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鲁延：父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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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记忆

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我父亲在山东湖西得了“黑热病”，人黑得象木炭。1943年8月25日凌晨三点，我在延安窑洞里出生时，也就是一根小木炭，浑身黑不溜秋，重5斤3两，且体弱多病：先天性营养不良，先天性心脏病。
妈妈告诉我，多少次我病得快死了，可都在咽气的一瞬活了下来。在延安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烧，又开始全身抽搐，父亲妈妈赶紧抱着我上医院。
过延河时，突然河水暴涨，水很快涨到父亲的胸部，他心想这下子完了，他把妈妈向前一推，把我搁在他的肩膀上，对妈妈大声说：“你们赶紧上岸去，要死，死我一个，你们不能死，小黑子将来可以当兵啊！”
说来奇怪，老爸话音一落，河水顿时不再上涨了，我们都活了下来。
10多年后，1961年我果然当了兵，成为一名野战军的战士。而今老一辈相继故去，我经常会想念他们以及代表着他们奋斗精神的那些艰苦岁月。

一
1960年暑假期间，肖华将军和夫人王新兰阿姨到了南昌，住在赣江边“励志社”，他们是回兴国老家探亲的。一个晚上，父亲妈妈带我去看他们，闲谈时，肖华突然问我，小黑子上什麽学啊？我说正在念高中二年级。肖华说，明年考大学就去上“哈军工”吧，以后为军队搞科研。我说我要上“北大”，学外语。肖华哈哈笑了，说好啊，你王新兰阿姨在外交部工作，你跟她说说吧。王新兰阿姨说，你可以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有一个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以后可以到驻外使馆当武官呐。我心中一喜，点了点头。
从此，我就开始“梦游”张家口了。
1961年9月1日，我去学校参加过开学典礼回到家里，父亲正在桌边看文件。他见我回来了，老花镜一摘，唉了一声，说：“危险啊——！”
“什麽危险？”我惊奇地看着他。
“总理说你们这些干部子女危险哪，”父亲说。
“我们有什麽危险？会去当特务？当流氓？把我们看成什麽人了！”我不喜欢老年人把我们看得一文不值。
父亲眉毛一扬，很夸张地摇摇双手说：“哦——，那可难讲哦，搞不好就是特务流氓。”
我肩膀一耸，很生气地哼了一声说：“现在就断定是特务流氓了，那还说什麽？”
父亲开始唠叨，说某某人的儿子叛逃苏联了，某某人的女儿颓废了，卧轨自杀了。周总理很担心干部子弟变成社会的累赘，甚至是祸水。说现在干部子弟的数量已经达到两百万之多，怎麽办哪？总理最后号召干部子弟去当兵，到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去锻炼，可以先当兵，后上大学嘛，这样才能做到又红又专，等等。
我实在不喜欢听这些大道理，可是老爸兴致勃勃说个没完。
“周总理的号召很好哦，但是呢，当兵是很苦的一件事，”父亲故意撇撇嘴说，“比如你这个人吧，懒得要命，怕苦怕得要死，当然是不能当兵的；要当，也就是当逃兵。算了，我在说废话，吃饭去吧——”
他的话激怒了我，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谁会当逃兵？你怎麽知道我会当逃兵？”
“你不去当兵，就当不了逃兵嘛，吃饭去，吃饭去，”父亲做出一副不想说下去的样子。
“我就要去当兵！我倒要看看我会不会当逃兵！”我气坏了，热血沸腾。
“真的吗——？”父亲拉长了声音发问，他的眼神一如猎人盯着猎物。
“真的！真的！真的！”我捶胸顿足嗷嗷叫。
几分钟的谈话结束之后，父亲的“激将法”把我“激”到了野战军。1961年9月3日，我被分配到28军82师245团1营2连当兵。

