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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
记得小学考初中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全老河口镇八个小学，也像现在一样，分两个考场集中考试。四小以北的小学即一小，二小，三小，回小集中在四小考场考试，四小、五小，六小，沙岗小学集中在六小考场考试。混混沌沌的我也不知什么利害关系，可家里老人却很重视，当天早上，姥爷和母亲说考试要吃鸡蛋，一是耐饿，二是不经常上厕所。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做了可口的早餐，我们三小全班同学老早就到了四小考场。六十年代初的小学教学设施非常差，只有六小与四小的设施要好一些，其实也只是教室略大一点，桌椅要好一些，我们三小当时低年级教室还是用一高一低的圆木竖立着埋在地上，上面再钉上长条木板，高而宽一点的当桌子，低而窄一点的当椅子，窗子没有玻璃，冬天，每个小学生向家长要钱凑份子，买上白棉纸糊上挡寒。小伙伴们就这样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由于年幼，也不知好坏，也不知挑剔。竟然也学了六年，小学毕业了，要考中学了。考试只考语文与算术，我还依稀记得，算术还考了一道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试题，那年八月中旬，家里接到了通知，我被光化一中录取了。幼小的我很是高兴，只听说一中很大，教室很宽，老师很棒，但没有进去过。光化一中，像梦一样在我脑海里萦绕。
当年的光化一中（一）
每天做着已经在一中上课的梦，醒来却还没有报名，好不容易昐到了报名的那一天，我和一同考取一中的同学约上到一中报名。到了一中，我们很茫然，因为当时国家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那时很有名气了光化二中，却受到了调整被撤销了，二中与光化一中合并成一个学校。这时的光化一中已经是个很大的学校了，听说甚至超过当时有的名的襄阳四中、五中的校区面积。我们这些新生究竟在哪边报名呢？我们先到了原光化一中，后一打听，初中的新生在原二中那边报名。原来，合并后的光化一中，分成两个部分，原二中为初中部，原一中为高中部。我们就到了二中原大门旁一座二层楼报名。 其实初中部的原二中在全县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学校校址也很大，解放前，是由基督教创办的一座学校，解放后就改成了光化二中，要从最早成立教会学校算起，二中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多年了。在里面还有基督教的几栋楼房，都收归学校使用，不过，还有一座小礼堂好像属基督教所有，上学期间还看到了信徒们做弥撒呢，报名的地方就是原教会的房子，后为老师的办公室。初中部原二中的大门，正对着现在的和平街，进大门左手有十五米地方，有一栋带有西洋风格的二层木楼，是我们一些老师居住的地方。我的初中班主任陈斌老师就住在这栋楼内。在原二中的东边围墙内，是二中的操场，操场的西边，有一座小青砖砌筑的多间建筑，是当时的生物教研室，教研室旁，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里边有当时教生物的徐大功老师精心培育的各种教学用的植物和动物。与生物教研室相隔一条小道南边有一排房子，是老师们的宿舍，其东头是原二中的食堂，二中与一中合并后，已经停用，但在食堂旁边的一口水井，却别俱风格，井上修了一个四角房屋，井且安装一台靠人力或畜力像拉磨一样转动，使链条带动皮圈在白铁皮做成的管子内上行而抽水的老式抽水机。那时，全县还没有自来水，老师们和学生们若要用水，还要在这里像拉磨一样，转动那个长长的横杆，水才能抽上来。在操场的东南角，是一个青砖砌筑一层房屋的小院落，这是全一中的医务室。医务室共有三大间正室，内有医生诊断室，药房，和其他功能室。医务室有男医生一名和女医生一名，这个院落绿树环绕，静谧安祥。 初中部的原二中，共有二十多间教室，都是单层带外走廊的平房。进初中部原二中的大门向里有一个通道，旁边有两间教室是四面环绕走廊。很有一番风味。最南边是初一的四间教室，中间是初二的六间教室，在北边是初三的八间教室，在二中的西南角还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多间教室和房屋全部空着，装着一些课桌和杂物，我们使用的教室都是明亮的玻璃窗户，安装着电灯，六二年初一下学期，全校已经全改装成了日光灯。学生们坐的都是单独的翻板课桌。整个学校环境，比起小学那寒酸劲，真是天壤之别。
当年的光化一中（二）
