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娃狗狗：首都红卫兵运动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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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运动大事记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7人在校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
1966年5月29日晚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卜大华、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来到圆明园旧址，经过讨论，决定统一用“红卫兵”签署大字报。意为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南。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配发《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
1966年6月上旬
从6月2日、3日起，四中红卫兵，二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开始活动。不久，北大附中、北京六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等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组织。进入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揪斗黑帮”阶段。
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创作“造反歌”：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其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沙！杀！杀——嘿！
……
1966年6月13日
师大女附中高三（四）班13名学生贴出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进行批判和斗争。
1966年6月18日
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成立，发起人刘歌（统战部副部长刘春之子），首批成员有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是高等院校成立最早的红卫兵。
1966年6月18日
北京大学发生揪斗干部、群众的“618”事件，揪斗干部、群众40余人，工作组对群众进行了教育。刘少奇转发了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陈伯达、江青7月23日、25日到北大表态，“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大学发生反工作组事件。在此前后，各校红卫兵逐渐和工作组走向对立。全市有89所学校的工作组被赶。
1966年6月24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骆小海执笔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4日，又贴出卜大华起早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曰27日，再贴出王铭起草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28日，这三张大字报由江青转交毛泽东。
1966年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从大专院校和中学撤回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1966年7月25日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几个高干子女学生贴出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来自反动儿混蛋。
7月26日，江青到北京展览馆剧场接见中学红卫兵，彭小蒙在讲演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后来红卫兵又把它命名为“鬼见愁”对联。从而掀起“血统论”和“出身论”的大辩论。
8月7日，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巴黎公社”负责人谭力夫（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贴出了和铁道学院刘晓玲的联名大字报《从对联谈起》。8月20日，潭力夫又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的讲话，系统鼓吹血统论。并在北工大进行对“非红五类”子女、“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对他们单独编组，皮鞭吆喝，语言辱骂，加干重活，剥夺读语录，戴像章、唱红歌的权利。潭力夫讲话流毒全国，但后来其人也受到批判，被捕入狱。文革后谭力夫曾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1966年12月，高中毕业生，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遇罗克撰写《出身论》，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署名张贴，对“血统论”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批驳。1月28日又被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全文刊载于《中学文革报》上，在全国造成广泛影响。遇罗克为建国以来实际执行“血统论”阶级路线的人所不容，1968年被谢富治逮捕，1970年3月5日被枪决。1979年11月21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无罪。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发出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将该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
8月1日，在江青的支持下，北京轻工业学院红卫兵正式成立，负责人汪延群（汪东兴之女）。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也在这一天成立，负责人刘克府（又名朱新华，朱良才上将之子）。北京轻工业学院红卫兵、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都是高校较早成立的红卫兵。
8月1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成立“八一战斗团”和“新八一战斗团”，是红卫兵组织分为对立的两派的开始。紧接着，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也出现对立的两个都自称红卫兵的组织，这种现象并迅速扩展到全国。
1966年7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鬼见愁”对联的影响下，7月下旬到8月上旬，首都各高校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秘密串连，成立以干部子女为核心，以“红五类”为主要成分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组织一般都以校名加上红卫兵为其名称，和先前成立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被称为“老红卫兵”。
8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成立，负责人朱新加（朱良才上将长子）。
8月12日，北京广播学院红三军成立，负责人邓良宝（中办副主任邓典桃之女）。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的支持信发出以后开始，“红卫兵”成为各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
1966年八月起
   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即反工作组）”中，各院校陆续成立“造反派红卫兵”。
8月8日，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东方红战斗队”，
8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成立“红旗战斗队”；
8月22日，清华大学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8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9月2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脱胎而出；
其他如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大队、北工大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农大东反复红等也都是在这一阶段成立的。
1966年8月18日
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见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检阅接见了百万北京红卫兵、革命师生和外地来京学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并向外公布了中央领导人的改组。红卫兵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上讲话。
8月18日被称为“红卫兵节”。
1966年八月下旬
8月18日以后，首都各高校受干部子女排斥的或者和造反派对立的工农子弟学生纷纷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而且这个时期成立的不少组织都自称“八一八红卫兵”。
1966年8月19日
从8月19日开始，以中学红卫兵和高校第一批红卫兵（老红卫兵）为主体，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一、改名狂潮。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公共汽车改名为“人民汽车”，公用电话改名为“人民电话”等等。
