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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是圣徒吗？
──张承志文集《无援的思想》读后断想
陈鸿
“红卫兵”是个30多年前的旧名词，当初曾当过红卫兵的“小将”们，如今皆是50岁开外的老者了。可“红卫兵”这个词似乎还有相当的活力，不时地出现在文学与传媒之中。张承志等几个“新时期”作家在提到这个词时，仍不免有炫耀之意，每每将其与青春、激情、理想主义相提并论。正如学者徐友渔所说：“‘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当初的理想主义。”
比较执著的是张承志。他在这部文集的某几篇文章里，与他在近15年的时间里所做的一样，反复向人讲述一个逻辑，即：那时候我们是纯洁的，愿为正义和理想而献身，当年狂热地投入“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叛体制，纯洁社会。因此，在评判红卫兵的历史时，务要一分为二。错误固然令人痛心，但动机之纯洁也是不容置疑的。回顾1966年前后的那些岁月，他仍由衷地感叹：那毕竟是个“大时代”！那时的红卫兵青年，勇于反叛，不像现在的“智识阶级”只贪图物欲，既无革命的愿望，又压迫他人革命的想象。这套逻辑曾经被他重复过多次，几乎已成不移之论。虽有反对者提出过质疑和批驳，但始终没有切中要害。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决无可能被这些慷慨之辞所打动。1966年“文革”大规模爆发时，我是一名初中一年级学生，“有幸”目睹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知道那是什么货色。虽然近20年已有诸多文字对其做过描述，但我还是想在这里简述一下历史。因为时光已经漶漫了一些真相，尤其是对于青年人来说。
所谓的“红卫兵”，是于1966年5月29日由北京清华附中的100余名中学生发起成立，在大字报中他们宣称自己是“红色政权的红卫兵”。“红卫兵”这个词，最早是由张承志使用的，① 获得发起人一致赞同作为组织名称。这个命名或许是受苏俄“赤卫队”或“青年近卫军”的启发而来。发起者从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首都民兵师”的题字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题词中辑出“红卫兵”三字，印在宽约15公分的红布袖标上，为其特有标记。红卫兵习惯于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浅黄色旧军装，腰束军用宽皮带，袖标戴于左臂。其中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穿质地优良的草黄色将校呢军装；家境较贫寒的，穿自家染色的仿制军装。在当年，年轻人的这身打扮，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是可以随意予取予夺的象征。一群这样的青年成群结队出现于马路上，不仅平民百姓为之肃然，连军警也要避让三分。
加入红卫兵的唯一资格，就是“出身”。参加者的父母必须是是干部、军人、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等“好成份”者，统称为“红五类”。其他如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出身者，则没有权利加入，只能算“一般群众”。至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成份”者的子女，是入了另册的，被加以“狗崽子”的蔑称，不得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只能闲居在家，倍受歧视。因此，红卫兵的诞生，“血统论”才是本质与关键。
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中学的红卫兵为其核心，自称是“老红卫兵”，崇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崇奉“造反有理”。袖标上“红卫兵”三字为黑色，是资格极老、“血统”极纯的标志，凭此可以飞扬跋扈。张承志在文章中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批老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6月24日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②至8月初，中学红卫兵运动已席卷全国。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标。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知道是“文质彬彬”的“彬”之后，以他固有的幽默说：“要武嘛！”宋彬彬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改名为“宋要武”。③ 这件事，在“中央文革”授意下，被全国各媒体大肆渲染，红卫兵为此声名大振。此后，大学生也开始普遍组织红卫兵。
红卫兵成立后，立即受到江青等人的青睐。江青想搞乱天下，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狂徒。她曾亲手转递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多次与陈伯达、康生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出席红卫兵集会。每到一处，必操那一口三十年代文艺腔，振臂高呼“向红卫兵小将致敬”。老红卫兵亦受宠若惊，回报以“向敬爱的江青阿姨致敬”，又送新鲜沙果（海棠果）给江以表忠心。
