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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提文革，就把全部罪责包括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武斗统统安在毛主席头上。这基本上已经成了资改派们脸谱化文革、诿罪于毛泽东主席的套路。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对于未经历过文革的后来者，以及满足于人云亦云的随大流者，确实很有欺骗性。
但是，作为堂堂中国最知名学府出来的知识分子，作为受过母校“严谨、求实”学风熏陶过的学子，如果也满足于一知半解、人云亦云，别的不说，至少愧对母校栽培了！
众所周知，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至今仍是官方对文革的最终定性。按照该决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我就从这两次会议说起。
第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会议决定设立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错误”。毛主席并未出席会议。这些决议是如何表决通过的？反毛派不会编派出与会者是被枪杆子逼迫表决的吧？话说回来，即使枪杆子逼迫，共产党员都宣誓过，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可丢。刘少奇还做过反动派的大牢，你的党性原则哪里去了？邓和其他常委、委员也一样——一个个举手赞同，回过头来，把罪责全部推倒毛泽东头上。就不觉着卑鄙下流吗？
第二、从《五一六》通知，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直至文革结束，我们查不到任何毛主席明示、暗示群众斗群众，武斗、打砸抢的任何讲话。相反，在《十六条》中，白纸黑字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告：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为何总有人罔顾事实，别有用心地把武斗、打砸抢等罪责推到毛主席头上呢！到底是谁暗中支持甚至公开支持武斗和打砸抢？接下来你们就会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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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认，文革中是出现了一度的混乱，集中在1966年夏——1967年春，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所谓“十年动乱”这个命题就不成立。而66年打砸抢、武斗最凶的阶段，公认是在8月份，民间称为“红八月”。提到“红八月”，就必须讲讲“西纠”和“联动”。
我稍后会把现在官方编纂的1966年大事记转载给大家。这里先给大家提个醒，整个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并未被打倒，走资派们还在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处于胶着状态。刘邓于6、7月份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企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让群众斗群众。这在邓小平1968年致中央《我的自述》和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信中都有交待。
其实，只要从动机去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毛主席发动此次运动，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一位英明伟大的战略家，他老人家怎么会转移、干扰斗争大方向，自己制定的《十六条》，然后自己给自己拆台？谁最希望武斗、最希望群众斗群众、最希望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说这样做对谁最有利？无疑是“ 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逻辑常识者， 用脚丫都能分析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结论。
“西纠”的成立，以及之后“联动”的成立，是研究文革历史、特别是文革武斗不能回避的。而官方恰恰竭尽所能绕开这段历史，对全民族进行洗脑。“西纠”的成员都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他们成立“西纠”的真实用意，就是力图“保爹保妈”，把运动矛头转向群众，把水搅浑。由于他们恶贯满盈，民愤极大，最后被中央文革取缔。他们的老爹老妈，也都纷纷作为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于是“西纠”、“东纠”、“海纠”于1966年底又纠集在一起，成立了“联动”，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和文革唱反调。但是很快就在1967年春被取缔了！
文革之后，他们的爹妈（走资派）纷纷被平反，恢复工作。这些当年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官二代、红二代，要接老子的班，而他们参见过反革命组织“西纠”、“联动”的历史肯定会影响他们前途。于是，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于1984年下发了『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为他们顺利接班，彻底扫清了政治上的道路。接下来，在转载披露”西纠“、“联动”罪恶史的文章内容中，大家会看到部分当年打砸抢，如今身居政商高位的骨干分子的名字。相信大家一定会若有所思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扫除特权阶层，铲除官僚主义，让工农真正当家做主。四届人大代表中，工农的比例高达51.1%，政府高官中有农民（陈永贵）、有工人（李素文、吴桂贤），等等。反文革派复辟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重新沦为权贵们的世袭江山。今天，这种官员世袭现象俯拾皆是。就连201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可社会上那些非富非贵的大众，却还有不少人为这样的复辟叫好，是不是有点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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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