二、损毁文物。以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88红卫兵”到颐和园砸坏佛香阁佛像为开端，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登记的6813处文物古迹，大多数被毁坏。
三、大打“黑五类”。8月下旬开始，掀起狂热的针对“黑五类”的抄家、打人、轰回老家运动，以及发生例如大兴县那样的灭门惨剧。818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有11.3万多户，被活活打死的1772人（不计郊区），被赶回原籍的85198人。
在这场运动中，中央、中央文革和中央报刊均给与红卫兵以大力支持。其中的抄家、打人、轰回老家运动是在公安系统和基层居委会的指导和默认下进行的。
8月23日，新华社播发通稿，全国报刊登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一天配发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8月31日，9月15日林彪在毛主席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两次讲话，向百万红卫兵喊出“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做得对，作得好！”
1966年8月25日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成立，成员有300余人，大部分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是一支以维护当权派利益为宗旨的中学老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孔丹、陈小鲁、董良翮等，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先后发布了13条通令，主要内容是调整政策，如规定严禁查抄国家机关和国家负责干部的家，“力争不出现武斗”，“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等。周恩来对“西纠”的活动以通过周荣鑫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印刷条件等方式予以支持。曾安排“西纠”队员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向他敬献纠察队袖章，但毛泽东没有接受。
然而“西纠”既然要协助红卫兵造反，就不可能真正制止武斗。随着“血统论的”的恶性膨胀，私设刑堂，私刑拷打，体罚，污辱人格的行为也就越来越多，甚至屡屡出现打死人的事情。
北京四中“西纠”成员刘辉宣续写“造反歌”：
……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纠察队最后被中央文革认定为“保皇派”，“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围攻纠察队，揪斗周荣鑫，纠察队失势。
1966年8月27日
中央、北京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以后、红卫兵各个司令部均设于劳动人民文化宫。
1966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刊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卫兵“集体创作”的《红卫兵战歌》，以和带有血统论色彩的《造反歌》划清界限，成为正式的红卫兵歌曲：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
踏着先辈革命的路，时代重任来担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打先锋，
团结群众其上阵，誓把黑帮全肃清。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1966年8月27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共有27所院校的29个红卫兵组织参加。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到会祝贺，江青在会上讲了话。总指挥汪延群（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汪东兴之女）。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担任“辅导员”。其成员为首都高校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后称为“一司”，或“一司司令部”。
1966年9月5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共有48所院校的48个红卫兵组织参加。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叶群等到会祝贺，江青在会上讲了话。总指挥周太安（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负责人，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中将之子）。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担任“辅导员”。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和第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格格不入的出生工农的非干部子女，许多还和学校党团委、学生会联系密切。后称为“二司”或“二司总部”。
1966年9月5日
中国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连”。
继8月18日，8月31日之后，毛泽东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至26日，先后共八次接见和检阅一千多万红卫兵，再一次体味到了个人的权威和力量所在，同时也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神化推到了顶点。也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打破了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画地为牢的抵制，达到“天下大乱”，推行他的社会改造“理想”。
1966年9月6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共有17所院校的19个红卫兵组织参加。周恩来、江青、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大会，由刘志坚代表周恩来、江青讲话。建议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作顾问，刘志坚、杨成武（实际由郑维山代替）做辅导员。“三司”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召集单位，“总司令”为朱成昭，前期召集人主要是地质“东方红”的周永璋，后期地质“东方红”换成田成林。组成成分是清一色的各院校中前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少数派”即造反派。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在北京及全国的文革大局中都具有地位和影响。一成立就被称为“三司”。
1966年9月10日、13日
9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成“南下兵团”去上海“协助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对出征去上海的和五十多个单位的一万多名红卫兵战士讲话。后来，“一司”还组织了“新疆兵团”、“中南兵团”和“东北兵团”分赴各地。
9曰13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组成四个大队，奔赴桂林、青岛、长沙、贵阳，充当“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周恩来、陈毅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向出征战士和一万多名红卫兵讲话。
这时中央、中央文革要求首都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风点火”。北京红卫兵也乐于走出北京，“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帮助各地红卫兵“破四旧”，把针对各级党政机关的“火”点起来，扩大各自组织的知名度，同时也有“周游列国”的目的。
1966年9月16日
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二十五中学生李冬民为负责人。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有清华、北师大、地院、政法等院校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攻击刘少奇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1966年10月6日
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三司”召开有10万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会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明，《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此后全国掀起了向派出过工作组的各级党委开火，“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1966年10月13日
   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批判北京新市委的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群众书》。第二天北京及外地师生5万余人在北师大集会，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及《北京日报》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再一次批判新北京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代表新市委在会上作了检查。
