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卡玛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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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门》到《八九点钟的太阳》——卡玛的中国情结
文/楼兰
2004年03月24日，星期三
从《天安门》到《八九点钟的太阳》


——卡玛的中国情结


楼兰


凡是曾在中国大陆成长、年龄四十以上的人们，都会记得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部以此为题、反映中国文革的文献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于2003年秋问世。观看该片，不仅令曾亲身经历过“十年动乱”的我，从新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历史人。连我那在美国长大的TEENAGER女儿，也端坐两小时全神贯注地看完了影片 ，并产生了了解自己父母当年经历的兴趣。


编导制作这部使外国人、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们重新关注中国文革历史的影片的，竟然是三个洋人。真该令天下华人们汗颜！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大凡洋人们写中国、摄中国、评中国，常会站在不了解中国的立场进行歪批曲解。但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则不同，尤其是主要编导卡玛女士，她对中国尤其是文革的体验与了解，可以说比许多华人都要深刻。


记得几年前，陪一位刚从中国大陆来波士顿读书的留学生观光购物熟悉环境，所到之处常会碰到熟人朋友，便免不了聊上一阵。后来问那位新来的女孩对波士顿的初步印象如何。她说：“波士顿这地方的美国人真不得了，个个都会讲中文，普通话比我说的还标准。”波士顿的美国人当然不是个个会讲中文，但当时恰巧遇到那么两位中国通，便给初来者留下如此了不得的印象。其中一位普通话讲的超标准的，就是卡玛！


卡玛(Carma Hinton)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在北京，是为数不多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CBA)之一。她的父亲韩丁是美国著名作家和农学家，当年受联合国派遣支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建设，曾经被中共领导人尊为“国际友人”，与写过《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等齐名。韩丁1953年回到美国，在麦卡锡时代曾因“亲共”而倍受审查，后来他与美国政府打了多年官司，才要回当年被没收的大量珍贵笔记。而卡玛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中国，她在北京上了小学和中学，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三届”。她也与其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经历文革、下厂当工人，因为文革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周恩来总理邀请一些美国人士访华，包括斯诺与卡玛的父亲韩丁。卡玛时隔十八年才与父亲重逢，并陪父亲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971年，二十一岁的卡玛来到父母的祖国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具有此种经历的卡玛，讲一口纯粹京腔普通话并不稀奇，中文是她的第一语言嘛！在内心中，她也和所有成年后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一直怀有深深的中国情节。她在美国波士顿组建了非营利的长弓影视公司（Long Bow Group），主要制作与中国有关的影视产品，以让美国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卡玛的丈夫及合作者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多年来他们夫妇共同拍摄过许多以中国农村、民俗、艺术等为题材的影片，目前还在为麻州碧波堤博物馆的中国民居“荫余堂”展览制作配套电视片。


1995年，卡玛夫妇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专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联手，执导了轰动一时的反映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纪录影片《天安门》，获得多种国际奖励。近期，三位中国通再次合作，制作了反映中国文革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当年因《天安门》与卡玛相识，如今我又有机会对其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先睹为快，并通过与她聊天对影片内涵及编导们的苦心有了更深的理解。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追随当年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展示和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历史背景。


影片中的十多位受访者，有的是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一辈，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著名画家黄永玉等。但更多的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开始时，他们正处于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时代，也曾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投入那轰轰烈烈的运动。如今他们都是年龄五十岁上下的成熟者，回过头去追忆与动乱岁月密不可分的自己的青春时代，思绪中沉淀出的是理性得多冷静得多的反思。刘少奇的女儿刘亭、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等等，以他们自身和家庭的遭遇与悲欢离合，让观众更感性和贴近地了解那段历史。还有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而闻名的宋彬彬，是第一次讲述自己在文革中被媒体歪曲利用的经历。更有一些默默无名的普通人，忆起他们不堪回首却充满传奇的青春岁月……


我的观后感是，虽然这是一部以中国文革为素材的影片，但与其说它反映文革历史，不如说它反映的是一代青年的成长。其片名非常切题，这是一部为“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代新中国同龄人的青春成长期谱写的传记！


这，也正是卡玛拍此片的初衷。作为在中国长大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代人中的一员，卡玛一直想为同辈人的成长足迹做个诠释。而文革在这批人的青春期历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代人生不逢时、历尽坎坷，然而如今的人们尤其是更年轻者，却对这些当年的红卫兵、老三届、下乡知青……多有抨斥。而且卡玛发现，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是逐渐西下的太阳，她在中国的一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应该在“太阳”们还未落山之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让其他人对这代人的经历有较公正的理解与评说。《八九点钟的太阳》从片名到内容都着重于青年人成长经历与人性剖析。


有人认为，现在总结文革尚为时过早，因为文革过去才三十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距离不够遥远，不容易做出公正评价。编导们深知总结文革谈何容易，所以影片以客观叙述为主，并不是要做出结论，而将思考与评价的余地留给观众们。


卡玛以为，人类的自然天性中善恶并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恶性因素会被激发膨胀。中国的文革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不是站在优越的美国的立场来批判恶劣的中国，而只是想多角度多层面地考查历史。通过探讨文革中的几个侧面，来唤起中国人外国人的兴趣与争论，进一步思考那段历史。


然而，不见得所有人都理解卡玛等人的中国情结和制片苦心。数年前，当影片《天安门》刚刚问世之时，以卡玛为首的编导们即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民运人士两方面的攻击。民运们以为卡玛家族受共产党之恩，因此她将替中共说话，丑化民运。而中国政府则将其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代言人。双方都在并未看过该片的前提下，仅凭善于“想当然”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性”，就对影片及其编导大加斥责，反而起了为该片宣传的作用。我当年正是因为《天安门》采访而结识卡玛的，记得她那时把这种两面挨批的状况，苦笑着形容为“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对于天安门学运，卡玛曾因观念看法不同与父亲韩丁争辨得面红耳赤。曾经追随共产主义理想的韩丁老先生，仍然对中国中共怀有感情，虽然不能苟同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却认为是好意误行。但他也觉得女儿拍的《天安门》是当时最客观反映八九学运的影片，也为其两面挨攻抱不平。卡玛则认为比起父亲韩丁夹在中美之间“两头受气”数十年，自己的经历算不了什么，挡不住她继续用摄影机揭示真相。


那时，我见到卡玛制片公司内，到处张贴着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招贴、剪报、毛主席像等，就曾问卡玛是否在收集资料准备拍有关文革的片子。她说还没想好，搜集这些只是自己的怀旧爱好。然而，她的“爱好”总能孕育出新的作品。


如今，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诞生了！卡玛说，这部片子比《天安门》更难拍。拍《天安门》时，八九学运过去没几年，当年留下的相关影视文字报道资料很多，最艰巨的工作是真实客观地将这些资料编排起来。片中忠实引用了一些学运领袖的原话，但事后却受到当事人的否认。


而《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涉及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文革题材，而且要搜集到三十多年前的全面资料很困难，何况受片长限制，制作者只能尽力而为，以举事实为主，并未想评价解说文革历史。但无论如何编排，总会有人不满意。影片问世后，肯定会引起不同回响，曾经风雨的卡玛，已经习惯了坦然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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