合并后的光化一中高中部，是原来的湖北省光化第一中学，初建于一九四六年，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办校。号称省光中。到解放后改为光化县第一中学。座落在当时老河口镇的最南边。南至城墙，东面和北面都是友谊大队的菜地，西至友谊大队菜地与高中部西围墙之间是条直通东启街的土路。整个学校三面全是菜地，一面是城墙，城墙外是城壕，城壕外有一条土公路，再向南全部是庄稼地和村庄，在当时的情况下光化一中的校址，是一个离城中心不远，却又比较幽僻的地方。
校园的大门是一个上部弧形下部方正的传统大门，弧形的上面砌起砖墙，上面写着湖北省光化县第一中学，正对着现在称作的大公路，直通和平路，这是高中部主要对外联系干道。当时，现在的学府路还没有打通，靠现在大公路的南侧，一直到城墙外的城壕，都是光化一中的辖区，而出校大门口向北去有一条土路，宽约三米，直通东启街（也就是现在学府路的走向）。由于这条土路面对着的是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地方，学生们上学和放学大都从这个地方进出。而正对大门的大路，行走的学生不多。显得很是冷清。
进入学校的大门，右手是一个小操场，操场南面是一排老教室，这些是解放前修建的教室，我们入校后，已经改成学生寝室，留了一个教室为音乐教室。这些老教室的西面，南北宽约五十米，向西二百米，是块空地，这块空地种着蔬菜，到最西头，有一个小院，是学校的木工房。还有多间平房，据说文革期间被枪走火打死吴小兵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进大门左手是一排较低矮的房舍，这是老师们的宿舍。继续向东走就会看到一个高高的木架修建的钟楼，上面有一只铜钟。钟楼后面，就是四排老旧的有两个教室样的房屋。，最南面的一排是物理和化学试验室，向北数第二排，是四面有走廊，里面用砖墙分隔成多个房间的建筑，这是是物理，化学，历史，生物，体育等课程的教研室。老师们就在这里办公。向北数第三排是教导处和乒乓球室，广播室。向北数第四排是学校领导办公地方。再向东走进，又有四排教室，这是解放以后修建的教室。红砖砌筑，室内木质抹灰刷白天花板，教室的门均向南开，并有宽两米的走廊，走廊下是一条宽两米的走道,南北两排教室之间是用灌木围起来的花园,再向东走进，又有相同的四排教室，在这两处四排教室中间，有宽九米的道路形成环形，用煤碴修建作为跑道,田径比赛在这跑道上进行。道路柳树成荫，是夏日体育锻炼的好地方,在这些教室的北面，是一个比较大的操场，操场里面有篮球场，单杠，双杠，还有用竹竿做的高高爬竿很有特色，现在很少有这些的体育器械了。
学校西北角上有大饭厅，实际上是个油毛毡屋顶木质屋架搭建的多间大房间，能容纳1000多人。大厅西头有小舞台，节日时学校组织学生们演出。下雨时体育课可在里面上，学生们吃饭时在里面不淋雨。学校开全校师生大会也在这里举行。
大饭厅南是一个平场，平场向南是大食堂。大食堂确实很大，要管七八百人学生的三餐。，那个平场是在不下雨时放饭桶的地方。每班一个大木桶，是盛稀饭和菜汤用的，按年级顺序摆放，上面写有班级的名字，开饭时，学生们就在这里盛饭吃饭。平场西边是南北顺长的多间瓦房，瓦房外就是到东启街的土路。这排房子有小食堂和买饭票的地方，小食堂是老师们的食堂。老师们一般都会在这里吃早饭和午饭。
大食堂南有一条路，路南是一排七八间教室的旧平房，最早是学校图书室和女寝室，文革中工作组进校后，作为集中关押所谓黑帮的地方，后来是学校红卫兵武工队，文工队，天南海北队（即对外联络）和一些战斗队总部所在地。在这七八间旧房子的南面，是学校总务处，总务处的陈会计会拉京胡，每天下午就能听到他的京韵琴声。总务处的西边相隔一条路，有一个小院落，这是当时学校最高首长校党委书记晁岱耀全家居住的地方。
最难忘的是学校最南面的老城墙了。象是学校中突兀升起的一座小山。那时，学府路还没有打通，这条城墙从学校的最东头，一直延伸到学校的最西头。连绵约有四百米长，有四、五米多高，上面长满了树，树上经常有小鸟鸣叫。还有一些废弃的防空洞，城墙边有一些小路能登上城墙。平时有闲暇时，有些同学攀登到城墙上聊天或嬉戏，或听小鸟鸣唱。在临考试前复习时，好多同学都在城墙上树荫下读书学习，背诵俄语单词。这座老城墙，给地势平坦的一中，增添了无限的神秘和沧桑！
那时一中可敬的老师们（一）
一九六０底年到一九六二年，是光化县与均县合并的时期，国务院决定成立丹江市，市府所在地在现在的丹江口。市长是唐治民。而我们上初中的一年级，正是这个时期。一中和二中也合并为一个学校，分成了高中部与初中部。当时，一中的校长就是从均县一中调过来的高校长，他的一个女儿叫高亦彬，也在光化一中初中部上学，还与我是同一个班。一中的书记是晁岱耀，听说是南下干部，是当时光化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部长来一中兼任书记，，因光化与均县在一九六二年底又各自分开，高校长又调回均县。接任光化一中的校长是刘芳，听说是南下干部，曾是随县的副县长，后因故调入光化一中为副校长。再以后，校长徐化鹏，曾是建国初期分管光化县文化教育的副县长，以后是光化师范的校长，他是解放前湖北英语专科学院毕业生。建国前参加了革命队伍，是受过高等教育、又红又专的专业领导，在当时的政界还不多见。文革前，一中书记叫刘国生，到我离开一中前，最后一名学校书记据说是当时曾当过光化县委办的副主任级的张理行。从光化一中各任的领导来看，光化一中当时的规格是相当高的。