1966年10月18日
凌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动员，在北京大街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的口号。下午，清华大学出现“打倒修正主义道路的投资刘少奇”的特大标语，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面人物”的浪潮。
11月8日，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说“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在此之前，地院“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揪回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地院工作组组长），炮打何家店（指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党委书记，部长为科技专家李四光）”。
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要求交出工作组长，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琼。在毛泽东、林彪、陈伯达等的支持下，他们的目的达到。
这些行动，使北大、清华、地院、北航的造反派红卫兵声名鹊起。
1966年10月22日
人民日报为大连海运学院“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15人步行到达北京的报道配发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国务院也下发通知，要求全国铁路、公路沿线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提供食宿。
1966年11月7日
   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二司”组织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6年11月9日
秉承康生、戚本禹、林杰的旨意，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200多人，在谭
厚兰的带领下，奔赴曲阜孔庙，捣毁孔庙，破坏孔府，挖掘孔林，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捣毁历代石碑100余座，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掘下三代坟（末代衍圣公及父亲、祖父），把孔林的3000余亩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是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的最大一次。谭厚兰因此成为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在否定文革后，这次罪恶事件是导致 “王关戚”三人中仅戚本禹一人被判处刑罚的缘由之一。
1966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各地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补充通知，规定“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12月20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开始，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外地师生吃饭、乘车、住宿也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规定“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都停止”。
1966年11月25日
11月25日到12月2日，北航“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
《二问中央文革》和《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只支持三司？为什么宠爱北航红旗？为什么支持揪住工作组不放？北航“八一野战兵团”也贴出《也问中央文革》，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纵容少数派压制多数派”。在此前后，北京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个人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被诬为“十一月黑风”。
   12月4日，“三司”发动所属组织在全市开展“大反击”行动，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贴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等标语。
1966年11月27日
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聚会讨论，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京工附中于增寿为总联络员，总部设于北大附中，委托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之后，以西纠、东纠、海纠为主体，进行串联活动。
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成立。当晚，“联动”在北京组织了造势活动。
12月6日，“联动”冲击“三司”，遭到“三司”数千人围攻，多名成员被谢富治派人抓进监狱。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街小巷宣传活动，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和江青。
2007年1月1日，“联动”公布中发秘字003号《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其中纲领性的内容有：“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指示下工作”。“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其政治纲领和矛头所向已经十分清楚。
“联动”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央文革的弹压，各高校红卫兵组织也对“联动”、“东纠”、“西纠”、“海纠”和他们各中学的的据点发动攻击，把一些人扭送公安部。因此又发生“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有一百多首领人物，包括“西纠”负责人孔丹、董良翮、粟寒生等，被投入监狱关押（相传董良翮是被董必武亲自送去公安部的）。
在二月抗争后，毛泽东为平衡和老干部的关系，又亲自下令，释放在押的“联动”分子。1968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并讲话。
在5月29日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时，“联动”还有所活动。这之后，干部子女在走过“老红卫兵—西纠—联动”的道路之后逐渐退出文革舞台。
1966年12月25日
首都红卫兵“三司”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出席大会。会议通过《致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保证“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
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
1966年12月25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组织5000人上街，在天安门集合，分五路在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北京站等地方游行，散发传单，刷大标语，标语包括“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内容。把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从中央高层、学校推向社会。
1967年1月6日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16个单位在清华大学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会”。会后，清华井冈山采取欺骗手段，揪扣王光美。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放回。
1967年1月5日
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伙同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负责人、地院东方红江涛等人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以后，召开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月8日，建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19日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刮起“一月风暴”。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斗争”。
1月9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夺了文化部的权。
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与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当天下午，公安部长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表示“坚决支持”。
1月20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和财政部造反派一起夺了财政部的权。
1月27日，北大、清华、地院、师大及北京市工矿企业200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公社”。
