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yangharrylg

谭天荣
　　
　　近年来，贬低、嘲弄甚至凌辱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人们不
　　仅把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的种种歪理邪说通通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
　　且还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归咎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
　　信念”。
　　
　　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中，历史唯物主义首当其冲。甚至“执不
　　同政见者”们也加入了攻击者的行列，这里我举三个例子。
　　
　　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一书中
　　多处嘲弄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个人逆进步历史潮流而动
　　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
　　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咩地叫一声都不敢
　　。”
　　
　　但是，还是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中，同一个索尔仁尼琴在另一处
　　又写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
　　端引向暴政的一端。……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
　　地吸向暴政那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在这里，“暴政”属于上层建筑，而“社会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
　　既然前苏联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
　　一端的“物理场”，它就不可遏止导致暴政。这样，正是这个索尔仁
　　尼琴极为形象地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就是历史唯
　　物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老先生在《没有民主的“
　　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
　　
　　“在苏欧巨变以后，我之所以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基于对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信仰，因而才继续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老实
　　说，我们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人，其实并没有提出
　　过什么过分的、或者超越现实的主张；我们最主要的理想，无非是希
　　望我们党真心诚意地、切切实实地按照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特征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样，我们就十分拥护，心满
　　意足了，到死时也可以瞑目了。”
　　
　　在这里，“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老先生似乎忘记了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原理，新中国的政
　　治生活是由中国社会状况决定的。如果说前苏联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
　　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的“物理场”，那么，新中
　　国的社会状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怎能追求社会主义的
　　理想社会。
　　
　　从胡老先生的这一天真的要求似乎很难看出他得到了马克思的真传。
　　但胡老先生却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竟然怀疑起祖师爷压箱底的传世
　　珍宝：
　　
　　“我虽然很早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所怀疑，但我仅仅把
　　它视为政治学说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这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
　　
　　第三个例子是，李慎之老先生在《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写道：“根
　　据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
　　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
　　民就算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之后，他理所当然地驳斥了这
　　种“理论”。
　　
　　把土地分给农民，还有以后的合作化，诚然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巨变，
　　但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根据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与这种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相适
　　应的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据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在
　　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也只能建立起前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而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铲除前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资本主义
　　的上层建筑，怎么能说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
　　务呢？显然，李慎之这里说的“马列主义”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
　　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毫不相干。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人们攻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各
　　式各样的冒牌货。不幸的是，义愤填膺的攻击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所攻
　　击的其实是冒牌货。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著作中都有详细的阐述，
　　其中有两篇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篇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其中简要地表述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结果”；另一篇是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下面简称为《雾月十八日》），它描述了一个具体的
　　历史事件。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不敢说有什么发展，甚至也不敢说
