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江：困惑、忏悔与省思--荒唐年代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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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忏悔与省思--荒唐年代杂忆


丁子江


  我们离半个世纪前的那个荒唐年代越来越远了，但有时觉得恍若隔世，有时又感到就在昨天。荒唐岁月，其中的惊悚苦楚，其中的慌乱无助，其中莫名其妙，其中的爱恨情仇，钻进记忆的深处，被历史的尘封掩埋。总想写点什么，但拿起笔又放了下来。有兄长得知我要揭短，古了古气地叹道：“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你老弟应学孔圣人的春秋笔法，须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而非直笔，多少写得要‘讳’一点！”也有老友洋了洋气地引用法国莫泊桑的名言“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的那么坏”；竟还有一个发小雅了雅气地强调了鲁迅的警句“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应自惭他的童年”。那个荒唐年代，太多偏激、太多丑陋、太多卑劣、太多残忍，甚至至今仍太多敏感而必须回避的人物与事件。看来无法随着心灵的自由纵横驰骋，只能避重就轻、点到为止，甚至必须挂一漏万。在写作上，有的人象狐狸，就想捕拉大猎物；也有的人如刺猬专扎散落的小东西。我想了想，选择当了后者，既然写荒唐年代，就用“荒唐”之法来写；也就不必讲究“荒唐”与“荒唐”之间的逻辑过渡，干脆来个散点透视，学刺猬仅扎一点点迷你小物。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荒唐岁月，很多残酷，谁没在磨难里打几个滚，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修炼成了荒唐的个体。荒唐度会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与其上升到社会“荒唐”的高度，还不如还原到每个具体的“荒唐”个人。有人说得好，我们这整一代人，虽有混得好的，但大多数人总起来说是“饥饿的童年，动荡的少年，下乡的青年，下岗的中年，低保的老年。”


1.他的父母都被打死了


我们得知消息赶到现场时，一对原是“历史反革命”的老夫妇已被打死了，是另外一个只有初中部学校的红卫兵干的。我所在学校的红卫兵，虽然也在当时的造反大潮中也有不少狂热和极端的冲动，但相比起来，纪律相当严明，还算是比较温和，比较有节制，在校内外从来没有出过人命，校园设施和财产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为此，当国际上有些国家想了解所谓红卫兵运动时，有关当局就安排到我所在的学校进行访谈，如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助理带领的政府代表团以及日本摔跤代表团等。也许是人性还未完全泯灭，在我的信念中，虽然“对待阶级敌人要象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但毕竟眼下的敌人都是放下武器的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有一条“不许虐待俘虏兵”么？那些“黑五类”虽然有“罪”，但“罪不致死”。面对这对老夫妇的死，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动乱中见怪不怪，但心中仍然相当凝重。过了不久，一位比我们大一些的青年人找到我们，说是要了解父母被某校红卫兵打死的真相。这才知道，他就是那对被打死老夫妇的独生儿子，东北某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大学生。他的父母死了，家被抄后查封了，真可谓有家难回。我们不知怎么对他产生了同情之心，便劝他不要冒然找那个学校的红卫兵论理，否则连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并“教育”他所谓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等等。这个大学生身无分文，也没有住处，我们就让他在本校搭伙留宿，与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一样，吃住都不要钱。后来，大家相处得很友好。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某日他突然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得知他的任何消息。同情是同情，但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但愿他能坚强地活下去，并为父母平反昭雪。


2.遣送国民党将军回老家


文革初期，掀起一股将北京城里“黑五类”遣反原籍风，造成许多无辜人们精神和肉体上难以挽回的伤痛。某日，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请求我们将一位“历史反革命”送回其山西老家去，说是此人地位特殊，原为国民党军的一名少将师长，因此需要特殊“护送”。我感到这挺新鲜，也挺有意思，再加上听说山西闹得很利害，趁机想见识见识，便要求担任这个任务。我与几名伙伴将这名焦姓少将师长同他的老父亲押上了到山西候马的列车。这名旧军人年近花甲，非常矮小而精瘦，但腰板挺直，其父已近八十显得肥胖而笨拙。由于乘得是慢车，上面挤满了来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又离京的外地红卫兵，根本连座位都没有，便同两位“犯人”一同坐在地板上。这次列车每个小站都停，漫长的颠簸，格外难熬和无聊，便同少将师长攀谈起来。这位老行伍开始相当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后来见我还算是“面善”，便逐渐打开了话匣子。听着听着，我开始困惑起来，甚至虽半信半疑，但对之开始有点“肃然起敬”。此公说他参加八年抗战，因打日本鬼子作战勇敢，立了许多战功，才很快得到升迁。解放战争中，因反对内战，便坚决追随傅作义将军举行北平和平起义，被整编后，还在解放军中当过副师长。后来，从部队转业，便在北京当上了一个自食其力的裁缝。他说自己起义后，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反对过无产阶级专政云云。当时的我，虽读过不少历史书籍，其中包括一些中共党史，但全都是一知半解。书上说，当年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抵抗日本，以致大半个中国沦陷。这个国民党将军是不是在歪曲历史，这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过，又一想，的确听说过国民党不少杂牌军，象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最后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援而失败，此外还有二十九路军的大刀队等等。毛选中不是还提到过台儿庄战役么？聊着聊着，便多了几分亲和力，而师长的眼里开始有了一点活力和某种自信。我们吃什么，也给他们吃什么。一到某个车站，我们冲下火车抢购一些好吃的食品，回来也分给这对老父子。我们中的一位漏了嘴，车上的红卫兵听说押得是国民党少将师长，都说这是阶级斗争现成的靶子，纷纷要求批斗，但被拒绝了。到了候马以后，当地有人来接受。当这对父子被带走时，我似乎看到这位国民党老军人的眼里又充满了茫然和孤立无援。我相信，当年打鬼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含糊过，而眼下......。不知家乡的父老和后生们将怎样对待这个返乡的“历史反革命”？！


            3.有八名红卫兵在这里被土匪杀害


  文革初期，大中学生掀起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其中还有一部分更为激烈，竟模仿当年的红军，进行徒步串联，一是为了锻炼革命意志；二是为更有效的瞻仰革命遗迹；三是为了将所谓文革传播到穷山僻壤去。本来我们有一大帮子同伴一起进行乘车串联，但当我提出改为步行时，只有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相应了这个号召，再加上我的弟弟必须听从我这个当哥哥的；于是这三人便组成了一个步行串联小队。我们从湖北武汉开始，经过湖南、江西，最后到了福建，整个行程近4000华里，途经的主要革命遗迹有：汀泗桥、贺胜桥、平江、长沙、韶山、安源、莲花、井冈山、兴国、于都、瑞金、才溪、上杭、长汀等地。按原计划，我们还要沿着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路线继续前进，但后来被中共中央文件勒令停止。我们三人穿着草鞋，扛着梭镖，一副极虔诚朝圣的样子；即便有顺路车也故意不搭，每天急行军80－100华里，最多一次达140华里；而且专门挑山高水险的路线走。一路上访贫问苦，鼓吹造反精神，时不时还要斗一斗当地的“走资派”。途中，我们不时听说或亲眼看到不少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因各种事故而死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越过两湖交界处的幕阜山后一个叫南江桥的地方。当那天晚上赶到那里的时候，便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当地接待人员要求，往南边平江县去的串联队都必须集合起来由民兵护送前去。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对我们说，前两天有八名从南边而来准备上北京的红卫兵，在这一带被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队杀害了。那时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偷偷上路。这一天，100多华里的山路除偶尔碰到一个樵夫和两个放牛娃外，居然没有看到其他人烟。也算命大，没有遇到任何袭击，其实虽有梭镖短刀等武器，但我们只不过还是少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反抗力。谢天谢地，幸亏那些土匪在那天休息去了。


4.在井冈山，他的脑袋被直升飞机削掉了


步行串联开始后，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奔向红色圣地井冈山。当我和弟弟还有那位刘姓伙伴登山的时候，已经大雪封山。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虽然是分外妖娆，但却是苦不堪言。为图近，我们抄得是一条小路，途中惊险万分，好几次差点滑下山崖。听说有几个红卫兵就在这里摔死了。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好歹爬到了茨坪。当时有数万人挤在井冈山地区，因冰雪封山而断粮，在加上缺少冬衣棉被和燃料，真是一片愁云惨淡。不少正在这种危机时刻，当时的党中央决定立即派飞机空投食品，药品以及其他物品。不过我们没有赶上空投。傍晚到达茨坪时，听先到的人描述：今天真是个盛大的节日。数万人涌到茨坪，梯田上，山坡上到处挤满了人群，只预留了一块稻田，据说是为直升飞机升降用的。大家望眼欲穿地盯着天空。真是喜从天降，终于一架直升飞机从山的那边飞落下来，还没有停稳，人们就如潮水一般踊向前去。突然，有人惊叫：“螺旋桨打着人了！”一名红卫兵倒在地上，脑袋被削掉了一半，四周喷满的鲜血。这个意外事故的发生，使近处的场面一片混乱，但大部分人因离得远，还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事故归事故，但政治上还是不得马虎的。飞机出来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用话筒大声喊道：“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向红卫兵小将表示慰问......”。那几日，天天吃空投来的各种点心，象桃酥、饼干、蛋糕、江米条什么的。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是好东西，并非普通人吃得起的，大家都美极了，连天堂也不过如此吧！但好景不长，开始是美味的东西，后来一闻到就想吐，还不如窝头就咸菜疙瘩来的可口。于是，接待人员就想办法调剂，便将各种点心打碎加一点盐及其他什么佐料煮成稀粥，那味道简直怪极了，似乎更难以下咽。于是，大家便争取早日离开井冈山。下山时，我们带了整整一个旅行袋的点心，路上散发给了沿途穷苦老乡的孩子们......。


5. 在安源矿井下象狗一样爬行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来过安源。我们也为这两个前后国家主席的缘故来到安源。这时正是前者登峰造极地笼罩着“四个伟大”的灿烂光环；而后者则开始身败名裂，从国家主席即将变成“大工贼，大叛徒，大内奸，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等“五大”。我们开始有点纳闷，<<span lang="ZH-CN">燎原>这部电影那么革命，怎么会成为大毒草？后来才明白，这是党内路线斗争！反动路线的头子所作的一切都是反动的，正如革命路线的领袖所作的一切都是革命的一样。我们想向工人们了解一下刘少奇在安源是怎样成为“大工贼”，但他们不想多谈，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对他们而言，下一天井，能挣上八毛钱，就是最大满足。于是，我们也下井体验生活。由于主动要求干最危险的差事，矿里便让我两个开洞师傅的帮手。后来，才知道这是多么艰难，劳累甚至可怕的工作。在原矿道和准备新开的矿道之间有数十公尺仅能供人爬行的狭长通道，里面临时拉了一根通气管。开洞师傅用风钻或镐头在通道的那一端打下碎煤，再用一些木桩顶住上面的煤层。而那些碎煤都由我肩上套一个绳子将一个柳条筐象狗一样爬着拖出去，然后再将木桩什么的拉回来。头一天的8个小时，我一共来回拖爬了108次。在那里面，才体会到什么是伸手不见五指，全靠头上的那盏矿灯。在爬行中，不断有煤块掉落下来，砸得矿盔乒乓作响，身上更是隐隐作疼。要是那个象狗洞一般的通道有一小处坍塌，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你。渗水，坍塌，瓦斯爆炸，通气管崩裂，都将是一场死亡的浩劫。而所冒的一切风险，就是每天八毛钱。一个饭量大的汉子，只能糊住自己的肚子。据说，这里每年都要死很多人，但人们还是前仆后继，因为对当地农民来说，这还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美差，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从那以后，才了解到，在现实的社会里，竟存在这样的工作和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