“夺权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全国局势进一步走向混乱。
1967年1月10日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华侨补习学校为北京市军训试点单位。11日起，军训干部陆续进校。
1967年2月4日
三司“司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总勤务员朱成昭在地院三万多人的会议上作公开“检查”，公开他的“不正确”的“八大观点”，实为公布他的政治主张：
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
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
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
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6、中央文革太左；
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
8、大联合夺权早了。
他担心全国两派分裂和武斗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当时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是红卫兵运动参与者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勒令其“闭门思过”，7月被隔离审查。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总勤务员，从而成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朱成昭1975年作为反革命分子送劳改，1980年6月正式平反，并准备作为活着的反对文革的典型进行宣传（另一个反对文革而死去的典型是张志新），因叶剑英反对而作罢。
1967年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实现了首都三大红卫兵派别组织“一司”、“二司”、“三司”的正式联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到会表示祝贺，陈伯达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在会上讲话。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国红卫兵书”。会议推举聂元梓为“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为副组长。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正式形成。
1967年3月
在毛泽东支持上海“一月份风暴”，开展“夺权斗争”的态势下，从3月起，北京各高校占优势的红卫兵组织掀起夺权高潮。北大、地院、北师大、北航、北邮、北林、政法、北医等16所高校都完成了“大联合”和“夺权”，建立了上级承认的“革命委员会”，多由红卫兵头头担任主任。
到9月下旬，又有清华、人大、科大、轻工、北广、北医、北师院等11所高校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7年3月7日
毛泽东对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上做出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斗、批、改的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
3月中旬以后，军训工作全面展开。部分学校、班级出现了短期的“复课闹革命”形势。
1967年3月8日
谭厚兰按照江青、戚本禹授意，率领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千余人，喊着“谭震林的黑报告时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冲进“农业学大寨展览”所在地全国农业展览馆，同时还组织一批人冲击农业部。又率领“井冈山公社”进行群众示威游行，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由此传遍全国，谭厚兰抢得“头功”。
首都红卫兵投入“反击二月逆流”运动。
1967年3月25日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到会表示祝贺，江青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二十五中李冬民被推举为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1967年4月3日
4月3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接见学生代表，康生、江青在讲话中批评负责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中学红卫兵里一度受挫的一部分人很快贴出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4月4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又接见中学红卫兵，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晚上，江青又接见中学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贴卫戍区的大字报覆盖。这样，两次参加接见的中学红卫兵就贴出两种不同的标语，一边拥护江青四三讲话，一边拥护江青四四讲话。从此中学红卫兵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排。
四三派不接受“联动”和“老红卫兵”成员，自己不用“红卫兵”名称。四四派认为“联动”和“老红卫兵”成员可以接纳，红卫兵名称我们也可以用。谢富治、高校原“三司”派支持四三派，负责军训的卫戍区支持四四派。李冬民自己属于四四派。
1967年4月8日
北京十多所高校和单位在民族文化宫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阵，数百人受伤，开创北京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这次武斗，又将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为首的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
4月11日，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出六辆宣传车开进北大进行宣传，当天夜里，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1967年4月10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的批斗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名所谓“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至大会“陪斗”，“盛况空前”，成为“文化大革命”召开的批斗会之最。
首都各高校红卫兵纷纷揪斗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以示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4月14日，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揪斗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被拉到会场陪斗。
4月22日，“新北大公社”在“五四”广场召开“控诉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彭真、陆定一、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等被押上主席台进行批判。
4月26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其他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杨秀峰、张鼎丞、吴德峰等人被“揪出示众”。
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联合在北航体育场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大会，彭德怀、张闻天被揪斗，会后还被押游斗。
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在北师大“七二七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陆定一进行批斗，会后进行了游斗。
8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解放军262医院“225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十几个组织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的大会。
8月25日，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召开批判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国防科技路线”大会，对彭德怀、罗瑞卿等人进行了批斗。
8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在人民大学召开五次批斗原人大副校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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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运动大事记（二）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为主任。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为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为常委。
1967年5月4日、26日、27日