而在这高格调的光化一中更有我那一批可敬的老师们，他们是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
从一九六一年在光化一中上学到一九六八年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七年多中，一中教职员工共有约百人。在一线教书上课的老师，大概可以分为：解放前就在一、二中教书或参加教育工作的老师；解放后一九六０年前到一、二中代课的老师；还有文革前到一中当老师的老中青三批。
在一九六一年我进入光化一中时，解放前参加教书解放后继续在一中教书的这一批老师，当时大都都是近三十五岁以上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有的已有二十年的教龄，他们有的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有的是中专毕业又自修了大学文凭（那时有考试非常严格并且非常正规的高等教育函授机制），这些老师我能记住的有赵振华，张克全，刘庆恩，罗正瑞，衡光新，李传章，贺丕显，孙友达、袁乃科，刘金鑫，简邦礼，杨祥铭，陈琪琳，徐大功，潘世昌、宋麟阁。校医周泽民,校工黄自强。这些老师们都经过了很多政治运动，而且，当时的政治运动经常对着这些知识分子们开火。经过场场运动还能在在光化县最高学府继续教书的人确属不易。他们个个都非等闲之人，在政治上都有很高的悟性和自保能力，业务上都有一手过硬的本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如白云苍狗而捉摸不定，他们一生可真是跌宕起伏，曲曲折折，有着许多传奇式的故事。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有人还说是双料右派，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一个孩子与我小学同学，在讲到张老师时，常常感叹由于张老师被打成右派，工资还降了两级。家里孩子多，老伴没有工作，家庭成分不好，七个孩子们虽然都很聪明却极少上过中学。可想张老师是多么不容易, 他能在一中工作，能留在一中教书，就是因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很出色。
初中二年级与三年级代我语文的是衡光新老师，听说衡老师在旧社会湖北省一个省立大学法律系读书，以后因为战争动乱，辗转到光化一中当老师。衡老师高高的个子，平时不苟言笑，上自习时，常端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缸，泡上一缸子浓浓的茶，那茶缸里的茶垢看起来比茶叶水还浓。他虽抽烟，但在教室里从来没有看到他抽过。老实说，我对文学有着一点喜爱，完全受衡老师的影响。衡老师讲课条理清晰，主次分明，逻辑性强，能深入浅出，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也很爱听衡老师的课。初中二年级时衡老师脱离了课本而讲马致远的词《天净沙·秋思》，讲到这阙词没有用一个形容词，只用了两个动词，其他全是名词的情况下，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萧瑟的秋色黄昏和一个落魄离乡之人的愁思，震撼了我这个年幼学子的心，五十多年来，那堂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衡老师还要求我们在课余时间写毛笔字，我们把一些废纸裁成练习本大小，装订成册，临摹颜正卿，柳公权等名人的字帖，他在自习时给我们圈红，使我们领略了毛笔字的韵味，这让我们以后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上初三时的一节语文课，课文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衡老师一开堂，一言未发就在黑板写了八个大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紧接着分析课文中林冲在上梁山前的性格和在高毬逼迫下林冲性格的变化过程，整个一堂课环环相扣，层层剥离，最后突显出林冲这个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衡老师的讲课，经常有本校与外校老师来听课，有时，我们教室后面空着的地方，能坐满一些陌生面孔的老师。使我们这些学生们在课堂里更加严肃庄重，丝毫不敢懈怠。
