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杨继绳《天地翻覆》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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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天地翻覆》面世，引起学界关注和争议，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造反派情结

学者郭建在台湾《思想》季刊发表《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一文，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局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
郭建的评论对象不限于杨著，但包括杨著。
到目前为止，多数中文撰写的文革史叙述属于邓小平语境，按照这个逻辑取舍史料，文革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是好心犯错误。文革初期刘邓按照反右模式派工作组枪打出头鸟受到肯定。官方认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描述成文革的受害者，就是文革的抵制者，他们在文革中某些阶段积极追随毛泽东的行为即使不回避，也要解释成身不由己。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
还有一类文革叙述则坚持毛泽东语境。近几年，持这种语境的声音重新抬头，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2016年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官方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后，官史也有了重新向这种语境靠拢的迹象。
杨继绳的文革史观与上述两种语境均有根本区别。他认为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他对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三方都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他认为：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沿着这条思路，他冷峻地还原了高层真实的政治生态，让人们看到各类高官在党文化潜规则里怎样趋利避害，使伟光正的光环烟消云散。从这种三角关系出发，头绪纷繁的文革过程，得到了清晰的梳理。《天地＊翻覆》一书没有结束于1976年，而是延伸到1980年代。书中对清查516、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清理三种人，都有专门的章节，用比较丰富的史料，展示了造反派承担文革后果的图景和细节。
这种既超越毛又超越邓的文革史观，并非杨继绳一人独创，而是相当一批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共同探索，互相启发的产物。但运用这种独立史观写成完整的中国文革通史，杨继绳可称国内学者第一人。
无庸讳言，杨继绳在文革中有过参与造反派的经历。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参加的是相对温和的“四一四”派。他晚年修国史的视野，已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无意为自己和同代人文革初期陷入盲从参与造反的失误翻案。他说，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但是，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他针对主流舆论对文革图景的简化和歪曲，力图廓清造反派的历史真相，同时还原官僚集团的真实表现，并把他们对造反派的报复入史。郭建在文章中引用外国人的说法，把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成是务实派，温和派。在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治国的问题上，他们的确比毛泽东务实。从这个意义上，外国人称之为“务实派”不无道理。但经济上的务实不等于政治上的温和。在政治问题上，不论刘、周、邓、陈，哪一位心慈手软？邓就明确地说，两手都要硬。胡、赵倒是在经济上主张务实，在政治上对参加过文革造反的青年一代相对温和，但他们先后都出局了。
文革的跨度长达十年，毛泽东发动运动不是一次，而是发动了多次，有政治热情、愿意投身公共事务的中国公民，这一波不卷入，下一波就会卷入，很难始终保持逍遥派的角色。经过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被打入另册，剥夺了从政的机会，只有少数老红卫兵得到陈云的特别保护。虽然杨继绳本人并没有因此打入另册，但他不能无视同龄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国门打开以后，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国家公民参与政治有怎样的开放度。如今，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垂垂老矣，思考青年时代的盲从固然重要，讨还历史的公道也十分必要。“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不畏权势是一种史德的体现。

史料问题

有人认为，《天地翻覆》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披露了作者对赵的采访、《墓碑》中披露了不少大饥荒的档案材料相比，这部文革史不以披露新材料见长，而是尽可能地广采博收近几年已经公之于世的文革史料。这部书完成，作者独自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三部曲就贯通了。
杨继绳并非没有挖掘新史料的能力。他在《炎黄春秋》工作十几年，许多掌握文革独家史料的作者苦于文章无处发表，不约而同地把《炎黄春秋》作为发言平台。如果出于私心，他若想独占某些稀见史料，不无机会。
我和杨继绳在《炎黄春秋》共事半年。当时他担任总编辑，我在此期间只主编过一期杂志（2016年第5期），但也披载了文革的独家史料。王辉整理的解学恭《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就是杨继绳向我提供的。我还提出在访谈录栏目中发表杨继绳和萧冬连对吴南生的采访。因为《炎黄春秋》规定文章一般要控制在万字以内，我主要选取了吴南生讲述创办特区的内容，但杨继绳在终审时主动提出加上一段吴南生向他讲述的历史细节：“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这一细节对于研究文革前的毛刘关系无疑价值颇高。当时杨继绳的书正要杀青，如果他把这一史料留在《天在翻覆》面世时独家披露，也顺理成章。但他还是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为着尽可能加大《炎黄春秋》的信息量，决定先行在杂志上公之于世。

只是未定稿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目前投放市场的书，是作者2015年底的稿子，后来作者多有修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版只是未定稿。天地图书公司曾经出版《墓碑》，此书继续由他们出版也在情理之中。杨继绳早就把《天地翻覆》的初稿发给天地图书公司征求意见。然而，刚走到这一步，杨继绳就遇到了强力阻挠。当时我和杨继绳在杂志社经常见面，对此略知一二。某部门看到杨继绳2013年10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披露此书的导论《道路·理论·制度》，便令作者退休单位约谈多次，阻止此书的出版。杨继绳当时表示，目前此书还在修改，和出版社还没有签约，可以考虑推迟出版。
此书在香港投放市场，作者并不知情。当时杨继绳还在核实细节，查对一些史料的注释。至于图书出版一般流程——出版方出清样，由作者进行核校，都谈不上。出版方采用非常方式，让生米煮成熟饭，可谓用心良苦。问世以后，读者发现误植不少，一位细心读者就能挑出上百处。香港出书通常第一版印数不多，如有机会再版，作者可以修改。如《墓碑》再版15次，前8版每版都有修改。特殊的出版环境里，《天地＊翻覆》这些误植只能算白璧微瑕，并不影响本书整体的魅力，遗憾可留待今后弥补。如果拘泥于规范的出版流程，此书的命运可能是胎死腹中，对文革研究的推进才是更大的损失。我相信杨继绳先生会听取读者的意见，以后有再版机会时，会认真弥补初版的不足。

明报月刊.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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