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新北大负责人聂元梓先后发表讲话，公开首都红代会内部分歧，并在机关报《首都红卫兵》上公开扩散。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采取夺权行动，夺了《首都红卫兵》报的出版权。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地院“东方红”的“分裂行径”，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则坚决支持地院“东方红”的“革命行动”。到7月底8月初，首都红卫兵被说成是分为“天派”和“地派”。“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标志，“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标志。两个学院隔墙而居，因此又互称“北方邻居”（指地派）和南方邻居（指天派）。
两派没有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基本上不存在文革初期的“激进”和“保守”的问题，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互相亲近和支持的两个派别。但也有人认为，地派以“三司”造反派组织为多，有些偏激；天派力主将高校中源于“二司”的一些温和群众组织吸收进首都红代会。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两派采取又打又拉又捧的办法，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这一对派性工具冲杀揪斗。
1967年5月16日
进驻农林口的几个学生宣布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借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秦化龙平反问题，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遭到农林口群众的谴责、批判和反击，经过谈话做工作，这几个学生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当晚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同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刘令凯贴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钢院、北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串联农大、师大、商学院、一〇一中等单位约100人左右，秘密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30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他们在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学院路、白石桥路一带散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张贴标语、大字报。提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口号，矛头直指周恩来。
毛泽东为维护和周恩来的团结，在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添加了一段态度鲜明的话：“现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经过周密调查，“五一六兵团”的所有头头，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查明和抓捕。8月26日，北京及全国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刘令凯等五名常委被揪斗。
但后来在农林口和全国几次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改变“五一六”反周恩来这个实质，搞成“分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扩大化，全国约有三百多万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彻底平反。
1967年6月3日
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随即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上“揪刘”的内容。随后，又联合前来声援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7月8日，刘少奇同志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的检查”，被中央文革说成是“假认罪、真反扑的特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揪刘”高潮的工具。
从7月14日起，首都红代会发动了三四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支援。在中南海周围，共有3000多个单位，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装500多个高音喇叭，中南海西面、北面全被占领。中南海内造反派（汪东兴暗中主导）在此期间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进行了批判。由于毛泽东坚持对刘少奇“背靠背批判”的方针，也由于周恩来坚守中南海，“揪刘”没有结果。
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大会，同时，中南海造反派再次对刘少奇进行批斗。这之后，揪刘队伍陆续撤回。
在揪刘火线，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联络站”和“联络总站”，首都红代会的“天派”和“地派”正式亮相。
1967年7月3日
首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在故宫午门广场召开10万人的“声讨缅甸反动军政府大会”。会后组织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大使馆“游行抗议”，打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争夺中央外交权力的开始。
1967年7月11日
北京50多所大专院校的90多个组织和外地一些组织的代表共3万余人，在北京航空学院联合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1967年7月22日
武汉发生“720事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全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倾城出动，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此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积极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大会。林彪和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
7月29日，清华井冈山阴谋绑架徐向前未逞，抄了徐的住宅和办公室，抢走文件保密柜。
7月31日，北航红旗冲进徐海东的住宅进行非法搜查，对重病正在吸氧的徐海东进行“审问”，抢走绝密材料。
1967年8月16日
根据毛泽东在外地发出的“武装左派”和江青“文攻武卫”的指示，北京航空学院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8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也举行了“师大井冈山授枪大会”。
1967年8月22日
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和清华大学“四一四造反兵团”等单位数万名红卫兵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外，抗议港英当局迫害香港新闻工作者。10点40分，冲进代办处，点燃院内汽车、档案室和部分卧室，引燃办公室地板等物，打伤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这就是影响极其恶劣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原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此之前的8月7日，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 的代表，极力煽动夺权（史称“王八七讲话”）。在王力鼓舞下，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等组织，强占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的领导权。夺权以后，他们代表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下“最后通牒”，并直接策划组织了这次“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1967年8月30日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消息传出以后，北京街头和高校校园出现“打倒王力关锋”、“打倒王关林”（“林”为林杰）的大字报、标语和游行活动。但这些活动则大多数是由受过王力、关锋压制的和原“二司”红卫兵组织发起的。王力、关锋支持过的造反派红卫兵则都是抱着言不由衷的迫不得已的洗清干系的态度。
“揪军内一小撮”和“火烧英代办”事件直接导致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的倒台，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一次重要打击。
在否定文革后的1982年清算“四人帮”罪行时，考虑王力、关锋因为其参加革命较早（王力1938年2月，关锋1933年），均为部长级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初期“犯错误”的活动，都是执行当时中央和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属于自己的太出格的“罪行”，而且实际已被关押14年，二人都被释放，仅被开除党籍，没有被起诉。
1967年10月13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北京林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北京卫戍区军训指挥部也在全市329所中学中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共有1729名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学习。