二
1961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野战部队训练非常艰苦。陆军第82师正值担任全国十大“作战值班师”的任务，一星期至少有6天夜间紧急集合，不是全副武装翻山越岭，就是公路奔袭，真是太劳累、太艰辛了。
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饿饭，几乎顿顿吃不饱。每次吃饭，其他人吃得很快，我却在细嚼慢咽，等我一小碗饭吃完后，木桶里已经空空如也了，总有一两个战士拿一把饭勺刮桶里残余的米粒，“古古古——”，那刮桶的声音真难听。
很多上海兵、厦门兵饿得受不了，就让家里寄罐头来，看着他们能够多少补充点营养，我也写信给父亲妈妈，让他们给我寄点吃的东西来。
妈妈很快回信，讲了一堆大道理，什麽影响不好啊，什麽学习长征精神啊等等。她说的道理都很正确，问题是这些道理不能当饭吃，填不饱肚子，我很失望，也不再写信了。
过了几天，父亲来信了，我以为他也要教训我一通，没想到他在信中教我怎麽才能吃饱饭的窍门：

-----吃饭也有窍门，不掌握，当然吃不饱。你第一碗饭，不要添得太满，添大半碗就好，加点汤，一家伙搞下去；第二碗饭，你把它添得小山那麽高，满满的，你慢慢吃，不着急了嘛，这样一来餐餐吃得饱了。

哈哈！司令员也饿过饭哦，这才掌握了“吃饭如何吃得快”的动作要领，哈哈！看父亲的信，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虽然他没有寄罐头给我，但是他讲的“小道理”让我感受温暖和启发，我不再躁动。
光天化日之下，我哪能“添得小山那麽高”抢饭吃呢？司令员的儿子，面子不能丢嘛。夜里就不同，利用在猪圈站岗时，到连队地瓜地里，用刺刀撬出几个地瓜，放在煮猪食的炭火里煨熟，吃得满嘴乌黑。
吃饱了不饿，才能好好搞训练。

三
1963年初，陆军第82师第245团挑选了11个人，去南昌步兵学校学习单项刺杀。那时，我父亲还在南昌，没有到福州军区上任。领导照顾我，让我提前几天去南昌，回家看望父亲妈妈。
我回家后，父亲听说我要去南昌步校学刺杀，问我刺杀怎麽样？我说，不是给你们写过信了吗，我是连队的刺杀标兵，团部放电影，我都上过幻灯片了。
父亲撇了一下嘴，“吹牛吧？”
我说，这没什麽好吹的，我哪敢欺骗司令员哪！
父亲挥了一下手，说：“下楼，到院子里去弄两下我看看。”
警卫员拿来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之后，我持枪立正，从“预备用枪”开始，接连做出“突刺”、“防左刺”、“防右刺”、“防下刺”，以及“侧击”和“下击”等动作。我尽量撞击步枪上的通条和附品筒，让它们哗哗震响，以烘托我的动作显得更加勇猛刚劲。最后，我以三句杀声和一个干净利索的“枪放下”结束动作。
父亲微微一笑，点点头，没说一句话，转身上楼。吃晚饭的时候，父亲说：“我给警卫团打了电话，明天上午8点正，你到警卫团大操场表演刺杀和投弹。”
我一听有露脸的机会，心里别提多高兴。
“对了，我忘记问了，”父亲又说，“你的投弹怎麽样啊？不会出洋相吧？”
我夸张地说：“天天练这些东西，想出洋相都困难哪！”
父亲噗嗤笑起来，“真是一个兵油子了，你听着，一定要认真操练，如果你出了洋相，我就扒你一层皮哦——”

