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反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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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一：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重庆事件的意义和严重性，不在于它超过007警匪片的情节，而在于所谓重庆模式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在检讨重庆模式的方向性含义时，看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和相似性，很有启发。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系，把这一点挑明的是总理温家宝，他在2012年“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把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告诫说，要警惕文革在中国重演。


　　重要的是人们确实认为重庆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在重庆模式红极一时还是这个神话破产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分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边拥护薄熙来，拥护重庆模式，也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呼唤文化革命应该在中国再来一次；另一边则反对薄熙来，谴责重庆模式，特别呼吁要警惕文革，防止文革在中国卷土重来。


　　重庆模式当然不会完全重复文革，不过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是二者一致或相似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共同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践踏法治。


　　文革中，现行的宪法、法律完全失效，被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取代；乱抓、乱捕、乱判是家常便饭；公安、检查、法院的监督与制衡功能荡然无存；专案组林立，逼供信成了常规。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话是绝对不可违抗的命令；文革结束后中央立誓永远废除的专案组堂而皇之复活，刑讯逼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他拿出宪法，说自己是国家主席，宪法保护他的人身权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而重庆炮制的李庄案则说明，法律成了儿戏，法院成了搞笑的场所。


　　第二个特点是意识形态狂热，重庆的“唱红”和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等“革命化措施”是一回事。有人说，“唱红”是人们艺术和文化的喜好，但在重庆，不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这已经不是人们对于某类歌曲的个人喜爱，而是政府动用公权力强行发起和推动的运动。


　　强推红色意识形态和破坏法治有密切联系。公然侵犯、践踏法治，需要一种非常氛围，需要把现存的秩序、规矩打破，需要一种革命的气氛，替天行道的气氛，说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这就要靠“唱红”等等，使掌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把所做的事情说成是代表了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正义是一致的。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得到了相当多的人拥护。不能因为薄熙来垮台了就以为重庆模式是狗屎堆，不论从网上还是别的地方都可以知道，他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文革得到了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拥护一样，哪怕在他垮台以后仍是这样。毛与薄成功地得到民众支持的共同原因是，他们伪装成是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他们把平等、共富、社会公正的旗子抓在自己手中。
　　古今中外，在统治者和掌权者中有少量这样的人，他们本身是不公正制度的缔造者、维护者、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不像一般贵族、官僚那样只是教条地为现存制度辩护，在权力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敢于利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平民的代言人。文革前夕，毛泽东批评官僚说，“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文革初期，他指责按惯例向大学派工作组的刘少奇，说“只有反动派，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薄熙来自己以前在大连工作时搞的一套就是以权谋私，利用和支持黑社会，但他到重庆之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他自己在制造极大的不公正，却打出公正、平等的旗号，他的所谓“富民”工程和“亲民”口号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社会本身存在严重的不公正、不平等，存在官民冲突（以前叫干群矛盾）、贫富差距，这些就是群众支持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社会土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没有多少人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到了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受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破门而出，重庆模式破土而生，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面旗帜，一块红色根据地。


　　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重庆模式大行其道与中国人缺乏宪政民主与法治观念有关。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根本想不到，而当时也完全没有条件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贪腐与社会不公的问题，毛泽东以前被塑造成“大救星”，文革再一次充当“大救星”，他“解放群众”，群众为他卖命，扫除政敌。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不见成效，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反贪腐、反官僚、反特权、反既得利益，相同的口号把两个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令人痛心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重庆模式的考验面前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如果说文革中出了“梁效”和余秋雨等还可以用时代蒙昧和政治高压来辩解，那么，在21世纪还争先恐后地赶去重庆朝圣或献策，那算什么呢？那些给王立军颁发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证书的大学，又算什么呢？时至今日，还有学者替重庆模式评功摆好，说重庆毕竟一段时间治安良好，比较突出地提出了“共富”的口号。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材料揭露重庆在这方面造假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重庆在这方面真有一定成绩，那么很多人政治认识不过关的事实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社会治安和福利当然是可取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知道，在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在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在二战前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些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甚至超过了民主宪政国家，但是最后的灾难有多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么说，整治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社会现象最有成效的，是专制、极权、神权国家。在评判重庆模式时，除了被造假所欺骗，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暴露的问题是缺乏法治观念，他们对于践踏法治的恶行不敏感。其实，就算重庆的治安和共富真假难辨，李庄案的天大笑话是很容易辨清的，何况还有江平、贺卫方、童之伟等学者的揭露与批判。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地方的政策是践踏法治、草菅人命，制造错案、冤案，任意杀人，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那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和支持。最可靠的，处于首位的评判标准应该是法治和人权。这是评价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应有标准。其他标准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们只有在不破坏法治和侵犯人权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举目看神州，贪腐特权日趋加剧，社会不公无法矫治，文革阴魂不散，民众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文革“反官僚、反特权”的“大民主”越发有吸引力，防止文革和重庆模式再次出现的唯一良方，是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是真正实行政治改革。（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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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二：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重庆事件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场早已被忘却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不是板上钉钉被宣判的一场浩劫，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当成“人民的盛大节日”，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而展开；也不像一些简单地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文革得到亿万人拥护，他们真心诚意、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投身于文革。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续多年，亿万人积极投入，必定其社会基础、舆论基础、群众心理基础，简单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基本条件。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这使得他能够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和全国，强行发动文革；这使得他的话成为“最高指示”，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他说哪一个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个人就罪该万死，他说哪个组织、哪个人是“反动的”，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地位，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性质有关，和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有关。

