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时的刘少奇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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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语境里，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是引蛇出洞，派出工作组是给刘少奇设的套”，然而从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情况看，这个命题并不存在。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谁先向校党委发难。
1966年6月6日之前，清华大学校长为国家高教部部长、北京市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校党委书记蒋南翔兼任，副校长：刘仙洲、陈士骅、张维、李寿慈、张子高、赵访熊。副书记：刘  冰、胡  健、李寿慈、何东昌、艾知生。
文革开始后，校园内首先是出现揭发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后来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把矛头转向了校党委，公开贴出大字报直指蒋南翔校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指责蒋南翔校长是“教授治校”即“108将”治校（指清华有108位教授），提出校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以蒋南翔校长为中心的校党委和部分师生对此进行了辩解，摆出了清华大学多年来的业绩自卫。（北京大学的不同点是５月２５日首先贴出大字报批校党委的是哲学系书记聂元梓等教师，不是学生）
需不需要派工作组。
按照王光美所述：“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王光美在这里显然撒了谎，因为中央“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地级是５月２０日左右，一般群众并不知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贴出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清华大学只是刘涛贺鹏飞等人给校党委写了大字报，处于秘密状态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是５月２８日。此时学校并没有乱，根本不存在学生或群众组织围北京市委大楼要求派工作组的问题。
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时间是６月１日，清华大学是６月８日。说明中央作出派工作组的决定在６月之前。在学校党委仍掌控局势的情况下，中央作出派工作组的决策理由并不充分。
谁向清华大学派出工作组。
1966年6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6月8日，新市委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晚上，工作组副组长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到校，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9号到达，正式接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派出２０８人的工作组是６月１日晚，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副组长有曹轶欧（中央理论研究办公室主任）、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
按照王光美所述：“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３１号进驻）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６月１号进驻）。此事是否当即向毛泽东报告存在争议。而周恩来年谱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就组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既然向大学派工作组与向报社派工作组是同一天研究的事，为什么在联名致信中只提向报社“拟组织临时工作组”。
显然，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派工作组不是正式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是“碰头会”商定的，而且在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前十天已经派出，存在“先斩后奏”的嫌疑，此举很可能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工作组的原因之一。
　　 谁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
按照王光美的自述：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
根据王光美回忆，她到清华看大字报有个前提“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
以上情况表明，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是刘少奇要她去是看大字报。同时，刘少奇口中的高级干部指谁？如果说北京大学的后台是康生的话，经常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是周恩来、薄一波等人，而且周恩来支持反工作组的蒯大富是事实，难道指向的是周恩来？
谁任命王光美为工作组顾问。
王光美访谈中说：“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王光美的所谓“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实际上是把约７００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由此带来的是清华大学更大的混乱。
叶林虽然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却无权任命工作组顾问。王光美当时的正式身份是刘少奇秘书，她这个配有两名秘书的顾问头衔是谁任命的，目前没有透露出来。叶林工作组是北京市委派出的，顾问理当由北京市委任命。贺龙和薄一波不在北京市委工作，如何知道王光美要到清华大学，贺龙要派车，薄一波去清华看大字报时提前跟清华讲了（后来许多人证明薄一波当日去过清华大学，还与蒯大富说过话）。
工作组成员是北京市委公开宣布的，插进一个工作组顾问理应由北京市委任命。王光美的顾问身份有点不伦不类。
据后来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揭发：“当总理要她回去，不要再呆在清华园时，王光美公然抗拒地说：“我听那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见叶林１９６７年４月大会发言）
清华工作组都干了什么。
清华“工作组”成员共计528人，接管了清华全部干部职位，行使清华党委领导职权。（北京大学是6月4日由市委书记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50多天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抛出蒋南翔，作为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
第二件，全面接管清华校党委和各级权力，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时任副校长的刘冰回忆说：“被多次批斗，戴高帽……而工作组事先不管；事后，马上出来，要求这些“黑帮分子”正确对待群众运功”。
第三件，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进行拘押和批判，包括反工作组领头人蒯大富。工作组提出”反蒋必先反蒯“，要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结果几百名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其实反工作组的还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雷蓉等干部子弟。
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这是刘少奇站在中央层面对清华工作组的强力支持。
工作组给清华留下了什么。
