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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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公众的重视与尊重。除专业研究外，他也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钱理群作品精编”，该系列计划共十一册，分为专著和文集两种类型，整合收录了钱理群主要的学术专著和文章随笔，既是对先生学术思想阶段性的总结，也试图呈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主要成就。籍由该书的出版，钱理群亦再度梳理自己的成长之路，撰写长文《我与青年》并与青年学生座谈，正如他文中所说，“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是人生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一个基本经验，对于中国青年还是有意义的。”在此刊出该文节选，以飨读者。


　　教师钱理群比学者钱理群更重要


　　莫言说他是讲故事的人，我其实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主要是讲大时代里个体生命的历史的故事。具体说是讲鲁迅的故事，讲周作人的故事，讲知识分子的故事，讲民间思想史的故事，讲毛泽东的故事，以及我跟北大的故事，我跟青年的故事，我跟贵州的故事，讲世纪的故事。今天我就讲我和青年的，半个世纪以来的故事。
　　大概分这样几部分，我的第一本随笔《人之患》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加重要，有人说听钱理群演讲比看钱理群的文章还有趣，我是认可这些的。其实我无论讲课、写文章都主要是以青年为对象。我的第一本随笔记，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　扉页上写着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青年改造的人。区别在于讲课的时候青年是我面对面的对象。
　　青年不仅是我研究和教学的对象，更参与我的研究，参与我的教学。如果熟悉我的早年老朋友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在准备写的过程中，如果有青年来拜访我，我就会跟他讲我要写什么什么，青年一般会提出问题或提出意见，这个问题和意见就被我吸收了，我就一遍遍的这么讲，一遍遍吸收，讲到一定时候就成熟了。讲的时候非常注意学生反反映，特别注意学生作业，学生作业中最精采的部分都被吸收到我的作品中。大家看《心灵探寻》可以看到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言论，相当多的引用学生的言论，这构成我学术著作非常特别的一个特点，而且保持到晚年。我在晚年的写作，都会大量的引用青年学者的观点，我非常关心青年学者的表现和著作，我有很多时候看他们的著作，凡是精采的地方，一定要引入到我的书里来，一方面对我的书是一个吸收，使我的书的思想能够处于前沿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借这个机会把这些青年学者推出去。这样青年学者实际上参与了我的研究和参与了我的教学。我愿意把它看成生命的共同体，大家共同的来进行研究，来进行教学。
　　这样两个特点，一个是以青年为对象，一个是青年对我教学研究的参与，就决定了我的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和写作风格，我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格的学术文体，我追求表达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和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晦涩，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走向普通的读者，走向青年读者。我跟外国学者交流，他们非常羡慕我，说钱先生我的著作基本在学术圈子里有影响，像你这样越出自己的学术圈子，在广大的青年中特别是广大青年学者中有影响，他们非常羡慕。我说这是中国学术圈子的特点。
　　学生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和教学，更深入到我的生命本题，很多人对我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感到惊讶，精力如此充沛，其实这当然跟我个人素质有关，但更主要的奥秘是在于我始终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到了晚年我不可能走出书斋，真正进入社会去，就只能借助于青年，特别是青年志愿者的帮助。因此在一篇回顾和青年志愿者的关系的时候我写“我心里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这么多的好青年，他们都给了我无尽的生命力。我这个老宅男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地层社会保持着或有程度的生命精神联系，也是他们不断推进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的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了感恩之心，我觉得是切实的，更准确的说我与青年交往这是双向感恩，我感恩青年，青年大概也感恩于我。这是双向的需要和支援，我需要青年，也支援青年，青年需要我，也需要我支援。所以青年人老说钱先生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我说不是耽误我，而是我需要。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是生命的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我想用这两句话概括我和青年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是一个平等和互助的关系。这样一个平等和互助是我心向往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那个讲鲁迅的


