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波：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辣椒”副刊之浮沉

yangharrylg

　□       李先波

　　1955年12月29日，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青年报》创办了“辣椒”副刊。“辣椒”副刊以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的视角，以各种富有特色的文体，抨击当时团和青年工作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尤其是当时表现突出的官僚主义问题，有力推进了当时的“干预生活”运动，也极大地配合了逐渐展开的整风运动。“辣椒”副刊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恰恰处在由整风运动渐起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节点上，是研究当时我国政治民主生活“变奏”的一只极好的“麻雀”。“辣椒”副刊虽已成为历史，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仍不乏现实意义。
　　一、民主的扩大与创办“辣椒”副刊
　　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工业化，要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了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工业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全新的任务。因此，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中共领导人施政理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方针。
　　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思考的一个总题目。在国内采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就是毛泽东等人就此作出的战略思考和选择之一。正如周恩来所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1]中共领导人采取的扩大民主的首要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四年后的195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社论《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各地党委和党委机关报执行《决定》情况进行了总结。社论认为，尽管四年来各地党委和党委机关报在执行党中央这一决定中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总的说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还是很不浓厚，报纸上的批评还是很不充分。一部分干部对待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还缺乏如中央决定中所特别要求的那种“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社论认为，这四年来，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中央这一决定，不是基本上执行得好，而是基本上执行得不好。报纸在这方面应该首先担负重要责任。另一方面，报纸的批评也受到来自一些党员干部的阻碍。文章指出，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有的干部认为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批评伤害了尊严，削弱了威信。因此，毛泽东希望继续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人民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的使用范围，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3]因此，当得知195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也采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时，毛泽东欣喜不已，称这“真是好消息”。[4]
　　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发布《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开展了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的讨论。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7年4月，《人民日报》刊载各行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接受批评后自我检讨的相关文章共计1147篇，另有介绍苏联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情况的文章10篇。从1951年1月始，《人民日报》开辟“批评（和建议）的反应”专栏。通过《人民日报》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的报道来看，直至反右派斗争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诚恳的，也是一贯的。并非有的学者认为直到1956年才“允许媒体报道批评言论和争鸣文章”。[5]应该说，到1956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好转，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自然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最广大最真实民主”的内在需要，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尊重。既是顺应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扩大民主的普遍趋势，也是适应国内政治生活具体情势的，更是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使然。
　　与此同时，受苏联文艺界“干预生活”口号的影响，我国逐渐兴起“干预生活”文学创作热潮，“独立思考”和“干预生活”的口号也在广大青年中流行起来。所谓“干预生活”，就是揭露、批评和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在当时尤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希望团中央机关报对青年团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些新情况做出反应。1955年11月4日，胡耀邦专程到《中国青年报》社做改版动员，鼓励编辑、记者“甩开顾虑，勇于独创”、“办出特色”。[6]1955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整版推出第一期“辣椒”副刊，至1957年6月18日最后一期刊出，共出刊51期。“辣椒”副刊以抨击青年团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和贪污腐化问题，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号召团员青年创造美好新世界为宗旨，既深入工矿、农村、学校等社会基层挖掘素材，也不避讳批评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
　　“辣椒”副刊一经刊出，就以其“辣味十足”引起广泛关注。叫好者有之，忌惮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有人将“辣椒”副刊的批评和嘲讽视为对社会主义的丑化，甚至出现了要求取消“辣椒”副刊的声音。“辣椒”副刊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胡耀邦认为，越是揭露出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暴露出问题，才有利于解决问题，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他表明了对“辣椒”副刊的支持态度。他对批评者诙谐地说道：“苏联有《鳄鱼》杂志，是动物，专门讽刺官僚主义；我们有个‘辣椒’，是植物。这叫异曲同工啊。”[7]随着“辣椒”副刊的社会影响逐渐提升，“上辣椒”成了官僚主义者异常忌惮的事情，向“辣椒”副刊反映身边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现象被许多团员青年视为己任。在《中国青年报》带动下，一些团报、团刊也仿效“辣椒”副刊风格，办起类似的副刊、板报，形成了一股舆论监督力量。如煤炭工业部重庆管理局青年团监督岗机关报《七星椒》、武汉水利学院《辣椒报》、上海技校《镜子》等。《中国青年报》还在“辣椒”副刊开辟“辣椒的兄弟们”专栏，将各地青年团组织编发的简报以及团报讽刺性副刊的内容选摘刊登。
