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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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陈益南

工人及农民中的造反活动，是文革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篇章，文革的所谓群众运动之中，工人的造反活动力度，甚至比红卫兵运动还要强烈，还要持久。红卫兵运动，不论是造反还是保守者，不论是专门殴打老师杀害地富分子的“红八月”红卫兵，还是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的“首都三司”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都只有最多二年半不到的活动时间，而均于1968年底前后因上山下乡及进工厂，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波澜壮阔几起几伏的工人造反活动，却贯穿了文革的整整十年，构成了文革历史极为重要的篇章。
在文革中产生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中，作为红卫兵代表的中央委员一个也没有，候补委员也仅有聂元梓、陈敢峰2人（聂其实还是一个老干部，不能算真正的红卫兵——学生代表），而工人造反派代表却至少有20人以上，成为了中共九届、十届中央的委员与候补委员。由此，亦可见工人造反运动在文革历史中的不轻份量。
然而，很为遗憾的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简称《国史》）中，专门论及文革的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革的动乱与浩劫》，下面简称《砸烂》）和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下面简称《难以》），对工人及农民的造反活动，却没有能予以整体、客观，或侧重的叙述与论及，没有能体现工人造反活动在文革中的应有历史地位，而只有轻描淡写，寥寥数语，匆匆带过，根本不能让读者看清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之面貌与性质，更遑论让后人正确把握与解读这一历史活动了。
此二书在这方面的重大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极少，篇幅太小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一项重头大戏，它不仅贯穿于整个十年文革时期，而且涉及的人数之众，在世界历史中都少见。所谓文革“有亿万人民参加”的表述，之中，工人造反派群体就占有极大的比重。并且，当时的中国社会底层所发生的很多事件，大多与工人造反活动有涉，或与其有重大关联。但是，在这二部书中，却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叙述解说，所用篇幅之少，与这一史实在文革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例如：《砸烂》一书中，论及造反与造反派活动的篇幅，虽有一些，但是，却主要是以红卫兵、特别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活动为主线与重点，而对工人造反派的活动，包括对北京工人造反派的活动，则均极少涉及。虽然，在一些事件的相关章节中（总共有十多页内容）也断续谈到了上海“工总司”、全国“全红总”问题，在五十页左右的论及各地造反夺权内容时，也点到了各地一些工人造反组织的名称，但是，从整体上看，却未能对工人造反活动过程的情况予以细谈。
1966年秋冬之际起，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止，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活动的高潮时期，然而，有着800多页之巨的《砸烂》一书之中，竟只有百分之十不到的篇幅，零散涉及到工人造反活动。
而《难以》一书，对工人造反活动的叙述就更少了。书中对批林批孔运动时发生的新一轮造反活动，叙述极少，仅仅只用了几个页码的篇幅（只说了浙江、湖南、黑龙江及安徽准南这几个地方）。
文革中波浪壮阔的工人造反运动，一直是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的重头戏，《难以》作为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国史，却只用区区几个页码（P47、P362—369）、仅六千多字的篇幅（只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来叙述，未免太不足了。
对文革中那么大规模、且长达十年的一种民众运动，作为国史，居然只有寥寥几笔，显然，这太说不过去了。

（二）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在已经是很少篇幅的有关工人造反活动的叙述中，其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砸烂》一书中谈到工人造反活动时，点到了批判领导干部、夺权、武斗等内容，然而，对工人造反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原因，却没有任何表述，好像工人造反是文革中不言而喻从天而降的事，不需向读者向历史做出交待。
实际上，文革之初，即1966年9月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因为支持学生造反，致使大批工人被各地各单位当权者定性为“反革命”、“新右派”，予以批斗、整专案材料、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甚至由公安局拘捕的重大事件。
对此，《砸烂》一书，虽然也提到了当年10月5日、11月15日分别由中央军委下达的《紧急指示》与北京市委所发的《紧急通知》中，说到了前段运动发生了各单位党委将学生或“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内容，然而，该书却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做出进一步说明，也更未能就由此之后又发生的各地挨整受冤的人们大规模赴京告状的“盛况”，及先后开始成立了各种造反团体（特别是工人造反组织）的史实及其逻辑关系等情况，予以应有的叙述与论及。因而，导致读者对这一段历史，在书中只是看到造反派民众对各地当权者的批判批斗，却无从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起因，更看不到工人造反活动当时是如何兴起与发展、壮大的情况。
并且，该书即便在说到某些工人造反活动的内容时，也往往由于篇幅太少，多是无头无尾的断章，而没有做来龙去脉的说明与交待。
例如，谈到湖南以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湘江内雷”时，却不讲述其百万之众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不讲它这个组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也不交待这个组织当时对湖南文革有什么影响，而只是用寥寥几笔说了它批斗省委书记与它自身又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的批示予以镇压这两件事。可是，这一来，所有不了解湖南文革情况的当代与后代读者，也许都会对此产生疑问：明明是一个造反派组织，为何却又会遭到中央文革这个天天号召人们造反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批示，而竟被镇压呢？虽然，事实确如书中所说，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不完整叙述，的确会导致读者对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无法获得明晰的了解，从而也就大大削弱了作为《国史》的份量。
《难以》一书也存在这类问题。
众所周知，工人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又掀起了一次很大的造反浪潮，在社会底层，这次造反几乎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但《难以》一书，对批林批孔中为何又一次兴起了民众造反活动的真正原因，也未有任何着墨。却有失偏颇地说，这一轮造反，是由于造反派“急于恢复与扩大权势”（P367），是“前段支持造反派，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试图东山再起”（P367）所致。
事实上，自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至1972年间，全国各地包括工人造反派在内的造反派们，在中央布置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除上海等极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都已遭到各种形式的整肃与镇压，相当多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则被关进了监狱。对于批林批孔前夕所存在的这些严酷史实之背景，《难以》一书，却一点也没有说到，更没有将这些情况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造反派又一次崛起的局面，联系起来论述。
这种选择性的片面表述，显然，极大地损害了《国史》的价值。
《难以》在书中宣称，只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才是“真正的造反”，那么，这文革（包括批林批孔）中的民众造反，特别是工人造反活动，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活动的性质，是属于“奉旨造反”，还是“借旨造反”？或者是二者皆有？
可惜，这二部书都没有很好地表述这个问题。
甚至，没能将这个文革历史的重大组成部分，在《国史》中呈现给读者。