　　政治挂帅、革命第一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教育灌输的内容，又是评价个人表现的标准，据此，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是自甘落后、自毁前程。按照惯例，在一场运动结束时要对每个人做政治鉴定，人们的积极性和表现要记录入档案，在以后的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日后的总书记胡锦涛文革中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文工团（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而总理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团”的普通一兵。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防修（正主义）反修”的宣传。这使得人们以为中国社会存在许多阶级敌人，妄图变中国为外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奴役，而阶级敌人已经在各级政权中找到了代理人，这些窃据领导职位的家伙妄图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

　　需要指出，单纯用政治运动传统和意识形态氛围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亿万群众紧跟毛泽东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解释他们的激情理想和决心斗志。人们的斗争必定与某种切身利益相关，这里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泽东以极高明的手法让人们相信，他是群众利益的代表，他发动文革就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大布迷局，使得他的政敌与群众发生尖锐冲突（尽管那些党官僚完全是按照惯例行事），他以受压制群众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文革中“造反”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誓死决心不仅来源于他们在“主义”上对毛泽东的服膺，更来源于他们认为毛泽东代表了正义、平等，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管理日常党务的权力交给刘少奇，他逐渐感到大权旁落，下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实中的弊病，在1965初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教育是毛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说：“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出偏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可以想见，文革刚发动时毛的这些话广泛流传，是多么大快人心，劳动人民和学生们是多么有理由欢呼“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像毛这样极高明的统治者（以及像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是多么善于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啊。

　　不难理解，毛的这种为民请命的姿态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戴（怪不得“乌有之乡”网站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毛粉丝），但对于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这里不能仔细辨析，仅指出两点就够了。

　　第一，如果说存在严重弊病，那么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早在1953年，他就严厉指示：“凡用这样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最大盘剥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些政策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的，而发动导致3千多万人饿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本人。

　　第二，毛泽东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属实，但他的解决办法却是荒唐可笑的。在关于教育的同一讲话中，毛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文革中出现白卷先生张铁生强行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模范事例”，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笑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发动文革，出于毛的个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线工作交给刘少奇，让他引火烧身。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专程飞到毛休养的地方杭州，向他汇报情况，并请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文革烈火已经烧起来的大、中学派工作组。按照中共“集体领导”原则，毛并无权力否定这个决定。此外，派工作组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的一贯方法，土改和四清运动也派工作组。而且，前不久毛还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会后，刘将决定电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没有表不赞成。

　　毛通过密报知道工作组在学校里和少数造反学生尖锐对立，他7月18日回北京后，马上就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到了8月5日，他亲自出马攻击刘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就会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听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态以争取群众，他把路线分歧的焦点说成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把自己和刘少奇的区别说成是保护还是镇压群众。这种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月初毛派下达的一个中央文件中达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赔礼道歉，整人的利器——档案材料被销毁或交还本人。难怪得到“解放”的群众会含着热泪发誓，要死心塌地跟随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是到了毛泽东达到目的之后把追随他的学生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毛派到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以前的工作组更厉害地镇压学生时，人们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实行的“群众路线”不过是争取人心的表演而已。

　　正如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一书中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产生的，这种不满本可以是针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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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三：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研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的真实动机，由于毛对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测都缺乏证据，如果想从毛本人和毛派宣传机器的阐述中得出结论，那么一定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重要事实、与文革相关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和思路进行分析和推断。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回答大致有三种。

