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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文革批判会照片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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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1 16:4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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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各时期的批判会内容及其性质大有不同
——文革批判会照片集读后感

老田

以前读过很多份文革批判会照片集,今天又读到一份,这一份的文革批斗会照片很全,但排列也很乱,把各个时期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批斗会混为一团,无法出现批判会在批判对象和斗争者方面的巨大差别,为此,特意选择一些不同时期批判会的照片,加上背景解读,帮助没有亲历过文革的读者,初步了解文革批判会背后的大不同。

下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各个时期的批判会照片和批判内容、性质和批斗目标差异,做一点引导性的解说,以利于青年人从那段历史资料中间提取一些更为准确的信息。



首先,黑龙江斗争任仲夷、李范五等人,是在文革初期由哈军工的太子党们干的,这批太子党在造反派起来之后立马转入反文革,甚至公开提出反江青的口号。他们的底气,是自己的父母官足够大,远大于黑龙江省委那伙人,在政治内涵方面除了投机之外,没有啥子政治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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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在造反派产生之前,由哈军工太子们党组织的批判黑龙江省委高官的大会。

后来在北京最先举行第一次批评彭罗陆杨大会,是元帅之女叶向真干的,把彭真从家里绑票偷出也是她们。她们的批判没有任何政治性,只有投机性。据戚本禹回忆说,周总理派他去会场坐镇,结果他发现叶向真们的批判会一点点实质性政治内容都没有,只有些空洞的帽子和口号,连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都没有提及,显然这个批判会纯属风头需要,而不是出于批判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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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叶向真等太子党主持首次批判彭罗陆杨大会的时间。据戚本禹回忆,这个批判会是在彭真业已被叶向真等人抢走藏匿起来的情况下,周总理被迫同意其批判要求的。为了说服背景大的太子党,周总理妥协说:只要她同意把彭真交回,总理保证帮助把彭罗陆杨找齐交给她们批判一次。

太子党们这么一投机,就等于立下了规矩:谁要是不批斗走资派,或者批斗走资派的级别不够高,那就说明你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斗争性不强,力量不咋的。这个规矩已确立,对造反派也有效,后来北京天派、地派就开始比着谁开的斗争会人数多、声势大,批判的大官官大。

1967年夏天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其内部逻辑就具有这样的风头主义和投机性目标,《清华蒯大富》一书对此作了十分精辟的批评:打倒刘少奇的功劳清华绝对是头一号,怎么你建工学院反而冒出来了?所以,书中明确表示对建工学院范、贾两位女头领的选择,极度不感冒。

第一时期的批判会,是毫无政治性的批判,是彻底的风头主义行为,但这个有着很强的传染性和立规矩特征。因为开坏了头,也就带坏了后续的,风头主义及其社会影响一经确立起来,就形成一种现实的政治竞争规则:如果谁不在这个方面有所表现并取得成绩以提高知名度,就会被市民无视为毫无影响力的不重要造反派组织了。



照片中间批判反军分子应该是“二月逆流时期”批判造反派的照片。后面有批判胡厚民和任爱生的入场券,其中胡厚民是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的二号服务员、任爱生是文革前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是一个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个批判就是“清查五一六、批判北决扬”这个清算造反派的过程中间的事情。这应该算是反文革派别,批斗文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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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算造反派时期的“两清一批”运动过程中间,批判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的批判会。整个文革期间,此一类的批判会数量最大,频次最高,在宣布结束或者否定文革之前,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已经被批判过好几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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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整个文革期间,此一性质的批判会数量最大,频次最高,但是,文革后的宣传反而遮蔽了这一部分内容,这一次照片系列中间可能是选择资料的人士,完全不了解文革,所以误选了反文革派的批判会照片进入,以前见过的照片系列都是清一色的反文革派被批斗照片。

批判神父、批判教授的批判会,应该是文革初期由各级省市委支持下的保守派干的,造反派对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啥子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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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宗教界人士、右派等死老虎,多数是由反文革派别执行的,性质是反文革派批判非文革派。

诸如蒯大富同志,最感兴趣的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以及紧跟工作组要把同学打成反革命的马屁式的精积极分子,也就是说,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最乐意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积极执行者群体:镇压群众的坏当权派和他们的打手保守派。在造反派最有兴趣批判的反面,是当权派和保守派长期联手对于造反派的镇压和批判,这个方面的照片资料很少,宣传就更少了,不过这一次的照片资料中间倒是有那么两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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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兰考县焦裕禄副手张钦礼被五花大绑批斗的照片,时间是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的镇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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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三人左起是:杨捍东、张钦礼、张凤鸣。其中张风鸣是一个复原军人,就因为支持张钦礼就被抓起来了,一直关到1967年7月份中央举行解决河南问题的谈判开始之后,最后才被释放的。杨捍东是开封师院的学生,受当时省委领导委托,下兰考实地调查焦裕禄事迹真伪并上报国务院,因报告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的真实性,也因此而支持了张钦礼(此前两人不相识),为此也好像批评了当权派周化民,结果被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中校”的虚假身份被抓起来批斗。

