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西方中国研究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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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来，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稍早前他曾透露，从2009年开始，美国潜入中港两地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目标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为何监控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问题难免引起各种联想。网上有篇文章流传甚广，猜测这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正确叫法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对中国各地情况搜集、研究的重镇，而该中心的背景“与CIA（美国中情局）有渊源”。这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传闻。对于这个问题，担任多年该中心助理主任的熊景明女士经常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如果真有中央情报局支持就好了，就不愁缺钱关门了。”
不过，这件事情倒让人对这个机构发生兴趣。查找了一些材料，这才了解，原来这一机构成立的背后，牵扯到西方中国研究的一段往事。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叫“大学服务中心”。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一书介绍，该中心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CEAR）于1963年在香港创建。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便利。中国自1949年后基本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进入所谓的“竹幕” 时期。如何获取新中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让西方学者感到头痛。当时，适逢“大跃进”后中国内地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波，数万人从内地偷渡到香港。这一机构的成立，“使得美国学者能够通过采访难民来研究中国大陆”。
由此不能不提到费正清中心。费正清中心始创于1955年，前期叫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直至今日仍是西方中国研究重镇。该中心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费正清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结缘中国五十年”，这已广为人知。费正清于1973年卸任后，担任中心主任的学者包括傅高义、孔飞力、马若德（即麦克法夸尔）、裴宜理、柯伟林等人。此外，史华慈、杨联陞、费维恺、柯文、孔杰荣、余英时、珀金斯、特里尔、宇文所安、杜维明、王德威等知名学者担任过该中心执委会委员或特聘研究员。可以说，但凡提到美国的中国研究或著作，费正清中心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二战结束后，“美国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然而“美国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 费正清等人成立东亚中心，便是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成立像哈佛东亚中心这样的区域研究中心，是当时美国学术界的流行做法。例如早于中心成立前，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俄罗斯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也分别成立了俄罗斯研究所、中东中心，等等。简单讲，哈佛东亚中心是二战结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大国后，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情势（主要是苏联、中东和亚洲）的一个产物。
受制于冷战格局，像哈佛东亚中心等西方学术研究机构要想获取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必须突破各种障碍，解决各种难题。而面对“竹幕”后的新中国，立足于中国台湾、香港既可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也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早于大学服务中心创立前的1962年，在费正清、韦慕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中国学者郭廷以等人合力推动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正式启动了相关合作项目。
曾任近史所所长的台湾学者张朋园写过一部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介绍相关合作的来龙去脉。他提到，对于近史所方面而言，获得外援可增添图书设备、补助研究人员生活和资助人员出国进修，而对于西方学术机构，则可借此“充实近史所，以之作为美国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基地”。尤其是，台湾方面保存的清末民初外交档案、国民党党史以及中共资料，更令西方学者们备感兴奋。费正清当年就直白地说：“了解中国，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学习的最佳去处。”
如今许多人大概难以想象，这些西方学者及其合作者当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艰难程度。这不仅在于国际学术交流不畅、一手资料不易获得，还在于正常的学术活动受到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的严重困扰。例如费正清于二战刚结束后曾被牵扯进席卷美国的的“反共恐慌”，被叫到麦卡锡委员会接受质询。美国成立这个委员会，目的在于调查谁该对“失去中国”负责。当时，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公开批评费正清的“亲共倾向”，这使得费正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量淡出公众视野，专心任教。
又如台湾近史所相关项目，一开始就遭到若干学者的攻讦。当年主持近史所、也是相关合作的倡议者和负责人郭廷以，因此饱受外界攻击，被人指责“接受洋人的补助”、出卖“档案”、勾结费正清等“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他与“中研院院长”王世杰都被叫到“立法院”质询。特别是所谓的“缩微案”（即郭氏应韦慕庭等人提议，拟将国民党党史、清末民初外交档案等摄制成胶卷提供给对方），令他深感百口莫辩，“越想越恐怖”。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郭廷以不得不放弃他一手经营的近史所，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黯然病逝于他乡。
再看关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来已久的相关传闻，这何尝不是冷战思维阴影下的一种残余。事实上，该中心于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已从面向西方学者转型为面对中国内地，旨在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为中国学人提供服务。近些年来，许多内地学者纷纷前往该中心访问研究。至于大学服务中心在西方中国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两度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的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曾评价：“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回首这段西方中国研究的往事，令人感慨良多。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研究，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进而为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策与理论基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久后，费正清、孔杰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大学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等人便应邀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和宴请。而在如今国门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背景下，这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反哺国内学术界，成为中国人了解自身的重要理论借鉴。这些西方知识分子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值得致敬。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其实有一点颇为相似。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同样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西方世界，这样才能有助于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塑造国际形象，扮演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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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艰难的西方中国研究
魏英杰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8月01日 02 版）
这段时间以来，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稍早前他曾透露，从2009年开始，美国潜入内地与香港两地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目标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为何监控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问题难免引起各种联想。网上有篇文章流传甚广，猜测这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应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对中国各地情况搜集、研究的重镇，而该中心的背景“与CIA（美国中情局）有渊源”。这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传闻。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叫“大学服务中心”，该中心于1963年在香港创建。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便利。中国自1949年后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进入所谓的“竹幕” 时期。如何获取新中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让西方学者感到头痛。当时，适逢“大跃进”后中国内地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波，数万人从内地偷渡到香港。这一机构的成立，“使得美国学者能够通过采访难民来研究中国大陆”。