语文老师罗正瑞，解放前郧阳师范毕业，以后又自学函授大学毕业。课堂上声音洪亮，讲解课文层次清楚，精通古文和现代汉语教学。平时和蔼可亲，善于与学生打成一片，写一手遒劲有力的颜体好字，文革中学校一些墙报上的文章，许多都由他用毛笔誊写。解放前，他很早就从事教育工作。后因战争而失业，一九四九年六月，老县城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黎先生回来做知识青年工作，号召鼓动老县城的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到当时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桐柏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以后改称为南阳公学，相当我省的湖北革大。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老百姓还担心国民党会卷土重来，罗老师当时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家人十分担心对他说：“你参加了共产党队伍，如果老蒋来了，我们就活不成了！”罗老师却对家人说:“国民党绝不会再回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劝阻，毅然前往去了桐柏学院，参加了革命队伍。同去的那一批人结业后都成了南下的干部，他由于已经结婚有孩子，被派回光化县工作，开始在县教育工会，以后到二中教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次政治运动中蒙冤有“历史问题”而被处以“开除留用，工资降两级，继续在一中教书”的处分。直至一九八四年经老河口市市委组织部审查批准，蒙冤二十八年后才予以平反，由于在建国前参加革命，而且是享受过供给制待遇，成为我市第一批离休副县级干部，根据规定在他去世后还在襄樊日报发了讣告。跌宕起伏的一生，使他成了一名兢兢业业教书，谨谨慎慎做事的人。传奇式的悲喜两重天，常使人唏嘘不已。
《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纪念母校一中七十华诞而作(3)
体育老师刘金鑫，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他是湖南石门人，一中一成立就从千里之外到了光化一中教体育，体操，田径，武术，样样精通。他培育训练的光化一中体操队在全县享有盛名，在那信息闲塞的时代，一中体操队身着白色的背心，脚踩白色的体操踩脚裤，健壮、修长的身姿，高难的杠上空翻或倒立动作，可盖周围县市和襄樊地区无可匹配。每逢节日举办文艺晚会，一中校体操队把双杠搬到公园纪念台上进行表演，成为光化一绝。刘老师不光在体操上非同一般。在我们上高中的年代，他组建的光化一中校男子篮球队，以许选润，冯春生，余乐林、赵家扬、彭道华等同学为为主力的那一代校队，曾与湖北省女子青年队对阵，这是一支人高马大，身高都达到一米八五以上，并经过专业训练的篮球队，来到光化县后，光化县县女子篮球队，县男子青年队分别与其比赛都败下阵来。而出乎人们的预料，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七五而且还很稚嫩的光化一中学生男子篮球队却以巧妙的配合，灵活的穿插，准确的投篮，坚固的防守等战术，战胜了湖北省女子青年篮球队，轰动了全光化县各界，在比赛结束后观众还没有散场时，十分恼怒的湖北省女子青年篮球队的教练当场集训球队，并失态地用一记刁钻的传球，狠狠打在一个女队员的面部，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趣谈。这件事应该在光化一中的校史上重重地书写一笔。那时候篮球比赛都在土球场上进行，在比赛前要用石灰粉画上球场边线和罚球区线及三个圆，刘老师一不用拉线，二不用其他人帮助，他一手提着一个灰桶，另一手拿一个盛石灰的铁勺，瞄好预先确定好的角点，就弯腰小跑将线画出来，线条顺直，圆圈标准，那么大的一个球场，不要十五分钟就能画好，整个动作快捷，准确，在当时的光化县绝无仅有。刘老师在文艺书法绘图方面更有使我们十分惊叹的绝技。他能不用打格，不用临摹，随手在长长的围墙上写出高有三米大字的宣传标语，而且大小一致，字形标准优美。操场的围墙上，由他书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硕大的艺术字，伴随着我从初中到高中全部读书时光。我们上学路上还看到，刘老师不要帮手，只是他一个人在一片菜地里的一中围墙外，速度很快地书写大型标语，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他在国画和毛笔书法上也很有造诣，他的篆书书法，在光化县和襄阳地区书法比赛中多次获得奖励，一个搞体育的人，能在书法绘画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就在当今社会上也不多见。