文革在兰考的派别分化,是以拥护还是反对人民日报对焦裕禄的长篇报道划线的,拥护者为“卫焦派”,支左之后就被看做造反派而受到镇压,其反面的保守派名为“卫东林焦”。文革结束后,张钦礼再次以莫须有罪名被抓捕判刑十三年,杨捍东被判刑五年出狱之后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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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的照片也应该是批判造反派的,时间也在军队支左之后发起的“二月镇反”期间。追究解放前的表现,也是反文革派的一大热衷事业。

反文革派着手的批判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文革派批判非文革派,这个毫无政治性内容;二是反文革派批判和镇压文革派,这个有确定的政治性内容。



第三个时期的批判会状况,是造反派对于反文革派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的批判,这一部分批判会其实频次最少,但是被文革后的宣传放大无数倍,似乎整个文革期间充满着这样的批判会,当权派的日子完全是苦哈哈。这个时期的批判会,被过度宣传,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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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层次,薄一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策人和最得力执行者之一,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何长工、李范五和汪锋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李范五对文革初期黑龙江的很多倒行逆施负有责任。

薄一波、何长工、李范五和汪锋因其在资反路线时期特别积极,镇压群众成绩最大,结果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被毛泽东指明定性的四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在地方层次,刘澜涛是西北局掌舵人,在陕西四清时期就执行刘少奇的极左政策,受到胡耀邦公开批评,结果是下派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立足不住,被他们一伙排挤回北京了,文革开始之前胡耀邦还处于赋闲状态。胡耀邦想要在邓小平同志那里得到一点点正义,结果遭遇到邓小平彻底的冷遇,胡耀邦通过这一次的遭遇,彻底学会了如何做官——加入最强势群体之间去,1975年胡耀邦成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之一。邓小平透过胡耀邦与刘澜涛争执的处理,不仅支持了刘澜涛,还彻底把胡耀邦规训过去了,真是一大成绩。所以,文革起来之后,群众批判刘澜涛等人,不接受这些官员的辩解说他们与刘邓仅仅只有上下级关系和一个执行错误,认为他们与刘邓之间有着超越组织关系的个人帮派关系,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地的第一书记,在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除了照办之外,多有创造发挥,湖北的王任重、东北宋任穷等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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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涛作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在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执行过被称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受到批判。各地的第一书记,通常都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批判。

毛泽东说彭真及其手下的北京市委是一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据造反派后来搜集到的材料《天翻地覆慨而慷》记载,刘仁、万里这些人在议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批发七个文件要求他们学习之时,确实只表现出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派情绪,没有政策和法纪观念起作用的影子。

北京市委以其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被毛泽东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似乎长期存在着此种发展趋势,经常复制这个态势,陈*希*同在位期间也获得此一风评。

在陶铸负责文化宣传口文革早期,今日的外逃精英阮铭是其最依赖助手——中宣部文革主任,清华四一四派的唐伟所写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第一号大扒手》(1966年8月中旬贴出)就是阮铭授意的,唐伟写完还不敢贴出去也是阮铭竭力敦促之下才贴出来的。此外,阮铭还在宣传和文化口推行陶铸“怀疑一切”“普遍地烧”的思想,科长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这个思想受到过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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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有两次:第一次是1967年1月6日的“智擒王光美”事件,属于造反派大学生的自发行为;第二次是1967年4月10日的批判大会,据老田访问蒯大富所知是周总理于“四三会议”上商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之后同意的,蒯大富还说为此在北京闹市区做了一个星期的广告,结果那一天来人过多把老百姓的麦子都踩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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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1967年410日蒯大富经周总理批准后展开的批判大会场景,由解放军负责会场秩序维护,蒯大富等造反派预备大会发言和批判程序。


至于北京是革委会4月19日的批判刘少奇,应该是一个“背对背”的批判会,刘本人肯定没有到场;到目前为止,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都没有在社会上批判过,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斗争会记录。这个照片和入场券放在一起,很容易产出误解:好像北京市革委会开过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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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会应该是“背对背”的批判大会,没有刘少奇本人到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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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应该是1967年4月19日在中南海刘少奇所居福禄居外,群众对刘少奇的“说理斗争”,不是任何一个群众大会的会场。