红卫兵有恃无恐，自8月初起，在北京各中学掀起了迫害校长、教师的狂潮。他们把校长、教导主任和“有问题”的教师编成“黑帮队”，逐日斗争凌辱。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祭品。此后，被打死的校长、教师越来越多。红卫兵侮辱师长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狠毒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其中有些在人类酷刑史上亦属少见。比如用带钉的棍子打，用图钉往脑门上扎，强迫老师吃粪便，把粪桶挂在校长脖子上，强迫校长抱着被打死的“黑帮”老师的尸体跳舞，等等。北京市有１３名校长在当时被打死。④ 由于政治舆论的强大，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出于畏惧而搞“丢卒保车”，所以没有人敢于、也没有人打算对被打者施以援手。就这样，无数中学校长和教师的生命，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任何法律与道义的保障。
“8·18”检阅当天，林彪在天安门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破四旧”的说法（“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20日起，北京市红卫兵便冲向社会，四出“破四旧”，抄家，烧书画，捣毁名胜古迹，改街名店名，禁奇装异服，围攻、凌辱、殴打“黑五类分子”与“黑帮分子”，其势汹汹。当时的公安部下发文件，任何地方不许出动警察进行干涉。在被虐待的两“黑”之中，绝大部分为劳动者、守法公民，有的仅仅曾在旧社会薄有田产、开过小店，或在旧政权下当过普通的士兵、警察；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教师、学者、演员、作家、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只因为名气较大，收入较高，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至8月25日，因局势混乱，北京西城区八中、四中、六中等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除维持秩序外还担起了“执法”的职能。其后东城区和海淀区也成立了相应组织。北京“西纠”红卫兵的气焰曾盛极一时，居然私设“监狱”、刑堂、“劳改所”，将不同意“血统论”观点的“黑五类”子女关入其中，昼夜非刑拷打。北京一中、六中的“监狱”在当时最为恐怖，里面受刑者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令四邻震恐。在这两处“监狱”里，毙于红卫兵拳脚和铜头皮带下的人和致残的人不少于200人。到后来，狱室里血流满地，红卫兵打手们竟然将人血作墨，在狱室墙上大书“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1967年夏，我曾看过当时文革小报披露此事时登出的照片，其状惨绝人寰，直如地狱！看到照片的当天，我恶心得吃不下饭，夜不能眠。30多年来，这张照片始终像噩梦一样潜藏在我的记忆之中。
据“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1966年8月—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⑤ 其间北京大兴县还发生过集体杀害“黑五类”的事件，共325人被杀，有22户被灭门，被害者中年纪最小的出生只有28天！作家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一文里,记述过当时被毒打后血淋淋地躺在胡同里的“黑五类”，尚未咽气, 就被运往火葬场的情形。令人毛骨悚然。遇罗克之弟遇罗文在回忆录《我家》一书里写道，他曾亲见一个“海纠”红卫兵在串联的火车上向人吹嘘自己的“战绩”：亲手打死一个老太太和她儿子——先让母亲眼看儿子被活活打死，在她快发疯时，再把她打死。⑥人间残忍，莫过于此！
北京的红卫兵风气一开，中央文革控制的的宣传机构就频繁叫好，接连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好得很》、《向红卫兵致敬！》等社论与文章，火上浇油，称“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出来”。⑦ 经此鼓动,“破四旧”之风旋即波及全国，为害之烈，已难以详知。在此期间，老舍、邓拓、李立三、吴晗、翦伯赞、傅雷、闻捷、上官云珠、容国团等大批知名人士因不堪凌辱，含恨自杀。这一场曾被美誉为“红八月”的暴乱，即使在文革史中也是最黑暗、最恐怖的一幕。⑧
自1966年9月下旬起,“ 西纠” 、“ 东纠” 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文革的深入，部分老红卫兵的父母逐渐受到冲击，老红卫兵开始对中央文革产生怨恨；另一方面，中央文革认为老红卫兵坚持“血统论”，就是怕文革殃及父母，他们已成了揪斗高层干部的阻碍，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江青等人已在各大中学培植起了一批不讲“ 血统论”、专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造反派红卫兵”，比较能领会江青等人的意图，成为中央文革图谋打倒刘少奇的工具。鉴于此江青决定抛弃“西纠”等老红卫兵，称“纠察队是保皇派”，“ 保爹保妈”。这等于是宣判老红卫兵已失去了“ 政治正确” 的资本。