　　在党中央酝酿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时，利用报刊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重要方式。“辣椒”副刊与同时期《人民日报》“批评（和建议）的反应”专栏，成为抨击官僚主义的重要阵地。
　　二、“辣椒”副刊主要特点分析
　　在一年半时间里，“辣椒”副刊共刊登小品文108篇、漫画及配文98幅（篇）、讽刺诗71首、纪实黑榜28篇、辣椒旅行记（纪实）28篇、讽刺歌谣10首、笑话相声31段、讽刺剧5部、读者来信及评论3件，共计382篇。所揭露和批评的主要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至国家机关、下至村社和团支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二是青年团工作中忽视和阻碍团员青年学习问题；团员青年不正确的恋爱观和家庭生活问题；青年大学生轻视躲避体力劳动问题；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岗位与专业不对口问题。三是工业生产领域存在的贪污浪费、重速度轻质量、偷工减料问题；工矿技术企业外行领导内行影响生产问题；苏联援建项目招工用工中的问题；偏远地区工矿企业职工生活食宿条件差问题。四是农业合作化入社时滥杀牲畜、虐待牲畜致病致死，社员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问题；合作社生产劳动无计划和脱产干部太多问题。五是文学艺术工作存在忽视文艺社团的后勤保障问题；文学创作中闭门造车、不向生产生活学习问题等等。总之，既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以及青年团的中心工作，也涉及微观层面的细小问题。“辣椒”副刊成为1957年党内整风全面发动之前，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辣椒”副刊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以抨击官僚主义为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主题。每一期“辣椒”副刊都将重点文章置于版面显要位置，作为当期主题文章。其中，又以针砭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问题占多数。其刊载的反映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的文章达152篇，占到总量的近40%，平均每期近3篇。同时，“辣椒”副刊也适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阶段性突出问题。如第一、二期的主题文章就是反映农业合作化中农民入社前滥杀耕牛和合作社干部贪污钱粮、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问题。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反对右倾保守和社会主义建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四条要求，发出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号召后，各行各业普遍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辣椒”副刊又适时集中揭露和批评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希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与原料、物资、技术力量和设备不能满足主观生产愿望的矛盾而产生的将偷工减料、短斤少两视为节约增产的现象。1956年六七月，正值新一届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辣椒”副刊又集中报道毕业生分配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脱节，导致一些毕业生所学专长无用武之地的现象。党的八大通过政治决议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监督，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后，“辣椒”副刊对官僚主义现象的揭露和抨击更加集中，“辣味”也更浓。
　　二是内容以真人真事为主，辅以艺术创作材料，虚实结合，感染力强。每一期“辣椒”副刊的主题文章所反映的都是真人真事，并曝光被批评者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单位。对于被曝光者，这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批评和嘲讽。对类似情况者，则是给予严厉的警示和诫勉。此外，“辣椒”副刊在刊登一篇主题文章的同时，还会配以内容相同、相似的漫画和讽刺诗。这些漫画和讽刺诗有的是写实，有的则根据主题文章进行艺术加工。如此一来，图文并茂，更具可读性，更能够感染读者。
　　三是题材广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不回避矛盾，敢于碰硬。“辣椒”副刊选材非常广泛深入，如对于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曝光和批评，对象既有县、乡、村以及合作社的干部和办事员、工矿企业的干部，也有国家机关、省市厅局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其选取的题材也往往是各部门、各领域较为普遍的现象和问题，如高级干部家属和子女违规享受公车待遇等。而且，“辣椒”副刊在曝光高级干部中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现象时，并不畏惧因曝光对方姓名和单位而带来的压力。胡耀邦在一次与《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成员谈话时指出：报纸应当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必须敢于进行批评，……报纸必须成为号角，成为冲锋陷阵的呐喊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进步与停滞、退却之间的斗争是伟大的意识斗争。如果我们要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必须坚强，必须不怕丢掉我们头上的乌纱帽。[8]整风运动全面发动以后，“辣椒”副刊更是积极地“捉寄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虫”，以“闹革命”的精神向官僚主义现象开战。
　　四是文体形式多样，文风通俗诙谐，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辣椒”副刊并没有因为其探讨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严肃话题而表现出丝毫的呆板。尽管编辑组汇集了几位杂文写作高手，但“辣椒”副刊采用的是杂文、漫画、讽刺诗、讽刺歌谣、笑话等多种形式，而非单一的杂文体裁。文章因材料而异，有的短小精悍，数十字即刻画得入木三分；有的则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占据整个版面，翔实再现问题的来龙去脉。文字通俗易懂，尽量适合大众化语言习惯。选材多来自基层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建设第一线，尤其是从1956年5月20日刊登“辣椒旅行记”开始，“辣椒”副刊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工作实际，内容也扩展到诸如儿童教育、家庭生活中赡养父母以及青年婚恋等问题。在广大读者看来，“辣椒”副刊报道的几乎都是身边事、身边人，因此它成为反映身边官僚主义现象的第一选择。
