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随风1947 忏悔的沉重：武汉市第一个惨死于红卫兵批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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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沉重---一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一）
　　---也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惨死于红卫兵批斗的女人---

　　我终于走进了教堂，汉口上海路天主堂，全市或许是全省最大的天主堂。我的中小学时代很多天数从他的侧旁经过。那时我的居所就在他旁边的上海村。我的伯姐还在那里。这些年，稀有的几次路过，都有些难以言喻的情怀，且渐渐地沉重起来。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冬天一个周日的早上，院门大开，尽管两旁彩旗悬挂，却是一时无人进出，庄重肃穆。我停下脚步，对老伴说，我想进去，我应该忏悔。老伴疑惑地看我，我们又有事，还是无言地离开了。我随着引导在圣母玛利亚面前，在庄重的仪式中诚挚的忏悔着。忏悔我曾有的罪过。
　　（圣母玛利亚的足下，是我们当年批斗神父、修士之处。）


　　那是1966年8月，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一伙武汉市二十中学的红卫兵，本市最早的红卫兵队伍之一，冲进这座教堂。我们激情燃烧地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文化侵略，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我们在神圣的殿堂里，当着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我们憎恨他们去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阵风吹，火苗高蹿，作为副领导的我，把离火只有咫尺那一位拽后了一点，我担心万一出人命，这是“要文斗”的底线，是我们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前些天，高我一届的一位高三的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听其邻居揭发的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因为天太热，其实是将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便至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书记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转消息。）一顿折磨凌辱他们之后，为了显示“要文斗”的革命威力，我和当时的正领导把神父关进一小房间，盛气凌人地逼迫他承认神是不在的，神父死不松口。我们便逼迫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这位正领导多次的挥着武装带的严重警告下，他勉强就着我们，一定是违心地，间隔地说了几个表示赞同的词语。我便张狂地反唇相讥他对上帝不忠，并故作大笑，庆祝我们唯物主义的彻底胜利。在我看来，作为红卫兵的精英，精神上的胜利远比肉体的消灭更能体现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与历史意义。基于此，我始终没有直接施暴于任何的牛鬼蛇神。当一个低年级的小红卫兵喝令只教过我半学期的姓刘，名字中有个毓字的女右派老师下跪操场当中后，我走过去，以领导训示之举，叫她起来，正告她要老实接受改造，她颤抖着不断的点着被剃光的头，我竟然有点恻隐之心。
　　我们的革命是彻底的，不少人连家里都没有告知，就夜以继日地干革命了。夜深了，我去查岗，放岗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反扑，一个初一的女红卫兵，应该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有些害怕，我鼓励她，她反激将我，要我去钟楼顶。我回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拿过她手里的铁棍，走向完全的黑暗，登攀旋转楼梯。忽然，劈里哗啦，声响与气浪扑面而来，本能的恐惧，我迅疾抽身后退，但很快定下心来，我清楚，是蝙蝠，更勇毅地直冲楼顶，用铁棍奋力敲响大钟。下来后我骄傲又狂妄的宣称，我在江城敲响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丧钟。
　　在我的祷告之后，那位引导开导我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免不了有罪过，无论是个人、团队，还是党派，都不是原罪，罪过的根源是撒旦，天主耶稣是来救赎人类的，撒旦正好相反，是要陷人类于罪恶之中，说我当时的一切作为，都是受了撒旦的诱惑欺骗、蛊惑唆使所致，譬如权势、地位，功名，还是别的什么欲望。他说的确实很对，当时特别鼓舞我的革命歌词就是“我们从事这革命事业，无比幸福无上尚荣光”，后来，我做了红卫兵总部纠察队代理队长，我那时是何等的趾高气昂？当市公安局派华沙牌小轿车接我们去调停他们与北京西纠成员（那可是毛主席的青年近卫军）的矛盾时，不是炫耀得很吗？而且，在“红色恐怖万岁“的鼓舞下，应该是说蛊惑下，和北京的西纠成员联手对黄石路的基督教的荣光堂进行了二次革命。当那位比我小的女西纠队员爽脆出口京骂“你妈的x ”，同时用武装带扣头把神父的脸颊抽出血的时候，我钦佩至极，想到我对那位女右派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就惭愧起来，怀疑自己中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香风毒雾。如今来看，我正是偏离了人性的本善，更深地堕入了撒旦的罪恶之中。我后来曾戴着柳藤帽，握着红缨枪去参加拔除造反派据点的战斗，只是因为对方撤离, 要不，我的罪恶将是血腥的，如同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完全的反人性反人道。