　　一种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官僚的路线和政策分歧，毛不能听任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带向背离革命初衷的资本主义，决心发动文革打倒这些人，拨正革命的航向。与此类似的解释说出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失去和群众联系。

　　第二种则从权利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中认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杜特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中国人熟知的文革研究者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我的看法与第三种解释相近。虽然在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了政治上的搭档，刘被确立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刚夺得政权之后两人就发生了分歧，刘要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毛则毁弃公开宣布过的政治纲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毛对刘非常不满，早早就产生了换马的念头，只不过高岗把毛交付的事情办坏了，刘才继续在位。而刘少奇收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留下的烂摊子相当成功，毛感到忧虑和大权旁落，并怀疑刘在他死后（甚至生前）要对他作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的报告，毛发动文革来将刘铲除。

　　这个观点在赵家梁（高岗的秘书和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所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得到证实，赵说：“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该书还披露说，毛让高岗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我们知道，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而材料的搜集和准备10多年前已经开始，毛的深谋远虑真是了不得。

　　毛把刘视为党内高层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说来话长。

　　斯大林死后，毛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头号领袖的交椅该轮到他来坐了。从个人经历、威望，在本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方面看，苏联新领袖赫鲁晓夫不在话下，唯一的问题是比经济实力，中国远不如苏联。于是毛发动了大跃进，表面上是要赶超英国，实际上是要在经济上与苏联并驾齐驱。大跃进以惨败告终，彭德怀提出意见被毛当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挑战，就像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一样。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得到党内多数认可，这时彭德怀写长信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毛于是把刘少奇也当成赫鲁晓夫，认定他要为彭德怀翻案。毛发动文革，就是要先发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错误的所谓“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上观点，早在1967年由弗朗茨·迈克尔在其研究文革的“权力之争”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报》副主编，一度深得毛泽东欣赏的王若水在1996年为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而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释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主观动机，但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毛不采用惯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宣布刘少奇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头子，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呢？

　　毛之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不通过惯常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组织手段剥夺刘的权力，是因为他在组织上未见得占优势。由于毛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惨败，刘少奇等人的经济调整方针大见成效，刘和他的同僚在党组织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毛不能通过诸如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把刘干掉。这也是自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毛一直推迟不召开九大的原因（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5年一次）。相反，刘正是利用正常的组织手段和运作程序逐渐侵蚀毛的权力。

　　仔细分析一下毛、刘之间的交锋，可以发现，毛依仗他在历史上形成的权威，当与刘发生分歧和斗争时，在正式场合下占上风是不难的。但刘也有对应之计，他退避三舍，表面认输，在路线和方针上屈服而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队伍，然后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刘可以轻易地、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可以降职，但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什么“甄别”、“纠偏”、“平反”之类的事屡见不鲜，而毛利用组织手段整刘，充其量以撤职了事，他若要将刘“斗倒斗臭”，彻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党内斗争的经验还表明，通过上层斗争，毛只能清洗个别政治对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当毛发动文革时，他年事已高，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清洗刘少奇大大小小的余党，自上而下的夺权对他是太费时间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对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卡博和巴庐库所说的那样，他以前只是解决个别问题，个别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种新方式，自下而上地进行公开、全面的斗争。也正如伯雷汉所断言的：“毛对于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从个人气质和革命斗争经验方面看，毛比刘更喜好和善于利用大规模群众斗争这种形式，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毛天性讨厌官僚体制，反对秩序，喜欢打破常规的无序状况。他最喜欢用来刻画自己性格的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善于制造天下大乱，在混乱中驾驭群众，利用局势。毛虽然因退居二线而在组织方面占下风，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自50年代后期起党内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风气和家长制倾向，毛的个人份量是刘远远不及的，他在不能透过党的官僚体制贯彻意志时，可以直接诉诸于群众，利用计谋获得人民的广泛、狂热支持。在群众运动中，他轻松自如、左右逢源，而刘像个力不从心的救火队员，最后引火烧身。在彻底抛弃了党章国法，砸烂各级党组织之后，刘象晾在岸上的鱼，任毛摆布。

　　刘少奇的最终结局不仅是失去权力、被剥夺了职位，而且是被整死，这才是彻底除掉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常规的党内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混乱的运动状态中才做得到。（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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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四：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利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人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利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人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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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言说中，同时吸引中外人士发言，争论最热烈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话题，是有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所谓“两个文革”说是这样一种观点：与毛泽东在上层打倒政敌、党内清洗的文革相对应和平行的，还有一个在下层的人民的文革，这是一场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社会运动，它具有反官僚特权的性质。