音乐老师杨祥铭，也是一位非常聪慧能干的人。在那个时代，钢琴很少，大概全县只有一中有两台，以后将一台小的钢琴送给了三中。杨老师会弹钢琴，每次音乐课，都是用钢琴伴奏。那时，流行歌曲都是电影上的歌曲，通过收音机学习，或在报纸杂志上有歌谱，然后有人学会了再教其他人。然而，我们一中在当时流行歌曲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全县流行潮的领头人，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已经在一中流行开来。杨老师在每天早晨早操后，教全校师生学唱歌曲。当时流行的《丰收歌》《送别》《国际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是杨老师早操后教唱的。在上初中时，杨老师曾经在音乐课上教我们唱了一首电影《国庆十点钟》中的插曲《祖国啊，我们的母亲》，歌词是：“家乡啊，门前啊有一朵石榴花，走遍天涯也忘不了她，千条河流归大海，我们歌唱祖国的伟大。”，配上那悠美抒情的旋律，使我这个在外地工作青年，在思念家乡时经常唱着这首歌，而且，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终于，我在外地工作了十五年后，调回到家乡工作了。杨老师在绘画上也很有功底，在初二时我们有图画课，就是杨老师教授。仍记忆犹新的是课堂上一幅麦冬花插在玻璃杯子的素描，杨老师画得栩栩如生。令人惊奇的是在文革期间，学校要画一幅巨幅主席像。记得是一进校门迎着道路口，专门砌成一个四、五米高，三米宽的主席像画墙，由杨老师亲自主笔，是一幅主席穿着长大衣，站在海边上的全身像，我们经常站在旁边观摩，有一次他问我：“周XX,你看看这是一种什么色的颜料”？我说是浅蓝色。他说了一句令我十分惊诧的话：“我是个色盲，有时颜色分不清楚” 。而这副主席画像完成后，竟与原作基本相同，几乎与画片上的主席像没有什么差别，成为当时一中的一道风景线。也不知他用什么方法，克服了色盲困惑，完成了这一幅大作。真是不可想象。
其他老教师各有所长，听说教初中体育的简邦礼老师，在解放前参加了湖北省全省运动会，成绩优异，取得了中长跑季军名次。校医周泽民是解放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以后起义回到人民军队里，解放以后，就在一中任校医，文革中一个同学因枪走火被打穿小腹，同学们把他从高中部校院里抬到在初中部的医务室里，鲜血洒在长有四百米的路上。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到了医务室，周医生用他在战场上的经验进行了止血，又转送到县医院作手术，最后这位同学康复了。再以后他还成为著名国企的CEO呢。要不是周医生在第一时刻及时有效地止血抢救，等送到那么远的县医院，血早都流干流尽了，那位同学哪里还有今天。
那时一中可敬的老师们（二）
一九六一年前到一中教书的老师在当时还只是二十多岁,在我进入一中之时,他们有好几位还未结婚成家。我能记住的老师们有历史老师舒运华、蔡秀文；物理老师张飞龙、李联森、张天柱；俄语老师蔡铁山、谢宏业；马新礼、邹湘荣、李德英；数学老师刘永禄、何彻之、贺德云、姜全林、陈斌、吴秀琳、，语文老师李绍辉、吴月痕，吴步高、刘鹤轩、王勤怡、程济民,尹家广,化学老师宋金章、李良才，张应龙。生物老师张健修、张学圣；政治老师王月楼、雷福庆；教导处老师秦德让、图书室负责人武必力。这些老师，大都是从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毕业，还有老师是从武汉大学毕业。其中有几位在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到当时光化师范当老师，在六０年师范被调整下马后，他们又分配到一中教书。这一批老师们是当时光化一中老师队伍中最强力量，
物理老师张飞龙是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曾教我两年高中的物理，他对所教授的课程十分谙熟，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他在讲课时基本概念讲授明确，基本规律解释详尽，基本方法由浅入深，能使学生们举一反三，使我们班的物理的成绩普遍提高，很受同学的欢迎。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解了原子弹爆炸的原理，讲述了原子弹的威力，他深入浅出，把一个很深的核物理原理讲解得清清楚楚。我才第一次知道一个中子引起的核裂变,会放出2.5个中子.而这些中子又会引起周围原子核的裂变,于是就会象雪崩一样引起一连串的原子核裂变，最后产生了爆炸。他有一米八以上的身高，还是学校的体育健将，无论是跳高还是跳远，成绩都是全校师生第一名。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被襄阳师专调走，教授大学物理课程了。同时调到襄阳师专的还有数学老师何彻之，他在光化一中也是数学教得很好、很有名望的老师，听说家在印尼，是位华侨子弟。