毛泽东７月１８日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没有一起回来，林彪从大连飞机接回京时间是８月５号），批评了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７月２０日蒯大富被解除关押，７月２９日，工作组撤出。
虽然作为控制运动的工作组撤出，但刘少奇仍然在位。清华大学管理层的空缺由工作组支持的一派组织控制。
1966年7月２９日，新清华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成立，代替了工作组。组成人员包括：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王新民、王晓平、乔宗淮、马恩德、张钦志、贾春旺等高干子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以后，清华大学诞生了反工作组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保工作组的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两个对立派组织。而８月１９日作为清华大学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领导人员为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王晓平、乔宗淮、刘菊芬等，全部是保工作组派别“清华大学红卫兵”。
到刘少奇由中央第二降为第七时，９月１６日新成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临时主席团”组成人员仍然是贺鹏飞、刘涛、李黎风、刘菊芬这些人。直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才被以蒯大富为司令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接管。
这个过程说明，清华大学虽然撤出了工作组，但工作组支持的“造反派”仍然维持了清华大学领导权。
清华工作组是１９６６年文革运动的缩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中提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 提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该决定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下由派驻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具体领导的阶段进入到毛泽东等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
清华大学既是红卫兵动动的发源地，也是刘少奇主政文化大革命的样板。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刘少奇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的领导者。
他在中央主持文化大革命工作，派工作组掌控运动。由夫人王光美掌控工作组，几个儿女分别在大中学校直接运动。在清华大学展开阶级斗争，打倒一大批干部和教职员工及学生。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搞的都是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采取方法手段上。相比之下，就运动本身而言，刘少奇延续的是“反右”做法和“四清路线”，毛泽东坚持的是群众路线的一惯作风。
清华大学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罢免全校干部，批斗教职员工和学生。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既不相信党，也不相信群众。而是相信工作组，依靠高干子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维护了少数人而得罪了大多数。这样的行为引起教职员工和大部分普通学生不满并进行反抗是必然的，支持工作组的刘少奇后来的下场与他思想上的“极左”不无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不及时制止工作组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否定“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革命策略。如果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像当年的“桃源经验”一样向全国推广，文化大革命将走向何处？全国该有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其后果肯定比当年的反右和四清更严重。
不能简单的把刘少奇文革初期犯错误说成是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刘少奇本来就站在“洞”外。派出工作组不是毛泽东给刘少奇设的套，而是刘少奇自己给文化大革命编的套。只不过这个套最终套住了自己。
用阴谋史学的观点揣测历史事件，不如让事实说话。细化清华大学文革事实，很多问题会看的更清楚。（本文主要依据王光美访谈录，结合清华大学文革相关回忆文章）

文革中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不同点
起事的原因不同。
北京大学的矛盾起源于１９６５年的社教，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副队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队被时任校长陆平的否定，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是社教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１９７８年任北大校长）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指责陆平是北大的“三乱”分子。社教矛盾是北京大学运动的导火索。
清华大学是在中央《五一六通知》还未公开传达之前，提前知道信息的高干子弟在批判彭真时，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支持的北大校长蒋南翔，批判蒋南翔校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授治校”，提出校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
开始参预的主体不同。
北京大学最早起事的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教师。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任北大校党委副书记，加强党委的力量。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名教师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清华大学率先起来造反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
工作组派出时间不同。
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时间是６月１日。清华大学是６月８日。两校撤出工作组的时间都是８月１３日
工作组织成不同。
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副组长有曹轶欧（中央理论研究办公室主任）、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共２０８人。这个工作组成员主要出自党委口。
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共５２８人。这个工作组主要出自政府口。
群众力量主体不同。
北京大学虽然有邓朴方、林立果、刘惜戈、方忠诚、叶威威、吕虹等高干子弟，群众造反力量的主体却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教职员工和普通学生。
清华大学群众力量的主体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包括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李黎凤（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等。
斗争的目标不同。
北京大学针对的是旧北京市委和校党委。
清华大学针对的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
组成的领导班子不同。
北京大学组成的文革筹委会领导班子包括聂元梓（哲学系总支书记）、邓朴方（物理系学生）、王茂湘（经济系教师）、吴维能（历史系教师）、杨勋（经济系教师）、张侠、孔繁（干部）、杨克明（哲学系干部）等，以中层干部和教职员工为主。