　　“两个文革”说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纪念文革发动30和40周年的1996和2006年的大讨论中，这个话题又引起热烈的争论。在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为数不少的人向往和呼唤着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说对于这种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一些研究文革较深入的学者——如国外的李鸿永、陈佩华，国内的杨小凯（又名杨曦光）、刘国凯等，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他们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

　　陈佩华断定说：“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划的独立力量。”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

　　社会冲突论者正确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发动和支持下反官僚的，这就需要对群众的反官僚的性质作仔细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带特征性的事件是群众起来批判斗争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记，他们批斗当权派的理由主要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至于官僚搞特权，欺压群众，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动和利用以反对毛自己的政敌，还是反对执政党和现存制度？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结果与这种论点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被人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造反，他们一动就是“右派翻天”，“乘机搞阶级报复”。其次，造反派组织虽然不像保守组织那样搞兵统和坚持极端左倾的政治标准，但仍然用类似于文革前党的标准看组织问题，不太愿收留“有问题”的人或不满份子，因为怕被对立组织抓辫子，被说成“组织不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是按当时的标准，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是否党、团员）推举的。这样的组织敢于在最高领袖号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级党组织进攻，却不会在本质上反对党。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党毕竟是由毛缔造和领导的。

　　可以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干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认识到毛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缔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当时，恐怕没有人能认识到，如果毛发动的文革取得胜利，官僚体制将比以前不合理和残忍十倍。

　　刘国凯在2006年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虽然，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但我承认，“两个文革”说至少具有以下明显优点。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关于文革的神话，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种神话，不论是文革时由毛的文革派制造，还是文革后由获胜的反文革派制造，都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第二，它力图对文革中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的行为给予说明，它正视群众分裂为不同派别这一事实，它把投身于运动的群众当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体，这便于说明文革中亿万人的热情，相互斗争，以及他们的思想随着文革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因而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后果，等等；第三，它力图揭示文革爆发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这对于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国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两个文革”说的问题是它对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反抗估计得太高、太早、规模太大、认识太彻底，这不是有无和对错的问题，而是对其程度的估量问题。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人们的觉醒和抵制要经历一个艰苦、漫长的探索和思想解放的过程，那些星星点点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种，要到文革结束或接近结束时才变成可见的火炬。而今日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已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于“人民文革”的发扬光大，而是对于宪政民主理念的体认，这是中国人自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结果。（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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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六：谈谈文革的“大民主”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亲身经历者的最可怀念之处，对于一些未曾经历者的最大魅力，是它的“大民主”。民主，在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多与少的问题，在1949年之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是有与无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反例，毛泽东在文革中不但给予中国人民主，而且是“大民主”，那么，文革到底是一场灾难、浩劫，还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对文革的“大民主”作出准确说明和正确评价，对于文革思考和研究是难度最大的问题。

　　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享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四大”具有太强的中国政治运动意味，简单直白地说就是有言论自由，这里说的言论具有揭发性、批判性，主要是针对上级或权威。

　　就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意义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享受了“大民主”。在平时，老师对于学生是具有权威的，校长是高高在上的，但在文革中学生可以给他们写大字报，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说成是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开会批判斗争；在平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某个具体的领导就是反党，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政治逻辑就是如此，55万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成了罪人，而在文革中，批评领导，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炮轰”、“火烧”，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和保护，对群众批评的压制本身就构成了“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

　　文革之前，群众对于领导的官僚作风和特权享受心存不满而没有渠道表达，学生对于枯燥的教学、沉重的作业负担形成逆反心理而得不到宣泄，文革似乎是彻底的改变，生活好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情是舒畅的、解放的。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要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想到要批判“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想批判的是自己的师长、顶头上司，最多是本部门、本地区的领导者，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人们真心诚意地认为“言者无罪”兑现了，文革实行了“大民主”。

　　文革中人们的要求、眼界、认识水平相当有限，往往没有触及“大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因此完全没有思考过“大民主”的本质。现在我们来看看，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什么。