1966年8月应“文革”之风而起的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是后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前身。两个组织主要成员皆以所谓共产党“高干子弟”为主力。
“文革”初期北京城一系列的“抄家”和打砸抢杀的恐怖狂潮，是在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之后，由“西纠”带头挑起的。他们到处贴布告，散通知，把“黑五类”极其子女吓得东躲西藏。影响所及遍布京城辐射全国。如西安“文革”初期也仿照“西纠”成立了“红色恐怖队”。
8月25日，“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西纠”和后来的“联动”之别在于，“西纠”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尚未被打成“走资派”，因之个个气焰嚣张，“抄家”、“破四旧”凶残无比，毁灭的家庭打死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联动”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多数已被打倒，他们既得利益丧失，故此转入打砸劫甚至内讧的消极“革命”阶段。
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头戴军帽，一身黄军装，腰束军用宽皮带，就是由“西纠”首先定型；而“联动”的标准服装则是一身蓝布制服，内穿白衬衫。蓝制服袖口要特别卷起将衬衫白袖露出，脚上必须穿的是白色回力牌高腰球鞋。常骑着自行车一群群风驰电掣从大街上掠过，以忽聚忽散的方式，搞所谓“飞行集会”。
令人费解的是，至今竟然基本未闻“西纠”或“联动”之踪，仿佛这两个骇人的恐怖别动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西纠”的主要成员有孔丹（孔原之子），陈小鲁（陈毅之子）、董良融（董必武之子）、李三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子）、马凯（需要介绍吗）、秦晓（需要介绍吗），等等。
到底要不要打死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采用非法手段在北京“动一动”，似乎是所有高级干部的共识。谭震林1966年9月5日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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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的骨干来自北京四中、八中、六中，等几十所西城区的中学。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私设监狱的六中。以下是和“西纠”、“联动”坚决抗争的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对这些高干子女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揭批。
以下转载文章写于革命年代，词语难免有时代的痕迹。但是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谁是这些打砸抢分子的黑后台，又是谁坚决反对武斗并最终制止了他们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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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劳改所”内幕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
五、“劳改所”内幕
序言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十六条，镇压革命群众，打击左派。他们暗中操纵一部份受他们蒙蔽的红卫兵，大肆实行武斗，压制了群众的革命激情。西城纠察队就是实行武斗最恶劣者。而六中则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西城纠察队在六中设立有专门进行武斗的拘留所，也就是“劳改所”。今天，我们把六中“劳改所”的内幕公布于众，就是要通过这血淋淋的事实唤起广大革命同学，工、农、兵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它决一死战，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私设刑堂、愈演愈烈
六六年八月初，朱支前对已定案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未定案的黑帮宣布：“你们这些人由我管起来。”便成了“劳改所”的雏形。在“劳改所”里被扣押过的人员，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教师、学生，所谓流氓及从外边弄来的八岁的小孩。
在这“劳改所”里，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关押在一起。由开始的拳打脚踢发展到后来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由原来的能回家发展到失去人身自由，发展到完全失去了生命保证。
在这“劳改所”里，曾经打死我校学生一人，退休老工友一人，打伤王明瑚、宋士琦等老师、学生二、三十名。