6. 一个老红军的遭遇


“一送里个红军，介子个到.......。”《十送红军》悲情旋律唱得人心里一颤一颤的。这里正是当年红军开始长征的地方，所谓“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但一个返故乡老红军的遭遇使我久久难忘。那是我们沿着红军走过的路进行徒步串联的时候，在当年中央苏区于都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见到一个在生产队部烧火的老头。他面黄肌瘦，衣衫破烂，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当地一名民兵告知，这个老头曾是一个老红军。我们很好奇赶紧访问了他，以受受革命传统的教育。老人告诉我们，他叫钟大贵，曾经当到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一名机枪连长，曾在遵义会议上警卫过毛主席，经过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延安。但因为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发展。解放后，自愿回乡，一直到今云云。我们看到他的房子破破烂烂，全家五六口子只有一床烂棉被，好象连隔夜粮都没有。见了这种情况，大家火冒三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有好几个同学的爸爸是老红军，他们都有轿车、厨师和警卫员，而这个姓钟的老红军却......。我们便到公社造了一下子反，为他争取了两床新棉被和100斤大米，还有我们自己的5元钱，在那时这还是一个大数目。公社书记苦笑着解释，这里太穷了，还有一些这样的老红军得不到照顾。对钟老人还是特殊照顾的，要不然他怎么有资格到生产队部烧火，这已经是大美差了，不用下地就可得到全工分。我们离开的时候，钟老红军一家子依依惜别地送到村口，说遇到了大恩人。我看到老人花白的胡子上挂着泪珠。我想到，那米很快就会吃完，而棉被也又盖破的时候，他们又怎么......。


      7. 这个县有三分之二的革命烈士是被自己人错杀的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我们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徒步串联来到这块毛泽东诗词所描绘的老革命根据地。听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烈士陵园，我们便慕名前去瞻仰。一个很大的纪念碑上，密密麻麻刻着本县三万多烈士的姓名。读着，读着，突然被一个字眼困惑住了，即“某某烈士，一九三四年被错杀”。这样被错杀的竟占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三万多烈士中，有两万多是被自己人错杀的。当时还没有真正成人的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听县里的一名干部说，当年所谓左倾路线的肆虐，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上消灭；还有很多人被打成“托派”、“AB团”等而被处死。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可以大义凛然，但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8. “扒上飞快的火车”


  爬上飞快的火车/象骑上奔驰的骏马/密密的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首电影插曲是儿时最喜欢的歌之一，没想到自己曾从反面实践了它的意境。文革初期，全国武斗泛滥的那年，当了逍遥派的一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几个伙伴一起，流蹿各地看热闹。那时候，就象当年铁道游击队那样，学会了混火车和扒火车，开始了免费旅游。记得，第一次扒火车，我手脚并用，结果被弹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幸亏火车速度还不快，要不然小命准玩儿完。真是行行出状元，后来得到有经验的人指点，才知道扒火车基本要领是：火车驰过时，先随之加速跑一段，然后双手猛地抓住某处合手的栏杆，再让自己的身子随风飘一会儿，千万不要用腿，等稍微稳定一些，再顺势将脚踏上踏板。一位常扒火车的盲流老爷们告知，扒火车的人中，每十个就会有两三个摔死，三四个致残。幸亏本人不在此凶数之内。人在少年时期，总有一点对各种英雄的崇拜，向往着将某种冒险精神付诸实践。   


9. 公共汽车站牌上的25个弹孔


那年，某城武斗，城外以农民为主的“保守派”攻城，城内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守城。两边打得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每天都可以见到抬尸游行，誓师报仇。我们这些看热闹的旁观者们简直眼花缭乱。有的把我们当成北京三个红色造反司令部之一的视察大员，有的把我们视为外地赶来助战的友军力量，居然可以白吃白喝。一次战斗结束，见到一名样子很秀气而且相当文弱的姑娘，竟然扛着一挺机枪。她虽然已疲惫不堪，但眼里还残存着杀气。据评功会介绍，她同战友一天一夜坚守在一个公路桥头，抗击对立面的轮番进攻。机枪管打红了，便换上另一挺接着扫射。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地阵亡，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但仍然顽强阻击。在她的狂射下，阵地前的“敌人”一片一片倒下。最后，她终于等到了援军的到来。据一位老军人说，这种顽强的英勇事迹，在朝鲜战场上至少立一等功，不过还没有听说过打机关枪的女志愿军。战后，到那片战场查看，居然在一块公共汽车牌上发现有25个弹孔......。


10. 尝到了“死”的滋味


   少年时候，很荒唐，争强好胜而经常打架，在文革中，当了逍遥派之后，经常被人请去“拔刀相助”，有的是打抱不平，也有的是为义气或刺激而混战一场。开始从来没有吃过大亏，但后来也有几次却差点丢了小命。某次，受朋友之邀，为其弟被流氓所打而复仇，十来个人公然到某中学校园里寻找那个仇家，惊动了学校保卫组，简直有点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呼呼啦啦蹦出几十人，后面还有数百学生跟着起哄打便宜手。当时保卫组多半是由一些强悍而路数不很正的人士组成，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所谓以黑治黑。还没有三句话，双方便混战起来。不到几个回合，我便将那个头头模样的打进了花坛。马上战火升级，什么桌椅板凳砖头石块都用了上了。对方人多势众，我方马上顶不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快跑啊！大家便落荒而逃。身后，追赶的人们象黑压压的浪潮呼啸而来。真体验到了什么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那种境界。跑过一个重要机关门口的时候，我们中有一位自称是此机关子弟的，叫道：“我们到里面躲躲！”可门岗哪会让这帮野小子进去，马上阻止。无奈便继续往前逃跑，一会儿看到一个机关宿舍大院，便都冲了进去，大家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一个伙计钻进了一个院角，一看是一个死路，外面喊杀声闹翻了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看到一个地下室的窗子里有两个小脑袋向外张望，便敲玻璃示意让我们进去。没想到那两小家伙很通情达理，居然开了窗子，里面是一对小姐弟，姐姐七八岁，弟弟五六岁。我们听到外面有人一面搜查，一面叫骂。后来。才知道一个伙伴被抓到，结果当场被打得吐血，后来成了残废......。还有一次，是为几个要好的朋友当兵送行。当在武装部门口将他们送上车时，与一帮工人模样的小青年发生的冲撞，接着打了起来。我一拳将对方一人眼睛打出了血。十来个家伙便向我猛烈攻击，我只能边还击，便退到了一个墙角。虽然没有后顾之忧，只用防护正面，但也很难突围。这帮家伙叫道：“今儿个非要毁了这丫亭的眼睛！”我真有点绝望了，只准备作最后困兽犹斗。正在这时，运兵的车子开动了，现场一阵混乱。眼前这帮家伙可能也有熟人当兵，他们稍一分心，我便趁机打将出去，突出重围，挤到人群中，正好碰到一个李姓熟人，便迅速同他换了一顶帽子，然后又冲进路边的一个厕所，将上衣脱了下来。等我走回原来地方，那帮人还在四处找寻......。但终于有一次，还是没有逃过一劫。那年冬天，我一回家，弟弟跑来对我说他刚被一伙人劫了，挨了一顿打。我一听火了，谁敢在虎头上拔毛，便带着弟弟气冲冲地追赶过去。果真狭路相逢，十几个家伙将我团团围住，先是双方叫骂，随即动起手来。开始还是“常规战争”，大家拳脚相向，不一会儿，弟弟叫道：“他们抄砖头了！”我听说半截砖的利害，但从来没有亲身领教过，而且还有一种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只凭所谓真功夫，决不会玩那些下三烂的手段。本来我应该三十六计走为上，但硬逞能，结果在那一瞬间，十多块砖头飞来，我左右闪躲......觉得突然飞腾起来，直升到高空云雾中，又缓缓地飘落下来，接着又好象进入一个无比明亮的大洞。一切是那样美妙，那样的轻柔......过了好一会儿，听到弟弟的呼唤，我才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倒在地上，全身溅满了鲜血......。后来，医生在抢救时，说我脑袋上一共中了两块砖头，一处在前脑，一处在脑顶，都是近乎致命，缝了数十针，其余好几块幸亏都打在了身上，并无大碍。医生还说，在这种伤害下，不少人也就永远不会苏醒过来，因此“你尝到了死的滋味”。当年的多数行为，除了愚蠢还是愚蠢，几乎没有什么称得上有价值的东西。


11. 搜捕“反革命犯”


   1967年，中学搞什么复课闹革命。公安局找一批中学生帮忙，鄙人也是其中一个。据说因治安太坏，故玩个以毒攻毒、以邪治邪，招安了一批会一些拳脚的人物。一帮性子本来就不甚安分的家伙，在大街上狐假虎威，见到不顺眼的人就扭送公安局所设的点。遇到不服气，便顺手“修理”一下。某夜，军管会的两个军人，三个警察以及笔者等几个临时打手，奉命抓“反革命叛国犯”。那年头查户搜屋抓罪犯，简直象小孩过家家。少了这种名堂，人们还觉得怪无聊没劲儿的。警察正敲院门，我以带头已翻墙闯入房内。床上地上睡了男男女女一大家子，见到“天兵天将”，都缩成一团。忽地，一声怪喝，有人从里屋打将出来。众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将其制服。此人抬起肿脸，狠狠地瞪了一眼。全家都木呆呆地瞅着，没人敢问一个字，只有当母亲的微抬了一下发抖的双手。只有在这时，我的心中震了一下。这名“反革命”犯的结局到底如何？是平反了，还是死于非命？现在已无法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无辜更是无罪的。


12. 知道了什么是“毒刑拷打”