　　首先，这种“民主”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真正要贯彻实行的宪法、法律性规定，而是毛泽东用来发动群众打倒政敌，在党内搞大清洗的手段。文革中江西有个当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学生李九莲，因为在给男朋友的信中和日记中表达了对于文革的怀疑而以反革命罪被捕，最后判处死刑。作家胡平在记述她的遭遇时，对于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么说：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平民百姓呢——
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像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文革的“大民主”时，他们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文革中有一个以《公安六条》著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说，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是现行反革命；第五条说，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动言论，要斗争，或交公安部门处理。文革中有一条非常普遍的罪名简称“恶攻”，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不满毛泽东、林彪或江青而在这条罪名之下被逮捕、判刑的人超过10万，在上海，因为“炮打张春桥”而被加上“反中央文革”罪名的案件多达20多万起，受株连者达100万以上。

　　文革中，小至支部书记，大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提出打倒，看起来这种民主大得很，但这只不过是投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事实上，对于刘少奇的攻击，本来就是毛泽东发起和怂恿的。对于打倒刘少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后有反省的人认为那不过是被利用当了马前卒，没有反省的人则“好汉专提当年勇”：“老子文革时连省委书记都敢打倒！”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不但没有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而且没有表达任何独立思考的自由，连自以为体会和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尝试都不允许。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因思想和观点而遭难的三类人。

　　第一类，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人。遇罗克，批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张志新，不认同“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李九莲，认为“刘少奇的很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第二类，力图引申和发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坚决主张打倒“走资派”和官僚特权阶级，力主把本地区或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例如写“中国想何处去”的杨曦光（湖南），发表“一切为了九大”的“中学生串连会”成员（上海）等，他们都被抓捕，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第三类，站在正统的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替毛主席把关、掌舵，强调尽管有文革，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权力结构不允许变动的人，比如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员，“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其下场是被批判和抓捕。

　　当然，毛泽东要假戏真唱，在放网之后，收网之前，专政机器在短暂时间和个别地方出现了停转的情况，给极个别的人提供了传播独立思想的机会，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这种事例在文革中寥若晨星，而且，稍一收网这种人就遭逮捕和处决。文革确实使不少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但是，这与其说是文革“大民主”的积极后果，不如说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或青春为代价附带产生的客观效果。

　　“大民主”因为文革之后复出的掌权者蛮横无理的取缔而更加为人们怀念和向往。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领导人一度大力支持以西单“民主墙”为象征的“大民主”，因为他们需要民意的支持，也需要利用民意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争夺权力。但是，当西单“民主墙”上出现大字报，批评邓小平时，他们对于“大民主”的态度从利用变为取缔。1980年8月30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1982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当局对宪法中“大民主”条款的取缔并没有终止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求和争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民主的呼声此伏彼起，始终不断。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两大重症，一曰民主缺乏症，一曰民主饥渴症，对于不清楚真正的民主为何物，只是经历过或听说过“大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大民主”是值得向往和争取的。但是，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想主流不但深入探讨了民主的实质，而且正在把握民主的操作细节。人们不但明白民主的价值与作用，而且明白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尤其明白民主需要法治来界定和保障。在如今，虽然在诸如“乌有之乡”左派网站上充斥着对于文革“大民主”的歌颂，但民主运动主流追求的是宪政的、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领袖恩赐的，为上层政客争权夺利火中取栗的所谓“大民主”。（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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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七：幻灭、觉醒与反叛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反，文革并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锻造成“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相反，相当多的文革积极分子对于原先的革命理想感到幻灭，他们苦苦思索，逐渐从文革的迷梦中觉醒，程度不等地得出否定文革的结论。

　　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人们从狂热到清醒，从盲信到理智，许多人为自己执著的探索付出代价。在疏离和反叛文革的道路上走得较远的是学生，他们以前最为虔诚，文革是他们形成世界观的时期，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抱严肃认真的态度。

　　这些人对文革的背离与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文革的否定不是一回事。他们对文革的批判性思考远早于文革结束，他们改变的不仅是对文革的态度，而且扩展到1949年之后的路线、政策与实践，其中走得最远的力图重新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相当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探索最彻底的人则突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最初的怀疑与幻灭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思想转变的第一步是对于政治的厌倦和厌恶。文革其实是权力斗争，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政治斗争其实无是非和原则可言，相反，政治很肮脏、阴暗和残忍。

　　江西的李九莲在一封信中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有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仍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

　　有一件事使忘我投入文革的学生耿耿于怀，毛泽东在1968年夏季发话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许多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毛要学生退下政治舞台的信号，但毛不想把他们请下去，而是以犯了错误为口实把他们赶下去。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油然而生，许多人开始明白，自己当了炮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古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以为那是封建帝王的手法，没有想到伟大领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

