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的争论

yangharrylg

開放雜誌 徐友漁
2006-05-01
關於「兩個文革」的爭論


王希哲、鄭義、楊小凱、劉國凱等人提出和官方不同的文革解釋，尤其肯定造反派對共產黨體制的沖擊。但反駁者認為只有一個納粹殺戮式的毛氏文革，造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據我的瞭解，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這個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發表於一九八一年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說，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隨著毛澤東的每一步勝利，都是人民對他的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和抵抗的進一步加強。經過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認識的積累，經過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較理性認識的積累，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發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鄭義於一九九六年在「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中說，劉國凱在《文化革命簡析》中提出「兩個文革」和「三年文革」的理論，是最早的，也許我讀得不仔細，我看到了大體有這樣的意思，但沒有看到正式的文字表述。文革是不同利益團體的鬥爭「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方法和理論。李鴻永、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白霖（Lynn White）等人主張，研究文革不應集中於或局限於中共領導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還應該研究群眾的行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又名楊曦光)、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衝突論」。楊曦光是這?說的：文革史的研究者一般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的理論框架有三種，一是「權力鬥爭說」，用中央上層政治人物爭奪權力的鬥爭為主線分析文革，一種是中共官方「路線鬥爭說」，以中共最高層的「兩條路線」或「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來解釋文革，文革時毛派的官方採用此說，文革後鄧派的官方也採用此說，只不過正確與錯誤調換了位置。再一種就是「社會衝突說」。最後這種觀點認為，文革不僅是上層的權力之爭，而且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文革中捲入鬥爭的紅衛兵及各種群眾並不是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有獨立意識，利用文革的機會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現在反對官僚特權階層，保守派維護現存體制，即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社會衝突構成文革的主要內容。陳佩華斷定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文革是反官僚運動。」她還說：「文革剛開始時，造反派被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的號召所發動。如果他們在頭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那麼他們馬上發展成為有自己政治計劃的獨立力量。」楊小凱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稱為「準政黨」，說它們是毛玩「自由結社牌」的產物。楊小凱斷言：「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註冊自組政治組織。他利用市民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這場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王紹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證明群眾組織自主性的論據，他說：「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大概可以說，不是毛澤東掌握著文革的進程，正是難以控制的文革推著毛澤東團團轉。」他的論據是，毛原先預定文革只搞三個月，結果搞了十年還未達到他的目的，這說明「不是他所發動的運動受制於他，而是他受制於他所發動的運動。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犧牲品。」文革到底是上層鬥爭還是社會衝突呢？為了概括這兩個方面，有人從「兩個文革」這一概念中尋找解答。比如，李鴻永反對把文革僅僅看成上層權力爭奪，認?文革既包括上層分化，也包括群眾的分歧，還包括上下層之間的複雜關係。楊小凱也是借助於這個概念：「在上層，這是一場以一九五九年後政策分歧為背景的權力鬥爭，而在下層，這是現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組成的保守派與現體制的造反派的衝突。」鄭義說，他在八十年代末發表在《作家》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文革」的分析，一九八九年在《歷史的一部分》，一九九一年在《紅色紀念碑》中作了進一步闡述。造反派「只反貪官，不僅皇帝」徐友漁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對陳佩華、楊小凱的論斷表示不贊成：「應該承認，說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強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話說，造反派是『只反貪官，不僅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現代造反派不僅極易被招安，他們本身就是『無限忠於』的御林軍，他們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動起來的！」他還說：「應該承認，造反派中除了許多人是受毛的號召造反之外，確有很多人懷有不滿情緒，但準確地說，他們是對當時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不滿，而不是對共產黨不滿。」在一九六六年紀念文革發動三十年的時候，對於「兩個文革」說的討論和爭論就十分熱烈，在今年，同樣的爭論更是激烈。