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探访大名赫赫的聂元梓，揭文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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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大名赫赫的聂元梓，揭文革内幕
张朴

  一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四十三年前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二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在在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四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五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子文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长队，有时还需要民警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聂元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子文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六
   
       五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至今有人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授意写的，聂元梓坚持说没有阴谋，我相信写大字报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陆平也该垮台了，她必须再加一根稻草，压断这只骆驼的腰。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