　　毛泽东把人数众多、忿忿不平的中学生发配到边远贫瘠的山乡，这使得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文化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破灭了。按毛泽东的本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在无数的场合，农民告诉学生的是他们的生活比不上从前，即“解放”前的日子，告诉学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日子，大办公共食堂的日子，有多少乡亲饿死。大量的知识青年回忆录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当生产队开所谓“忆苦思甜”大会（忆旧社会的苦，歌颂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时，不论干部和书记预先怎么提醒，农民还是大讲特讲公社化时期苦不堪言的生活。

　　最后，是林彪事件彻底压垮了人们对于文革的信念。人们不得不思考，既然文革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那么文革的意义何在？既然号称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其实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的绝对正确从何说起？他发动文革是正确的吗？

　　为了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当局公布了他们的“‘571工程’纪要”，这份文件十分恶毒地攻击了现行制度，攻击了中共的政策，攻击了毛泽东本人，但不少人发现，它说的话既真实、又深刻。比如它这样说毛及其追随者：“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羔羊。”这份文件对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惨境遇有很到位的描述:“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是变相受剥削。”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共鸣，它们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说出来，说服力特别强。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是勤于思考者认真探索的产物，而一经问世，又成了刺激和促进其他人进一步探索的因素。这些文章不胫而走，影响很大，广州以“李一哲”为笔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突出的一例。

　　此文表面提出“批判林彪体系”，但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制度和现实。与官方的宣传相反，它认为中国面临的危险不是“资本主义复群”，而是封建法西斯专制，这种法西斯专制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统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权即镇压之权”，与臣民的关系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统治阶级成员无法无天、不要法制，可以横行杀人、抢男霸女，等等。作者认为，文革的任务不在于“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于锻炼群众的民主精神，要实现写了上了宪法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但是，人民群众并未通过文革而享受到这些自由，在文革后期，“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牢狱。”在中国，完全没有法制。文章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以“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为标准对群众施行镇压；应当保护人民群众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允许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存在；应当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应当有具体的规定，使人民群众行使对国家干部的监督权，当某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失去群众信任时，可以根据明确的程序撤换他们。大字报还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在“公产主义”口号下剥夺工农劳动群众的合理的经济利益，主张适当地恢复奖金制，以使勤奋劳动者，有发明创造者得到更多的物质报酬。

　　正是因为文革中最活跃、最有头脑、最勤于思考的那些人思想的转变，当中共高层在毛泽东逝世后发动反文革派的政变时，才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当中共改弦更张，实行与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政策时，才得到社会舆论压倒性的支持。确实，因为有对于文革的反思和反叛，原来文革的主力军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坚。

　　附带地，可以把这里所说的情况与西方社会1968年那一代造反者做一个对比。

　　西方学生的造反出于自发而没有政治领袖操纵、指挥，造反运动失败和结束之后，他们身处的民主社会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他们不像中国的造反者那样受到惩罚、经历磨难，甚至被逼到绝境，所以他们没有认真反思，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批判，对造反行动的作用和实质重新认识。他们后来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文化、学术、政治等方面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在大学当教授的人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反资本主义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中国的一些洋博士囫囵吞枣地噎下种种时髦理论后，拿回中国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崔之元，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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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八：经历特殊的一代人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暴雨骤雨，经历过运动反复曲折磨练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各阶层人民的状况，对于现有体制的弊端和不可触动之处有深切了解；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不像上一代人那样从学校到学校、机关、研究单位，而是对社会、对工厂、对农村有亲身了解；他们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与同自己学历、职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他们在文革中，在下乡的日子与自己的战友、同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以后虽然前途各异，职业、地位不同，但相互间的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他们经历坎坷，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只要有可能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对于其他人群，文革在学生身上打下的烙印较深，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生计和职业问题的约束，思考的空间大得多。同样经历文革的学生中，文革之后对社会产生影响更大的是中学生，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要多得多，而且因为当大学生步入生活的正轨之后，中学生仍然处于挣扎和探索的状态。

