党政干部仍处在领导岗位上，而知识分子则是被批判的重点。从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特别是领导者的言行上看，“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的少数领导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在这段时间内，经中央或地方党委批准，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文化、科研单位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一批文教界的领导干部（多为知识分子出身）和著名知识分子。各地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和领导者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的“牛鬼蛇神”方面，较少犹豫，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他们与红卫兵或造反派没有原则的分歧。联系长期以来共产党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左”的看法，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当然，他们对于红卫兵的施暴行为是不同意并且力图加以制止的。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之际，由于很多干部被指责为对运动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于是，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不少领导人为摆脱被动，更不愿意为保护政治上并不那么可靠的知识分子而承担风险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66年8、9月间，大批知识分子遭受红卫兵粗暴凌辱和残酷迫害之际，很少得到当权派的有效保护。1966年10月以后，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刮向全国，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席卷全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全面夺权”风暴刮起后，领导干部更成为造反派的“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相形之下，众多的知识分子却得以暂时逃避巨大的政治压迫，特别是那些“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们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迫害的终止，只是受“重视”的程度有所减弱而已。当夺权风暴以及由此引发的武斗浪潮逐渐受到抑制和控制之后，当学生从社会上杀回校园闹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的磨难重新加重。一般说来，对知识分子的残酷人身迫害主要集中在1966年的8、9月份和1967年秋冬之际至1968年夏季期间。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这两个时段出现的频率最高。特别是1967年入秋以后，知识分子成为各派进行派性斗争的工具、砝码和牺牲品。
　　随着“文革”运动向纵深发展，知识分子群体内的革命力量——“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大约在1966年冬天，毛泽东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即单靠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难以实现真正的政治大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才能完成“天下大乱”进而“天下大治”的宏图大业，“文革”需要从文教领域和党政机关扩展至工矿企业和农村。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工人逐渐成为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随同青年学生一起逐渐退居其次，尽管他们在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表现最积极。随后，在夺权引起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势下，毛泽东又赋予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使命以稳定社会局势。这样，“文革”的依靠力量或主力发生了实质性置换，即工人和解放军取代了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讲，这也符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贯认识，即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只能充当革命运动的先锋，而主力始终是工农兵，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发展的规律，“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8）。况且，知识分子还有缺乏革命彻底性，狂热有余韧性不足，甚至往往带有投机性等弱点。
　　随着1967年夏天武斗的不断升级，毛泽东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开始约束作为派性和武斗动力源的青年学生包括支持他们的“革命知识分子”。1967年8月和1968年1月，“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这似乎象征着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此前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一些“文革”积极分子已经处于“被整”的地位。然而，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在不得不遵循中央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而于1967年秋冬陆续回到校园后，依然不断制造大规模武斗和流血事件，这使欲终结其动乱使命的毛泽东非常失望，终于在1968年8月作出明确结论：“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9），必须派工农兵进驻学校。
　　1968年夏，以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开进学校以及新闻、出版、科研机构等上层建筑部门。宣传队进驻上述单位的直接目的是制止武斗和恢复秩序，而这又以对知识分子的高度不信任为前提：“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它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10）这样，工农兵便被赋予直接领导和管制知识分子、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至此，知识分子群体内的革命力量完成了从革命主力到需要“革自己的命”的角色转换。带有强烈“敌情”意识的宣传队在进驻之初，往往持有上层建筑领域只有革命对象而没有革命动力的极左认识，已经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那些“革命知识分子”同样需要管束和改造有的甚至是主要清查和打击对象，这导致后者有了“做俘虏的感觉”（11）。换句话说，在宣传队进驻文教领域后，包括新旧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统统成了“革命”对象。
　　三、“再教育、给出路”与知识分子的沉浮