　　忏悔的沉重-- 一个早期红卫兵的坦白（二）
　　--还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在两派争斗中离去的年轻生命--

　　我又随着引导，郑重地在额上沾上圣水，进入礼拜大厅。大厅正殿上，耶稣高高地悬在十字架上，灯光透过穹顶，像是从云罅渗出的夕照，余光有层次地散开，庄重、肃穆，混沌着宗教的神秘。我在黯淡的最后一排长椅边伫立着，默念着：我主耶稣洁净，洁净着我的罪行，感受着天主对我的宽容。其实天主早就宽容了我，而且我还可以狭隘或偏执地以为，天主还庇佑了我。我们在天主堂打、砸、烧之后，又去基督教的荣光堂革命，为了搜取我们自以为有的反革命的电台，枪支，我们在乒乓桌上架起4、5米多高的長梯，就要爬到天窗口的时候，梯子突然滑落，瞬间，我竟然稳稳地立在乒乓桌上，毫发无损。第二年6月初，一个叫张昌森造反派小头目在学校门口当胸打了我一拳，第二天晚，就被六中的与我同为保守派的一个红卫兵只打了一竹棍，就给打死了。成了两派武斗的第一死者。（6月4日，造反派抬尸大游行，催生两派大规模血腥武斗。）还有一个绰号叫鳄鱼造反派，在学校操场朝我的额上打了一拳，后来，他在抢枪以后被同伙的流弹击毙了。我当时都是很高兴，很解气的。现在看，这其实就是罪恶，我以己大恶来回敬人之小恶，这又是应该忏悔的，我还应该祈祷他俩在天国里安息。但是我毕竟已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我还是不信善恶有报，灵魂不死，生命轮回的，我的那位高呼过“红色恐怖万岁”，对神父的肉体实行过专政的正领导，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比我幸福得多。曾有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享受也比我高。尚能宽慰我的，只是我最终进了大学，教授过文化学概论。我优于他的是有一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

　　最后，我怀着一本《圣经》走出教堂，我的灵魂已经获得了救赎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轻松，我的脚步比我进院大门还沉重。我一下不能释怀，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命运轨迹？曾经和我一起处过的两位女红卫兵及我们一伙的正领导，是不是像我一样忏悔了？我的回答为什么是否定的？这仅仅是个人的缺失吗？我沉沉的思考着。忏悔是一种文化事象，文化事象有着穿透时空的内在定力，具有历史的恒定与坚韧。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负能量的文化现象，就历史而言，必定是短命的昙花一现，它根本扑灭不了人性普世价值的心灵忏悔。这是文化的本质内力决定的。就我而言，我可能还会忏悔，但我绝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罪过，相反，我将会打开手中的《圣经》，来照见我曾有或未有的生活。我已经有了一点宗教感情，但与伟大的爱因斯坦相比，九牛一毛，天壤地别。爱因斯坦自自诩的的宗教感情，并不是与他的科学事业相悖的宗教迷信 ，就我看来，那是一种宽广卓然的人文情怀。 （ 钟楼只能从院外的房顶上看到 ）
　　

　　现在，我在天主耶稣或是《圣经》面前，会感到一种文化的温暖，人性的亲和。因而我又是坦白的，我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那时的忏悔前后，心灵上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善恶差异，我最终也可能不会成为他的信徒，但我真诚地崇敬景仰天主耶稣，会完全的尊重他的所有的信众，这就是我已经有了的一份宗教感情。在世人面前，我有坦白直言：宗教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天主教、基督教和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滋养着我们人类。打开《圣经》，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里面有着现代西方文明之精华，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人权的人文源头。作为一个自以为有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我，希望我的同胞更多的回归国学，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有更多的人皈依宗教，去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礼拜，至少可以像我一样，有一份愿意忏悔的宗教感情。我还坦白自己的心怀，今天的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远非文革时期了，如若他、他们能够允许，放任其成员，甚至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去孔庙顶礼，去教堂膜拜。那对我们现实的社会和谐，民族复兴及其长远发展应该是确有裨益的，因为，即便未来的共产主义，也应该是现世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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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沉重——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