据戚本禹回忆,中南海内部有过两次批判刘少奇的斗争会,第一次是1967年4月19日称为“说理斗争”,有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人去刘家门口聚集,喊口号要求他出来回答问题,不算是正式的批判会,据戚本禹回忆刘少奇出来回答问题时,质问到什么内容,都回答说“错了错了”,多一个字的回应都没有,结果也批不下去,就散了伙;第二次是总理和文革小组协商同意的,这一次有着明确的目的,是给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大批群众一个台阶下:由中南海内部组织批判刘邓陶及其家属的批判会,现场通过广播向广场群众直播,要求听完批判大会之后群众各自回家,这是戚本禹受周总理委托与揪刘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协商之后提出的解决办法,会后揪刘火线全部撤离,“围困中南海”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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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批判刘邓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1967年夏天发起“批判二月逆流”之后,有一部分镇压群众罪行最恶劣的军队干部受到追究。这个算是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性质的批判会极少极少,而且大多数都是内部批判会,例如陈再道等人挨批就是在军内批判会上。

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间,成都军区甘渭汉和韦杰等人积极执行镇压造反派的指令,全国抓人最多的就是四川,后来革委会成立之后有个统计:抓捕造反派人数冠于全国,总数超过十万人,结果监狱爆满之后,很多单位的大礼堂被改造为临时监狱,还有很多北京串联大学生包围监狱要求入狱,据说监狱大门都很难关闭了。成都军区和青海省军区,是整个二月逆流时期表现最坏的典型。这一部分人很少公开批判。

在四川,万县和涪陵地区还有对学生开枪、打死学生多人的恶性案件。事后,黄韦二人被撤职查办,韦杰似乎没有关起来。而在青海指挥开枪杀死杀伤造反派三百余人的赵永夫,则被关押秦城十年。这些抓人和开枪杀人的恶性事件背后,据当时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中央谈判会议的造反派记忆,是元帅Y在幕后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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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造反派都强烈要求“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的,但是这个情绪被有意地转移到了一些过时的死老虎身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应该属于这个性质,这是典型的李代桃僵之计。军内批评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据黄的回忆,应该是周总理和文革小组安排的,由卫戍区监护执行的。老田曾经有文专门分析过:批判这些过时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护在台上掌权的军内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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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彭德怀的批判属于“转移斗争大方向”性质,而且是周总理与文革小组一起决策的。目的是转移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和冲突,帮助军队在职干部发挥秩序维护作用。



除了文革政治冲突引发的矛盾之外,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派问题和权力再分配要求,都是文革进程中间不可能缺席的内容。批判杨勇的状况,可能主要涉及到军内宗派问题,据有关回忆资料,徐向前和萧华支持批判后来称为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几个人,而叶剑英等人似乎紧跟林彪要批判杨勇等人,后来徐向前被弄得靠边站了、萧华也给弄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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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黄新廷的大会,应该属于军内派系竞争的结果,不涉及文革本身任何事情,因为是文革时期挨批,就顺手扣上当时流行的帽子。杨勇挨批的原因也与此类似。

军内文革到了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不再有干群矛盾冲突的性质——也就是说与文革的设计无关了。此后的起落,主要是历史山头和派系纠葛居多,也与要通过统一的军队力量维护秩序的权宜目标有关,这一部分资料和文献很少,导致很多重大事件都由“瞎说”来解释。

例如1968年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垮台的杨余傅事件,都赖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这个解释,就如同说毛泽东1927年在井冈山大声咳嗽是导致1954年长江溃堤的原因一样,是完全荒谬和不靠谱的。



在具体的亲历者之外,几乎无人能够搞清楚其内部的文革进程,最诡秘的保密机关,反而是文艺界的文革状况。这个非常诡异,那么多能写的人都不写回忆录,这一块的文革资料现在反而是最少的,其内部的冲突和批判问题,依据极为有限的公开资料,理不出头绪。

文艺界的文革至今诡秘莫测,不知道谁批判谁、因为什么原因被批判,那么多能写的人都不写文革回忆,以至于文艺界的文革资料反而是最少的。

据《王大宾回忆录》介绍的一鳞片爪资料,当时演艺界和文艺界的状况,有“三老”和“三新”的对立,那些“老名家”名人平时张狂无比,很有些人工资比毛主席还高,生活上很是放纵彻底有别于当时社会的主流道德氛围,在本单位群众中间积怨甚深,因此,文革一起来就有大批受到他们打压、鄙视和蔑视的小青年起来造反,这些人造反似乎没有受到文革小组支持,江青似乎出于样板戏需要,搞机会主义保护“三老”,结果“三新”受到更大打压,受不了了,去找大学生来支持他们,大学生同情弱者兼且正义感爆棚,1966年年底王大宾真的带人去支持了“三新”批判“三老”,结果受到江青指名批评只好灰溜溜地回学校去了。

在演艺界和文艺界的文革运动,之所以这么少回忆资料发表,推测“三老”的胜利是从头到尾的,欺凌他人也是自始至终的,所以,不大好意思写出来,写的文字大多数都是说江青如何坏、江青搞破坏、要跟她划清界限之类的表态文字,极少有真实史料留下来,以至于至今闹不清文艺界的文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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