　　第二个问题，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今天邵燕君来了，她在文章中说，如果你到北大去问钱理群是什么人，北大学生会告诉你，就是那个讲鲁迅的。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的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三点：第一我认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而青年人正需要这样真的成年人，尤其是当下这个充斥着谎言、充斥着欺骗，青年人如果在年轻时候就能接触一个真的成年人是他一生之大幸。而鲁迅之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鲁迅面对一切现实，他不怕说出事情的真相。他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这非常难得。第二鲁迅之真还表现在于他在青年面前是敞开自己的心扉。他毫不犹豫的在青年面前敞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犹豫、自己的弱点，他和青年一起思考、一起追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成年人。这是我觉得鲁迅和青年相通的地方。第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师。鲁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是把中国汉语的表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有极大的个人性和极大的创造性。而这两方面都是青年人学习语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觉得年轻人从小时候就能留恋于鲁迅所创作的汉语家园中，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第三鲁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个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春风得意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是不会接受鲁迅的。当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意了，你对你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到怀疑，对你自己的生命存在，感觉不大对劲，想寻找新出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因为鲁迅给你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我接触很多青年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读中学的时候，读了鲁迅很多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他们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就觉得鲁迅那些话他能懂，这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作用。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我首先在北大讲，连续27年和21届学生讲鲁迅，这当然是非常罕见的。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有几个关键时期学生反映步态一样，第一时代是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到了9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我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的，何必那么沉重呢？我要追求轻松，因此我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我尊敬他，但我绝不接近他，我不需要他，我拒绝他。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我们需要鲁迅，两大派争执不休。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八九年以后北大失了精神，要重新寻找北大的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从小教师，到中教室，到大教室。最后有人跟我说钱先生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80年代。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名教授了，把我当学术明星来看的。这也同样反映了北大学生和社会上的分化，各有各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大家听懂没有？我羡慕你的人生，但我不按你这样做。这在学生身上显示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他不一定照着你做，所以我就成了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就明白了，我的地位就是另一种存在。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另外的风景？只有一个风景还是有另外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对学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只碰到一种风景，会很单调，如果你碰到了两种风景，你知道了，不去选择对你日后的生活和选择也有意义。这里有一个交流鲁迅，我和青年之间的交融，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背景。
　　在北大退休以后，我在全国各地大学，到中学、工厂甚至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讲鲁迅，讲得不亦乐乎，我相信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不是过去式的存在而是现代式的存在，第二我相信读鲁迅是要读一辈子，因此不同年龄他对鲁迅有不同的接近，不同的接近方式，不同的接近内容。因此我按不同的年龄，编了不同的鲁迅读本。我算了一下，小学生鲁迅读本，中学生鲁迅读本，大学生鲁迅读本（鲁迅作品15讲），给研究生的《与鲁迅相遇》，给成年人和青年人的《鲁迅文学十讲》　我给不同层次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我自己活跃其中，我追求的就是鲁迅、我和青年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交流。