俄语老师蔡铁山，英俊潇洒，外语教的特棒，口语极好，是光化一中的尖子老师，他是我高中时的俄语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课很有凝聚力，上他的课，同学们都情绪高涨，都集中到他的讲课的语言中，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初中时他替教我们的俄语老师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给全班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俄语名字，我的俄语名字叫安德烈，至今记忆犹新。蔡老师有很高的外语天赋，听说，他在上中学时学的是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按他的俄语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外事翻译，可惜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只能教书了。还听说，文革后我们离开了一中，学校外语改成了英语，按说这不是蔡老师的专业，可是，蔡老师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中学时学的英语又捡了起来，开学后，走向讲台向学生们讲授英语，而且不比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差。
我高二时的班主任舒运华老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历史教得很好，知识很广博，能写一手非常好的中楷毛笔字。他讲课时铿锵有力，很有激情，常常走下讲台，双手做着手势，有声有色，眉飞色舞地讲着，为防止口沫四溅，经常转身“呸、呸”清理着口水。他很爱时势政治，原则性很强。身体很壮，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他的铁饼、铅球，标枪都是全校第一名，记得有一次比赛中一位同学投擲失误，把他的鼻骨打成骨折，白色的纱布贴了好长时间。听说老师们对他评价不错，当工会主席能积极为教师们服务，对教师们的公益事业很卖力。但同学们觉得他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做事不顾旁人的感受。在当时讲阶级成分的时期，他自己的出身不好，却表现得很革命，甚至超过了当时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大有红梦楼中那贾雨村对贾府抄家时过分表现的那样。记得他每天早上能独自一人站在学校钟楼下，高声练唱着歌唱大寨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歌曲。那歌曲第一句“一道清河水―――――”，那“水”的歌谱是：17 65 3－，他老是只能唱成：17 7―――，而拐不了后面的几个弯。去教室的同学们和老师们，对他的举动都投去诧异的目光，而他丝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意境中。文革中工作组将他打成了黑帮，强迫劳动改造，文革以后工作调动到郑州，听说家庭也不顺当，他自己身体也不十分好，二十年前就得了老年痴呆，一中五十周年校庆时，他从郑州来参加校庆，我亲自拜见他，他却不认识我了。本想在外面设宴迎接他并与我们班的同学们见面，由于他的冷漠以及其他老师说他要赶回郑州，所以也未成行。
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是陈斌老师，陈斌老师可是我们初中部最年轻有为的老师，他写得一手好的版书，钢笔字写得很好，他的初中数学教得也很好，初中三年，我都是在陈老师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他时常穿着一件毛呢制服，梳着整齐的分头，习惯在课堂中时不时捋一下他的头发，他整天都是整整齐齐，白白净净，很像电影上三十年代大学生的形象。我们都很敬畏他。其实陈老师不光在教学业务上很钻研，很敬业，他还很有政治头脑，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没有沾上他，文革后，他被提升为老河口市电大校长，说明陈老师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在六十年代初，陈老师还是领导光化新潮流的人，那年头也兴跳交谊舞，每周末在工人文化宫举行舞会，陈老师梳理得光光堂堂，仪表非凡，在那嘣嘣喳的乐曲中翩翩起舞，我们常常去围观，对我来说，陈老师的言传身教都在潜移黙化之中，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学起跳舞来。