　　有新的体会。但我不得不痛苦地指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二十世纪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在索尔仁尼琴
　　这样的“不同政见者”的论述中，虽然口头上嘲弄而实际上却表述了
　　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那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领袖们
　　倒是在实实在在地一步步修正、阉割并最终彻底抛弃历史唯物主义。
　　
　　在二十世纪，官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工人运动的
　　基本问题。”列宁却对这一原理作了布朗基主义的修正：把它改成“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有制”属于经济基础；“政权”
　　属于上层建筑。列宁的修正从实践的角度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这一原理。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理论遗产。在《联共党史》一书中，他总是借助
　　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说明苏联社会的各种变化与发展。现在，
　　这一理论遗产又被应用于斯大林本人：人们把苏联的“个人崇拜”的
　　根源归结为“行政命令的体制”、“官僚制度”或诸如此类的政治上
　　层建筑的因素。
　　
　　在列宁和斯大林走过的路上，毛泽东再向前迈了一步，用“人们的思
　　想状况”取代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虽然属
　　于上层建筑，但毕竟还属于“社会存在”，而“人们的思想状况”却
　　属于“社会意识”，而且是最表层的社会意识。毛泽东的修正把“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也抛弃了。
　　
　　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开倒车的进程。
　　对于这一进程来说，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阶段已经达到顶点，再
　　也不能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
　　峰”之说其实是对的，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下。
　　
　　既然如此，对于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赋予的任务应该是恢
　　复以“经济的必然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式，而不是创造
　　性地把它发展到另一“新的阶段”。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应用，我想，与其对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
　　》这一经典著作进行精致的考证，倒不如学习他的方法，研究当代的
　　历史事件。在这里，我选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为研究
　　对象。
　　
　　黑格尔曾说，历史事件若发生两次，人们就会承认它的必然性。看来
　　，黑格尔的这一论断适用于一切世纪，却单单不适用于二十世纪。适
　　用于一切国度，却单单不适用于中国。在二十世纪，被统称为“个人
　　崇拜”的历史现象就出现了两次：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揭露了在苏
　　联出现的个人崇拜；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更呈
　　现出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人们是否因此而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出现是
　　必然的呢？否！
　　
　　迄今为止，中国人总是把出现在苏联的个人崇拜归结为对于斯大林本
　　人的功和过的评价。按照这种思路，人们得出结论：苏联出现个人崇
　　拜，是因为斯大林晚年犯了一些错误。同样，中国后来也出现个人崇
　　拜则是因为毛泽东晚年也犯了错误。那么，个人崇拜为什么会出现两
　　次呢？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只不过碰巧有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先一后恰好犯了类似的错误，扮演了类似的悲剧角色！
　　
　　这样，“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归结为“为什么毛
　　泽东晚年会犯错误”。于是，人们兴趣盎然地研究毛泽东的个人历史
　　，研究他的个性形成和心理发展进程。但是，历史事实提出的却是另
　　一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
　　席”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
　　口号响彻云霄。即使是最浅薄的人也能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实际上已
　　经成了新中国的皇帝。因此，关于出现在中国的个人崇拜，我们要回
　　答的问题与其说是“为什么毛泽东晚年会犯错误”，倒不如说是“为
　　什么新中国会出皇帝”。
　　
　　问题提法的改变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坚持原来的历史观。人们断言，新
　　中国之所以会出皇帝，原因在于当时掌权的毛泽东“有严重的帝王思
　　想”。但是，爱刨根问底的人难免要问：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从何而来
　　？这种帝王思想为什么能够实现？为了摆脱诸如此类的纠缠，有人对
　　上述论点稍加润色。他们说：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皇帝，既有主观原
　　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新中国有“出皇帝”的社会历史条件，
　　它提供了毛泽东当皇帝的可能性。主观原因是毛泽东有帝王思想，它
　　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中国当代历史中最令人困惑的问
　　题--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被归结为如下两个问题
　　：
　　
　　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框架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
　　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诚然，人们可以把各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
　　料都纳入这一框架。在这种意义下，上述分析不失为一种“全面分析
　　”。但是，这种“全面分析”的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呢
　　？
　　
　　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进程怎
　　样导致路易 波拿巴的政变，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路易 波拿巴的帝
　　王思想对于政变所起的作用。可是，如果按照这种“全面分析”的观
　　点，人们将会得出结论：马克思在该文中仅仅指出了路易 波拿巴的
　　政变的客观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只为政变提供可能性，决定性的因
　　素还是政变主人公路易 波拿巴具有帝王思想这一主观条件。这种“
　　补充”对于马克思的学说究竟是“创造性的发展”，还是“画蛇添足
　　”，这里且不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全面分析”的观点绝
　　对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观点。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
　　时候，他就会出现。”在新中国，只要客观上需要出皇帝，皇帝是一
　　定会出现的，不需要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去寻找当事人的帝王思想。
　　只有在写毛泽东的传记时，他的帝王思想才值得人们去关心。