劉國凱在《北京之春》二○○六年一月號上發表「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導出。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劉國凱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當今中國需要再來一次經過昇華的人民文革」。劉國凱的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北京學者劉自立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人民文革』說駁難》，認為「只有一個文革，就是類似納粹殺戮和中世紀不寬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對於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應該包括在『文革本身』中」。衛子遊在《北京之春》二○○六年三月號上發表《評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劉國凱發表了回應文章「請以鄭重的態度對待歷史研究」對劉自立的「『人民文革』說駁難」再加以駁難。對文革造反派的不同看法關於「兩個文革」的爭論涉及到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認識與評價，何蜀在《論造反派》一文中的觀點不同於「社會衝突論」：「假如沒有這兩次大規模平反運動，廣大民眾不可能敢於起來造反，各地中共組織及其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也不可能允許民眾起來造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之外，毛澤東的『運動群眾』，是一個重要原因和前提條件。」何蜀給「造反派」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時期，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核心允許下，以反現代文明的、非憲政民主的、從以往政治運動中學來的方式（如大字報、大批判、揪鬥、監督勞動、肉體折磨等），對本部門、本地區以至更上級的官員（特別是執政黨官員）進行攻擊，直至將其打倒、奪權（真正的打倒與奪權均須得到更上級甚至中共領導核心的批准），在這一過程中，以『革命群眾』或『革命群眾組織』名義結合而成的政治派別或這一派別中的人物。」周倫佐在即將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書中強烈主張重新認識和評價造反派，把潑在造反派身上的污水清洗乾淨。他在論文「『文革』中造反與保守的主要界線」中說：「雖然按官方的說法『文革』的時間是十年，但屬於群?運動形態的時間不足三年。就全國範圍而言，這是以『路線鬥爭』取代『階級鬥爭』的三年，這是運動的重點以整黨內『走資派』取代整黨外『階級敵人』的三年，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矚目的三年。群眾組織劃分為造反派與保守派實際只存在於這段時間。民眾之所以大分化、大對峙，只是因為這時在對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各級當權派的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劃分正是圍繞這個軸心展開。離開當時兩派群眾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來談論造反或者保守，難免會失去實際的背景。」他還說：「落實到具體的事發起因、行為動機、攻擊對象、追求目標，雙方的分別就更明顯：保守紅衛兵的作為，無不是為了純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強化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從而維護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造反紅衛兵的作為，卻客觀上淡化了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削弱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威權，進而衝擊了極權體制的現實統治秩序。儘管後者所體現的還不是自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為，但至少是一種潛在的民主衝動——距離民主主題並不遙遠。」周倫佐在「『三年文革』說不能成立」中從文革是三年還是十年的角度間接支持「人民文革」觀點，背景是這樣的：關於文革的時間，有「三年文革說」和「十年文革說」的對立，而「三年文革說」與「兩個文革說」、「人民文革說」是一致的。這個說法起源於陳佩華一九九○年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論文「對文革重新分期的必要性」，認?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即群眾政治對立，人民起來造反的三年，「十年文革說」是官方，鄧小平等老幹部的文革觀點的表現。我認為，在一九九六年和二○○六年關於文革的兩個紀念日產生的最熱烈爭論都圍繞「兩個文革」的觀點，決不是偶然的，值得文革研究者注意。特別是，今年的觀點中，出現了重新評價、正面評價文革中造反派作用的呼聲，對於正確地、深入地認識文革，是有意義的。文革確實需要一個「再發現」、再評價的過程。人民文革是官方文革的副產品總的來說，我本人傾向於「一個文革」觀點。我的理由是，如果說有另一個文革，那麼也只能說是利用第一個文革造成的「無產階級專政」暫時鬆弛和「天下大亂」的形勢而產生的一些現象、活動，是第一個文革的副產品和派生物，而且規模、範圍、支配力與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當然，事情也不能只從數量上看，第二個文革和第一個相比雖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數人對它沒有感覺，但從歷史的發展看，其「意義」則是巨大、深遠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打倒政敵，大多數人盲目、狂熱地捲入這個主流運動之外，畢竟有少數人、少數組織清醒或比較清醒地利用形勢，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標，他們的動機從一開始，而且自始至終都不是回應毛的號召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在某種程度上動搖、改變現行的制度。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記錄的趁亂造反的「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底在北京和全國一些地方鬧得轟轟烈烈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就屬於這一類。只有承認和研究這些情況，才能對文革中、文革前中國社會矛盾、民眾的生活狀況、心理有全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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