1968年某日，在当了逍遥派之后，同表弟以及另外一个伙伴到石家庄观赏武斗，被某一造反派组织扣住了。从来没有吃过大亏，这次可栽了大跟斗。一帮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用枪顶着我们三人先来到一个小院子看一具青年人的尸体，那为首的一个吓唬说，这是对立面派来刺探军情的，被他们打死了。随即又把我们押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后，喝令下跪。那时我还血气方刚，不服气，突然感到双腿一阵瘫软，顿时趴倒在地下，原来一个家伙用铁棍重重打在我的两个膝窝上。刚想挣扎爬起，便觉得后背被一个似乎柔软的东西轻轻“抚摸”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觉得疼痛，那五脏六腑象是翻了个儿，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接着又是第二下，第三下......。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浑身似乎散了架子，还闻到了从自己口中喷出的血腥味，往日的“硬气”一点也没有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用包着胶皮的钢缆对付我。据说用这东西打人，外部皮肉不见血，但可以将内部器官震击得错位变形。这回也不是“据说”，我成了他们试验的靶子。那一刹那，突然想了很多，怪不得《红岩》的甫志高和《红灯记》的王连举会叛变，怪不得“牛鬼蛇神”们会屈打成招......。自己打过架，当然会受到报应，也尝到了毒打的滋味。从那以后，除了必要的自卫，便没有再动手打架。
13. 西单商场爆炸事件


1968年4月3日晚大约6点45分，西单商场门口发生自杀爆炸。第二天一早，消息灵通的一帮哥们来到这家商场看热闹。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一进门向左拐弯的过道处，水泥地面炸出了一个大窟窿，天花板也被炸毁，地面还有残存的各种碎片，四周商店的玻璃几乎都被震碎。这件事使我们触目惊心，因为平生从没有想到过在伟大首都的繁华之处会有这种破坏事件，更不用说亲眼见到了当时的现场。
14．逍遥派的“追求真理”


在完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夺权阶段之后，全国各级“三结合”革委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清队”运动，主要清的就是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背景复杂的造反派，同时查封红卫兵报刊。当时，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中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化重组为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随着“老红卫兵”的消亡，实际上以工农子弟为主的平民化“四四派”成为了中学红卫兵主体。北京中学红卫兵中左翼的“四三派”和右翼的“老兵”派都成为“清队”的对象，只有中间温和的“四四派”变成正统，得以结合进了革委会，成为中学红代会的主体，并自上而下统一新组织了官方红卫兵。至此，原来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终结了历史使命。相当超脱的我把这些派别都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来冷眼观旁观。与以前相比，我们似乎象东北深山老林中的黑瞎子进入了某种冬眠状态，不再四处游荡惹事，而是潜心探索所谓真理起来。我们对那句名言“书房里摆满书籍远比钱包里塞满钞票要好”很是欣赏。我们立誓不论精华还是糟粕，一定读尽一切可以搞到的读物。英国大哲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我们却不完全认同另一个英国大哲休谟的观念：除了可观察和可计算的知识外，其他都是胡说。


除了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原著，此时的我们将破四旧时的各种“封资修”读物又如获至宝般重新“偷”了回来，不管是正规出版的，还是民间流传的。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正经的书籍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北大哲学系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等；也读了不少不正经的“黄色书籍”，如《十日谈》、《金瓶梅》、《玉蒲团》，甚至《灯草和尚》等。我们尤其利用了当时“高级干部”家庭出身朋友的特权，看了大量文革前出版但遭查禁，反映国际共运、苏修和西方政治、文艺的各种内部社科或文学读物，主要为反映政治哲学的“灰皮书”以及反映文学的“黄皮书”，如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家史》，斯诺著的《西行漫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弗拉霍维奇的《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克茹亚克的《在路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我们从《哲学译丛》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等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想。几十年后，有友人评述说：“灰皮书”、“黄皮书” 帮助这代人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外国文学作品则帮助他们重建人生、人道情感的世界。通过读书和讨论，绝大多数红卫兵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理论。“从此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
15．“茶壶里掀风暴”的读书小组


“今天，我们‘读书小组’成立了！我们今后要探讨以下九个问题：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二、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三、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四、世界革命向何处去？五、什么是正宗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六、什么是《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人的远景》、《无边的现实主义》，《人的哲学》等政论书的启示？七、什么是新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四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八、在中国现状下能否可从派性到理想共性？九、什么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人性与阶级属性的关系？”       老W以理论家自居的派头向小组成员宣读书会的宗旨与章程。我们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讨论以下三个相当“反动”的论题：一是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提法是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也就是说若彻底执行这种怀疑精神，就连这句提法的本身也应受到怀疑而不成立；二是国际歌中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东方红中唱到的“他是人民大救星”是否矛盾？三是如果说“庄则栋打赢了球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么同理如果他打输了是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当然我们当年的争论还是相当幼稚的，幸亏没有人揭发，否则真是吃不了兜着走。1968年，对我们这样一群最终逃不出“如来佛”手心的“红色造反小猴们”来说，是从上一年感到理想幻灭，方向茫然，陷于空白，而自我放逐，甚至自暴自弃中，企图开始了有点另类的探索。我们读书小组虽然似乎狭小而松散，在京城里默默无闻，但形散而神不散。由于有了老W，就等于有了全方位和大跨度的触角与吸盘。老W可谓交游甚广，尤其能直接或间接地穿梭在京城的各种上层圈子和高雅圈子之间。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各类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动向。当时的京城出现了属于各种圈子的沙龙，有一些是单边的，也有不少是双边，甚至多边的。京城的沙龙与上海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城市的类似沙龙有着某些惺惺惜惺惺般的神交。老W告诉我们，当前京城有一个相当活跃的沙龙是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组织的。我们早就得知，这位勇敢的女中学生曾因《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数月牢狱之灾。相比起来，很惭愧，我们的读书会与徐浩渊的沙龙简直低至少一个，甚至几个档次。我们为之而陶醉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画作、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圆舞曲，早被徐浩渊们视为匠气媚俗而遭到拒斥。后来听说，上海一个与徐浩渊、彭小蒙、骆小海有关，由老高一学生孙恒志组织的 “小东楼沙龙”被居委会当作“反革命黑窝”，而报告给《文汇报》。当此报的内参上报后，王洪文、徐景贤怀疑这批人与北京的后台有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遂令上海空四军与市公安局，将沙龙中的人“一网打尽”，先后共捕三十多人。有成员在插队农村被关押审查，林彪倒台后才被释放；还有的成员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平反出狱。
几十年后，有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民间史家这样评述道：“从1968年起，开始了“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正是沙龙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种沙龙活动虽然是松散的、流动的，但是它为红卫兵向知青角色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实际上成为知青话语的产床。知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一种民间组织和一种运作方式。沙龙提供了组织机制作用，提供了一个亚文化运作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生长。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到知青群体的形成，沙龙活动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机关枢纽。……派性意识开始逐步淡化，不同派别的人开始出入同一沙龙进行思想交流，这种景相在1967年还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沙龙形成的原因不再是派别和阶层，而是文化背景和对共同问题的关心……。这一时期，各派组织都已解体，分散、聚合为若干沙龙。应该说在北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只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徐浩渊由于她的开朗活跃个性、领袖气质，以及她的穿梭交往，无形中成为几个沙龙的消息发布人，引导着话题的走向。尽管她在几个沙龙中思想并不是突出深刻和系统的，但她能迅速掌握和交流各团体间的思想成果，并积极介绍和推广西方文化，所以在突破红卫兵派系的壁垒，促进思想变革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那段时光，我们读书小组并无找到任何积极的答案，仅是在螺丝壳里作道场，茶壶里掀风暴，仿佛始终在一个螺旋形的怪圈中，从一种荒唐转换为另一种荒唐。我们自以为叛逆和批判，实际上，只不过是“诡着造反”。我们自以为有着精神自由的追求，但充其量就如一巨大气缸中的单个或群体分子，看起来不甘寂寞地随意冲撞、旋转、跳跃，实际上却完全受到气缸壁的约束，而总量永远可控。我们曾对毛泽东1968年所提及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也就是“七二一”指示，在读书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聘请另外几个“大学迷”参加座谈，结果是越谈越失落。
16. 认得大导演电影中那个大院的不少人


1980年代，有一位大导演很有影响的电影所表现的人物与故事竟然就是以我熟知的一个大院，即旧时的“六公主府”为背景。据说，大导演本人少年时曾在那里居住过。大院老一辈中，有魏巍、黄胄、王愿坚、宫洁民等上百位军中才子，第二代也产生多达几十位大学教授、作家、导演、名记者。昔日青春“暗恋”、举望远镜四下“偷窥”、风风光光冲出后门“打群架”；钻进黑咕隆咚的地下“迷宫探险”和在大烟囱顶走“平衡木”等诸多鲜活、经典的大院生活素材，均被1993年的那部大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摄入了镜头。据院内人士告知，某年十一，我认识的那个GWL就像其父笔下的《奇袭白虎团》的士兵那般， “蹭蹭蹭”带着国旗上了40多米高的烟囱顶。挂好国旗见到下面人欢呼，竟然还喊起了口号招起了手，最后越聚人越多，这个“人来疯”竟然沿着烟囱边走起了平衡木！当年访问过此院的我本人，对那里不少男男女女同辈的人物相当熟悉：他们或高升发迹，或落魄沉沦，或平庸无奇，或变态失常，甚或死于非命……。又过了数十年后，当一些故旧再聚在一起，谈到那个大院的故人故事时，真恍若隔世，不胜唏嘘。老T官至中央某部副部长；小S是军委少将副部长；SY为中科院院士；小W为高级工程师；小女生张辛欣成为中国著名的“当代女作家”，她访美时还与阿城一道来我家作过客。我十分熟悉的TCX，恐怕是这个大院最出名最张扬最另类也最悲剧的人物，文革中的许多事件都少不了他：造反、东纠、联动、混世、入狱、倒爷……。电影的不少原型故事与他有关，如爬烟囱、跳房、溜门撬锁等。出狱后，他到处闯荡谋生，后竟坠楼而亡。至今我还记得他的一个招牌动作：喜欢撕一片纸在嘴里嚼烂。后来一位其发小如此回忆道：“我始终认为，TCX之丧，为我院大损失，他是一个号召各方的人物，他如在，本院活动当比现时多；但又转念一想，就他那帮三教九流摆脱不掉的朋友，以他那胆大而定力不够的性格，后来毒品之类如此泛滥……我不敢再想下去了，还不如随他吧。霍然记起，很久以前，他曾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如果我四、五十岁了，咱们院这个是教授了(那个年代教授还是很让人崇敬的职业)，那个成作家了，而我还什么都不是，我就自杀，众皆愕然失色，不想一语成谶。另外，也就是在前几年我才知道，实际就在我最后见他的当天，他曾非常痛苦地对人说他不想活了，因此他的死未必那么简单，他的内心究竟碰到了什么，已经无法窥知，但愿他的灵魂能够得以安息……。”另外，还有一位我所认识的，出自此院，赫赫有名当过东纠组织部长的女生XH，后来到北大荒，据说竟也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17. 亲眼看了一场大批斗