　　当局在运动后期搞秋后算账，对大学生的追查和处理比中学生严厉，这使大多数大学生对政治感到畏惧，自愿或被迫远离政治，许多人发誓一辈子再不过问政治了。从运动后期开始，大学校园内恋爱成风，在分配前后，大学生们纷纷张罗婚事，而中学生则完全不是这样。大学生在分配后领取工资（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相比而言还算相当可观），进入国家干部行列，而中学生则上山下乡，这迫使他们正视中国社会的苦难，思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大学生中也有许多人下到农场，或分配到基层，但大中学生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使得他们对社会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另外，大学生有自己的专业，虽然许多人只念了一、两年书，但他们在文革后已另有奔头，他们力争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希望通过进修和自学完成专业训练，其中的佼佼者还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这些说起来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学生的兴趣从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转移开了。而中学生谈不上专业，他们之中聪明、有上进心的人大多把兴趣放在便于自修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只有极少数人自学数理化和外语。

　　由于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教育和经历的政治审查少于大学生，由于生活经历更坎坷，了解社会更深，中学生后来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强于大学生。他们之中后来学文科的更多，当教师的比例相当大，成为作家、画家、诗人、导演、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也很多，所以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和以前的大学生大不相同，他们的知识结构，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的了解，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态度，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代新人。

　　就总体思想倾向而言，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是向右转了，因为文革暴露了以前所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最突出、最普遍的特点是有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北京一个中学生（文革后是中级官员和作家）说：“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国十亿人就只有一个脑袋，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思维，其他的人只有服从。其结果是，毛泽东想对了，则全国的事都对，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革后，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文革前，人们的依顺心理还表现在每一个单位的人都盲目地服从或者敬畏领导，他们和领导的关系几乎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文革后，这一切都改变了。首先，人们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样，把反对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或工作组长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何况，人们在文革中见到了无数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并非真正的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文革中，人们看到，不论哪一级领导，不论领导人地位多高，声望多大，并无神圣性可言，并不天然代表真理。人们对领导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经历了大风大浪，增强了自信。一位曾当过市革委常委的学生说：“以前当学生时，觉得党委办公室里的活动和会议很复杂、很神圣，自己当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后，才发现这些事很简单。以前觉得领导凛然不可侵犯，文革后才发现他们也会点头哈腰，你有权力时他们也会讨好你。”另一个前红卫兵则说：“我在文革中和省委书记平起平坐，现在对领导也不买账。”

　　在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大大增强的同时，这一代人抛弃了文革前盛行的道德至上主义，看清了那是一种虚伪的、奴化的道德说教。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当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他们却在过着享受特权的，腐化的生活，并竭尽全力为子女安排高人一等的前程。他们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傻瓜才会继续相信，可以指望来自党、国家、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许是上当受骗的感觉过于强烈，也许是转向做得过了头，代替虚伪的道德主义的，是道德的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人们往往把任何道德的劝告都当成是虚伪的，把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视为幼稚可笑的。正如石文安（Anne·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所说的:“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与此相关的是人际关系向前现代方式回归，正如傅高义（E．F．Vogel）在“从人情到同志关系：共产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分析的，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际关系的标准和行为特征从中国传统的人情式转变成了同志式，这种价值的转变主要是通过恐惧而达到的，文革极左派领导以极端、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过了人性忍耐的界限，使以前的价值和典范失去信誉。文革使人什么也得不到，迫使人们去寻找非正常渠道。以前革命的、阶级的关系变成了重视私人关系，于是有现在的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等等，这表明中国的人际关系又回复到传统模式的趋势。

　　这一代人比其他群体具有更强的整体意识和自恋倾向，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老三届”等等，以小说、回忆录、电影、电视剧、展览、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回乡专列等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相比于有类似经历而默默无闻的“回乡知识青年”、文革前支援边疆的农垦战士，这代人在社会上的喧哗是够厉害的，他们的喧哗本领是够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喜好形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态度。

　　这一代人的政治化倾向或社会责任感在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仍然强烈，甚至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的印记。他们认为这一代人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关键作用，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他们自认为具有前一代那样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但不像他们那样教条和僵化，同时具有后一代那样的开放性，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与喜好，但不像他们那样极端利己和玩世不恭。他们认为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吃过苦，了解中国国情，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关心民间疾苦。当中共十八大之后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登上最高权力之位时，他们认为在工程师掌权时代之后，知青一代掌权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其中有人不但对新局面喋喋不休，而且有跃跃欲试之情。其实，种种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一代人的年龄已过，许多人已经退休，剩下的人即将退休，他们的自我期许只能表达于饭局，消化在餐桌上。

　　（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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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九：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作者:徐友渔 201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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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有个别人表达过民主的信念与追求，有零零星星的捍卫公民权利的抗议活动，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明确地以社会民主化为诉求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是文化大革命，为产生和形成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