1968年2月5日至4月1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首都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每期学习三周。原定251人参加，后扩大到干部和群众1406人，但未能达到消除派性的预期目的。
1968年1月12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被观察三个多月后最终也被隔离审查。消息传出以后，北京街头和高校校园出现“打倒王关戚”的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不出意外，已经没有游行活动了。
戚本禹后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和破坏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68年3月24日
林彪召集驻京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的代理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合称“杨余傅事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毛泽东最后出席大会以示支持。
1968年3月27日
首都十万军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大会，宣布了上述两项任命。他们并分别讲话，号召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首都高校红卫兵立即响应，校园和街头出现“打倒杨余傅”，“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并且把矛头对准聂荣臻。
但是首都红卫兵绝大多数群众对“杨余傅事件”是迷惘、怀疑的，失去了运动初期盲目、狂热的追随劲头。
1968年3月29日
各高校红卫兵为争夺对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先后发生校内武斗。
3月29日，“新北大公社”聂元梓针对“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发动武斗，相持不下时，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聂元梓，“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倾刻瓦解。但后来两派还是形成对峙。
4月2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策划进攻“四一四兵团”所在的数学馆，开始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百日武斗”，共死亡3人。
5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发生武斗，前后死四人。
5月18日，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和“东方红公社”发生武斗，死一人。
到7月28日止，首都先后约有二十多所高校将校园分成“解放区”和“敌占区”，关起门来武斗。逼得毛泽东没有办法，采取了比“派工作组”更为剧烈的方式来控制各学校局面。
1967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反革命事件”，发出《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称为《七三布告》。7月24日，又就陕西问题，发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要求停止武斗，解散武斗专业队，上缴枪支、弹药、武器，拆除工事、据点、关卡，恢复交通等等。
两布告均适用于全国有武斗的地区和单位，也适用于首都高校。
1968年7月27日
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北京市60多个工厂的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驻正处于武斗硝烟弥漫的清华大学。在第一次受阻5个小时后，几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开进，遇到蒯大富等人更顽强的抵抗，双方互有伤亡，共死7人。傍晚时分，工人和解放军终于占领两派所有据点。
1968年7月28日
针对工人宣传队在清华大学受阻，被打死打伤，凌晨三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红卫兵“五大领袖”。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中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现在逍遥派那样多，不搞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为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
“我再说一遍，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
满屋的人都呆住了，包括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大员。五大学生领袖瘫软在沙发上，韩爱晶喃喃地说：
“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韩爱晶的判断很准确。毛泽东利用了两年的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舞台，回归学生的本来面目。
7月28日这一天，应该看成是红卫兵的终结日。
从1966年5月29日到1968年7月28日，两年又两个月，是红卫兵的活动时期。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被整理成《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由聂元梓等人分别带回各校传达。
1968年8月25日
中国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指出：“没有发生武斗的学校也要进驻‘工宣队’，‘工宣队’将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1968年8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在《红旗》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署名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毛泽东修改姚文时新拟的标题，也是这时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
1968年8月至9月
8月19日，工人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
从下旬开始，“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陆续进驻各高校，成了学校真正的主宰。
9月，高校红卫兵组织在大联合的过程中逐步消亡。
1968年1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1968年11月开始分配。
还在1966年底、1967年初寒冷的北京街头，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与联动血战到底”的大标语中间，也就间或有署名“大胡子兵团”的“强烈要求毕业闹革命”的大标语，这是1966届毕业生的心声。
因此，196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对19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进行毕业分配。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6月开始分配。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不打派仗了，学校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然而工军宣队并没有复课闹革命的意思。他们捡起毛泽东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语录，办起了学习班。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19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通知到达以后，工军宣队才发现，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196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文件在北京市的大专院校中还没有执行，他们面临着两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于是，1968年的年底，67、68届毕业生同时分配。
1969年以后，高校就只剩下一届、两届或三届学生，由于学校的“教育革命”没有结果，课终于没有上起来。不知毛先生是否还记得他当初“停课半年”的决定。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69-1971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要求这三届毕业生一般于7月底分配完毕。还“吸取”前三届毕业生分配以后因道路不通无法报到，因而毕业生拿不到工资无法生存的“教训”，规定毕业生的工资自分配之日起起薪。
这五届（清华、北大、科大、北医等校的六年制专业实际是六届）毕业生离校以后，“红卫兵”就真的成了过去的名词了，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称号：老五届。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热潮。
至1969年上半年，北京1966～1968年中学毕业生39.5万人安置分配完毕，全部离校。中学红卫兵也就没有了，留下一个“老三届”的称号。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辑于 犁铧书屋