在江青4月3号讲话以及4月4号“纠偏”后，在中学里分成三派，即四三派、四四派以及原来的老红卫兵派。不过，嚣张一时的老红卫兵失势，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后的几个月，即1967年夏，被扫下历史舞台的老红卫兵们，搞了一场所谓复辟活动，号称“老红卫兵诈尸”，组织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与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编写，竟然有声有色地闹了一场，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和中学“四三派”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分庭抗礼。在春夏之间，不仅全国各大专学院，就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掀起出报风潮，几个臭味相投的人一合计，卖手表什么的凑上几百元，就办上一份小报，如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四三派报纸的《中学文革报》，一次就印刷3万份，一抢而光。与此针锋相对，四四派也推出报纸，也颇受欢迎。老红卫兵派也办了《莱茵报》和《新湘江评论》。后来，有民间史家这样评论道：“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双方谩骂。如，北京2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 “543488部队”，谐音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老红卫兵在道义上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即《外国民歌200首》等等。尽管我们当了逍遥派，但毕竟还算高中生，多少有一点文化功底，仍残留壮志未酬的遗憾，故对国内时局和国际形势始终保持关注。这一期间，凭着某种特定的背景和关系圈子，我们之间偷偷流传许多破四旧查封的封资修“禁书”和高级干部才能阅读的内部文献与文学著作。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1967年4月10日，当了逍遥派而消息灵通的我们闻讯，在清华大操场亲眼目睹有30余万人参加的揪斗国家主席夫人大会。当时印象是，国家夫人身箍紧身旗袍，头戴洋草帽，脖颈挂着一大串乒乓球，象征随国家主席出访印尼时戴的珍珠项链。当时陪斗的有彭罗陆杨等重要走资派300余人。被批斗的人全部五花大绑。其中最惨的当属总参谋长，他因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是用箩筐抬到批斗会场的。之后，这些都成为我们时而凝重，时而轻佻的话题。1967年5-6月间，破四旧以后关闭的北京图书馆竟破例开放，真成为我们这些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猜想，上面恐怕试图让大串联陆续归来的学生们有个收心养性的去处。但好景不长，不到半年，“文革领导小组” 又下令关闭了。
18. “颓废逍遥派”扮相


某日，参加一帮人到八大处的闲逛。这些人，不分男女，都身着某种质地颜色的军装为扮相。在那个特定的岁月，人们的审美观也很特定。从一个人的装束、架势、口气、举止、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所骑自行车的型号等，可以猜出其出身、背景、名气，最终可以判断出他或她的“红色贵族”等级位次。一位当年的老红卫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北京干部子女流行的服饰和物件：男光头，女小咎；夏季的国防绿军裤，的确凉短袖衬衫，布懒汉鞋；春秋季的全套人字呢或布军装（肩上留有佩带肩章用的别扣，证明是干部服）），绿军帽，回力白篮球鞋或将校皮靴；冬季捂个大白口罩，外穿军大衣，脚蹬将校靴，戴水獭毛的皮帽和皮手套；骑的自行车拆去后架，座位提得高高的，钢丝锁挂在车把上，品牌以英国凤头、飞利埔或锰钢永久为最。这些人以居住地为单位，称之为某某大院。在北京，经过势力的较量，计委大院名声显赫，其他的如公安部、铁道部、化工部和海司、总后、装甲兵等也小有名气。有民间史家这样评论道：在运动初期的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拿现在的话就是爆粗口；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其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到了眼前这一帮人上山的时候，穿戴打扮已与运动初期有所不同，似乎又上了一个档次。在犬儒式或革命意志颓废，前途渺茫失意心境下，人们开始尽量利用特权张扬自己的行为方式。虽仍是军装为主体服饰，但也搭配了显示自身骨子里优越的配饰品，如昂贵的手表，高质地的皮手套、围脖以及高档锰钢自行车等。
19. 偷盗什么都叫“借”


颓废而逍遥的青少年们，把偷盗各种东西，都叫“借”，而且感到很有派头，拿今天时髦的话就是很酷。夜里，骑车见到路边的西瓜摊，就停下顺手拿一个，用拳头砸开就啃，说这叫“借瓜”；碰到人家有兔窝，就抓走一只，跑到荒野处烤了吃，管这称作“借兔”。有时也变换一下字眼，如把军人晒的军装偷走，叫“顺”；骑车抢了军人的军帽，叫“飞”。更有大手笔的是，偷摩托和汽车，而且一开就是一两千里，直到玩腻了再随便丢弃在什么地方，也管这叫“借车”。后来，甚至有些人对钱感了兴趣，动不动在街上，遇到一些看来有一点钱的主，就凑过去要拆哒几张“叶子”。后来有民间专家考据说：“叶子”在黑话里指的是钞票。那会最大面值的人民币是十元的，还有五元，两元和一元面值的。“哥们儿！叶子活吗？拆哒，拆哒！”那意思是“你手头钞票多吗？ 拿两张来！”这拆哒拆哒，可不是借的意思，拆哒走了就不会拆哒回来了。除非被拆哒的这主后来长份儿了，那还有找后帐的可能，那就会这么说：“哥们儿，那会 儿可没少给你拆哒叶子，怎么着？也该给哥们儿拆哒几张了吧！”这拆哒和被拆哒的主儿一般而言介于认识和不认识之间，至少是脸熟。拆哒叶子比抢钱略显得温柔一点，有点强制，也有点商量，一般拆哒一半就是很极限的比例了。能拆哒一张五元的就收获不小了。常用的说法还有“哥们儿叶子有点紧，能给拆哒两张吗？”这么说就显得商量的成份更大了。“拆丫的叶子！”这口气就有点近乎抢了。更有甚者，有的家伙也学着街道流氓头子，吃起“小佛爷”来了，也就是让那些小偷扒手们向他进贡。我所相识的LZY干了一桩惊天大案，竟把一位开国上将副总长的吉姆轿车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偷开走，造成整个京城的大追捕。更让人惊讶，当他被公安堵在胡同里时，竟飞速倒车，撞向警车，逼其被迫躲让，而扬长而去。当然结局是判刑多年。有趣的是，10多年后，即1980年代初，为出国留学练口语，我设法到国旅当业余翻译，专带英美旅游团；第一天我见到我们大巴士的司机，居然就是这位老熟人。想跟他套老关系，但其怎么也不承认他就是他，我顿时理解，也就作罢。看来，这位老相识对汽车真有不解之缘。我想眼下他可能当上了名车销售店，至少是名车修理店的老板。
20. 他将一整块擦桌布吞了下去


有一位爷们很是嗜食如命。灶边沾的糊嘎巴、地上掉的烂菜帮，他都要往嘴里放。每次饭后，锅碗瓢盆总被他舔得干乾净净，一尘不染。很多次，值班人忘了冲洗，认为很乾净，便接着用。大家很无聊，便拿他开心。某次，有人把一块粘乎乎黑油油的抹布卷成一团，放在一个盘里。吃饭时，互相挤着眼，大声议论，上级慰劳的油抓饼真好吃，可一人一盘太少。那爷们一听，一对儿近视的小豆眼瞪得溜圆，急头白脸地嚷嚷道：“抓饼，在哪儿？”一位老兄往那盘子一努嘴。那爷们们双手抢去，抓起就大嚼，咂吧得通屋震响，仰头伸脖，猛往下吞。大夥儿都惊呆了，鄂然地看着，简直忘了那是抹布，而真是一块抓饼。一种无可抑制的悲哀，谁也没笑，也没再说一句话......。那爷们噎住了，脸憋得象猴屁股。另一位老兄见势不妙，抢手抓住抹布外拔，又腥又臭，带着未消化物的抹布掉在地上。想起小时候，一帮淘气精游水时逮着一条水蛇，整个喂给一只鸭子，那鸭子把蛇一节节贪婪地吞下，只剩蛇尾巴尖了，恶作剧的孩子们把蛇拉出，又让鸭子吞，然后再拉出......。“唉，咱都是被人摆弄的傻鸭子！”不禁叹道。
21. 我们生嚼了怀崽的母刺猬


那会儿下乡劳动，伙食油水不够总是饿得慌，一些顽劣男生便设法捕些野味解谗。“猎人”中自然少不了我。某日，这帮猎人围着一只不幸的动物，个个眼冒凶光，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是一只刺猬，它本能地缩成一个刺球。小时候听大人说，各种凶猛的野兽都奈何不了 刺猬，因为难下毒口。刺猬独怕天敌黄鼠狼，黄鼠狼对它放一个臭屁，刺球便会软绵绵地松开，成为黄鼠狼的佳肴，最后被嚼得只剩下一小堆刺儿。可怜的小刺猬万 万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可以设计各种毒招儿来达到目的的理性“野兽”。
“怎么剥掉刺呀？”


“那还不好办，把刺烧掉！”


馋鬼们各出高招，激烈争执。终于统一认识，一哄而动，砍柴草的砍柴草，挖烂泥的挖烂泥。10分钟后，一切准备停当。包着刺猬的泥球放在燃烧的柴火上，工夫 不大，一股股难闻的焦味袅袅而漫。“刺猬身上尽是蒜瓣儿肉，香嫩无比。”说话者拔着行家的份儿。“嗤”地一声，另一位的一大串儿哈啦子掉进火里。荒野的天气真是不测。转眼，一大片乌云盖过来，夹捎着一阵风雨，刚起劲儿的火焰浇灭了。谁也顾不得避雨，瞅着泥球，像秋后的兔子发楞。雨点儿大起来，“饕狼”们才蓦然猛醒。


“还等什么！”


“没熟吧？”


“鲜货生吃！没听说嘛，日本鬼子用筷子夹着活鲤鱼，蘸着酱油就咬！”


七嘴八舌伴着八脚七手。风雨中，大泥球儿被打开，沾着焦泥壳的皮和刺儿很容易剥。里面的肉还是血生生的，焦骚味儿夹着血腥气。对于蒜瓣肉的憧憬，使大伙儿对气味毫不计较。因为没带铁器，某君把一根树枝在石头上磨出尖儿来开膛破肚，表层的肉被划成一条一块的。“恶狼”们迫不及待，大咬出口，干脆上手连撕带扯往大嘴里塞。除了咀嚼声，一切嘎然停止。


“净瞎掰，哪儿来的蒜瓣肉啊？！”有人不很尽意地哼哼。


“瞅瞅，这不是蒜瓣肉是什么？”另一位从那肚膛里挑出一块东西，血乎乎的，手一抖，落到湿灰堆上。


一哥们儿异常敏捷地伸手捏起来，不顾沾着泥灰，得意洋洋：“这叫捷嘴先尝，对不起，诸位，先下毒口了。”说话间，那东西便进了口。牙齿咬下，“扑哧”一声，血花四溅，喷在周围馋鬼们的脸上身上。