　　
　　从现象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剪除刘少奇，而他要剪除
　　刘少奇则是因为他和刘少奇有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
　　和刘少奇会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
　　，这是一个主要的课题。如果这种课题出现在实证科学领域，例如，
　　物理学领域，问题可以这样解决：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可能导致问题中
　　的结果的前提，然后通过实验一一过滤，这样就早晚能找出真正的原
　　因。不幸的是，对于历史学的问题，我们却不能这样做。
　　
　　然而，历史学也有自己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比较历史学”的方法
　　。如果对比一下我们北方的邻国--前苏联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到许多
　　启示。
　　
　　前苏联有没有和文化大革命相当的历史阶段呢？
　　
　　斯大林的大清洗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种种差异，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在这两个历史进程中，革命的“伟大领袖”都成功地确立
　　了“个人崇拜”的政治制度。
　　
　　如果比较一下作为这两个历史进程的前奏的另一历史事件，它们之间
　　的相似就更明显。和文化大革命一样，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极具“中
　　国特色”。但会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斗争，却不禁使人联想起斯大林
　　与布哈林的斗争。诚然，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以
　　后就一直是中共的领袖，而斯大林却只有在战胜布哈林之后，才篡夺
　　到“现在的列宁”这一称号。此外，彭德怀是一个大老粗，它的“万
　　言书”只说：“大跃进运动使得浮夸风气普遍增长，一些左的倾向有
　　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些言论无论怎样上纲上线，也说不上是一个
　　纲领，一条路线。而布哈林却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他在自己的大量
　　著作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哈林路线”；在与斯大林的对抗中
　　，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右派纲领”：反对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来
　　实现掠夺性的工业化；反对实行农奴式的集体化来对农民实行军事封
　　建剥削；反对牺牲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去进行国际冒险，等等。还有
　　，这两场斗争的方式也极为不同。
　　
　　但是，它们的相似也同样明显：
　　
　　第一，在这两场斗争中，原来都是“右派”占优势。在斯大林与布哈
　　林的斗争中，前苏共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从心里赞成布哈林的观点。
　　同样，在庐山会议上，代表们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的看法和彭德怀也差
　　不多。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寡人”得胜。。
　　
　　第二，这两场斗争都是一个精通权术的人与一个完全不懂权术的人的
　　斗争。大家知道，斯大林是著名的“权力大师”，毛泽东更是集古今
　　中外权术之大成。而他们的对手则不精于此道。布哈林是一个渊博的
　　学者，而彭德怀则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根本不懂
　　得“政治的肮脏”。
　　
　　第三，这两场斗争的结局都为“个人崇拜”铺平道路。斯大林在战胜
　　布哈林以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已经没有对手，他可以着手准备大清洗
　　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以后，虽然还几经反复。例如，在七千人大会
　　上又一次受挫。但总的来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已经为发动文化大革命
　　积累了力量。
　　
　　这些历史的相似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大清洗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
　　“在人们的思想状况”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如果进一步将中
　　国与这个北方邻国作对比，或许能为“比较历史学”创建一个新分支
　　。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人们作出各式各样的回
　　答。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若干问
　　题的决议》（下面简称《决议》），确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严
　　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在犯“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时
　　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了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西方学者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提
　　出如下观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分析，应该从1956年开始，在
　　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
　　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合作
　　化的完成导致“大跃进”，大跃进的失败则引发了领导层中的分歧。
　　苏共二十大和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导致中苏分歧，毛泽东认为必须
　　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就需要重新建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泽东试图为中国开创一条
　　新的道路。
　　
　　麦氏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决议》的观点
　　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此，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一
　　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决议》的结论以及麦克法夸尔的结论相对
　　立，王若水作出了如下结论：
　　
　　“如果我们用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毛泽东使用的一些词汇，就不明白
　　毛何以那样担心‘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何以那样害怕‘修正主义
　　’，何以如此夸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我们通过心理分析
　　来解读这些符号的隐秘含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就是巩固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没有什么巩固
　　不巩固，不巩固的只是毛泽东的个人威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就是防止刘少奇那样可能变赫鲁晓夫的人来接班。”
　　
　　王若水的观点有一点与《决议》的观点是相同的：毛泽东之所以发动