佚名

（一）也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惨死于红卫兵批斗的女人

　　我终于走进了教堂，汉口上海路天主堂，全市或许是全省最大的天主堂。我的中小学时代很多天数从他的侧旁经过。那时我的居所就在他旁边的上海村。我的伯姐还在那里。这些年，稀有的几次路过，都有些难以言喻的情怀，且渐渐地沉重起来。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冬天一个周日的早上，院门大开，尽管两旁彩旗悬挂，却是一时无人进出，庄重肃穆。我停下脚步，对老伴说，我想进去，我应该忏悔。老伴疑惑地看我，我们又有事，还是无言地离开了。我随着引导在圣母玛利亚面前，在庄重的仪式中诚挚的忏悔着。忏悔我曾有的罪过。

　　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一伙武汉市二十中学的红卫兵，本市最早的红卫兵队伍之一，冲进这座教堂。我们激情燃烧地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文化侵略，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我们在神圣的殿堂里，当着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我们憎恨他们去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阵风吹，火苗高蹿，作为副领导的我，把离火只有咫尺那一位拽后了一点，我担心万一出人命，这是“要文斗”的底线，是我们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前些天，高我一届的一位高三的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听其邻居揭发的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因为天太热，其实是将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便至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书记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转消息。）一顿折磨凌辱他们之后，为了显示“要文斗”的革命威力，我和当时的正领导把神父关进一小房间，盛气凌人地逼迫他承认神是不存在的，神父死不松口。我们便逼迫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这位正领导多次的挥着武装带的严重警告下，他勉强就着我们，一定是违心地，间隔地说了几个表示赞同的词语。我便张狂地反唇相讥他对上帝不忠，并故作大笑，庆祝我们唯物主义的彻底胜利。在我看来，作为红卫兵的精英，精神上的胜利远比肉体的消灭更能体现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与历史意义。基于此，我始终没有直接施暴于任何的牛鬼蛇神。当一个低年级的小红卫兵喝令只教过我半学期的姓刘，名字中有个毓字的女右派老师下跪操场当中后，我走过去，以领导训示之举，叫她起来，正告她要老实接受改造，她颤抖着不断的点着被剃光的头，我竟然有点恻隐之心。

　　我们的革命是彻底的，不少人连家里都没有告知，就夜以继日地干革命了。夜深了，我去查岗，放岗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反扑，一个初一的女红卫兵，应该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有些害怕，我鼓励她，她反激将我，要我去钟楼顶。我回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拿过她手里的铁棍，走向完全的黑暗，登攀旋转楼梯。忽然，劈里哗啦，声响与气浪扑面而来，本能的恐惧，我迅疾抽身后退，但很快定下心来，我清楚，是蝙蝠，更勇毅地直冲楼顶，用铁棍奋力敲响大钟。下来后我骄傲又狂妄的宣称，我在江城敲响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丧钟。

　　在我的祷告之后，那位引导开导我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免不了有罪过，无论是个人、团队，还是党派，都不是原罪，罪过的根源是撒旦，天主耶稣是来救赎人类的，撒旦正好相反，是要陷人类于罪恶之中，说我当时的一切作为，都是受了撒旦的诱惑欺骗、蛊惑唆使所致，譬如权势、地位，功名，还是别的什么欲望。他说的确实很对，当时特别鼓舞我的革命歌词就是“我们从事这革命事业，无比幸福无上尚荣光”，后来，我做了红卫兵总部纠察队代理队长，我那时是何等的趾高气昂？当市公安局派华沙牌小轿车接我们去调停他们与北京西纠成员（那可是毛主席的青年近卫军）的矛盾时，不是炫耀得很吗？而且，在“红色恐怖万岁“的鼓舞下，应该是说蛊惑下，和北京的西纠成员联手对黄石路的基督教的荣光堂进行了二次革命。当那位比我小的女西纠队员爽脆出口京骂“你妈的×”，同时用武装带扣头把神父的脸颊抽出血的时候，我钦佩至极，想到我对那位女右派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就惭愧起来，怀疑自己中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香风毒雾。如今来看，我正是偏离了人性的本善，更深地堕入了撒旦的罪恶之中。我后来曾戴着柳藤帽，握着红缨枪去参加拔除造反派据点的战斗，只是因为对方撤离，要不，我的罪恶将是血腥的，如同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完全的反人性反人道。