“妈呀，受刺激，你丫咬的是心脏，里面包的是血！”一爷们儿颇有些不忍。
“那怎么着，血鲜养人！”那一口血的哥们儿眼不眨、眉不皱，脖子一哽，刺猬心进了肚。


“真有蒜瓣肉！”某君仿佛登上了火星。


“一块，两块，三块……哈哈，一共八块。都别抢，正好一人一份儿。” 所有人都挤了过来。


一时间，分不清是雨滴、汗滴、血滴、泪滴，还是哈啦子滴。在一片湿乎乎的欢呼雀跃中，“狼子”们争相把蒜瓣肉往肚子里送。


本人小心翼翼地抓一块放在嘴里，闭目细品其中美妙无穷的韵味儿。苦涩涩，甜丝丝，腥乎乎，滑溜溜，真是多感交口，相当受用。


“妈呀！什么蒜瓣肉呀，是丫小刺猬崽儿！”一个哥们儿盯着吐在手里咬成两半的蒜瓣肉大叫起来。这一叫，每个人不由得都低下头，看自己手中的那块蒜瓣肉，这才发现，那是一个刺猬胎儿，隐约可见头、四爪及流出的肠肚内脏。那是八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呵！呜呼哀哉，作孽呀，作孽！


“胚胎更养人，你不吃，给我！”见那哥们儿吓得发呆，刚吃下心脏的那个不由分说，一把抢过胎儿塞进嘴里。


眼瞅哥儿们继续向残存的尸骸进攻，竟想起一本介绍狼的书来。书里说，狼总是把腐尸残骸嚼得很干净，这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很有好处……


如此说来，我们都是好狼。


某好狼抓起一段刺猬脊骨，未经嚼碎就吞了下去。碎骨卡在嗓子口的一刹那，觉得刺痛，但吞噬硬物的过程，使他享受到某种不可言喻的强烈快感。没有油水、没有荤肉、没有干物的生存，使人连铁钉和碎玻璃也想吞下去。


一切进肚，一切扫荡干净，连一小片骨头渣儿都没剩下。“群狼”欲犹未尽，望着灰堆发呆。


“哈哈，你们都中了共军的奸计！”抢吃胎儿的那个突然像威虎山上的小炉匠那样尖叫，喜不自胜，“狼”们顿时又活起来。


“猜吧，这味儿为啥这么足？”


“为啥？”


“这烂泥里加了一点儿我的祖传秘方。”


“加了什么？”


“大补阳琼液，舍我无有。”每个人都知道，那爷们儿最爱恶作剧，一定他丫搞了什么鬼。


“他哪能那么快搞到烂泥，一定是狗日的撒尿和的。要不然，烧起来怎么比狗尿还骚？”一个哥儿们突然明白过来，刚一开骂，就赶紧捂嘴，生怕吐了。


“群狼”们听罢，一下子扑将过去，把那爷们儿的头塞到他的裤裆里绑起来，“看了瓜”。


“尿骚才养人嘛！”那爷们儿在裤裆里还很不服……。


22.对不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


这一辈子最负疚，甚至最负罪的事情就是整治，甚至批斗那些老师，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时光流逝的越多，内心的悔恨就蕴积越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很不服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一个人都不能左右自己命运，那怎么能将历史责任让我们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人的少年来承担呢？在后来所谓追求“进步”的个人历程中，“惩罚”一直象阴影笼罩在各个重要时期，好象有一个隐身的“侦探”不断地跟踪着自己行踪。很凑巧，每到关键时刻，都有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组织的“声讨揭发信”闻声而来。于是各级领导便反复盘问，个人所谓的“政治发展”也就遭到了阻遏，甚至断送了某些本来似乎应实现的前程。后来，组织上政治审查中的一个较宽容的结论就是：“运动中无重大政治问题。”这个结论却象一个可紧可松的政治帽子：你有历史问题，只不过不象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和谭厚兰那样有重大影响罢了。这一切似乎使自己产生更大的反弹。随着“年轮”的不断扩大，自己越来越觉得与其归咎于社会，不如还原于个人，也就是分清什么是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也许人都有冷血无情的一面，不同人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发泄，有的在战场上相互厮杀；有的在政治上明争暗斗；有的在经济上尔虞我诈；也有的在情爱上玉石俱焚。信念也同利益、嫉妒一样可以使人疯狂。深层挖掘一下，在意识形态的革命光环下隐藏着个人的报复心态和某种出人头地的表现欲。例如对某一老师进行批斗的动机，就包含着对其偏爱某些同学，而自己得不到青睐的不满。
23. 老兵手里竟然有大作家的手稿


刚当兵那一会儿，某日，有一位老兵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好歹是大地方来的文化人，咬文断字的，俺给你看一个东西。说着从他的小包裹里掏出一厚叠纸递给我。我一看居然是一部未发表长篇小说的手稿，再一看作者居然是陈登科。文革前，看过这位安徽作家的作品《风雷》，后来，知道在运动中他被定为“反动作家”。好象什么大报还登过批判他的文章，说其是歌颂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记得那里面似乎还有一个破鞋式的女人叫羊秀英。据这老兵自己讲，他随部队到皖南靠近九华山的某地支左，当地造反派批斗了这个姓陈的，还抄其的家，自己没多大文化，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听说是一个大作家。后来，他参与专案组的工作，某天看到这份手稿扔在地上，便拣了起来。他家乡保留古代一个习惯，就是所谓敬惜字纸。比如你上茅厕拿什么东西擦屁股都行，就是不得用上面写了字的纸，否则就会触犯圣人之灵，而受到报应。老兵问我，你这个文化人，要不要这个手稿？要不在俺这个大老粗这里太可惜了。我一想，这那那行啊，那年头这种东西惹麻烦；咱一个新兵，路还没开始走呢前程就能毁了。那时的部队，政治上管理可严了，经常借检查装备为名，搜查个人的包裹行李。另外，要是有人丢了什么东西，领导就会来一个全面检查。部队规定战士不准带手表，有的人偷偷藏到自己小包裹里，结果都被查了出来。我入伍时带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被搜走了。连队交到团政治处审查，才认定问题不大，但禁止保留。想到这里，便婉言谢绝了，同时也奇怪这种东西居然在检查中漏网了。这老兵叹了一口气，说道：也许我也不该保留这个东西。从那以后，我和他没有再谈起这件事情。一年后，他退伍了，从此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那份手稿的命运如何。咳，敬惜字纸，字纸都是随便能敬惜的么？


24. 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像也不能挂


因为苦干和能干，笔者当兵十个月就当上了班长，不久就使本班成为四好班中的标兵班。不过正当“春风得意马蹄香”的时候，便犯了一个哭笑不得的“错误”。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惟有样板戏风行，不过说实话，还真喜欢和崇拜那里面的革命英雄，如什么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杨伟才什么的。于是，作为连队文艺活动分子，便在宿舍的空墙上挂了八个样板戏的剧照，顿时引来人们的注目，大家议论纷纷。我想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观看学习的，谁还能有什么非议。万万没想到，连指导员迅速请示营教导员，营教导员又请示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又......。最后，接到指示，必须将剧照中几乎所有女角色的形象全部取掉，就连方海珍也没有放过。内部理由是会引起战士们的腐化念头，或者说白了就是产生猪八戒思想。一位领导还说什么：你瞧那些娘子军，穿着短裤，露出大白腿，影响太不好了。幸亏当时江青没有听到，要不然军事法庭非判他个十五年不可。不过，这些领导倒没有意识，也不会真有胆子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扎刺。他们仅是出自带兵的经验：彻底杜绝可能引起战士胡思乱想的任何媒介。说真格的，大概青春发育期的缘故，对《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红灯记》中那些女角色，如吴清华、李铁梅什么的，还的确带有某种隐隐的迷恋。剧照中女角色中，最后只有李奶奶是唯一的幸存者，没有被拿掉。“老话说，当兵三年见了老母猪都象貂蝉似的，应该把老太太也拿掉。”有人私下嘟哝，不知是假道学，还是真牢骚。   
25. 一只手套要了他的命


我们部队的一名战士就是为了一只手套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天下着蒙蒙细雨，这名战士随着班里的战友沿着京广铁路行进，一辆从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疾驰而过，那强大的风将其手中的手套刮走，他赶紧追跑过去，其他战友连忙想叫住他，但他却没有听，继续奔跑。人们担心地望着他的背影，只见他身上的军用雨披在风的吹拂下象张开的翅膀。突然，他猛地冲天飞腾起来，离地有十来丈高，接着又头朝地重重地俯冲下来。轰然一下，脑浆和鲜血溅落了一地......。原来他的雨披钩到列车的某一个部位，不可抗拒的拽力将他带到了半空。他才十九岁，什么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人的经常经常会因小失大，但这个“小”小到一只手套，而这个“大”大到失去宝贵的生命，那也太不值得了。                 
26. 他们饿得吃人家吐掉的东西


    那年头，走南闯北，见过各种人的饥饿，但有一次场景令人好几天吃不下饭去。那天同几名战友执行一项任务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边上。其中一位大概是因为高山反应而突然吐了起来，挺恶心的，怕对群众影响不好，便想把它清扫干净。正在这个时候，一条黄狗从旁边冒了出来，接着有冲出几个赤条条的小孩。孩子们把那狗扒拉开，争先恐后扑到那吐出的秽物添吃起来。大家都开始一下子楞住了，其中另一位竟哇的一声也吐了出来。其他人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连忙拉这些小家伙，但怎么也拉不住。一名战士急中生智从挎包里拿出干粮，这才把几个小家伙吸引过来，他们抢过干粮猛嚼起来。战士们正想继续清理，那黄狗早已扑了过去。我们中也有两位是从很贫困的地方来的，有一个还要过饭，吃过泔水，偷吃过人家的猪食，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饥饿的孩子。唉，何时所有地方的中国小孩都永远不再挨饿！


