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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纪念日。知识界和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人士做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力图在这一年对“文革”有所反思和研究,以抗拒历史被淡忘的趋势,打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各方人士的努力并未成功,但他们多多少少留下的文字却弥足珍贵,既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又对以后的努力有启示作用。
《青年报刊世界》动手最早,此刊从1995年8月号起就开辟了一个专栏“激活自己的记忆”,主持人提出,希望经历“文革”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回忆和反省,拼构、复原那一段历史,希望那一代人能够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该刊从这一期起,每期发表一篇访谈,回忆“文革”事实,再加一篇评论,进行分析和研究。“文革”专栏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但在1996年第5期之后突然终止。
《焦点》杂志在1996年7月号上用30多页的篇幅推出一组关于“文革”的纪事和言论,总编在“致读者言”中说,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记住“文革”。专稿“文化大革命30年祭”提出:“文革”的课题是正视历史和总结经验,最大的教训是要有真正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最重要的启示是现代化潮流不可抗拒。然而,随着《焦点》被迫停刊,原定的“文革”栏目未能继续做下去。
声誉日隆的《东方》杂志筹划了一个“文革”专题,组织了一组文章从各个方面反思“文革”,准备在第3期即5月——“文革”的发动公认为是30年前的5月——发表,但因为受到干涉而计划破产。然而读者仍然可以在杂志封面的目录中看到第一项“专题: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首页读到“编者的话”:“15年前,巴金老先生首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也许,期待一座有形的博物馆尚需时日,且未必能最终落成,但绵绵不绝的呼声激励着无数人用语言、用文字、用情感、用理性、用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追源溯流的分析,在一砖一瓦地修筑着无形的博物馆。”
《天涯》杂志在1996年的6期中,每期——主要在“民间语文”栏——都刊载有跟“文革”有关的文字。
《中国青年研究》为“文革”的内容开辟了两个栏目:“本刊特别企划”和“历史的回声”。
一些海外中文刊物在1996年对“文革”进行了比较认真、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二十一世纪》从1995年8月号到1996年10月号发表了多篇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论文,从“文革事实的再发现”“造反运动与异端思潮”“文革对世界的冲击”“文学艺术中的文革”“评论与综诉”五个方面对“文革”做出较系统的研究。当在该刊上发表的39篇论文以《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为书名发表时,编者在前言中发问:“为什么文革研究成果如此稀少?”并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是一个尚未真正展开又具有永恒魅力的研究领域。”
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5月号上发表徐友渔的长篇研究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明报月刊》登出王若水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国研究》的秋季号为“文革”研究专号,载有廖盖隆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历史教训”等九篇论文;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在8月号上也推出了“‘文革’三十周年专号”。
香港出版的新闻刊物《亚洲周刊》在5月26日这一期以近50页的篇幅回顾和探讨“文革”。其中有三篇文章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对于“文革”的观点。其中徐友渔在“文革群众运动的虚伪性”中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对很多人(包括外国人)有莫大的吸引力,但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只是打倒政敌的工具,现在还有人怀念“文革”式的大民主,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今天的腐败问题,这是不正确的,是不了解“文革”大民主实质造成的。
杨小凯在“准政党政治与文革”中认为,“文革”的确在短期内有过结社自由,有“准政党政治”,这是群众支持“文革”、起来造反的原因。崔之元在“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中提出,不能把“文革”笼统地说成是“十年动乱”或“十年恶梦”,“文革”的合理因素是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认为:“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http://doc.qkzz.net/article/f09f ... 52-fc05feec1c52.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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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7 14:3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