　　我和六代青年都有交集


　　第三点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我出生于1939年，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三零后。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四零后，五零后，一是六零后七零后，一是八零后九零后，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都不一样，半个世纪交往有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所以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零后。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你家庭出身不好休想。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那我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做到一个现实的理想。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长期等待一个长远的理想。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学校领导对我是不放心的，举个例子，当时我要求当班主任，学校不批准，害怕我和党争夺青年。现在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一想，你不准我当班主任，但你必须允许我上课，我还有一个课堂，我还可以和青年学生接触。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除了认真、全身心的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大，在北大讲台上讲我的鲁迅观，这个梦的实现等了太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赶上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当时我已经39岁，40岁就不允许了。而且到了北大，等到1985年学校才允许我开设鲁迅课。也就是说我足足的等了18年，再加上5年，就是等了13年才圆了我的梦。这里要感谢贵州四零后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与我休戚与共的支持，我可能早就被现实压跨了，根本不能坚持18年的理想，而18年来一直保持生命本色不变，所以感恩和四零学生的交往。但和四零学生的接触，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为我是当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因此我自然成为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但我自己被打成反革命，连同和我接触不同范围的学生，有的跟我接触久，有的跟我办壁报，有的跟我演戏，统统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小牛鬼蛇神，特别是有一个学生并不是我圈子里的学生，只是跟同学到我家里来过两次，但文革开始后，我被公开批判后，学生出于年轻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对当时给我强加的罪名提出不同意见，她说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立刻被打成违反革命分子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加上她出身不好，压力非常大，后来这个学生投湖自杀了。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我感到恐惧，而且感到自责。我说我这样的人，即使罪孽深重，也应该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但我不甘寂寞，用青年的热情慰藉我孤苦的心，结果累及了青年，我说我用学生的生命之重，换起自己苟活之期。因此我觉得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个青年人的尸体，这个有罪感梦魇般永远没有离开过，我和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尸体的存在，使我后来义不容辞的参加了文革的造反运动。文革我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反抗者，走出学校的大门走新工厂，走向农村，甚至走向兵营，接触更广大的社会青年，我的影响逐渐扩大，不仅是学校最受欢迎的教师，而是成为那个地区最受欢迎的老师。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五零后，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文革后期相当盛行，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你们会发现三零后，四零后、五零后的人有一个特点，八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时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这样重大高远的目标让我们读书。
　　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我们意识到这个即将到来的变革，我们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怎么做准备？就是读书。那时候的读书会和今天的读书会不一样，有非常高远的目标。但我们这么高远的目标和我们这些人当时的地位身份差别非常大。我们是一些边缘地区的，除了我一人是大学生，其余都是小学、初中毕业，这样一批半大孩子，受教育程度也不高，有有着世界何处去，中国何处去的高远目标。而且我们当时聚集起来冒着巨大的风险，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的。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今天。这本身就过程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基地，我的根在贵州。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六零后、七零后的青年。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它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八零后的学生。但我真正关心八零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八零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八零后的学生。是因为我看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告讲了两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据统计现在八零后的青年有2亿人，这把我吓了一跳，2亿青年而且进来他们要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这批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当时围绕着如何看待八零后，社会上有一场争论，或者说社会和八零后自己有一场辩论。社会上这么评价八零后，说八零后的特点，一是生活离不开网络，一是重视外表，讲究穿着，这个八零后自己大概也认可。但问题如何评价？社会上说八零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不强，总是高估自己能力等等。而八零后不服气，他说我们非常阳光，哪像你们那样。因此八零后就提出呼吁，请别误读青年。你们可以想见，我是站在八零后这边，我就起来为八零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任务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三零后的人，三零后的人第一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三零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三零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的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八零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八零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八零后又有资格来批评九零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因此，我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八零后和九零后和我熟悉的前面几代人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我做了这么一个概括，如果说四零后、五零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六零后、七零后是八九的一代，他们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而八零后、九零后是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他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问题。对我来说，我和这几代青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四零后、五零后和我年龄差不多，精神气质也比较接近，因此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把贵州的朋友称为我精神的兄弟姐妹。我和六零后、七零后，就是名副其实的老师，我是启蒙主义者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大。有学生回忆说那时候老钱的房间我们深更半夜都可以闯进去跟他深聊到通宵，到八零后、九零后，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年龄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八零后、九零后过份亲密的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八零后的青年心心相印的交流。我记得鲁迅有一句话，青年是多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就想，我大概和睡着的玩着的青年大概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这样不是批评，我觉得青年爱睡爱玩有合理性，不必用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睡来玩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但我得承认我跟他们之间无法交流，我们不是睡着、玩着的，因此能和我对话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青年是醒着的或者准备醒着的，要醒着的青年。要醒着的青年是什么意思？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时代对于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但同时对这样的追求有所怀疑，他希望有一个新的突破，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他内在有这样一种要求。这种青年就和我有交往和交流的可能性，我称之为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这样八零九零后的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既跟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八零、九零后青年理想主义者相遇了。
　　我和这部分青年交往，我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呢？这涉及到我对八零后看法的另一面。我记得很多场合年轻人都问我，您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回答说你们这一代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从小就以考大学和考名牌大学为自己人生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后，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这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有，上帝死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曾以革命作为目标，作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因此也有很多失落感。但不过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可以按照原来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从新开始。如果你们从开头就这么糊涂过来是不行的，因此你就必须要思考。这样就有一个共同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及信仰，这个成为我这个三零后的老理想主义者和八零后、九零后新理想主义者心灵交流的点。这几年我和青年讨论的就是如何在新时代下重建我们的意志、信仰。我通常对青年有两个建议，第一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的读书。尽可能广泛的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信仰打下知识和精神的底子。因为信念、信仰要由知识来支撑。第二可能范围内适当的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建立理想和信念的根。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这样讲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是人生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一个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还是有意义的。具体来说，我回忆一下，这十几年来我和八零后、九零后青年交流通过只讨论五个问题。第一沉潜前十年，我就提出有志气的青年，不要追求一时之利，而是应该沉潜到中国社会的地层，文化地层、生活地层，第二认识脚下的土地，我觉得当下青年最大的问题是对脚下的土地，对本土的文化越来越有疏离感。第三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坚持大的人文关怀，现实关怀，但要落实到做每件小事，我称之为低调的理想主义者，跟我们那代的高调理想主义者不一样。第四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很多青年对现实不满，又不知道如何改变，非常焦躁。我对青年提建议，从改变你自己的存在开始，从改变你周围的存在开始，从改变自己作为改变社会的开始，我们一群人可以一起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做事。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着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在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承担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尝试着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很多人把其他人视为敌人，我们这群人试图把其他人当做兄弟姐妹。在充斥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群人反其道而行之等等等等。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去行动、去思考。我们和主流的东西有内在的抗拒，但我不公开反对，而是在现有的框架上加上另类的艺术，变第二教育、第二文化，第二存在。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做，从改变你自己的存在，改变周围的存在开始，而且你要相信，我们这么做是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从改变自己开始来改变社会。第五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现在中国最大的精神问题，不管穷人、富人，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有两句话，第一我活得太累，第二我活得没意思。怎么办？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按鲁迅的话说，我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合理？这里有幸福观、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建立新的幸福观、价值观。这个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一下。但大家可以看到，这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系我自己的生命存在和选择。这是从三零后到九零后共同的话题，我们从探讨中获益，有青年说我的话有些已经成为座右铭了，我很高兴。


　　■钱理群作品精编


　　已出：
　　《心灵的探寻》
　　《周作人论》
　　《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
　　《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
　　待出：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1948：天地玄黄》
　　《我的精神自传》
　　《爝火不息——民间思想者篇》
　　《大地风雷——历史事件篇》
　　《情系教育——教师与青年篇》
　　《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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