27. 他们不愿离开他们的寿材


烟雨茫茫中，眼前是一片汪洋，好象全球的水都涌到了这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此时正受到山洪与江洪同时夹击。当时还是新兵的我和两个战友推着一个大木澡盆，向远处一个隐约可见的“小孤岛”游去。谁想到，三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连日来，部队紧急赶到这里防洪救灾，我们已经有三四十小时没有合眼。当老百姓都安全转移后，大家以为这下子可以休息一下了。刚吃几口饼干，一位生产大队的干部跑来说，三四里远的一个小高地上，还有一对老头老太太没有撤出来。我便自告奋勇要求前去，班长知道我水性很好，便叫我带着另外两个懂一点水性的一起去。那时，我们什么装备也没有，单纯游过去并不难，但怎么将那老俩口运出来却是一个大难题。还好，总算借到老乡的一个大澡盆，这在当时是唯一的水上运载工具，已经用它救了不少妇孺老幼了。水下深深浅浅，有的地方本来地势较高，有的地方本来就是水渠、池塘或河床。为了省体力，想尽量淌水，但若一脚踏空，便顿时坠入深渊，连呛几口水，划动半天才浮上来。“哈，这里是粪池子！”一个战友叫道。果然身边沉渣泛起，奇臭无比......。“不好，脚拔不出来了”，不一会儿，另一个战友叫道。我赶紧钻进水中，发现他的一只脚卡在一块糟木板里，便使劲抠碎旁边的烂木。他的脚刚一拔出，一堆烂骨头也从木板的破洞中一踊而出。原来这是一个被水冲出坟墓的棺材。总算到了那片小高地，水已经漫到那栋老房子的屋里。我们边叫嚷便搜寻，但不见老人们的踪影。好一会儿，才在一间偏房里找到了他们：两个人竟然各自正襟危坐在一口红漆大寿材上。怎么劝说，这对老人就是不愿离开，嘴里嘟嘟哝哝地说，自己宁死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寿材。我们商量一下，决定采取强制行动，但那个澡盆怎能担得起这个重大使命呢？一个人在上面稍一动弹，都可能立刻倾覆......。一直磨到天黑了，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们决定只得先回去，请示上级再想一个妥善的办法，例如设法调一只船来。当顺原来水路往回游的时候，暴风雨又开始疯狂起来，水势更加猛烈上涨。我们犹豫了，回到那对老人那里，不过只是陪着他们等死，回到驻地，一切又可能太晚了。我们还是赶回了出发地，但没有见到任何人，他们可能又转到另一个地方执行救灾任务去了。后来，在越来越大的暴风雨中，我们终于找到了连部临时所在地，但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这时，我们三个人早已精疲力尽，遥望那对老人的方向，才体会到什么是“望洋兴叹”的感受。第二天，我们得知，那小高地已经淹没，房子倒塌，那对老人失踪。后来，还有人说，看到了水中漂浮的大红漆寿材......。        
28. 我差点让她丧命


   从小就想当英雄，但从没有机会当英雄。有一次竟然想人为地创造一个机会当“英雄”，却差点让一名女战士丧失了生命。那还是当新兵的时候，某次防洪救灾，一条公路被大水冲断，使交通终止，灾民和救灾部队都被阻断了。路两边早已成了一片湖泊，水势不断上涨，很快就会淹没整条公路。上级命令我们班在缺口之间用粗钢丝架了一个索道，然后护送不会游水的老幼妇孺依次通过。这项任务难度很大，我们一个挨一个地浸在激流中，一手拽住钢丝，另一手轮流传递被护送的人。几个小时过去了，总算将灾民都运送过去了，大家好象都一下子松垮下来。最后通过的是几名军医院派来为灾民救治伤员的年轻小护理员。说也有意思，在水中传送男人比女人似乎还容易，因为后者一下水就飘了起来。当我接到最后一名小护理员时，没料到突然一阵急浪打了过来，她身体猛然顺着水流飘忽而起，竟挣脱了我的胳膊。在那危机时刻，我本能地一下子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腕，但自己也几乎被水冲走，只有两个手指头勉强钩住了钢丝。本来已经开始松垮，这时更是精疲力尽。奇怪，在绝望中，居然在一瞬间，闪出一个念头：要是一松手，顺水冲下去，凭自己的水性还可以救出这个小护理员，不就成为一个英雄了么？何况她是如此地可爱，一见到她，自己一颗心就在颤动。但在最后一个关头，我还是顽强地拉住了钢丝，也拉住了这个姑娘。当战友把我们拖上岸后，我摇摇晃晃地挣扎起身子往激流冲过的那个方向看，这才吓了一跳，就象汪洋大海的那一边充满了漩涡，倒塌的房屋，折断的树杈，崩开的尖石，还有其他数不尽的潜在危险......。倘若，我们在强大激流的冲击下，即便侥幸避开漩涡，也会不断的碰撞到什么，甚至很可能粉身碎骨。她是那样的娇小，纤细，柔弱，哪能经得住任何一点撞击。在大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前，我不可能护得住她。也许我自己可以保住自己，但决不能保得住她。一念之差，真是一念之差，差点铸成大错，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幸亏，它没有发生。要不然，会愧疚一辈子，除非当时自己也没有得到幸存。但拿宗教迷信的话说，在地狱也会遭到惩罚。不知当年的这位护理员姑娘如今在那里。她也许还可以记得她这场有惊无险的经历，但决不会想到，救她的那个年轻战士表面高尚举动下内含着卑劣的心态。     


29.在扒出死人头之后


  "轰隆"一声巨响卷夹着石浪和漫天尘埃，几秒钟后，我才清醒过来。“塌方了，快扒人啦！"呼声凄惨。一群在一旁搬运石块的民工们全不见了。一丈远处，一个民工上半身露在石堆外。我冲到到他旁边，飞快地刨开他身下的风化石块。两个跑来援救的战友把他架起，他居然把人推开，自己跑的挺欢。有人大声嚷嚷：“人都埋在风化石下，别用镐头，用手刨。”我和几个战友趴到刚才塌方的地方，力图挖出遇难的民工。一会儿，手指全磨烂了，指甲也掉了，每块石头都沾着血迹。突然，在一块石下摸着一个头颅......。将这个人扒出来之后，慌忙对他做口对口呼吸。一分钟后，我才意识到，他早已死了。被压住八个人全都死了。当时自己还能跑的那个民工，第二天突然恶化，肝脾破裂，大量内出血。军人们为他输了一万毫升的血，但终没能挽救他。“每次施工，以往都是咱军人死的多，民工溜得快。这次幸亏领导决策英明，咱军人一个也没有死，死的都是民工。”一名战友如是说。难道民工的命不值钱？事故的前一天，身为班长的我就带领本班就在塌方的地点打炮眼。有经验的浙江籍副班长观察这里有塌方的危险，便向连队领导反映。营里也派工程技术员查看险情，最后决定暂时避开这个地段。然而，第二天，民工们还是照常在那里搬运前天爆破后松动的碎石。我好几次经过他们的身旁，似乎有点担心，但更多的还是侥幸：不会吧，不会发生什么。但该发生的还是终于发生了。当时，如果向领导多反映，如果把民工的命看成同战友的命一样，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悲惨的后果。     


30.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被毁了


   一生会遇到不少的可爱的人。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极可爱的小女孩，她后来也许就是因为我的失职而毁掉了一生。在我们部队驻地附近有一个工厂子弟学校，这些学生的父母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支援军工建设的各种专业人员。有一天，整个连队外出，我留下值班，注意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山坡上不知在画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跑过来，叫道：“叔叔你看我画的象不象！”我一看，上面是一位军人的素描。“这就是您！”她兴高采烈地说。她大约十二三岁，长得非常可爱，细挑的个儿，留着短短的运动头，嘴唇微翘，鼻子尖尖的，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看就知是一个相当有活力、悟性和灵气的女孩子。按照纪律，除了盘问进入营区的人，是不应该同他人闲扯的。不知是生活太枯燥了，还是这个女孩子太可爱了，竟同她聊起天来。她告诉我，她都小学六年级，她家原来在西安的一个三线军用工厂，最近刚搬了这里。她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解放军叔叔，而且长大也要参军保卫祖国......。过了一会儿，开始紧张起来，这时连队有人回来，看到我同一个小姑娘啦呱，会怎么想。我想起电影《觅红灯下的哨兵》上的一句台词：“赵大大让一个大辫子拖走了！”这个小女孩没有大辫子，但人们议论起来更糟糕：“某某某想糟蹋一个小丫头片子”。那时，在部队最忌讳的是同妇女搭腔，十有八九会被人们认为是有猪八戒的思想苗头。还好，这个小女孩自己说要回去吃饭了，临走还告诉说她就住在前面第三栋灰色的宿舍楼里。后来，我在那一片宿舍区碰见过她很多次，但为避嫌疑，总是应付几下，便匆匆离去。还有几次，我还看到她同其他连的一些战士打交道，甚至有一次无意看到她单独同一个不认识的外营战士在一起。我一下子警觉起来，预感会早晚会出现什么事。但又觉得也许自己多事，自己不是最讨厌别人说闲话，或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么？可是那个女孩太可爱了，任何一种对她的亵渎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我不知道，是向领导汇报，还是找她的家长进行管教。但一旦如此，就会把我自己扯进去：你为什么会注意这个女孩子？怎么认识她的？你是否嫉妒别的战士同她来往，而就象那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我还是忍住了，而没有插手管这档子事。终于出事了，半年后，外营的一名农村兵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将一名十三岁的女孩子搞大了肚子，家长提出控告，经调查基本属实，为维护军纪，按强奸未成年少女罪论处。我一下子几乎瘫了下来，本能地意识到受害者就是我关注的那个女孩子。果然，在那片宿舍区，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女孩......。听说，事发之后，这一家调到其他工厂去了。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而提前向领导汇报，或预先向她的家长提出警告，是不是可以避开这场悲剧呢？但愿如今人到中年的这个女孩，早已弥合了心灵和肉体的创伤！


31. 在二十九具死尸面前的呆想


   面前躺着29具死尸，担任代理排长的我带领着一个班轮流看护他们。虽然看过不少死人，但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外面人声嘈杂，仍然乱哄哄的，已经有好几次有人企图冲进来抢尸。趁暂时的平息，我挨个审视那些死者，想发现有没有自己所认识的人。其中居然有七八个看起来身强力壮，还穿着国防绿军装的人，听一位工厂领导说，他们里面有几个是刚从抗美援越战场上回来的原高炮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的退伍战士。唉，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这里了。再往下看，还有五六个同样是膀大腰圆的民工，三四个少男，两三个少女，一个70多岁老太太，还有一些当地的老乡。看到最后两具尸体，我不禁惊呆了，那是一对父女并排躺在那里，当爸爸三十来岁，女儿才两三岁。我不仅认识他们，而且还很熟悉，都是北京来的，正如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爸爸的身上穿着蓝色的夹克工装，脚下还蹬着那双熟悉的黄色翻毛大皮鞋；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连衣裙，脚上的一只凉鞋脱落。这个爸爸是一名专业人员，来自北京的某化纤研究所，因为专业对口，他所在的单位整个都调到这里来支援三线建设。与此同时，我们部队也调到了这里。正巧我一个卢姓同学的父母就是这个单位的，因此与他单位的不少人很熟，还同这个爸爸一块喝过酒。我经常看到他肩上骑着小女儿，满面春风地走来走去，甚至我还抱过这个小女孩。记得她一见我的面就叫：“解放军嘟嘟，解放军嘟嘟！”那时的她正呀呀学语，把叔叔发成了嘟嘟。这个当爸爸在所里算是一个壮汉子，身材敦实而有力。然而他却没有保住女儿，也没有保住自己。