　　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等文教单位之际，毛泽东于1968年8、9月间为《红旗》杂志所写的两个编者按语完整地提出了“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均适用的“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并且一直贯彻于“文革”中后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对该政策作了权威阐释。为什么要对“文教战线及干部队伍中的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上述文字表明，“再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目的在于世界观的彻底改造。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均属于“再教育”的对象，不管是旧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本来，成长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知识分子，属于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但是由于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长期教育，因而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还不是完全合格的革命者，甚至有成为无产阶级异己的危险，故必须接受“再教育”，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样，年轻的知识分子便兼有了两种身份，一是革命者或准革命者、半革命者的身份，一是被改造者的身份。从1968年夏天开始，他们的革命者身份处于退隐或若明若暗的状态中，而被改造者的身份则日渐强烈地突显出来。此后报刊上的“革命知识分子”赞誉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固有缺点的暴露和批判，是要求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宣传。
　　“给出路”的政策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中的两种人：一是犯有严重错误但愿意交代并决心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重新做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时也是“再教育”的对象，是可能转化和争取到革命队伍中的人；二是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的分子，他们是被排除在人民队伍之外的，对于他们也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了事，而是要给生活上的出路，让他们活下去。此外，这些人还具有当“反面教员”的社会功能，还有维持其生命的“积极意义”。“文革”初期被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的其他“牛鬼蛇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属于“给出路”之后进行“再教育”的对象。他们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之后，境遇悄悄地发生着变化。1968年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其中讲到：“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12）这样，那些被打倒的戴有各种政治帽子的知识分子便从原来的造反派手里转到工宣队的手里。一般说来，他们从此基本上摆脱了诸如毒打之类的肉体折磨，但是被关押和审查的命运并没有马上结束。因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等文教单位后，对各单位的问题，并不急于表态、轻易表态。事实上，各单位的情况的确很复杂。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就要注意原来各造反派的反应和动向，在处理问题时尽可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隙，起码不能激化矛盾；况且，在“文革”中揪出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群众响应造反号召的革命行为，如果对这些人冒然宣布无罪开释，岂不是对“革命”的否定。此外，工宣队、军宣队秉持的同样是（也不可能不是）极左思想，因而也不可能将揪出来的知识分子加以公正处理。一般来说，经过工宣队的审查，被揪斗过的知识分子都被判定为犯有或轻或重的错误或罪行，都要在群众面前作公开检讨或赎罪，然后做出结论，宣布解除关押或管制，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极少数被认为冥顽不化或者是有着各种所谓“严重反革命罪行”的，则交给群众监督劳动，一般也不再关押。
　　无论是过去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是曾被打倒、揪出的知识分子，最初都被编入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当然，学习班是分政治级别的，有的是“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参加的，有的是专门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分子”办的。即使在学习班里，“革命知识分子”与曾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地位和待遇也不同，前者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还有批判和监督后者的革命者责任；而后者只有接受批判和“再教育”的单向任务。从1969年之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或者下放农场、农村劳动改造。一般说来，知识分子进入干校后，心情和思想都发生着耐人寻味的变化。对于繁重的体力劳动，知识分子几乎没有报怨，反而感到身心轻松和愉快。其中原因很复杂，从当时的材料和当事人日后的回忆来推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进“五七干校”是获得党继续信任和日后重新启用的可能途径。被视为无产阶级异己的人是没有资格进“五七干校”的。干校是知识分子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进一步改正错误、打掉各种“臭毛病”的历炼场所。一旦被认为改造取得了成效，下一步就是分配“革命工作”，成为革命者，继续革命了。其次，在干校或农场，知识分子均是集中劳动。他们暂时隔断了与社会其他人群的直接接触，摆脱了直接感受歧视的氛围，大家都是被改造对象，因而都是平等的，谁也不必看不起谁。当然，仔细说来，其中还是存在差别或等级的。年轻知识分子除了接受改造的一面外，还有革命的一面。也就是说革命者与被改造者的双重角色依然对立统一于他们的矛盾体中，虽然革命者的角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但他们还是怀着希望通过干校使自己锻炼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还有监督其他人改造的责任。监督谁呢？自然是曾经犯过各种“错误”和有各种“问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则只有接受劳动改造的份儿，他们的角色承担相对单一和明确。虽然存在着这种差异，但就总体上说，进入干校或农场等劳动场所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是改造的对象。再次，许多知识分子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体会到农业劳动的繁重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并由此感到知识分子生活的优裕，从而在心理上缓解或消蚀着自身因受冲击和迫害所带来的委屈、不解等思想或情绪，从而更加真诚地想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更有意思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通过体力劳动，体质大大增强，因而还对干校生活有一种因难得福的感觉。当然，“五七干校”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王洪文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13）实际上，这一动机在“文革”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中，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