　　三、“辣椒“副刊留下的思考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9]这样相互帮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暴露出的问题越加触目惊心。1957年5月14日，毛泽东在看到《解放日报》刊载的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后感慨：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并认为当前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10]然而这却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党内党外相继整风的初衷，进而得出判断：党内党外皆有右派，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已经开始猖狂表现。[11]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此后，中央针对农村、企业又分别发出指示，以“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行业逐渐全面展开。整风以来各报刊杂志宣传报道方向的正确性不得不重新接受检视。1957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以编辑部名义刊登《整风以来本报几个错误宣传的初步检查》，其中也涉及到“辣椒”副刊的宣传错误，这也宣告“辣椒”副刊停刊。直到1981年“辣椒”副刊才又复刊了13年。[12]值得一提的是，到1957年8月底，《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揪出“右派分子”17人，其中“辣椒”副刊组成人员有3人赫然在列，并受到《人民日报》点名严厉批判。但《人民日报》对3人的批判，起因并非源于“辣椒”副刊，指摘的言论和证据也并非来自“辣椒”副刊，罪状之一反而是其意图将“辣椒”副刊变成“反党活动的工具”。“辣椒”副刊与《人民日报》“批评（和建议）的反应”专栏的相继停刊，尽管有当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但对于研究报刊媒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和权利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首先，“辣椒”副刊尽管对官僚主义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就其职能定位而言，它只是民主监督的方式，是发现问题、反映问题的渠道，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监督不能代替处罚。1956年可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平静的一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国“以苏为戒”，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教训时，认为缺乏民主、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是重大原因之一。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加之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业建设中求急求快，许多城市出现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情况，引发了少数人闹事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13]对此，迫切需要发动党内外群众与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作斗争，以从根本上解决罢工、罢课问题，这也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从一定意义上讲，“辣椒”副刊充当了体制内的民主监督角色。同时，在“辣椒”副刊的带动下，广大团员青年也参与到对官僚主义的监督和揭发中来，从而扩大了群众监督的参与面。但“辣椒”副刊所能承载的职能也仅此而已。而且，即便是被“辣椒”副刊揭发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分子，也并非可以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并非属于敌我矛盾范畴，而是可以用“小民主”和法律手段解决的。但无论广大团员青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还是后来受到批判的“辣椒”副刊组的右派分子，都不恰当地寄予“辣椒”副刊过多的“公判力”，这也反映出了当时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和法制的缺失。此外，“辣椒”副刊自始至终都没有刊登过一则所揭露问题的解决情况反馈，这也影响了其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实际效力。
　　其次，“辣椒”副刊是对官僚主义现象进行舆论批判的阵地，但舆论批判需要理性的批判，更需要批判的理性。尽管“辣椒”副刊坚持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判各种真实现象，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刊载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否都可以如此定性？“辣椒”副刊记者是否有不恰当地行使批评权利的地方？我们从几则报道就可窥见一二。1956年4月22日，“辣椒”副刊刊登了一篇《减一减二加三》的小品文，把长江大桥零号桥台安装时，测量技术人员先让工人降低横梁，后又要求升高的正常调试工作，批评是官僚主义作祟，让工人做了无用功。[14]这就有失公允。1956年7月8日“辣椒”副刊以《游泳池煮饺子》为题批评什刹海体育场游泳池人满为患；8月5日以《一个大艺术工厂的狼狈处境》为题批评上级部门不关心、不解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工作居住条件差的问题；8月19日以《同样狼狈》为题报道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面临的同样问题。此外，还有反映厂矿企业职工住宿条件差，领导不关心、不予改善等问题，并将上述问题归结为领导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姑且不论是否由于官僚主义作祟导致这些问题而成为记者眼中的“问题”，单就在当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物资紧张的大背景下，连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点的重工业和苏联援建项目的基建材料和资金保障都出现困难，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都出现短缺的情况，要满足城镇职工生活居住需求，实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深入调查走访问题存在的原因就扣以官僚主义的帽子，显然缺乏批判之前必需的理性。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辣椒”副刊充其量只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政治民主生活中的一支插曲。但“辣椒”副刊的命运却又和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息息相关。在整风运动全面启动之前，“辣椒”副刊应批判官僚主义的使命而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风运动的对象。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对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批判被演变为对党和国家制度的攻击，致使党中央发动对右派分子的反击。而作为“体制内”批判力量出现的“辣椒”副刊也没能幸免，不得不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浪潮中终止了自己的使命。可以说，没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辣椒”副刊的瞬间辉煌；没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辣椒”副刊或许还会继续存在。“辣椒”副刊可谓解读当时我国政治民主生活变奏的一把钥匙。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93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4][9][10][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475、468、470－471页。
　　[5]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6][7]张黎群、张定、严如平等：《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262页。
　　[8]郑仲兵：《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6页。
　　[12]《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9日。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14]《中国青年报》1956年4月22日。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充　637009；作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http://www.zgbjds.com/dsqk/dsqkInfo.jsp?id=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