   这名爸爸与他的小女儿，还有其他那些人都死于一场不可思议的“灾难”。头天晚上，这个巨大的建设工地，放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他们也在战斗》。娱乐生活极端贫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在一个山谷里，最少有五六万之众。那时正是70年代初期，关于电影流行一个顺口溜，什么中国的新闻简报，朝鲜的哭苦笑笑，罗马尼亚的莫名其妙，阿尔巴尼亚的打打闹闹。我们军队所驻扎的地方，是一个正在兴建中，规模巨大的化纤工业企业，目前云集全国各地来的十余万各种工程人员，专业人员，纺织女工和民工队伍。平时在这里举行什么重大活动，总要调集驻军来维持秩序。我所在的连队是警卫值班连队，几乎每次调动的都是我们。然而这次却没有动用部队。这个阿尔巴尼亚电影结尾得很突然，人们还没有感到情节展开，它就结束了。出乎意料的人们，呆愣了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便在失望地叫骂中象爆炸一般，突然一踊而起，争先恐后向场外狂奔。这个临时放映场三面环山，只有一个狭长的通道，道两边是深深的排水沟，而路上一连有十几个大台阶，更糟糕的是路中间还放着不少成堆的砖头。当数万人象潮水一样涌来时，那场景真是惊心动魄！那些复员军人和民工因身强力壮而冲在最前面，没想到前面有那么多的台阶，一些人便一下子摔倒在台阶下，后面的人收不住脚，便一层一层地压上去......。一些没有摔倒继续向前冲的人，也没有想到前面有砖堆，便扑倒在那里，而后面的人又一层一层压上去......。那些往两边躲避的人们又掉进深深的排水沟，后面的人也是一层一层压下去......。当时的现场一片鬼哭狼嚎，惨不忍睹。我脑海里闪现了当时的一个慢镜头：当健壮的爸爸肩上顶着小女儿，往外冲的时候，突然遇到台阶或砖堆，顿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在生命垂危的一刹那，他本能地想护住女儿，但已来不及了，无情的人潮从他和她的身上一波一波地践踏过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当爸爸的在想什么？不该，太不该犯这个永远没有机会纠正的错误。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当爸爸的紧紧地保住自己心爱的小女儿。不久部队紧急赶到，进行抢救，奋力将受困的人们一层一层地拖出来，并将近二百名重伤者用匆匆调来的几十辆卡车拉到医院，因情况太紧迫再加上军人们没有经验，伤员几乎都是扔上车去的，而那些当时自己还能动的，就顾不上了。医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一下子乱了套，设备和医护人员都严重缺乏。于是医生只能抢救可能可以救活的，而那些并没有完全死去或奄奄一息的人便扔在一边不管了。有的伤员家属跪着乞求医生护士，但一点用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有办法......。正是因为怕引起骚动，我的那个排便被调来担任警卫。


   这个事件的教训太多了，它看起来是偶发的，但却是当时总体大环境和具体小环境共同造成的恶果；也是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社会的必然产物。一直到现在，那对北京父女的影子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现。那女孩，如果她还活着，也早该当妈妈了......。


32.事故是怎样变成英雄事迹的？


   极左年代那会儿，不少领导都会将“坏事变好事”，但并非遵循辩证法，而是“变戏法”。笔者当兵那个部队某些领导，就玩了一场瞒天过海的闹剧。某次，新兵连训练，负责手榴弹实弹投掷科目的副连长竟然在爆炸后头中弹片而殉职。经过实地勘察和目击者证明，这显然是一场严重的事故。这名副连长至少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一是为了得到好成绩，可以从上向下投得更远一些，便把投掷场设在一片斜坡地，违反了爆炸的死角原理；二是当手榴弹出手后，他没有在将投弹手按到在掩体后自己也随之隐蔽，而不管其投得有多远。在场的在场的几名老兵说：那个投弹的新兵投得还不错，大约三十七八米，已超过及格的标准。但副连长没有随即利用掩体观察，相反却表现出一付无所畏惧的样子，昂首挺胸站在掩体外的一块石头上。手榴弹爆炸后，弹片四处飞迸，说也邪乎，其中一块弹片顺着斜坡的走向，从下而上飞来，正正击中暴露在死角外副连长的一个太阳穴......。这名副连长只要少犯其中一项错误，事故就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后，部队上上下下一片凝重：有的为丧失战友而悲痛，有的则为自己的乌纱帽而担忧。谁料到，几天后，情势完全逆转。部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竟宣布因副连长的英雄事迹而追记一等功，并开展向烈士学习的运动。悼词上说，当时那名投弹的新兵，因心慌害怕，手榴弹不慎脱手，落在脚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副连长扑在这个新兵的身上，结果英勇牺牲。不久，不知哪几位妙笔生花的干事在军报上推出了一篇长篇报道，歌颂了这名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壮烈事迹。一些知情人在底下虽有微词，但对整个部队来说，大家皆大欢喜，都有某种沾了英雄的光的感觉。英雄虽然还是英雄，但领导们并不是底气很足，还有点见好就收的气度。要不然，向王杰、欧阳海、刘英俊、年四旺、吕祥壁那样掀起全国性的学习运动，那就更有热闹看了。


  33. 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在极左的年代里，很可能随时遇到某种政治麻烦，甚至某种杀身之祸的麻烦。鄙人在部队时，就遇到这样一种不大不小，但挺玄的麻烦。那是1973年鄙人担任代理排长的时候，因喜欢文史哲，便同几名有同样爱好的北京兵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问题，同时也与当地的一些青年工人有这方面的来往。没有同大家商量，鄙人手下的一位孟姓副班长竟私下写了一个成立读书会的“草纲”，里面谈了所谓该组织的宗旨、规则、会费以及会员的来源成份等等，甚至还提及：准备与全国各地的有为知识青年加强联系云云。没想到，当时一个副指导员在检查床铺时，由于一名与孟副班长有矛盾的人揭发，在这名副班长的床垫下发现了这个草纲。于是他火速报告了上级，一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二是可以邀功领赏，三是可以公报私仇，因为他与鄙人和那名副班长本来就不对劲，总是想找茬。这下子，层层领导严重关切，据说还惊动了总政保卫部门。上级专门派保卫人员将这份草纲秘密拍照，然后放回远处。当时主要侦查对象就是鄙人。真是苍天有眼，没有将鄙人置于死地。当大祸临头，一切都在悄悄展开的时候，一名同这个副指导员关系密切但也同鄙人不错的班长，居然将这个绝密行动偷偷告知。这真是晴天霹雳，起初鄙人一下子懵了。这将引起最可怕的后果，多年前，这个连队的一帮浙江兵秘密成立了一个同乡会，结果为头的被军事法庭判了20年徒刑。生死攸关，当冷静下来后，便将那个孟副班长悄悄找来苦想对策。根据在部队多年的经验，鄙人猜想上级一定派一个专案组，以帮助连队建设的工作组为由下到各班蹲点，以便展开调查，但重点一定是鄙人的这个排和这个副班长那个班。鄙人告诉孟副班长，当有人下到班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训练）时，就装着天真无辜的样子，将这份草纲抖落出来，以表示并非居心叵测的秘密组织，而只是青年战士的无知幼稚。果然，两天以后，一个工作组下到连队。说也巧，下到孟姓副班长班里的那个干事，也姓孟，安徽皖北人。可谓一笔写不出两个孟字，两个姓孟的竟打的火热，没几天就无话不谈，人称大孟与小孟，甚至两人的床都挨在一起。闲谈中，大孟问：你都有什么爱好呀？小孟回答：喜欢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各种理论问题。大孟一拍大腿道，我也喜欢这些。小孟便叫道：太好了！我正准备成立一个读书会，欢迎你参加。说着便从铺下取出那份草纲让大孟看。大孟读后拍案叫绝，说道：正中我意......。事后，专案组经过全面而深入的侦查，认为这个案件不象是真正有政治企图和背景的反革命活动，而只是几个年轻战士的无知幼稚的行为。虽然每一个当事人多少都扒了一层“皮”，但毕竟没有“粉身碎骨”，还算是一场有惊无险的闹剧。据说，最初报案的那名副指导员始终坚持认为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而那位对鄙人多少有点器重和厚爱的团政委在最后关头手下留了情......。这个事件加上其它原因的排挤，其后果之一，就是鄙人彻底断送军中前程，退伍到了地方，从此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道路，也算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结果。


34. 唐山地震救灾的几点感触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笔者曾有幸参加了那里的救灾工作。当时直接救人的阶段已经过去，而后的任务是协助各单位恢复生产和灾民重建家园。有几件事使人感触很深。有些灾民在房屋倒塌后自己把死去亲人的尸体扒了出来，便浅浅地埋在旁边的某些空地上，而不愿随其他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成堆的掩埋。为了预防瘟疫等各种原因，后来上面下命令把这些葬在原地的尸体挖出来，一律统一运走。当把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挖出装上黑塑料袋运走时，那些死者的亲人如此悲痛欲绝，真是惨不忍睹......。某日傍晚，有一名家里其人都死光了的小青工，请求帮助他到倒塌的房子里寻找装有家人照片的镜框。当时笔者已连续工作了十几天，累得精疲力尽；而要用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干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真是很不心甘情愿，但还是随他去了。笔者同他在月光下的瓦砾中，足足扒了三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找到。天很黑了，劝他回去，但他仍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发呆......。见到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听说她的丈夫死了，却不是被地震砸死的。本来全家死里逃生，算是够幸运的了，但一时因没有粮食吃，此老兄便随一帮人去抢粮库，结果被调来守卫的民兵开枪打死了。而他的遗孀和孩子自然成了反革命家属......。


      35. 他为什么让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


   某日，一栋房子突然失火，一名满身是血的小女孩边尖叫边跑了出来，并告诉来救火的人们说，有坏人放火，她与之英勇搏斗，身上被扎了几刀。当时人们都称道不已。警方经过仔细地查证，这才发现纵火行凶，竟都是这名小女孩自编自导自演的。后来，这名小女孩说了实话，原来她做梦都想当英雄，可是总找不到机会，于是创作了上述那一场闹剧。极左年代后期，中国四川有这样一个离奇的案子：大街旁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挤满了等车的乘客；突然一个冒着烟的东西掉进了人群，在水泥地上滴溜溜地乱转。这时迟，那时快，一个军人身影一边飞跑，一边高叫着：“危险，手榴弹！”；接着，他敏捷地抓起那个冒烟的东西就往人群外冲，急速又将那家伙向没人的地方仍去，但刚出手，在火光一闪中和随即轰隆一声中，他便倒在了血泊中。人们将这名舍己救人的英雄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人是救活了，但从此成了没有知觉的植物人。当时，警方很奇怪，哪里飞来的手榴弹？查来查去，还是查到了这位英雄的身上。结果才发现，此君是某部队的弹药管理员，而其所掌管的手榴弹就丢失一枚，型号与爆炸的那一枚完全一致。再经过全面调查，终于得出结论是，这位老兄为了想当英雄模范人物，而自编自导自演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英勇无畏的场面。在当年学雷锋做好事的运动中，就流传一个笑话：一个小男孩天天在井边转悠，有人问，你这是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等有人掉下去，我好救他！很多时候，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一是因为怕因此失掉什么利益或招来什么麻烦；二是因为企图得到什么外在的名利或什么特定的报偿；他们做好事或不做坏事，其动机并非来自内里最高的道德诉求，而是来自外在的压力或利益。这就是伦理学上所讲的“自律”与“他律”的不同。