　　文革，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毛泽东的思想因素。只不过这一思想因素不
　　是他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某种心态--“
　　赫鲁晓夫情结”：
　　
　　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想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
　　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搞大跃进，是为了超过苏联。不料，大
　　跃进搞糟了。从此毛有一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
　　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斯大林在世时是一个神，赫鲁
　　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他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和唾
　　骂，这件事一定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他自己头
　　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这是一个使毛泽东睡不着觉的问题，一个梦魇。庐山会议上，毛泽
　　东从彭德怀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
　　作秘密报告的，彭德怀却在毛泽东健在时就“发难”了，这是绝对不
　　能容忍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关于‘三面红旗’，我们
　　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
　　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
　　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毛泽东听了心惊肉跳，终于
　　察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庐山会议后的七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四
　　年，毛泽东开始报复了。他发动了文革。
　　
　　王若水确认还需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革”的问题：“文革
　　并非什么人想发动就发动的，还需要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客观
　　条件，还要有制度上的原因。”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使得毛泽东
　　发动文革的思想因素与他发动文革所需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
　　客观条件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考察了这一问题。他在《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
　　中写道：“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
　　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
　　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
　　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
　　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
　　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穷
　　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
　　于是客观上越是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而是越坚定不移。”
　　
　　在这里，李锐把“穷”与“左”的关系归结为“穷则思变”，似乎没
　　有说在点子上。“穷”意味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从
　　而意味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处于专制阶段。这才是“‘穷’与‘左’结
　　下不解之缘”的真正原因。然而，李锐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
　　形成的原因倒是列举得颇为全面：
　　
　　第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毛泽东把前苏共二十大和波匈
　　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错误理论。
　　
　　第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这个经济基础自发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
　　迷信，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舞台。
　　
　　第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第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
　　
　　第六，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实用的教条主义。
　　
　　按照李锐的意见，这些因素使毛泽东晚年形成错误思想，而文革这一
　　历史事件则是有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因此，除了个
　　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以外，这些因素只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间接
　　原因。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把这些因素理解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
　　因，我们将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小农经济这一经济基础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实用的教条主
　　义的意识形态，创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现行体制；再加上毛泽东个人
　　的标新立异的心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李锐提出的这些原因就不再是使毛泽东晚年形成错误思想的各
　　种相互并列的“因素”，而是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各个层次本身了。
　　
　　实际上，在历史学中所谓“因素”，正是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各个层
　　次进行人为的分割的结果。只有在忽略这些层次相互作用的近似下，
　　这种分割才是合理的。诚然，当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作初步研究时，
　　这种分割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初步研究得出的乃是对该历史事件的
　　一种初级的近似描写。在这种近似下，我们可以把李锐提出的上述诸
　　因素，理解为影响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如下六个因
　　素：
　　
　　第一，中国小农经济的因素；
　　
　　第二，现行体制的因素；
　　
　　第三，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实用的教条主义的因素；
　　
　　第四，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因素；
　　
　　第五，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因素；
　　