我一直坚持以跳舞的方式锻炼身体，现在算起“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跳舞锻炼使我腿脚至今还比较灵活，体能很好，还能在建筑工地上奔忙。我们几位同学有时去探望陈老师并在他家里闲聊，陈老师的老伴已经去世，孩子们另外有房子居住，他一个人过着老年单身生活，但家里拾掇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家中墙上挂着他的墨宝，毛笔书法很有造诣。让人一下子能感觉到陈老师是位风雅之士。稍有遗憾的是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如果那时与陈老师的关系拉得很近，能学到很多知识啊！另外，当时班主任掌握着助学金的评定，说不定还能多吃一些助学金呢！（嘻嘻！）
最值得同情的老师是教语文的程济民老师，他是湖北均州人士，出生在均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喜爱文学，对古文特别感兴趣，个子不高，眼睛高度近视，完全是个文弱书生，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离开学校，他还未成家。程济民老师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和古诗词，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在争论薤山的“薤”的读音：谷城与我们这里都是读hai（害），普通话和字典中读音和拼音是xie（谢），到底谁对谁错时，程老师刚好经过，他给我们解释，南方与北方对有些字有不同的声母对应，我们在背声母表时，经常会读到：g、k、h，下面就对应的是j、q、x，这六个字母，上三个与下三个声母南方与北方会有对应发音，南方读声母为g时，北方对应的是j，比如我们把街读为gai。北方就读jie，解放的解我们读解gai，北方对应为jie，鞋，我们这里读hai，北方读xie。薤山的薤，在我们这里属南方的地方，读音就是hai，广播是普通话，以北方音系为基础的，就读xie。程老师一番随意的讲解，使我们学到了汉语韵律学的知识，让我们感觉到程老师掌握的知识是那么广博。在文革前，他就拟稿写了一本大作《陆游诗词浅注》，准备要发稿，可来了文革。工作组进校后，发动了无知的红五类和“革命师生”，揪出了程济民老师这个“黑帮分子”，销毁了他的文稿，专了他的政，强迫他种菜、挑大粪，实际上在工作组离开了学校后，同学里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十分同情程老师，谁也没有对程老师再进行“革命行动”了。
最值得敬佩的是雷福庆老师，我在上初中时，他是三班的班主任。雷老师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在全校里是首屈一指。凡是一中大型的文体活动都离不开他。记得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县里经常举行全县各单位歌咏比赛，一中参加比赛时教唱的是杨祥铭老师，指挥排练可都是雷福庆老师。雷老师在当时能象现在电视上的乐团指挥家一样，放开双臂，划着弧线式的指挥手势，在光化县也只有他一人。一九六三年，现在的十堰地区还属襄阳地区管辖，襄阳地区是属于湖北省最大的行政专署，那年，全地区十几个县市包括丹江口水电工程局这个中央企业在内，集中在在光化县举办了乒乓球比赛，比赛地点在当时县委会那个小礼堂里，男队以许选润，田玉才，李啟佑为主力队员，女队以罗杰，卢杰，杨兰香，丁桂芝为主力的光化一中乒乓球队在雷老师的带领下正式成立，光化一中参加了比赛，男女队取得了好名次，一九六四年，全省举办了中学生运动会，光化一中女子乒乓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冲出襄阳地区，到武汉与全省各地的中学乒乓球队展开了激烈的拼搏，雷老师当时是领队兼场外指导，每场比赛他都亲临现场，指导队员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及时做好心理疏导，许多场比赛都是险中逆转，转败为胜。一中女子乒乓球队战胜了一个个对手，最后夺得了全省中学生女子团体冠军，一个地处偏僻的鄂西北小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光化一中，竟然打败了湖北发达地区中学的乒乓球队而荣登冠军之坛，在当时实属不易。取得了这样的成绩都与雷老师付出心血和智慧分不开的。
