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烁：1957年所谓学生围攻武汉大学人事处企图抢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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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关心1957年所谓学生围攻武汉大学人事处企图抢档案一事的真相，此文给了我一个答案！
《深渊》摘录（卢斯飞）
…我是1954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几个同学之一。在这以前，我于1950年加入了团组织（当时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县里第一批公开发展的团员，中学时期还是学生会和团支部的干部，在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捐款购买公债和飞机大炮，上街演出抗美援朝活报剧……等等活动中都不甘落后，多次受到表扬。来到武大之后，生活在“中南最高学府”、美丽的珞珈山上，经常得到名师的指点，得到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和鼓励，心情上真是说不出的舒畅。第一学年，系秘书周光廓老师找我谈话，代表系行政任命我为872班班长（一年后与871班合并），组织上又推荐我去校报《新武大》担任编辑和记者。在此后的“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以及宣传农业合作化高潮等等政治运动中，我都是响应号召积极参与的。我轮流看守过据说是“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老师同学，甚至曾怒形于色地在批判会上发言，要某些同学“坦白交代”，“不要与人民为敌”。在学习上，我和几位最年轻的同学因为记性好，课堂笔记记得快（当时多数课程还没有教材），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记得第一学年的《语言学引论》考试只得了良好，我还偷偷地哭了好一阵。课余时，我在一些高班学长的影响下，也曾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学习》和《长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过十来篇习作，表示对新生活的热爱。当时，自己幼稚的心灵里认为这一切就是“追求进步”，就是朝着“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迈进……当然，学习生活上的一帆风顺，也使自己滋生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比如：在填写的各种各样的表格里，我从来不用“历史清楚”而用“历史清白”；对个别尚未入团的同学，我在执行团支部决定和他们谈话时似乎有一种优越感在流露；对个别老师的讲课内容总觉得观点过于陈旧，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等等。用朱自清先生《背影》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进入了大学三年级。
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和同学们都从中受到莫大的鼓舞。我在日记中摹仿和套用了玛雅可夫斯基的诗句：“让时间的摩托车加大它的油门/让插翅的快马拖着岁月飞舞！/攻下文化科学的碉堡/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让智慧像汹涌的河水滔滔流淌/在劳动中焕发我们的青春；/十八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只有蛀虫才慢慢啃着飞逝的光阴……”那些日子我除了上课，便是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里浏览图书和翻检资料。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多事之秋，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相继出现。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的记录稿（不是后来经过重大修改才发表的单行本）由武大党委书记刘真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全校师生。从1957年4月份开始，武大党委又多次在教工中召开座谈会，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学校里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学生虽然不参加会议，但从武大“学习委员会”印发的材料中经常了解到一些著名教授的发言。老师们提到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学校某些握有实权的人士“唯我独革”、粗暴对待知识分子以及自律不严、多分多占的行为，着实令我们一些完全不了解内情的学生在思想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同学都希望参加“大鸣大放”的行为，为“除三害”作出贡献。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天真地认为，如果通过大字报把某些错误的现象抖露出来或加以批判，武大就会变得十分纯洁、十分光明，就会更加革命，更加美好。1957年5月1日，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5月下旬，有些师生收到北大来信，说北京大学的同学已经贴出大字报，向“三害”猛烈开火。我们班上多数同学读到这些来信，都不禁热血沸腾，为北大同学的“爱国先锋行为”所深深感动。大概是在5月26日上午，我们班在第三节上完一门选修课以后，开了一个班会，选举三位比较年长的同学担任鸣放委员会成员，领导全班同学有组织，负责任地办一个大字报（记不得是哪位同学提议起名为“火焰报”，寓意是通过它焚烧一切阴暗的，不健康的东西）。鸣放委员会下设几个小组，我是宣传组的成员。大字报的纸张笔墨都是班费开支。记得是5月27日，《火焰报》第一期出来了，贴在新饭厅下面菜场附近的广告栏上。我在第一期上写了一篇《无花的蔷薇》的杂感。主要内容是：①学生毕业分配要德才兼顾，做到人尽其才。②对肃反未做结论的人要尽快做出结论，解除他们思想包袱。③对某处年终私分职工福利款一事，应予查实公布。（因《武大右派言论集》在劳动中被没收，以上仅凭记忆）此外还有别的同学写的发刊词、教师访问记等。这些今天看似平常的东西，在当时的珞珈山却成了头号新闻，造成了轰动效应，据说在夜晚都有人打着手电去看。在“火焰报”的影响下，各系各班几乎都成立了大字报编委会，中文系则有“清道夫”和“铁扫帚”等。
这里借用一句迷信的说法，叫做“合该有事”。由于自已主观上认为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动机纯洁，自然有一种愈积愈好的想法。记得是5月29日下午两点左右，我们住的新二栋门口人声鼎沸，我跑出去一看，是一群低年级的同学集合在一起，打着“质问人事处”的标语向行政大楼走去。在这以前，已有大字报透露说。有人在“学委会”（武大领导教职工鸣放的机构）上讲过不利于鸣放和类似“秋后算帐”的话；有的大字报还指名道姓说这是×处长说的。说实话。我们许多人并不认得×处长，但在当时都认为这是为“三害”帮腔说话，应该让他认错。等我赶到行政大楼三楼人事处附近，那里上下几层早已布满人群，×处长正在向大家解释事情真相。同学们得不到满足，不肯离开。这时一位二年级同学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提出三条意见，这就是：“要求党委①改组学委会，把反对鸣放的人清理出去；②改组人事处；③公开人事档案，把过去检举揭发的材料退回本人处理。”我便站在人事处门口的栏杆前大声地宣读这张纸条。已经赶来人事处的刘真书记对这三条意见做了答复，答应调查研究后作出处理意见，人群这才慢慢散去。这次“质问人事处”的事件前后大概只有半多个小时，以后逐渐渲染为“占领行政大楼事件”，我们自然更是罪责难逃了。