附：首都知名红卫兵领袖的结局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中为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10月被北大工军宣队审查批斗，当年冬天，被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0年8月，聂元梓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串联一些工农出生的中委和候补中委追随陈伯达。1970年底清查“516”时被隔离审查，1873年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劳动，1975年又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并被北京大学开除党籍和公职，1983年3月10日，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1984年12月21日被假释。
因为被北京大学开除了公职，又与第二个丈夫离婚，儿子境遇也不很好，出狱后的聂元梓没有住处和生活来源。她开始经商度日，一度还很有希望，后经营不善又处于破产无业境地。靠口述历史和回忆获取少许报酬。对于一个1937年投身革命的人来说，北京大学“开除公职”的处分是不够周详，有些过分，但也没有人为其“纠正”。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1963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文革中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516”时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送到东方红炼油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青海共和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释放，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青铜峡铝厂。1988年8月，与担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1962年出生的北京大学78级毕业生罗晓波结婚。1992年，蒯大富与妻子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为一些文革中受他迫害的人士所不容，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络公司。
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分给他们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又忙碌的日子。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中为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公社”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被分配到航空株洲331厂，1970年清查“516”时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到青海共和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川妹子并结婚生子。1987年夏天刑满，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331厂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韩爱晶开始被分配到厂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后来，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后，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2003年，韩爱晶办理了内部退休，给一家国内公司担任顾问。

谭厚兰（1940—1982），女，湖南望城县人，1958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中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8年10月，被下放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1970年清查“516”时被隔离审查，1975年8月，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1年因患宫颈癌保外就医，9月回湘潭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作出“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去世，终年43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5年入党。文革中为北京地质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0年清查“516”时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王大宾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国榉教授（王大宾的老师）举荐下，都江堰市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历史证明，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王大宾1973年在隔离审查期间和从成都到武汉照料他的女朋友结婚，生育一女。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两人协议离婚。后各自建立家庭，仍为朋友，共同照料女儿。1987年，王大宾与比他小八岁的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医生、共产党员刘素芬结婚。

朱成昭（1941—1998），安徽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中学，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就担任了课题组组长。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成为 “调干生”。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成为“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制造了“四闹地质部”事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1966年9月6日，由“地院东方红”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三司”），朱是总负责人，俗称“三司总司令”。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康生、江青、戚本禹指示和北航红旗去四川抓回彭德怀。朱成昭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彭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心里受到很大震动。朱成昭安徽老家大跃进的惨况记忆被激起，加上在上海担任副局长的父亲被打成“黑帮”，他的女友的父亲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的对文革的保留态度也促成其转变认识，改变对文革的看法。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轰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告密。1月23日，陈伯达责令朱成昭做检查。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在三万多人的大会上“做检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被勒令“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被诬为“窃取国家地质机密”在广州被逮捕，被打成“叶朱反党集团”，1975年朱成昭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送湖北某农场劳动。
1980年6月，朱成昭获得平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活着的就不要宣传了”的意见而作罢。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朱成昭下海在上海办过建筑公司，专攻地基打桩，“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要大”，后因三角债等多种原因破产，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在上海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汪延群，江西弋阳人，汪东兴之女，1945年2月生于延安。北京轻工业学院红卫兵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总指挥。曾亲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新疆兵团”赴新疆支持王恩茂。由于“一司”在“三司”成立以后受到打压，“一司”的基层红卫兵组织也面临分化瓦解，1967年初自动辞去“一司”总指挥职务。
汪延群1968年毕业后参军。转业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任职，后任汪东兴秘书。丈夫康永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武警大校军衔。

周太安，湖北麻城人。朱良才中将之子，1844年生于延安，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新人大公社》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总指挥。“二司”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组织了四个“战斗大队”，分赴桂林、贵阳、长沙、青岛“协助”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周恩来总理多次劝说下，1966年12月底辞去“二司”总指挥职务。