次日上午8点，我首先表演了刺杀动作，由于在部队有“天天练”的规定，我的刺杀动作规范、娴熟，表演顺利结束。接着，我表演投弹，这是我的强项，在家上学时，我就能投57米左右，经过部队严格训练，自然很有把握。
投掷的是重量为500克手榴弹。第一个弹：58米，第二个弹：64米，第三个弹：69米！
警卫团官兵给了我很多鼓励的掌声。
我去南昌步校学习后，《南昌晚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还有我的一张照片。妈妈写信对我说：“你父亲把这张报纸看了好几遍。吃饭时，他脸上一副很得意的表情。他对我说，‘小黑子很像样子了，进步很大了’。他非常高兴啊！”
不知为什麽，看了妈妈的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居然也能给父亲带来一点快乐，我哭了。

四
1964年大比武期间，我担任尖子班长，参加了团、师、军、军区“步兵班山地对刺”的比赛项目。我们班取得了优异成绩，两次评为集体三等功。
10月，我被任命245团1营2连1排长，授少尉军衔。
11月，我去福州军区开会。一天晚上我请假回家，父亲正好在客厅看报纸，我见了他立正敬礼，他看了看我的少尉领章，笑了一笑，道：“当官了？这是什麽军衔哪？”
我说：“少尉军衔，小芝麻官儿。”
父亲示意我坐下，略微沉思片刻，说道：“小芝麻官？人民给的，要当好哦。我有几句话要讲一下，你最好记下来，经常看一看。”
我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和钢笔，记下了父亲的四点要求：
一是，不要有野心，当官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人民服务的；
二是，要爱兵，不能骂人，更不能打人，要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弟兄对待；
三是，不能骄傲自满，不要做半桶水；
四是，不能顶牛，对抗上级，有意见当面讲，不搞小动作。

五
1982年10月，父亲列席党的“12大“归来后，提出要去泰宁县旧战场重游。并且决定我们兄弟俩一块去，为他执笔，完成《大洋嶂阻击战》的一篇回忆录。
在红军时期，父亲在红3军团4师当侦察队长时，曾在泰宁县大洋嶂打过一仗。那一仗真可谓艰苦卓绝。
父亲说：“那个大洋嶂海拔高1400多米，我们当天傍晚开始爬山，第二天清晨才爬到山顶，没有路哦，夜里黑乎乎的一切看不到，爬到半山腰，向导趴在地上哭，后来溜跑了。我们继续爬，脚刚刚踩上山顶，就发现敌人上来了，先敌一步，开始肉搏——”
我们乘坐的北京牌吉普车过了三明后，山越来越高，林越来越密，公路越来越窄。适逢天下小雨，吉普车转弯时车轮很容易打滑。路边是万丈深渊，根本看不见底，车子一转弯，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这个路太难走了。
“那个时候，红军天天爬山打仗，打仗爬山啊——”父亲望着远处浓雾弥漫，连绵不断的的山峦叹道，“人就像傻子一样，爬啊爬，打啊打，没有思想，脑子麻木啦——”
接着，父亲指了指车窗外说，你们以为这里的山很高吗？泰宁的山更高，那个大洋嶂海拔高1千5百米，你们爬得上去吗？我说估计问题不大吧。父亲嗯一声，说也许吧。

我们到达泰宁之后，父亲用了几天时间寻访当地群众。他要确认大洋嶂峰顶有没有（象石头门一样，一左一右的）两块巨石，当年红军作战时称之为石门阵地。
寻访了几天，村民们都不知道山顶上的情况，因为大洋嶂太高了，又没有路，周围村子里只有几个药农和猎户上过山。
正当父亲着急时，有一个瘦小个子的村民说他上过山顶。
父亲问，你多少年纪了？
他说58岁。
你哪一年上过山哪？
他说就是红军打完仗后上的山。小时候顽皮，听说红军在山顶打过仗，他爬上山去捡过子弹壳。
父亲大喜，问他山上子弹壳多吗？
他说太多了，还有炮弹皮呢，他还说他背了几块炮弹皮下来，拿去卖了废铁。
“你知道山顶上有两块大石头吗？”父亲问。
瘦小个子说：“是有两块大石头啊，我还在上面睡过觉啊。”
“你愿意带我们上山吗？”父亲问。
“愿意愿意，老红军首长来了，一百个愿意哟。”瘦小个子说道。
终于找到了石门阵地！又“捡”了一个向导。父亲哈哈大笑。
当晚，父亲决定让我和我弟弟邓东捷次日晨上山。因山高林密，野兽出没频繁，同行的还有泰宁县武装部长、武装部参谋3人、基干民兵10人和那个瘦小个子向导，总共17个人。
大家都带着武器。我挑选了一支冲锋枪和一个子弹袋，三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老弟选了一把54式手枪。晚上临睡觉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明天要是碰上了熊瞎子，你的几发子弹打完了可别找我啊，哈哈！”