（二）还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在两派争斗中离去的年轻生命

　　我又随着引导，郑重地在额上沾上圣水，进入礼拜大厅。大厅正殿上，耶稣高高地悬在十字架上，灯光透过穹顶，像是从云罅渗出的夕照，余光有层次地散开，庄重、肃穆，混沌着宗教的神秘。我在黯淡的最后一排长椅边伫立着，默念着：我主耶稣洁净，洁净着我的罪行，感受着天主对我的宽容。其实天主早就宽容了我，而且我还可以狭隘或偏执地以为，天主还庇佑了我。我们在天主堂打、砸、烧之后，又去基督教的荣光堂革命，为了搜取我们自以为有的反革命的电台，枪支，我们在乒乓桌上架起４、５米多高的长梯，就要爬到天窗口的时候，梯子突然滑落，瞬间，我竟然稳稳地立在乒乓桌上，毫发无损。第二年６月初，一个叫张昌森造反派小头目在学校门口当胸打了我一拳，第二天晚，就被六中的与我同为保守派的一个红卫兵只打了一竹棍，就给打死了。成了两派武斗的第一死者。（６月４日，造反派抬尸大游行，催生两派大规模血腥武斗。）还有一个绰号叫鳄鱼的造反派，在学校操场朝我的额上打了一拳，后来，他在抢枪以后被同伙的流弹击毙了。我当时都是很高兴，很解气的。现在看，这其实就是罪恶，我以己大恶来回敬人之小恶，这又是应该忏悔的，我还应该祈祷他俩在天国里安息。但是我毕竟已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我还是不信善恶有报，灵魂不死，生命轮回的，我的那位高呼过“红色恐怖万岁”，对神父的肉体实行过专政的正领导，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比我幸福得多。曾有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享受也比我高。尚能宽慰我的，只是我最终进了大学，教授过文化学概论。我优于他的是有一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

　　最后，我怀着一本《圣经》走出教堂，我的灵魂已经获得了救赎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轻松，我的脚步比我进院大门还沉重。我一下不能释怀，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命运轨迹？曾经和我一起处过的两位女红卫兵及我们一伙的正领导，是不是像我一样忏悔了？我的回答为什么是否定的？这仅仅是个人的缺失吗？我沉沉的思考着。忏悔是一种文化事象，文化事象有着穿透时空的内在定力，具有历史的恒定与坚韧。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负能量的文化现象，就历史而言，必定是短命的昙花一现，它根本扑灭不了人性普世价值的心灵忏悔。这是文化的本质内力决定的。就我而言，我可能还会忏悔，但我绝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罪过，相反，我将会打开手中的《圣经》，来照见我曾有或未有的生活。我已经有了一点宗教感情，但与伟大的爱因斯坦相比，九牛一毛，天壤地别。爱因斯坦自诩的宗教感情，并不是与他的科学事业相悖的宗教迷信，就我看来，那是一种宽广卓然的人文情怀。

　　现在，我在天主耶稣或是《圣经》面前，会感到一种文化的温暖，人性的亲和。因而我又是坦白的，我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那时的忏悔前后，心灵上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善恶差异，我最终也可能不会成为他的信徒，但我真诚地崇敬景仰天主耶稣，会完全的尊重他的所有的信众，这就是我已经有了的一份宗教感情。在世人面前，我有坦白直言：宗教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天主教、基督教和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滋养着我们人类。打开《圣经》，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里面有着现代西方文明之精华，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人权的人文源头。作为一个自以为有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我，希望我的同胞更多的回归国学，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有更多的人皈依宗教，去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礼拜，至少可以像我一样，有一份愿意忏悔的宗教感情。我还坦白自己的心怀，今天的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远非文革时期了，如若他、他们能够允许，放任其成员，甚至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去孔庙顶礼，去教堂膜拜。那对我们现实的社会和谐，民族复兴及其长远发展应该是确有裨益的，因为，即便未来的共产主义，也应该是现世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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