骄纵惯了的老红卫兵不能忍受其地位一落千丈，也不能忍受昔日“ 敬爱的江青阿姨” 变脸如此之快，遂于1966年11月27日成立了“ 首都中学生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联动” 宣言》，采取了与中央文革公开对抗的姿态。从12月中旬起，“ 联动” 与受江青操纵的公安部及“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反复较量。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曾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 打倒江青”、“ 油煎江青” 的口号。然而这都是困兽犹斗了。12月底，江青、陈伯达宣布“ 联动”为反动组织。1967年1月19日、25日公安部两次会同“ 三司” 上万人，捣毁了北京所有中学的联动据点，将联动首要分子尽行拘捕。被关押的联动分子计有100多名。至当年的4月22日，在文革高层的干预下，才被放出来。老红卫兵遭此打击，日见式微，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文革虽然对老红卫兵实行了强硬打压，但从未公开否定红卫兵这个组织及其名称，此后直至“ 四人帮” 覆亡，媒体上始终是在赞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由于当时多数的大、中学生对突如其来的文革动乱并不能完全“ 理解” ，尚保留着一些残存的理性和人性.，所以参加了“红八月”行动并有血腥暴行的红卫兵，仅是中学生当中的部分人。
现在看来，如此残暴、狠毒的“红卫兵”，早已为千夫所指,被钉上了耻辱柱，何来一丝一毫的“正义”与“纯洁”？其行为与“理想主义”又有何相干？他们所崇奉的“血统论”，就是一部分人可以歧视和虐杀另一部分人的强权“理论”，与纳粹、三K党的精神如出一辙，与“理想主义”相距何止万里。“理想主义”这一概念，有它特定的涵义，是指不计个人利害地为社会公正而奋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指忘我地从事艺术、科学活动。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红卫兵，无疑是对这一概念的玷污，令人难以容忍。
怀有“红卫兵情结”的人，往往将红卫兵与欧洲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以及切·格瓦拉相提并论。⑨然而，无论法国造反学生还是格瓦拉，都是为了反抗压迫人的体制而战，尽管有狂热和不现实的举动，却没有不良的人权记录，更没有虐杀平民的暴行。红卫兵活动的主要内容，则是抄家、打人、烧书。他们勒令受害者穿黑服、带白胸牌、剃阴阳头、唱自辱歌、在烈日下长跪、学狗爬、顶砖头、舔痰液等等，肆行凌辱。以挂黑牌、“喷气式”、墨汁浇头、皮带抽打、围殴、浇开水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恣意摧残。这本身就是压迫者的行为。他们自己就是一小撮随意生杀予夺的特权分子。他们的“造反”与所谓的“革命”，既不是反对“特权阶级”，也不是为了创造“更理想的社会”，而是恃强凌弱，残害无辜，把六十年代初已露端倪的、不公平的出身歧视和错误的“阶级斗争长期论”强化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因此无论怎样看，红卫兵与欧洲“五月风暴”、与格瓦拉都有本质的不同，完全不能相类比。
可以说，红卫兵这一事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是20世纪最丑恶的现象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分明就是一伙流氓、恶棍、虐待狂和丧失人性的暴徒。仅仅因为当年他们年纪尚小，历史宽恕了他们（譬如，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庙揪斗文化界“黑帮”时，北京女八中的100余名红卫兵，曾以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和道具刀枪毒打、向身上吐痰、逼令在烈日之下长时间跪在火堆旁等残忍手段折磨老舍先生，并在当晚尾追至当地派出所将老舍先生殴打至半夜。她们这些人至今不会超过54岁！没有人追究过他们的责任，她们也从未公开忏悔过）。这也就罢了。可是，当噩梦过去30年之后，在法制与人权观念早已为平民百姓所熟知的今天，我们还会读到这位名叫张承志的先生所写的文章，以那样富于激情的笔调，谈到红卫兵的“纯洁”、“青春”、“正义”、“反叛”、“反体制”和“反特权”之类，这真是民族良知最深最痛的悲哀！
我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愤怒。
我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无耻的文字。
看到“红卫兵”三个字，我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当年“红八月”中挥舞在红卫兵手上的皮带铜头，浮现出“黑五类分子”痛苦、惶恐、血流满面的一张张脸；耳边立刻就会响起无辜者绝望、凄厉的惨叫声。这些，都是我──那时一个刚满14岁的少年耳闻目睹的事实。在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惨剧，也曾大量地发生在我周围。一位教过我地理课的老教师，素以博学、慈祥深受学生欢迎。因其是民主党派人士，在“ 红八月” 中被红卫兵屡次毒打，无法忍受之下，他不顾一切地逃到了乡间。因身上没带粮票而买不到食品，只好向农民讨吃，后被遣送回来，复遭毒打。另有一位老实憨厚的校工，因当过旧军队的士兵，被列为“ 黑五类”，每日被红卫兵殴打取乐，直至精神失常。这些当时的惨状，到今天于我仍历历在目。
我是红卫兵的同龄人，是不容蒙蔽的历史见证人。因此我要说——张承志是在公然说谎！
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首倡者之一，这位当初为“红卫兵”命名的人，这位在自己的文章里把自己说成是“圣徒”的人，他的灵魂并不清洁，而是沾了血的！对暴行他不可能脱卸掉道义的责任。即使当时他的手上并没有直接沾血，对“红八月”的暴行也不可能毫无所知；即使他当时真的一无所知，对文革结束后披露出来的种种情状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而面对老舍先生的冤魂，面对1772个无辜者的冤魂，面对1966年全中国成千上万个被害者的冤魂，这个亲手参与把“红卫兵”从魔瓶里放出来的人，并且是宣称以文字为终生事业的人，却若无其事。在他的小说《金牧场》中不仅描写了打人的快感，还试图为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确立合法性。当《金牧场》无论从政治学意义上还是从文学上都完全失败后，对于难以遮蔽的罪恶，他仅以“错误”或“没有… … 完全人道的革命”⑩这样冷血的话来敷衍，从未写过一段超过百字的、像样的反省，也从未对死难者表示出一点点歉疚，更遑论真心实意的忏悔了。因此，我不能相信他在《绿夜》、《黑骏马》中描绘的关于蒙古族“老额吉”和小姑娘“奥云娜”的美丽神话，以及他那些为民请命式的大义凛然，他不可能有那样美好神圣的感情。