比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早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更是为人熟知的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它始创于1955年，前期叫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直至今日仍是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可以说，但凡提到美国的中国研究或著作，费正清中心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二战”结束后，“美国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然而“美国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费正清等人成立东亚中心，便是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面对“竹幕”后的新中国，立足于中国台湾、香港，既可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也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早于大学服务中心创立前的1962年，在费正清、韦慕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中国学者郭廷以等人合力推动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称“近史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正式启动了相关合作项目。

曾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台湾学者张朋园，写过一部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介绍相关合作的来龙去脉。他提到，对于近史所方面而言，获得外援可增添图书设备、补助研究人员生活和资助人员出外进修，而对于西方学术机构，则可借此“充实近史所，以之作为美国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基地”。尤其是，台湾方面保存的清末民初外交档案、国民党党史以及中共资料，更令西方学者们备感兴奋。

如今许多人大概难以想象，这些西方学者及其合作者当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艰难程度。这不仅在于国际学术交流不畅、一手资料不易获得，还在于正常的学术活动，受到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的严重困扰。例如，费正清于“二战”刚结束后，曾被牵扯进席卷美国的“反共恐慌”，被叫到麦卡锡委员会接受质询。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公开批评费正清的“亲共倾向”，这使得费正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量淡出公众视野，专心任教。

又如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相关项目，一开始就遭到若干学者的攻讦。当年主持近史所、也是相关合作的倡议者和负责人郭廷以，被人指责“接受洋人的补助”、出卖“档案”、勾结费正清等“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他与“中研院”院长王世杰都被叫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特别是所谓的“缩微案”（即郭氏应韦慕庭等人提议，拟将国民党党史、清末民初外交档案等摄制成胶卷提供给对方），令他深感百口莫辩，“越想越恐怖”。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郭廷以不得不放弃他一手经营的近史所，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黯然病逝于他乡。

再看关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来已久的相关传闻，又何尝不是冷战思维阴影下的一种残余？事实上，该中心于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已从面向西方学者转型为面向中国内地，旨在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为中国学人提供服务。近些年来，许多内地学者纷纷前往该中心访问研究。至于服务中心在西方中国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两度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的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曾评价：“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研究，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进而为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策与理论支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久后，费正清、孔杰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大学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等人便应邀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和宴请。而在如今国门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这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反哺国内学术界，成为中国人了解自身的重要理论借鉴。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其实有一点颇为相似。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同样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西方世界，这样才能有助于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塑造国际形象，扮演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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