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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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人民文革 ---对刘国凯《论人民文革 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的若干意见


王希哲




一、敬佩国凯先生


国凯先生锲而不舍研究文革，写作文革，他深刻懂得挖掘文革中
人民造反的意义，因此，为之大呼翻案：“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
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
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
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
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
章的。”


我原也曾研究文革。后来把精力相当部分放到台海问题和与之相关的
国际关系问题上了。国凯还在紧抓这件重要研究。故我十分敬佩国凯
先生。
但国凯文章还是那个问题，一写就长，使很愿读他不忍舍弃的朋友在
时间安排上为难。既然论文的任务不是记述历史史实本身，而是立论，
能不能文字更精练一些，把一切无碍或无大碍中心论述的枝节段落，
词句大刀割爱删去？




二、历史研究是对史实的认识，不是主观的实用


国凯先生说，他经十年的深入思索，现在“放弃人民线索论，接
受人民文革论”。为什么？他说：
“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
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
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
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
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
“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我完全理解国凯的心情。但是，这样的对自己认识过程和决定的描述，
容易引起误解，好像国凯的历史研究，不是一种（起码首先应该是一
种）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和发掘，而是一种对历史的主观实用，让历史
研究急功近利成为一种对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了。似不妥。




三、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论


国凯先生表示“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后，提到了
前人的研究，这是很正派的学术态度。不像学术界常有一些人，明知
自己继承了前人的研究，却蓄意不提前人。


国凯先生说：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其中王希哲所
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我所指完全为不同之物。
郑义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
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1996年
杨建利编辑的文革史论文集 ），与我所指重
合。”


国凯对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说”，解读显然有误。下面是希哲1980年
11月第一次提出“人民文革说”的原文，请国凯参考：


.......
“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
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
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党内改革派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施行大大缓和了
由于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期极端政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至今还把这个时
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这就使毛泽东加强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式官
僚国家机器的企图受到了阻遏。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
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
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
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
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
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
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至五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来向他
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这是文革的产物。”
他糊涂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
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
远不会结束！”
（1980年11月《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1981年2月号香港《七十年代》）


国凯先生对希哲“人民文革说”错误解读，主要在两点：


1、他把希哲“人民文革说”静止地解释为“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
天安门运动””一个孤立事件。
恰恰相反，王希哲指的是自“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极端政策造成
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
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
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
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至五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说，四五爆发的“人民文革”，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国人
民20余年对共产党统治的“认识”和“抵抗”活动积累到临界后的革
命质变。这些“认识”和“抵抗”，当然是“人民文革”的前期构成
部分。之所以说四五是“人民文革”爆发的标志，因为四五前，“人
民文革”还处于不自觉的蒙胧混沌的阶段，人民的反抗，还未能自觉
地把自己的阶级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分开，他们的斗争，总体还被纳
入也还能够被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框架，成为“毛主席伟大战略
部署”的一部分。直到四五，“秦皇的封建统治一去不复返了”的口
号喊出，才标志了中国统治被统治两大阶级利益的彻底分裂，才标志
了人民反抗运动以天安门为战场的自觉的开始，才有了中共建国后第
一次以“中共中央”为一方，以平民群众为一方的流血的阶级战斗。


2、同样，国凯先生由于把希哲“人民文革说”错误作了静止的、孤
立的解释，他就忽略了希哲更重要，更本质的见解，“人民文革”一
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民主运动：


“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
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
的。”
......
“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这是文革的产物。”他糊涂了！这不
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
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
就永远不会结束！”


这是希哲26年前写下的，它与下面国凯26年后今天写下的《论人民文
革》最后慷慨总其要的一段，即便落墨不也极其相似吗？怎么国凯会
误解希哲，说是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说“与我所指完全为不同之物”
呢？：


“今后有一天，当共产党高官向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呵斥“你们又想
搞文革那一套吗？”的时候，工人们应该大义凛然地回答：对，我们就是要搞人
民文革那一套！造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反是有理的、正义的。我们反压迫的意念与
文革造反一脉相承，都是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那一套。我们群情激奋的庞大队伍
也可与人民文革的浩然大波媲美。只是，我们要比我们的先辈自主、自为。我们
这一套完全发源于我们自己，不再需要从你们共产党的内斗中引发。我们的理念
也比我们的先辈先进、系统、完备。我们的目标再不止是冲击单个单个的共产党
官僚所谓“当权派”，而是要从根本上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完善的民主
制度。”（这一大段文字真可以精简一些 --希哲注）




四、“人民文革”的定义


国凯先生提出他的“人民文革”论后，就要为它定义。但他似乎
还未能找到一个科学、精确而简练的表达。他说，“并不是文革中所
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那么究竟哪些可以“纳入”，
哪些不可以“纳入”呢？他采取了罗列的方法：这个不能纳入，那个
不能纳入，再那个就可以纳入...（原文太长，不一一引了）提不出
一个科学的客观标准来概括它，就显得零碎而主观随意。这是历史研
究的忌讳。


我建议这样定义“人民文革”：


“人民文革，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异化，产生和发展起来与
之对立的为争取和维护人民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运动。它的延续，发展
为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


如何？供国凯先生和诸文革史家参考。




2006年元月6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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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更正国凯文中一处小误：


是“陈寅恪（ke）”，不是“陈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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