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bluesky

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徐友渔

在读此书之前，听朋友说，它算是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中较好的一本，其中包含了一些新材料。在阅读过程中，的确感到本书的特色和长处，是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以及对于某些史实的辨析和纠正。不过，我一直主张，写书评最好能提出批评意见，赞扬的话一般而言意义不大，所以我愿意表达的，还是批评性意见。

我的总体感觉是，本书作者未能把自己放在撰写大部头历史著作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自己是在撰写国史的心态。本书表现出来的，是党史工作者对于党史中若干事实辨析、讨论和澄清的态度。我深知，要表达我的这种感觉很困难，因为，在中国这种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基本情况可以说是：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更甚。但是，不论怎么说，历史学家和党史工作者的问题意识、观察视角和话语方式，以及不经意间的情感流露，还是有差别的。

一些评论者颇为看好以及作者本人颇为自得的，是本书导言中提到的，读者“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带有专题性的考证，单独提出就是一篇新观点或者新史料的论文”，在较长的例子清单中包括这样的问题：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党史辨析的范围内是重要的，需要特别着力研究，而在国史范围内其重要性会降低，不应将其视为一部历史著作的亮点。比如第一个问题，“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我们这些党外读者主要感兴趣的是两派政治力量无所不用其极地角力，抓住一切机会攻击对方，其理由或借口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弄清历史真相是必要的，但着力程度、篇幅并不需要那么大张旗鼓。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党内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因此其中的任何细节都至关重要、含糊不得，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说辞或烟幕，不弄个水落石出天也不会垮下来。老实说，我在读这些情节时是很感兴趣的，但同时也感到作者缺乏一种历史学家论述时的距离感。历史学家阐述事实时应该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旁观者的口气，不应显得是问题中人、是非中人。

这样的问题在全书的叙述口气中比比皆是，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35页：“还有些智商低下的造反派人物，胡搅蛮缠地质问……”，这里，不宜对历史过程中的一派政治力量用“智商低下”、“胡搅蛮缠”等色彩过于鲜明的贬义词，作客观的叙述就够了。

第47至48页，在说明造反派时使用的语言是“造反起家”、“把持权力”、“造反组织的头头”、“名噪一时、权势倾人”，而在第169页描述周恩来时使用的语言则是“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大智大勇、无私奉献”，我以为，历史学著作应该使用中性语言来叙述事实，这毕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揭发批判“三种人”和赞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文章。

第220页，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说江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说张春桥“老奸巨滑，工于心计”，说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的笔杆子和金棍子，执掌舆论工具，专司理论发难和摇旗呐喊”，这些用法沿袭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化大批判传统，是不该出现在一部严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中的。至于第一句“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则是党的决议的提法，我怀疑作者会附和这个说法，至少，作者应该知道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不多，不应该作为一个公认事实表述。

最后指出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第7页说梁兴初是成都军区政委，他实为司令员，政委是张国华。第699—700页说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分为4个小组，“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江青。”这里显然有笔误或排印错误。


記憶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１日第１期   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