次日晨，父亲送我们出发。走了三公里后，就到了大洋嶂山脚下。
瘦小个子向导是个吃尽艰苦，手脚利索的山民。他手拿一把砍刀，在前面开路。
山脚下是一片一人半高的茅草、芦苇林，密密麻麻，铁箍似的盘绕着大洋嶂。
瘦小个子的砍刀左挥右舞，砍出一条路来，我们的行进十分迟缓。密不透风的“芦苇林”中呼吸困难，我们没走出一公里，已经是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
芦苇叶子尖利，我们脸上和手上都割出一道道血口子。

出了芦苇林，进入古树参天的森林，到处是藤条，密布如蜘蛛网。
瘦小个子的双手没停过，他累了，砍不动了，就交给民兵砍；一个民兵砍了15分钟不到，就累哭了，还是瘦小个子砍。
森林中能见度低，枯枝败叶腐烂的臭气熏得人受不了。
脚下的青苔湿滑，不时有人摔倒，身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
蚊子和小虫子无处不在，身上、手上叮得都是包。

出了森林就是断崖绝壁，几乎90度的石壁耸立面前，望而生畏。休息时瘦小个子说，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爬上去的。啊？！我们都惊呆了，这怎麽可能呢？

我开始仔细端详一块块巨石，准确地说，是一片峭壁。周围林密树高，常年不见日照，加之山水的不断冲刷，峭壁惨白而光滑。然而在上边，峭壁顶端边缘的缝隙里钻出几条葛藤低垂而下，绿叶间挂着一串串紫白的小花，临风摇曳，婀娜妩媚，给本来显得阴冷且死气沉沉的峭壁添加了几分生动。

休息后，瘦小个子说：“这里红军爬得上去，我们爬不上去，我们就走国民党兵的那条路，从山腰上去吧。”
“只有红军能爬上去，只有他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我心里想道。
我们在山顶滞留了25分钟，吃点干粮喝口水。邓东捷给两块大石头（石门阵地）照了几张相。而后下山。
路途中，有人“哎哟”惨叫了一声，我听那声音特别耳熟，可是四下看不到“哎哟”的人影啊。
“在这里！”一个民兵喊道。
一片看上去平坦如镜的深褐色葛藤网上，有一双解放鞋在抖动。扒开藤条一看，一个人头朝下，倒挂在葛藤上。定睛一看，啊？这不是俺老弟吗？我哈哈大笑。
大家七手八脚把邓东捷从树藤中拉出来，他见我笑得正在抹眼泪，气哼哼地说：“你还笑！真是个龌龊鬼！”

我们下了山后，空际已是一片夕阳，看了看表，上山下山总共八个半小时。到达泰宁县招待所时，老远就看见正在门口等候我们的父亲。
晚上吃饭时，父亲显得特别像父亲，他亲自给我们兄弟俩打开青岛啤酒，并为我们斟满酒杯，还破天荒第一次给我们敬酒，他脸上总挂着笑容，目光那麼慈祥。
我们兄弟俩起立给父亲敬酒，我眼含热泪激动地说：“爸爸，我们哥俩儿认真地给您老人家敬一杯酒，我们从大洋嶂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红军伟大，父亲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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