而让我最敬佩的是雷老师那为了学生敢于出生入死，勇于承担的精神。在一九六七年一中武工队的几位“革命小将”，竟然驱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平利县去进行活动，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扣押，情况非常危急，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平利人武部与光化人武部通报了这个事件，这里人武部就派人到平利接洽营救那几位学生回来。因前去平利需要一个了解学生的人，结果就选中了雷老师同往。由于雷老师对学生熟悉，所以，雷老师也就成了主要谈判人。最后，也不知耗费了多少周折，终于把去平利的学生平安地接了回来。文革中，雷老师没有参加任何派性组织与活动，而这次为了救几位学生，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前往当时武斗现象十分严重的地区接学生，这是什么精神啊！每当我们一些同学谈论这件事时，对雷老师这种为了学生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在一九六一年我进一中后才进一中教书的老师有张振汉，雷子平，李开新，黎志均等。这几位老老师当时可是毕业于名校，年轻有为，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好老师。
张振汉老师在我初二时从大学后毕业分配到一中，听说他大学本来是学化学的，当时学校化学老师已经有了，学校让他改教俄语。而张老师俄语教得很棒，他上午一进教室，就与以前教我们的老师不一样，以前的老师问好的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达日达斯无依，达娃里西）意为：同学们好！张老师来了就改成一句：доброе утро Товарищи,(倒不得乌的拉 达娃里西)，意为：早上（上午）好，同学们！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张老师会拉手风琴，拉二胡，排球也打得很好。初中二年级一中全校举办歌咏比赛，当时我们班和其他班都唱了一些流行革命歌曲，而张振汉老师是初二二班的副班主任，他却教初二二班一首民歌《花儿与少年》，那朴实的歌词，那个优美的旋律，令我这个没有听过抒情民歌的青少年十分陶醉，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起到现在年近古稀，在我的脑海里还经常不时地回响着这首曲子。是金子总会放光，以后张老师当了老河口二中的校长。
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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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0 22:52:15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农夫 于 2016-10-11 07:51 编辑
老子老虎口人 发表于 2016-10-9 10:29
好文！看了也叫我想起30多年前我在一中读书的情景。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有人还说是双料右派，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一个孩子与我小学同学，在讲到张老师时，常常感叹由于张老师被打成右派，工资还降了两级。家里孩子多，老伴没有工作，家庭成分不好，孩子们虽然都很聪明却没有一个上过中学。可想张老师是多么不容易, 他能在一中工作，能留在一中教书，就是因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很出色。
张克全老师是教数学的佼佼者，幽默风趣，品高洁。文革时，张老师在一中的学农基地王甫洲种地，一年秋收后，放寒假，张老师一个人留守。当老师们再来时，满草棚堆放的红薯如初，有些已开始腐烂，鸡子下的蛋被安放在草堆里，还记有账。但张老师仍吃着他的二、三十斤计划粮，人瘦成一根棍。当时的领导感慨地说："张老师你真傻"。张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爷爷张秋甫清末秀才，是老河口清末民初著名学术团体"消寒诗社成员"。张老师有七个子女，长女师范毕业，终身从教，改革开放后，曾担任市第八小学领导。长子高中辍学，曾是一中校办企业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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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4 01: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