不少人力图在文革后的民主运动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之间建立联系。有人认为，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民主运动，或者至少是日后民主运动的预演；有人提出，中国人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还有人提出，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思想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这些说法可以推论，文革后的民主运动不过是在继续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不过是要恢复人们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我不同意上述这些说法。

人们可能很难想到，早在文革刚结束的30多年前，一些年轻的思想者，文革的参与者就曾讨论和争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晋君于1979年在“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中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王希哲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毛泽东鼓动群众攻击现存的党政体制，说明他站在群众一边，为他们争自由、争民主，说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毁官僚特权。他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说：“毛泽东的反动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骑在这个党的脖子上号称主席的前途，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建立一个毛泽东法西斯党”。毛泽东不能以党内合法斗争手段清除反对派，“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做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泽东之外再没有别人了!”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追求民主与法治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那么，怎么解释文革之后的民主运动呢？可以这样说，它是文革发动者为了施展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当毛泽东自以为得计地把群众动员起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时，他低估了群众的智慧，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最喜欢用这句话来奚落政治对手，这次是用到了自己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鼓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揭发和批判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虽然本意是要揭发这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人们热心地口耳相传的内容，主要是官员们利用职位搞特权、谋私利的行为，还有就是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即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这种揭露始而使人震惊、令人气愤，继而使人联想到党组织、政府的问题，个人的贪腐暴露的是制度的阴暗面。文化大革命使党大大地失去了威信，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它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开启了政治上觉醒的第一步。

毛泽东和文革派为了争取群众，证明他们代表的是“支持和保护群众的革命路线”，而其对手刘少奇代表的是“压制和反对群众的反动路线”，把现存制度中最压迫人的，最招人憎恨的部分挑出来加以攻击，把账算到刘少奇头上。比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说，档案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档案像阴影一样追随人的一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的头上，让人生活得胆战心惊。人们永远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档案袋中到底装了些什么，也许是告密信，不管是否属实，你无法声辩和澄清；也许是上级给你作的鉴定，不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决定前途、升迁的时候，是别人对你的判决，而不是你本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你的命运。又如，江青、陈伯达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部成员”，对他们起来对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造反表示支持，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些人是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干活，工资低，劳动保护条件差，没有正常的福利待遇。这些“革命路线”的代表当着最弱势的工人斥责在场的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官员，骂他们做官当老爷，毫不关心劳动者的疾苦，承诺要彻底改变压榨人的劳动用工制度。掌权者没有把自己的承诺当真，但受压制的群众是认真的，他们不管掌权者事后怎么做，自己是下了决心要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防修反修”（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和“兴无灭资”（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方针做得非常过火，但物极必反，文革使得极左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一些人是大大地动摇了，对一些人则是破产了。文革后人们热心欣赏和追逐的恰恰是与文革相反的东西。与文革中的禁欲主义相反，人们醉心于欧洲18世纪充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与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反，人们沉迷于轻松的、有人情味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而在政治上，则是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

毛泽东出于打倒政敌的需要，大打民主牌，“大民主”成了他争取群众的手段，但事情还另有一面，人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实践毛给民主规定的内容（打倒“走资派”），同时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当毛从魔瓶中释放出“民主”这个妖怪，以为它会永远当自己的奴隶时，他实际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将它再收回瓶中。长期以来，在共产党体制和传统专制文化双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心中，很难得到公开的表达和肯定，而文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民主”成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被广泛言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先“放”后“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结果是只有天下大乱，没有天下大治，或者说，当他搞成了天下大乱还没有天下大治时，他就撒手人寰。整个国家长久以来是一部结构严密、运转有效的专政机器，文革结束时这部机器已经故障累累，转动不灵。

文革使人们经历了一次斗争的洗礼，人们不再胆小怕事，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文革这场复杂、曲折的政治运动使人感到被批判、斗争，被孤立、恐吓，甚至被抓捕，也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文革后涌现出众多的“民运人士”，表现出不怕镇压、打击的勇气，坚持到底的决心，其中多半是在文革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文革还有一个重要后果，中共党内少数思想比较开明，有一定民主意识的领导人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中国要走民主化道路，以避免文革再度发生。党内一些资深的知识分子如黎澍、于光远等，更是大张旗鼓地呼吁民主。原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在文革结束，中国民主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中共党内民主力量对民间民主呼声的回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支持。事实上，体制内的民主倾向，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系列已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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