在这“劳改所”里还曾准备关进、拷打更多上了黑名单的工友、学生、教师。
戒备森严、恐怖异常
“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后面有一丈多高的墙，墙与“劳改所”之间有夹道。夹道的东端是一个小厕所，厕所的上面修设了一个方形岗楼。岗楼上装有一盏能四周转动的聚光灯，设有射击孔，里面有火炉、躺椅、汽枪……。“劳改所”内装有多只电铃。日夜有人值班，守备森严。夜间，只要一有情况，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一片恐怖。
为了严密封锁，“劳改所”正面的门窗严严封死。必须从侧面通过厕所的两道门，然后跃窗出入。厕所的门想由电控制。夹道的西端筑一墙，以防别人看见。朱支前还要顺后墙挖一个地下刑讯室，因土质过松，没能挖成。还想修电网、房上道，也没来得及。
“看守所”设在“劳改所”东边隔壁，这里也是刑讯室。
“劳改所”内经常放着木枪、木棍、指挥刀、短刀、皮鞭、弹簧鞭等刑具。墙上，有几个刺目的红漆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下滴着血滴，他们让被打者把血抹到“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下。
被幕后者指挥着的一小撮暴徒，就是在这阴森恐怖的“劳改所”里干尽了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残酷的法西斯暴行
王冒明、朱支前等凶手，在打人、杀人的过程中，“创造”了种种法西斯暴行，真是无所不有。罚跪、罚站、左右开弓的耳光、乱棍齐下、乱打乱抽、弹簧鞭打，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另举几种，以示这类人行凶的“高明”：
(1)跪煤碴：八月中旬，让“劳改所”的人低头、弯腰等。朱支前在后面挨着个打，时间过长，“劳改所”的人要求跪下，朱支前便让取来许多大煤碴。让这些人跪在上面，继续毒打，直跪得他们膝盖出血。
(2)油漆涂脸：九月下旬，他们把学生万×的脸打伤了。给涂上一层油漆，然后叫别人擦掉，刚擦掉，又给涂上，再让擦掉。
(3)上吊试验：九月下旬，他们把学生万×、程××及反革命分子伍××做上吊试验。先让他们写遗嘱，然后让他们上吊，他们怎么求饶也不行。用绳子拴好脖子，吊到梁上，把脚下的椅子踢开。吊得快死了将绳子一松，人突然掉在地上。这样一连反复几次，他们在一旁开心大笑。他们还打算做剖腹实验，这伙暴徒，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
(4) 磕响头：不只一次地让“劳改所”的人集体磕响头。磕得不响，就用脚往头上踩。有的磕起了大泡，有的磕破了头。有的得了脑震荡，后来昏过去两次。
(5)坐土飞机：四个打手，拉着一个人的四肢，举起来以后摔在地上。很快就把人摔坏了。暴徒们恬不知耻地称之为“坐土飞机”。王明瑚等等好几个人都受过这种刑法。
(6)火烧头发：有一次，他们用好几盒火柴把王明瑚的头发烧光，头和脖子烧烂了。他们先是一根根地烧，让火焰向满头喷射。他们还让张口，往嘴里扔点燃的火柴，烧得满口起泡。
(7)刀剁屁股：初三(2)一个学生，被在屁股上剁了四、五十刀，鲜血淋淋，不能大便。
(8)开水洗澡：十月初，他们用开水浇徐霈田的头及其它部位。头皮破裂脱落，肿得斗大，眼睛肿得红红的，什么也看不见。
(9)打靶：他们常常对着别人打汽枪，给人以精神压力。有一次朱支前让王××头顶着一碗水，站在一边，拿他当靶子练准，直吓得王××脸部变化，紧闭双眼，一动也不动。
(10)突刺：让人站好，用木枪猛力冲刺，一枪一个跟斗。有的木枪削尖了。有时几个人同刺一个人，更为残忍，有人受过此刑，至今未愈。
(11)扫膛腿：让人站在屋手中间，许多人围在四周。把人打昏后，用冷水泼醒。让受害者站起，当还没有站稳时，便冷不防用脚再踢倒。王明瑚等人曾受过此刑。凶手们打人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专门打要害，譬如王冒明，经常用力击人的肚子，打得人喘不过气来，汗流满面。并且毒打之后只有内伤不见外伤。
就是在这些暴徒的法西斯酷刑下，有的人被打死，有的人残废了。有的人被打得半死，至今生死垂危。
有压迫就有反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六中革命师生和其它单位的革命同志并没有被他们的暴力吓倒。他们无视于杀人刑法之能势，向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惨无人道的折磨与侮辱
“劳改所”里，除了酷刑，还有一套残酷的法西斯制度，使“犯人”们受到异常的折磨。略举几条如下：
(1)不许东张西望。一次王××起来，看看外面天亮了没有，就被毒打一顿，并且专打生疮的地方。
(2)不准说话。互相说话就要挨打、挨骂。
(3)睡觉不许打呼噜，否则就灌凉水。
(4)被关者，睡觉翻身就得报告，否则就打。
(5)有一段，夜晚曾经不准小便。有一次单××要求上厕所，遭一顿毒打，尿一裤子。
(6)不准喝开水，只准喝凉水。
(?)定时大小便，排队，依次蹲坑，下命令时同时解完。
(8)劳动后，必须排队、低头。有一时期必须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
(9)任何事情必须报告，有一段必须说：“红卫兵老爷”。
(10)“联保制”每个人都编了号，三人一保。谁出问题打谁，并且三人都要挨打，由其它保的人打。打得最凶者还要得奖。有一次朱××到卫生室说王冒明要药，泄了密，回去就挨了打。李××打得最凶，朱支前宣布：李××得一等奖。
此外，犯人们很长时间只准吃窝头，不准用具打饭。十月初，王冒明、陈小伦从阴沟里找来已经发绿，又臭又脏的馒头，也强迫“犯人”们吃掉了。有时掉到血水里的饭渣也必须拣起来吃掉，否则就打。
有一次，朱支前吐在地上一口痰，非让孙××舔了不可。
更不像话的是，这一小撮人拿严肃的阶级斗争开玩笑，以满足他们低级庸俗甚至发狂的心理要求。
一天，他们让“劳改所”里的人集合到一起，在屋子里装作逛大街，两人一对，就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很亲热，然后一个说：“你好啊，老混蛋!好几年没见面了，你更混蛋了吧!”另一个说：“你此我更混蛋!”装不像不行。而他们却在旁边大笑，过狂瘾。
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陈小伦等把六个“男犯”(其一是学生)叫出来，分成二队，让他们摔跤，拼命撕打，打得鼻青脸肿，混身是土。他们在一旁叫好，陈小伦过了瘾，就装作长辈腔说：“你们都这么大个子了怎么还打架呀!”又引起一阵大笑。
一次，他们用酒把一个所谓流氓灌醉取乐，结果吐了一地，次日罗小明问：“昨晚那碗白开水喝的好吧?看你还有点酒量呢?”