5月31日下午，武大数学系的“战斗报”倡议，由全校各系大字报派出代表，组成一个“访问长江日报代表团”，要求报社刊登学生鸣放消息。我代表“火焰报”在校广播站参加了这个筹备会。会上多数人认为“火焰报”是武大最早办起的大字报，理应担任团长；“战斗报”和历史系的某报被推举为副团长，中文系二年级“铁扫帚”的代表、年方十六岁的杨子仪同学被推举为中心发言人（他后来也不幸成了“右派分子”）。晚饭后，学校总务处的陈总务长找到我们，说学校很关心代表团的交通工具问题，决定派两部卡车送我们去报社。6月1日上午我们渡江来到长江日报，只见报社领导代表都在门口列队，鼓掌欢迎。寒暄以后，由杨子仪作中心发言。然后由报社领导作解释，大意是报社不管刊登什么消息都要对党对人民负责，要有一个安排和步骤，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同学们听了虽然不满足，但因报社领导态度十分热情，以礼相待。因此一直没有产生任何冲突。午饭以后，双方继续交换意见，我也作了简短发言，主要的意思是报社不登鸣放消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报社的领导还是态度和蔼进行解释，并欢迎我们以后再到报社交换意见。我们因要渡江回校，座谈便提早结束。回到武大之后，我们写了一个《访问长江日报纪要》，贴在法学院门口的公告栏。但这时大字报实在太多，不久便被掩盖了。
……以上便是我在“反右”（当时叫做“鸣放”）中的主要表现。从半山庐招待所回来，我便一直在考虑怎样写个人检查。那些日子，真是茶饭不香，丢魂失魄。我一会儿深恨自己的幼稚糊涂，卷入了无情的斗争旋涡；一会儿又埋怨自己为什么要报考武大，要是成绩不好，分到偏僻地区，听不到“鸣放”的消息，也许就没有自己的事；一会儿又去翻马列著作，以列宁“上帝允许青年人说胡话”的名言原谅自己。……暑假期间，听说是贯彻“青岛会议”精神，社会上反右斗争不断升级，各界人士划为右派分子的越来越多，许多著名右派都在会上、报上表态“向人民投降”。恰好1957年8月3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郭××写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这是什么样的棱角？》此文除了开头摘引的几段日记是张冠李戴（实际上这是一位姓姚的同学的日记）之外，主要内容是说我因为成名成家心切，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在关键时刻分不清政治方向，从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我便按照这篇文章的框架，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检查交给负责领导班上反右斗争的某同学。
1957年9月，我们进入四年级，一场更猛烈的反右斗争高潮开始了。斗争的锋芒所指，一是全校著名的、有影响的教授，如程千帆，粟寄沧，韩德培等先生；一是学生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我们班的吴开斌同学。随着斗争的深入，我们班的党小组长唐××，原系总支书记许文庆等也在劫难逃；系里的张月超教授、袁昌英教授、朱君允教授以及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也“榜上有名”，对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的批判斗争反而顾不上了（当然这段时间仍然指定专人调查整理我们的材料）。我们宿舍里六个同学有五个划了右派，事到如此，倒也相安无事。每当我苦闷万分的时候，他们便递给我一支珞珈山牌或qq网吧领取穿越火线a张根锡主演的韩剧J大公鸡牌的香烟，一切尽在无言之中。
1958年3月，对右派处理的意见下来了，班上有五位同学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有五位同学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其中有我），还有几位同学戴上帽子，随班学习（实际上以劳动为主）。此外有一些同学作为“中右”处理，被开除团籍。1958年3月18日，在新一栋宿舍1002房开了一个对我的“批判会”，既有严厉的批判，也有希望我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期待。我们受“劳动察看”的几百名师生在4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徒步挑着自己的行李上了由武昌开往蕲春的小火轮，于第二天一清早寒风苦雨中到达新建的八里湖农场，在下放干部和农场工人监督下进行劳动。在那里我先后干过插秧、种棉花、种菜，拉车、锯木头、盖简易房等活计，也曾抬过棺材，埋过死人……多数同学都不止一次地得过血吸虫感染，死里逃生。有的同学、教工因为“改造”中发现“新的问题”，又被送去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在右派“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中，有的人为了求得组织上信任以便尽快摘掉帽子，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大打出手，逼得有些同学星夜出逃。这样的日子捱到1959年国庆前夕，我们全部又被调回到武大农场劳动。但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劳动强度有加无减。我亲眼看见粟寄沧教授在挑水淋菜时一跤跌到水沟里，再也没有起来；一位姓赵的体育老师因冬夜看守菜地得了大叶性肺炎，几天后便呜乎哀哉……
1961年国庆前夕，我被摘掉帽子，按理应该毕业分配，但因为中文系学制已改为五年，只好再读上一年半。这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几位竟是比我们低班的同学了。到了1963年秋天，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在那里我干了十几年，文革中被诬陷为“内人党”分子，饱尝铁窗生涯和皮肉之苦，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79年1月我从报上看到一则“公安部六十二名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不知自己命运如何，便写了一封信给李格非老师，内容是向老师请安，祝贺新年，没有说别的事情。过了几天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我收到李老师发自水果湖的一封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一字千金的七个字：你的问题已解决。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接到了调往某高校工作的通知。啊，二十几年贱民生活的惨淡日子，终于要打上一个句号了。

                    写于2008年11月底于南国

附：文中劳改死去的粟寄沧教授我知道，姓赵的体育老师是谁？希望有人知道告诉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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