周太安1968年毕业，去保定38军当兵。与芭蕾舞演员郁蕾娣结婚。1977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作文学编辑，任过编辑部主任、八一电影杂志社副主编，后转业到地方，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常务副院长。

谭力夫，后用名谭斌，湖南资兴人，1942年8月生于延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1961年去世）之子。1964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196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组织“巴黎公社”，被选为负责人之一，旋被推举为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8月12日，谭力夫与北京铁道学院刘晓玲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8月20日，又在全校一次集会上发表《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系统鼓吹血统论，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后遭到批判，被捕入狱。
1968年7月毕业后入伍，曾在内蒙古集宁、山西大同、北京等地服役，进行国防和社会管理研究二十年。后以大校军衔奉调转业至国务院直属单位从事经济、人事管理工作。1989年7月函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4年4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6年2月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1996年7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97年10月至2003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李冬民，1947年出生于河北，建国后，李冬民随父母来到北京。1966年“文革”发动时，当时仍在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对既有的教育制度提出疑问，受到工作组打击，遭受全市的批判。不久，李冬民得以平反，9月16日，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中学红卫兵成立“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李冬民为负责人，后成为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冬民被推选为常委，当时他年仅20岁。
1968年，李冬民因不服从“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被撤职，并被安排到内蒙古下乡插队。李冬民下乡不久就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1977年1月8日周恩来周年祭时，李冬民带着十多个青年打出横幅：“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震惊全国。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并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70号文件，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出狱后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85年，李冬民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该所主要从事民意调查与社会调查，在客观反映社会的同时，积极关注民生，李冬民至今一直担任所长。

卜大华，1948年生于江苏如皋， 七机部一院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1958年随父母到北京，清华附中1967届高中学生。1966年5月29日，参与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为其负责人，起草过《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7年初因参加“联动”活动被关押。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曾任清华附中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1月到延安地区插队。1971年至1973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六团当
兵。1973年复员后在沈阳化工部橡胶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1990年后，曾发
表多篇文章回忆和反思文革。

彭小蒙，1949年生，江苏丹阳人，其父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炎。文革初为北大附中高一学生，1966年6月中旬，和牛皖平、宫小吉组织北大附中“红旗”，负责宣传工作。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做反对工作组的讲演，被毛泽东在给红卫兵的信中表扬。在199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讲话，从此扬名全国。
1967年初，彭小蒙在因积极参加联动活动被扣押，在扣押中曾三次给毛泽东写信。
彭小蒙在文革后上大学，曾为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主编。

宋彬彬，湖南浏阳人，生于1947年，宋任穷之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校文革的“二把手”，以其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向毛泽东献红袖章，毛泽东为其改名“宋要武”而闻名全国。
1969年，宋彬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1972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彬彬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因谣传而被退回。经老乡及知青反映，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彬彬，宋彬彬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1975年，宋彬彬获长春地质学院学士学位。1980年代赴美国留学，1983年获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担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斌斌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引起争议。2014年1月12日，宋斌斌在北师大女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但不为某些受害者家属谅解，认为其“无资格”道歉。

孔丹，1947年生，江西萍乡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文革初期为北京四中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立，成为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时任总指挥。制止了一些乱抄乱揪乱打和冲击党政机关的行为，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红色恐怖”色彩。后由于站到文革的对立面，受到中央文革的打压，长期担任周恩来秘书的母亲许明自杀，1967年初被关押。1968年底，孔丹到陕北延长插队落户。
“文革”结束后，孔丹于1978年直接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1981年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秘书。1984年10月就职于以金融为主业的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职务。2000年7月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年11月任中信嘉华董事长。同时担任中信集团、中信国金、中信（香港）集团、中信深圳（集团）公司、中信裕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中信嘉华非执行董事，高级经济师。

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四川乐至人，陈毅元帅之子，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鬼见愁”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
1966年8月25日，针对“红八月”部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陈小鲁、吴新潮等倡议，联络八中，四中，六中和女附中同学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孔丹任总指挥，陈小鲁、董良翮任副总指挥。陈小鲁为公认的“西纠”发起人。“西纠”制止了一些乱抄乱揪乱打和冲击党政机关的行为，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红色恐怖”色彩。由于站到文革的对立面，受到中央文革的打压。在周恩来的劝导下，12月底辞去“西纠”副总指挥，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39军监护锻炼。
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
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增寿，文革初为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学生。1966年11月27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举为总勤务员。
其他资料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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