有时他们让挨了打的“犯人”互相拳击、甚至跳舞，供他们欣赏。
有时他们让“犯人”站成一圈，一边转圈，一边让后边一人狠狠给前边的人一个嘴巴，然后一声命令“向后转”反过来再互相打。
十月初，他们让“犯人”推光头也推光眉毛，说是“整洁卫生”，而且有的人推掉一半眉毛，次日再推掉一半，以便取笑。谁推得不光再用刀刮。
九月底，一天，他们让所有的“犯人”围着乒乓球台站好，逐个学哭、学笑，让学得好的教其它人。半夜三更，一会儿狂笑，一会儿嚎哭，供他们开心。
同志们，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这伙低级、庸俗、腐朽、堕落的家伙沾污成了什么样子?!更为甚者，是他们把毒打者的各种声音，包括被打者的嘶叫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放着欣赏……。
侮辱最高指示 践踏十六条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毛主席的讲话，句句是真理，是我们革命的方向盘，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可是六中西纠一小撮人，不仅公然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甚至拿最高指示作为一种惩罚人的刑罚，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罪恶滔天!!!
他们让“劳改所”里的人每天吃饭前必须背语录，先是三、五段，后来越背越多，背不下来，就不准吃饭。有一次×××没背下来，就让她双手端着饭碗，闻着香味背语录，还让另一个人对她说：真香，真香，直到背下来才让吃饭。又有一次，他们让王××头顶着一个装满水的罐头盒，背一百遍语录。同时，他们从后面用石头砍盒子，弄得王××头昏眼花，搞不清背了多少遍，已经背了七十多遍，却说五十多遍，那一小撮人就在旁边哈哈大笑。就是这样，他们还嫌不过瘾，一天半夜，暴徒们突然把“劳改所”里的人，一个个叫起来，都跪在翻过来的椅子腿上，开始是跪四条腿，后来发现三条腿的“高级”，都跪三条腿的，并让叼鞋、叼袜子，然后让双手高举过头背语录，互相不许背重复了，他们又让王××一条腿跪在椅子上，另一条腿悬空地背语录。这就是他们欣赏的“金鸡独立”，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直弄得有的人满头大汗，膝盖出血。更可气的是叫“犯人”们对着语录本中的主席像磕响头。他们就是这样拿最高指示，来开心取乐，侮辱我们最敬爱的领袖，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
他们公然违背十六条，无视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可是，这一小撮家伙竟在打人时大叫“我这就要触及触及你的灵魂”，并且说：“要馒头，不要窝头”(指要文斗，不要武斗)。王冒明更肆无忌惮地说：“不管它(指十六条)，咱们干咱们的!”“我王冒明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有纠正过态度。”一边打人一边还说：“我们就不信，到底是十六条能触及你们的灵魂，还是我王冒明能触动你们的灵魂”，“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样才能触及你们灵魂。”“别看中央文件出来了，还得照样打你们。”“这是文斗和武斗相结合的最高形式。”目无党纪国法，任意践踏毛主席亲自参加制定的十六条，狂妄到了极点。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
敲诈勒索 胡作非为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违法乱纪，在生活作风上是敲诈勒索腐化堕落。
凡是入“劳改所”的人都要被迫把手表和自行车交给看守“劳改所”的负责人。据初步了解。他们勒索了手表四块、自行车四辆、被褥一条、收音机两架。此外如钢笔零星物品还很多，至今末还。单××进“劳改所”时没带手表，强迫他回家取表，未成。朱××已交了表，李××还对朱说：“你存那么多钱，让你爱人再买一块给我。”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后，便到他家把自行车骑走，把他串联带回来的东西、剩余的钱全部瓜分。甚于那一小撮家伙抄家所贪之财物就更无法统计。他们把抄来的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缎被面、衣物、照相机等物品进行了私分，他们还擅自扣留“劳改所”多数人的工资，每月由他们去领，不许其家属领，只给15元生活费，九、十、十一三个月共扣工资l 500—1600元，这些钱都落入这一小撮人手里。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这些暴徒的愿望，还想方设法的进行敲诈。如以美化看守室和“劳改所”为名，让“犯人”出钱，一次共搜去十元。又如以买手电为名，又搜去十元。朱支前抄来一辆摩托车，让“劳改所”的人给他出钱买汽油。被扣押的人如不慎在劳动中损坏了玻璃或灯泡时，都由朱支前等人宣布赔偿价格，赔偿的钱不交总务处归他们所有。还有一次，他们跑材料在外面吃饭，让扣押人员拿了三元六角钱，四斤粮票。“劳改所”关进来人，就由原来的人给买饭，他们招待外校的客人以及有时他们自己吃饭，也由所谓“黑帮”拿粮票拿钱，其它如朱支前练汽枪瞄准的子弹钱，修炮楼的油毡，手电钱和其它人出去串联需要的钱等都由“劳改所”里的人出，敲诈勒索之名目，无奇不有，尽是荒唐之极。
他们用不义之财大肆挥霍，大吃、大喝，甚至喝酒取乐。他们把抄家抄来的黄色唱片，留声机放在宿舍里，整夜欣赏。把被扣押的人当作奴隶使唤，给他们做小锅饭、刷鞋、打洗脸水、洗衣服、洗脚等，王冒明打人带着新的尼龙白手套，被打者的鲜血弄脏了。他也让被打者给洗干净，而且必须用香皂。王冒明、朱支前等人还常常拿大刀在院子里乱伐乱砍，砍坏公物、任意砸锁撬门，抢取东西，甚至狂言：“除了我们，谁敢撬锁”，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西纠队员毒害成什么样子了?如此下去修正主义歪风邪气大长，许多青年就危险了。望受害者快快悬崖勒马，站到毛主席这边来，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
结束语
以上这些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六中是非常猖狂的，顽固的。他们根本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无视于十六条，无视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他们公开对抗中央、毛主席亲自主持和制定的十六条，对抗林彪同志的“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在市委“重要通告”出来之后，王冒明、朱支前等几人仍无动于衷，说什么，这是“劳改所”不是“拘留所”继续坚持罪恶行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到我校，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陈伯达同志气愤地说：“这样搞是非常残酷的，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行!!”但他们根本不听，仍然十分嚣张。对向陈伯达同志反映的人进行威胁。他们在这以后不但不改，反而越来越凶。于是，陈伯达同志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再次来到六中，当晚就拆除了“劳改所”。并带走了王冒明、朱支前，给革命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继续磨造杀人凶器。十二月二日发生了刺杀耿小西事件(耿身受八刀)，十二月九日姜晋南又打伤红卫兵战士马××。朱支前被放出后，仍非常疯狂。十二月中旬还威胁人说：“你别狂!你小心点!”“我就是要杀你……”。臭名远扬的西城纠察队，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一“联合行动委员会”。