36.老三届的女生


  你若是要问：共和国建国以来，哪一个年龄层的人们最悲情？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老三届的学生”！你若是继续要问：共和国建国以来，哪一个年龄层的女性最悲情？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老三届的女生”！你若是再三还要问：老三届的男生与女生，哪一个更悲情？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女生”！为什么？因为命运对待这一批女生太不公平了，它恶意的捉弄使她们的身心所受的折磨甚至摧残和蹂躏是难以平复的。比她们年长一些的女老大学生们，多少还穿过布拉吉，跳过交谊舞，享受过某些浪漫情调，也许还明里暗里谈过一点恋爱；后来即便分配到三线或边疆，毕竟大小还算一种“国家干部”。比她们年轻一些的女新大学生们赶上了社会转型的好时光，事业与个人生活都充满了诱人的机会。而老三届的女生们则完全错过了这些机缘，她们恰恰处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断层地段”。文化的层层积淀，伦理的条条规范，意识形态的长长熏陶，家庭生活的种种负担，所相加的这一切将她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从1966年一直到1976年，所谓广义文革整整10年，再加上之前几年的极左预备阶段和之后几年的极左消毒阶段，至少有15年，老三届女生青春年华和黄金时代都随着这些年头荒废和流失掉了。“造反革命”，“上山下乡”，“回城待业”，在这每一艰难的大步之中又有无数痛苦的小步。女性与男性不一样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得不到起码和正常的尊重和保障；在及其恶劣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下，作为弱者的女性更比她的男同胞们遭受肉体和心灵上的磨难。


37.六十九条年轻生命葬身火海


    读过老鬼写的《血色黄昏》，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描述是那场救火事件；然而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这个灾难。后来，又在《中国知青史》、《草原启示录》、《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等一些书籍中读到这个事件。为探个究竟，笔者特地访谈了当年有关人士之一，也是当时全国知青标兵的吴小明。下面是部分访谈记录：


    问：听说那场救火事件就在你所在的连？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答：是的，当时我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三排排长，我们连就在锡林格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宝日格斯台。事件发生在1972年5月5日。


    问：关于死亡数字，好象有几种说法。


    答：是的，我记得是七十一，但有的书记载是六十九。


   （略去关于火灾起因以及具体救火等描述）


    问：对这次事件，人们议论纷纷，有关史家也有很多点评和抨击。尤其听说当时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和职工没有一个死的，而牺牲的都是年轻而又天真幼稚的知青。还听说你手下的知青战士有很多遭遇了不幸。如果你不介意，斗胆问一句你这个当排长的是怎么幸存的？


    答：火灾发生的那一天，我正好到师部办事。当得知这个消息后，便立即随师部派出了解情况的一辆北京吉普疾驰回连队。半路在大草原上便被大火阻挡住了，司机便冒着车子着火爆炸的危险，加速冲过火海，终于赶到了出事的地点，参加了抢救伤员和处理后事的工作。


    问：如果起火时你在场，你会号召战士们冲上前去么？


    答：这很难说，但回到当时的思想境界，很可能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而且很可能我本人也不会活到今天有机会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连的副指导员杜恒昌就在那次救火中牺牲，他是北京男六中的学生，当年同我一起到的内蒙。


    问：更具体一点说，你怎么看待那些作为领导的现役军人？


    当时，在连队有两种知青：一种是大规模上山下乡高潮开始后，来自天津、呼和浩特、赤峰、唐山、集宁和锡林浩特等中小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更为年轻单纯，更加听话老实；还有一种是象我这样，第一批志愿到牧区插队，后来组建兵团后又转为兵团战士，来自北京中学各名校的老知青。我们比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少有点造反精神，不太买那些现役军人的帐，而他们对我们也有点敬而远之。正象任何阶层、族群、团体中的人都不能一概而论一样，那些现役军人也不乏优秀的人。总体来说，在那种年代里，他们也算一种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不过，公正地说，我们在插队时遇到三支两军的军人与后来调到兵团来的军人素质恐怕有天壤之别。告诉你一个秘密，时隔三十年也算不上什么秘密了。在兵团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某次上级临时调我这样一个非党员到师部处理一些文档工作。闲得无聊，便无意翻阅了兵团现役军人的档案，结果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那些人中的很多人竟然都是犯过什么错误，背了某种处分被发配到兵团来的，其中也有所谓乱搞男女关系的腐化问题，还有一些是违反群众纪律以及军阀作风等。试想这些人到兵团来作威作福，那些作为弱者的女知青战士还有好过的么？


    问：你当时有没有那种逃过一劫的庆幸？


    答：很久以来，我再也说不出什么闪光的语言，但当时的确没有什么庆幸的念头，似乎只有深深的愧疚。我那个排有个从呼市来的小姑娘，才17岁，就死在火中。我没有能照顾好她。记得她的哥哥在追悼会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你比哥哥晚生十几年，却比哥哥早死几十年......。”这句话使我终身难忘。


    问：对这次事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梦魇，我总想忘掉它，将这段以往空白下来。也许你不应该再向我问起这段往事。


38.回忆1976年四五运动


  亲身目睹1976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虽然某些具体细节记不太清了，但很多场面还是历历在目。那天上午，当我来到广场的时候，人群开始越聚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不知是愤怒的群众，还是公安便衣人员干的，一些外国记者的照相机被抛到空中，而后落到地上砸得稀烂。原来被调来围住广场来维护秩序的工人民兵，此时都懒洋洋的坐在地上看热闹。到了下午，人们开始围攻广场东南角的一座小红楼，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是所谓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首都工人民兵的指挥部。两边一直对峙不休，外面的群众向里面仍砖头等物，一些人爬墙往里冲，结果其中有人被里面的人抓了进去。红楼里面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向外反攻过好几次，但没有根本瓦解围攻。外面的人毕竟为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当里面的人反攻出来的时候，便象溃堤之水一般四散而逃，成百辆的自行车被踩踏的七歪八扭。但当里面的人一缩回楼内，外面的人又从周围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围攻。记得这中间有几名军人撤退不及，被群众包围追打不已。在这期间，一辆中吉普模样的汽车被推翻，接着燃烧起来。还有一辆为红楼送饭的面包车被人们围住，先是将里面的馒头等食品乱扔，然后又将此车合力翻倒，接着有人用烟头将车点燃......。傍晚6点钟的时候，广场四周扩音器突然全部响起，传来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警告书，命令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我是大约7点半钟离开的，经过北京重型机床厂的时候，看见里面的工人民兵正集合待发。后来听说，这些民兵中不少人是白天跑到广场闹事，而晚上又到那里执行镇压。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的一个亲戚，丈夫到广场参加闹事，而他的老婆却是市公安局的便衣，两人竟在那里碰上了。还有一件有意思事是，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当时就在那小红楼里负责保卫工作，后来为此立了大功。


   1976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除了四人帮和凡是派加以否定之外，中外各界人士各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肯定评价。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扬人民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事件”；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认为，“这是一场真正马列主义力量拒斥中共教条的运动”。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一场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内，以邓小平为首，重新当权的改革势力认为这是一场由真正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对极左派的斗争。而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如果你问十个人对四五运动的看法，你也许会得到十种不同的回答。那么到底什么是四五运动的起因和实质?以笔者看来，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不满情绪已蕴积到了将发生总聚变型爆炸的临界点。的确，除了极少数极左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外，几乎每一个人都不满。不满的原因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工人有工人的不满，干部有干部的不满，军人有军人的不满，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不满，上山下乡的知青更有他们的不满。甚至某些既得利益者也因末能得更大利益而不满。反极左情绪，反新贵情绪，反压抑情绪，甚至“反革命”情绪和反社会情绪笼覃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整个民族肌体似乎丧失了得以欢笑的机制和功能。每一个嗅觉稍微灵敏的人，都可以闻到某种凶兆的气味。谣言、小道消息通过中国特有的折光政治的渠道渗透于整个国民生活中。不满的“瓦斯”一遇火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爆炸。然而，四五运动参与者的目标及其社会基础决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它是由多种分力聚成的一股总合力。每一个参与四五运动的人都一定会有某种心灵畏惧感。以群众整群众是党内极左派最有效的一种权术。群众揭发运动，真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更可悲的是，父子互相揭发，亲戚互相揭发，朋友互相揭发，师生互相揭发，邻居互相揭发等等。这种亲人和熟人的告密和检举，足以摧毁一个人最终的精神信念。笔者访问过一些因参与四五运动而被捕者。人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在群众专政下，即使最初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有真理，但这种自信心立即会荡然无存。其中有一位说：在国民党刑场上，许多共产党人可以从容就义；而我们在狱中决没有大义凛然可言。除非像张志新那样“疯”了。一个政权和制度的完善不在于是否所有的法律条文，所有的政府机构及所有的行政决策都是完善的，而在于其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是否完善，即是否可以多层次、多渠道、及时准确地得到信息反馈，从而使决策者理性地进行调节和平衡。但要想达到这一步.就必须以民主性和多元性为基点。四五运动的爆发，就是因为民意、民怨、民怒得不到正常与合法的渠道进行疏导和上达；以致于以一种反常、极端，甚至暴乱的形式来发泄。而当时掌握在极左派手中的国家机器根本没有一种随时接受社会反馈来调节自己的机制和功能。从而，非要达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官方语）时才可以某种反常形式进行调节。


四五运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渎神与敬神。四五运动给人们一个印象，即一方面把神降为人，而另一方面又把人升为神；不少人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寄托在对某种偶像的崇拜上。二是以自发盲动为主体特徵。卷入这场运动的许多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多数以简单地发泄不满为快。运动参加者们日后的急剧分比。正如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一开始就并非是有一个统一目标那样，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型，他们中有人成了座上宾，有人仍会再次沦为阶下囚。三是运动本身的直接影响虽是有限的，但间接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它为随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者在决策的天平上增添一个民意的砝码，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为日後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复出打下了重要民心基础。
    39. 神秘而动荡的1976年


对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一个历史上最神秘的年份。这年新年伊始，东北突然遭遇一场罕见的陨石雨。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清明，百万北京市民自发悼念，随后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四五运动。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造成23万多人的死亡，乃历史上伤亡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年大天灾和大人祸相杂而来。每一次罕见的自然灾害后，就有一个主要领袖人物的去世，接着又发生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中国大陆开始走向了一个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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