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临时筹委会主任）、贺鹏飞（副主任）、李黎凤、刘菊芬乔宗淮、胡劲波等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学生。
后台支持不同。
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的后台是周恩来和康生，反对聂元梓的后台是陈伯达。
清化大学支持高干子弟的是刘少奇，支持另一派的是周恩来。
后来分裂的形式不同。
北京大学是内部分裂成拥护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反对聂元梓的“新北大井冈山”（陈伯达和周培源支持），这两个组织都是靠反工作组起家。
清华大学是外部分裂。以“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为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
后来的结局不同。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聂元梓进了监狱，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后来成了接班人。
北京大学校长陆平７５年出山任七机部副部长，文革后未获重用。副校长彭佩云和周培源文革后一个高升人大副委员长，一个当北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文革后任天津市委书记、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后来获得重用的是何东昌，此人文革后任教育部长。
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文革后最高职务是教育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以北京市副市长退休。这两个文革前的副部级工作组组长直到死仍然是副部级。原因是他们都在刘少奇倒台后，站出来批判揭发刘少奇控制大学工作组打压群众运动。
主流评价不同。
北京大学由于支持两派的康生和陈伯达都被否定了，无论是聂元梓为首的还是反聂元梓的组织全部否定。除邓朴方以外，曾经的红卫兵几乎没有在文革后登上政坛。
清华大学由于支持者刘少奇被平反，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造反派获得平反，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反工作组派下了地狱。曾经的造反红卫兵大部分登上了政坛。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清华附中诞生了红卫兵，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更有名，争议也最大。原因是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而清华大学的选择性平反一直饱受垢病。同时，北京大学的文革一直按部就班的展开。而清华大学由于1975年出现了党委书记迟群与副书记谢静宜的对骂，党务副书记刘冰写信向毛泽东告状一事，点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清华大学再次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些起事的造反派是没有文化的“脑残”或“受别人利用”，其实不然。这些高等学府的教师或学生不仅有一定的学识而且智力程度并不低，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抱着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积极投身于这场社会运动中。在今天来看好象是全体中国人都疯了，然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热忱。这种热血沸腾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了，更谈不上理解。
由于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后来的许多文章总是喜欢在叙述事件时前面加一个受XXX支持或叫唆，目的是先给事件定性。或者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选取领导的一句话，不管这种话是何时、何种背景或何种前提下，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其实都是阉割历史，或者是选择性的解释历史事件。
刘少奇可 能通过夫人和子女了解清华大学运动中的情况，为他决心派出工作组掌控运动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他没有直接插手，更没有利用学生来争权夺利。清华大学运动兴起是自发的，包括蒯大富反工作组也是被压制下的反抗，没有任何人指使。
北京大学也是一样。聂元梓的贴大字报与社教运动与校领导的矛盾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使在康生和曹轶欧倒台以后，她没有推卸责任，仍然坚持大字报与他们无关。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国家高级干部站在不同的角度支持或反对一派也合乎情理。终究这是个人人必须表态的运动，很少有人可以中立或者冷眼旁观，包括毛泽东在内。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才出现千人千面，各单位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现象。
本文只是站在宏观面上透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的不同点，孰是孰非需要细化，需要站在不同的视角下分析和思考。
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之说值得商榷
文化大革命曾经被说成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政坛高官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一个受教育改造的过程。由于开始针对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当权派，而存在这种法权问题和当权派的不是普通百姓，更多的是政坛高官们。这种情况下，运动的焦点对准官僚阶层是必然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整人和被整中反复，在浮起和沉没中徘徊。如果以文革初始到结束为一阶段在位与不在位论的话，真正被打倒的高官仍属少数。很多人只是受到冲击，或者被别人取代而边缘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陶铸、王任重、贺龙、肖华、杨成武、林彪、陈伯达，这些人既是文革的积极分子，也是受害者。
文革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如果把受到冲击都算在内的话，确实够得上一大批。而且不是一大批，而是９０％以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林彪康生江青都在此列。因为文革时他们也曾被攻击过，能够幸免的干部几乎没有。如果以打倒后从此再没有起来的话，则不存在，或者说除了故去的以外，只有少数老干部被打倒。其实到文革前，陈云、张闻天、杨尚昆、宋仁穷、李井泉、张鼎丞、胡乔木等均已出来工作，军队将领陈再道、钟汉华、王建安、杨勇以及与贺龙有牵联的廖汉生、吴克华、郭林祥、黄新廷、李达、秦基伟、吕正操、王尚荣、李成芳均已按排职位。包括薄一波、刘澜波、李运昌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均已“解放”。
如果以政坛沉浮论的话，文革后清算的中央委员比任何时候都多。中共九大和十大中央委员许多工农委员在文革后被清除，老干部下台是受迫害，工农和劳模中央委员被清洗是正确，是典型的精英主义思维。这种思维的立足点是那些老干部永远是正确的，他们只要会喘气就必须在位。工农阶层永远也不能立于庙堂之上，否则就是“造反”起家。这是什么逻辑！
当然，站在老干部或精英立场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因为触及了他们的利益。然而细究起来，许多所谓的老干部包括知识精英在内，屁股并不干净，他们曾经的所作所谓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一些被人为迫害或受到委屈的人，他们的无辜值得同情。但是，对于许多所谓的文革受害者而言，是迫害还是咎由自取，是委屈还是活该，只能是立场或站的角度不同。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有人包括老干部在内都受到了一次洗礼或冲击，从中央委员的变化情况看，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之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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