　　在经过或长或短的“五七干校”和其它体力劳动锻炼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陆续被分配了工作，从而获得了“完全解放”。当然，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仅如此，1971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抛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并非突如其来的新东西，它是对“文革”前夕及“文革”以后有关知识分子的估计和理论的再明确、再发挥、再重复。当然，由于“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的展开和深入，文教领域内的“革命建设工作”需要知识分子贡献其一技之长，所以对这些知识分子只好“一边使用，一边改造”。1971年3月，张春桥讲：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14）！这一方面反映了“文革”当权者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的无奈。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但又要使用的两难困境中，只能采取“边改造边使用”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贯彻过程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处在动辄得咎因而不断遭受批判的境地中。以高等学校为例，“教育革命”一落实到具体环节上，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就表现出来了，“翘尾巴”的现象就出现了。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反映：“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15）上海反映：一讨论到教育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讨论到教材、教学规划，“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16）。也就是说，对于“教育革命”的一般原则和大方向，经历了“文革”磨练的知识分子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但是，教育的一般规则甚至常识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是应当遵守的。例如，理工科学生第一年要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然而，他们错了。“教育革命”不但要在大方向上“革命”，而且还要在具体教育规则甚至常识上“革命”，学生就是要边干边学甚至先干后学。在这种境况下，知识分子只能在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工作和生存，直至“文革”结束。这也再次证明，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固有的规则和规律，将教育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要求教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荒唐的，对教育事业只能是破坏和倒退。
　　四、结语
　　“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境遇无疑是值得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和执政者反思的。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冲击和迫害，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借用余英时语）氛围，其危害性和毒害性已经为历史证明，无须多言。在此，应当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就知识分子整体而言，“文革”除了给他们带来的显见的肉体折磨外，更重要的恐怕是精神创伤、灵魂扭曲——在政治高压下的病态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病态的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对政治对权威的特殊敏感、屈从、紧跟和狂热，出于自我保护而不断固化的双重人格（心口不一）等等，甚至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成为“左派骨干”，或者进入各种制度化的大批判写作班子成为极左思潮的宣传骨干。这一切，是值得深思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受过较高较系统教育的群体，是国家的智囊库，社会的思想者。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应是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品格。只有如此，它才能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狂热的时候起降温剂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困惑、停滞的时候起激活器的作用，从而真正发挥作为一个较有文化的群体在社会制衡、社会方向校正方面的应有作用。其次，就执政者而言，对知识分子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和期望。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其专业知识和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命运的关注。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基本判断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从世界观、家庭出身、行为特点等出发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符合实际）。在此基础上，当然要鼓励知识分子精于专业，没有必要动不动就用政治去干预专业研究甚至强行将之与政治联系起来。此外，对于知识分子有关国家与民族大计的思考，要鼓励。知识分子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与执政者不同，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正是这种不同才显出其价值所在。这就需要在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互动关系。这是“文革”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当然，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注释：
　　（1）（2）（4）（8）（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1404～1405、1426、1462～1490、1525页。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5）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上，“革命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政治概念，以认同或接受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为基本标准，以参加党及其领导的组织或工作为体现。在不同时期指向对象不同。在越“左”越革命的极端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划分标准无疑是对“文革”的态度和家庭出身。
　　（6）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再生凤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6页。
　　（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1966年第8期。
　　（10）《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
　　（11）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文革”中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运动初期，她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头头，后因卷入1968年春“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受到惩治。到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后更被划进“敌人”的行列，做了“俘虏”。参见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出版，第197页。
　　（13）金春明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14）《“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15）《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16）《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红旗》1970年第8期。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311/t20131123_1464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