由西城区纠察队变为“联合行动委员会”表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十分顽固的。尽管他们这样、那样地伪装，这样、那样地猖狂，这样、那样地顽固，还是跑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的锐利眼睛。也正像毛主席指出的：“……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的“联动”也是这样，他们在变，并且已经变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央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正表明这一点，革命群众纷纷起来反击“联动”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西纠一小撮人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打人、杀人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后台。这些后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周荣鑫，就是原西城区公安分局及现在仍在负隅顽抗的更阴险的家伙。
这些后台在物质上支持他们，行动上纵容他们，指使他们，思想上毒害他们。使得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同志们，这都是些什么问题!难道这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难道这不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吗？他们完全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而他们却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压制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要我们掌握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却把矛头对准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毛主席要我们坚持文斗不准武斗，而他们却疯狂武斗，制造混乱，制造白色恐怖；毛主席要我们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而他们却大肆宣传反动的血统论；毛主席最支持革命大串联。而他们却不准同学、老师出外串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我们必须与其作坚决彻底的斗争，不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罢休。
我们呼吁：一切受蒙蔽的红卫兵战士们，快些觉醒过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革命的师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打垮资产阶级的新反扑。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第三部分=========================================
看过以下这篇通知，各位读者如果稍微肯动动脑子，就不难明白为何这些反文革派复辟之后，急于给“西纠”、“联动”平反，并且把罪责一股脑地推给毛泽东主席了！
今天，当各位草民也跟在那些位居政商高层的、昔日的“西纠”、“联动”分子后面，大骂着文革和毛泽东时，就不觉着有些滑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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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
（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部公安局至县团级）
1984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虽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7月进行了恢复平反，但由于当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该文件稿提出三条平反意见：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的“西纠”“联动”是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两个红卫兵组织诬陷为反动组织，是别有用心的。江青在首都万人大会上叫嚣对“西纠”要毫不留情的镇压。他们捏造罪状，在八一学校炮制了所谓“联动”罪行展览，进行诬陷。1967年在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把“联动”列为反动组织。当时这两个红卫兵组织中被逮捕关押数百人，并追查他们的后台，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为他们全面篡党夺权制造条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各种诬陷和迫害，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对因“西纠”“联动”问题，错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审查的中学红卫兵学生，公安机关应逐人做出平反结论，过去已作了结论、但结论不当的应做改正。平反结论要征求本人意见，存入本人档案，发给所在单位，以清除影响。审查期间形成的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对这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中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应按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处理。
====================================第四部分=========================================
以下1966年大事记编纂于改开年代。逻辑常识告诉我们，复辟后的反文革派不可能粉饰文革中的成就，否则就无法彰显他们所谓文革的黑暗和所谓改开的伟大成就？