面对历史，他是怯懦的。多年来，从不敢正视为反抗“血统论”而殉道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遇罗克的英魂，而是扛出鲁迅先生不能说话的画像为大旗，摆出一副貌似“左翼”的清白姿态，臆造出诸如“智识阶级”、“腐朽的汉族”、“孔孟之道”、“买办”、“皇协军”、“投降派”、“左宗棠”之类的假想敌，以维持自己道德优越的话语权。他不敢像探究“哲和忍耶”史那样去探究红卫兵史，否则的话，他本人立即就会失去道德上的全部正当性。所以，他只能刻意拿清代的一场公案大做文章，以圣洁和故作激愤的言辞掩盖六十年代的那场血腥。
果然，在普遍的淡忘之中，他成功地扮演了正义者的角色。时至今日，他居然敢于如此赤裸裸地为红卫兵礼赞，为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礼赞，可见他是根本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只能说，关于如何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话语界里继续生存，他大概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小小的机巧也许能收效于一时，历史有时可能会遗漏一些应有的审判，让某些遗孑化身为伪善者。然而，苍天在上，天理犹存，墨写的谎言以及时间都不可能让人忘记一切。审判终将会要到来——尽管只是针对道德与灵魂。一个真正应该忏悔的道德罪人，根本就不配向我们谈什么“理想”与“纯洁”，更没有资格提起所谓“人道”二字！
在历史面前他早就该俯首。
① 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载文集《无援的思想》191页。
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77页。
②〈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③见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④见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⑤见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
⑥遇罗文《我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90页。
⑦见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⑧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1986年。
⑨季红真《众神的肖像》，79页。
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载《无援的思想》191页。
⑩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载《无援的思想》181页；原载《天涯》杂志1998年第1期。
（《无援的思想》，张承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12.50元）
（作者单位：海南《海风》杂志）
附：《无援的思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中有关“红卫兵”及其“革命”的论述：
■ 值得阿Q 一下的或者说值得申明的，只是我相信这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确的总结之作。对此我有完全的把握。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 我对红卫兵的造反含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特权阶级更敌对，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 它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超过和不及我们的方面。（191页）
■ 我毕竟为六十年代——那大时代呼喊了一声。我毕竟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者，提出了一份理解。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语，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191页）
■ 在 二十世纪结尾的这几年的世纪末相中，在未来又有一部分年轻人在他们的时代揭竿而起时，他们将会在行动一开始就避免我们的错误。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 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造反、青春、反体制的底色。（192页）
http://bbs.tianya.cn/post-no01-13664-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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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6 05: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