（三）有失客观性
如何认识文革中包括工人造反在内的民众造反运动，由于众所周知的禁令等原因，致使文革结束32年来对这一运动的宣传及舆论，显然易产生片面性，有失客观性。
但既是国史写作，便不能绕开、淡化这个问题，更不应以显然有失公正的片面资料为据。对那一段历史，应有较为客观、或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而不是片面地按现在对文革历史采取不正常态度时的评说为据。
然而，《难以》一书，没有做好这一点。
例如，该书中，对造反派活动的评述，充斥了“进行夺权”、“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帮派分子”、“煽动反对省委”、“诬蔑攻击省委领导人”、“支持造反、犯有错误的少数领领导干部”等非公正词语。
实际上，造反派“夺权”的活动，在文革初的1967年间有过，但批林批孔中不存在这种情况了，而顶多只发生造反派欲参入地方政权做配角、以分得权力中一杯羹，由此保护自己不再坠入“反革命”泥坑的情况。
而所谓“诬蔑攻击”、“犯有错误”等语，更是官方单方面的政治评判，不应作为历史学术著作的用词。

（四）个别史实中的表述不确
《国史》的这二部书，也存在某些史实表述含糊、不准确之处。
例如，在《砸烂》一书中，说到1967年8月湖南道县发生的杀害几千名无辜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重大惨案时，却没有鲜明指出，惨案的行凶一方，并不是造反派，而是含含糊糊冠以一个“派性武斗”引发的“群众专政”性质事件。
事实上，这件当时与后来都震骇了世人的惊天大血案，其肇事一方，并非造反派（当地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县“革联”），而是与造反派对立、并得到该县各级党政军（县武装部）领导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方面的人。然而，《砸烂》一书，却回避了这一点，通篇都含含糊糊只说其是“群众组织”。
众所周知，文革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各自产生的政治基础与斗争方向，都有差异。而造反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这二大派，更是存在尖锐对立的巨大区别。它们在文革历史中所处的责任地位，也完全不同。因此，作为《国史》，应旗帜鲜明地在论述文革历史时，实事求是地做出客观叙述，而绝不应含糊。
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是文革历史客观存在的一部分，现在清楚明晰地论述它们，并不是什么重划派性，而是对历史负责。
此外，书中还存在个别与史实不符之处。
例如，《难以》一书中写到的湖南造反派人物，就有二处史实错误：
（1）将唐忠富说成是省革委副主任（P367），其实，唐只是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
（2）说胡勇是“犯错误的干部”，将其与原省委、地委书记章伯森、张厚并列（P367），其实，胡勇是造反派工人。虽然造反派头头当时也可称新干部，但显然，这“干部”一词，在该书中是不属于造反派的，因为，连中央委员唐忠富的身份，在该书中都是用的“造反派工人”表述。
文革结束30多年了，对文革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多年。但是，笔者发现，在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这一领域的清理与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工人造反活动的兴亡情况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更是常常被忽视、弱化。实际上，工人造反活动是始终贯穿于文革历史之中的极重要内容，是文革时中国社会底层的主要政治现象之首。显然，研究文革，不可以忽视这个领域，作为涉及到文革的《国史》著作，更不应遗漏、淡化这个领域。

2008年12月22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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