即便如此，我们仍不难看出，在66年那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民）仍旧在工业、国防、科技以及整个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建国三十年包括文革十年，中国是不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民不聊生？我在博文《不愿正视自身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援引了我保留至今的《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比较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作者是国家计委地区规划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2000年地区经济发展预测分析”课题组。报告出台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3日。请注意当时的背景：文革已被彻底否6年多了，毛早已被请下了神坛并且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道成了文革罪责的承担者；邓此时已大权独揽，邓太子辖下的康华公司和另外几大官倒正横行在神州大地，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
上述时代背景，说明当时的官方机构是不会美化宣传建国三十年的。
我89年因写作硕士学位论文《多地区宏观经济模型联结技术的问题的研究》，而与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合作密切，得以接触到这些报告。
报告写道；
『1966--1978年期间，正值十年动乱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时起时伏，缓慢增长，十三年间东中西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2%、7.4%和6.2%。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6%、6.3%和5.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就是7.5%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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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国大事记
一月
1月28日，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二月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三月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五月
5月3日——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六月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
7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原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将军出任第二炮兵首任司令员。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八月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8月16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北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遭受林彪、“四人帮”摧残迫害，投湖自尽，终年67岁。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满族，北京人。【注：据知情人揭露，老舍就是秦晓等“西纠”分子迫害致死的】
十月
10月8日，中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0月27日 中国在自己领土上首次进行导弹核武器成功。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快速地向前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试验的解放军、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一月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十二月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
12月16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5岁。马连良，回族，北京人。
12月23日，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2月26日，中国研制的中程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资料来源：新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 ) L
根据公布的统计材料，1966年国民经济完成情况：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主要产品产量，粮食4280亿斤，比上年增长390亿斤；棉花4674万担，增长479万担；钢1532万吨，增长309万吨；原煤2520万吨，增长1700万吨；发电量825亿度，增长149亿度；棉纱863万件，增长147万件；铁路货运5亿4150万吨，增长5792万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8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等达209亿元。实际施工大中型项目1186个，全部建成投产215个。新固定资产147亿元。新增职工219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2‰。社会商品零售额732亿8000万元。增长62亿5000万元。进出口贸易额127亿1000万元。财政收入558亿7000万元，支出541亿6000万元，收入大于支出17亿1000万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b749bfe0101m6e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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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5 15: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