　　第六，毛泽东的思想状况的因素。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六个因素。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上述各种因素中，“
　　中国小农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的意义。如果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基本上是在城市进行，那么，“中国小农经济的因素”就是乡村对城
　　市的政治影响。因此，李锐说的这一因素其实是城市的经济建设与乡
　　村的政治影响之间的矛盾。研究文化大革命，应该首先考察这一矛盾
　　。
　　
　　从现象来看，文化大革命完成如下历史转折：用“九大”的“个人崇
　　拜”的纲领取代了“八大”的“集体领导”的纲领；用伟大领袖的“
　　天子的天下”取代共产党的“党天下”。而这一转折正是小农经济的
　　政治影响的表现。对于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乃是
　　人们面临的既成事实，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小农经济的影响
　　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由这种影响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乃是新中
　　国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几乎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一致断言：“没有毛泽东就没
　　有文化大革命。”上面提到的麦克法夸尔、王若水、李锐等，都从各
　　自不同的角度确认这一命题。在这里，人们都把个人因素看作创造历
　　史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学者施拉姆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只有他接触到
　　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性的原因：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工人
　　与农民的矛盾。在《毛泽东》一书中，他写道：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
　　个运动。这不仅由一些直接的证据所证实。也完全符合以毛泽东和林
　　彪为一方，以党的其他领导人为另一方的权利斗争的组织和思想的内
　　容。
　　
　　”从组织方面来看，军队主要是一支农民军队，毛从未忘记城市工人
　　并未为1949年的共产党胜利尽举手之劳而只是消极地等待军队占领城
　　市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党是在农村游击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但党自然地倾向于极为重视城市无产阶级，我们已理解这就是刘少奇
　　长期来的倾向。
　　
　　“再深一层说，产业工人的心里状态与毛今天想建设的中国在很大程
　　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吸收了某些技艺之后，势必认为技术知识是
　　重要的，因此他们与当前认为死记硬背毛著作中的词句便是发展生产
　　的万应灵药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的。而且，由于他们在主要是农业国
　　的中国，从他们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他们享有有利的经济状况两种意义
　　上说，都是一种特权阶层，因此他们与极端平均主义的潮流不合拍。
　　这种极端平均主义也是要以工农兵取代职业作家政策的特点之一。而
　　且工人可能不如农民那样容易参与1966年年终以后日益频繁发生的那
　　种极端和原始的对外国人畏惧和憎恨的做法。”
　　
　　当施拉姆断言文革是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个运动时，他
　　还是离不开个人因素：“毛从未忘记城市工人并未为了1949年的共产
　　党胜利尽举手之劳而只是消极地等待军队占领城市这一点。”按照这
　　一思路，文化大革命还是可以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状况，因为重
　　视农民、相对轻视工人也是毛泽东所特有的心态。此外，对于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的认识似乎还落后于王若水，他说：
　　
　　“把当前的发展简单地解释成一个上年纪的专制君主努力抱住权力不
　　放和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这肯定是错误的。毛无疑诚心诚意地相信
　　，他的领导和他的教导是拯救中国所绝对必需的。”
　　
　　然而，作为一个外国人，施拉姆对文化大革命能认识到如此深度，确
　　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合理使用“因素”这一用语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小农经
　　济”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同样的前提下，其它的因
　　素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
　　
　　“现行体制”和“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实用的教条主义”乃是派生的因
　　素，我们不在这里考察。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对中共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李锐把这一因素列在使毛泽东晚年形成错误思想的第一位：“毛泽
　　东把前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最后形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麦克法夸尔也强调这一因
　　素。他认为，苏共二十大和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使毛泽东越来越
　　关心苏联的演化方向，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及提出关于战
　　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使得毛泽东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从而得出必须
　　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党和国家需要重新建造的结论。这
　　一因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之一。
　　
　　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因素对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的
　　影响。但这只是一个“外因”，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它只能起加速
　　或延缓的作用，不可能是决定历史方向的动力。不能否认，毛泽东和
　　刘少奇从八大开始的分歧与苏共二十大有关系。但是，与其说这种分
　　歧是因苏共二十大而产生，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而表现出来。同样不能
　　否认，中国的个人崇拜制度与前苏联的个人崇拜制度一脉相承。但是
　　，即使没有苏联的榜样，中国也会形成自己的个人崇拜制度。在中国
　　，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出现在苏共批判个人崇拜之后这一事实，更进
　　一步表明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地道的土特产而不是舶来品。
　　
　　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是另一个外因，如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影响来自中国的地域之外，是空间意义下的外因；那么，中国“封建
　　主义的传统”就来自“当代”之外，是时间意义下的外因。从现象上
　　看，这种传统的主要作用是形成如下社会意识：小农把毛泽东看作皇
　　帝，而毛泽东则把自己看作皇帝。长期以来，人们与这种社会意识称
　　为封建主义，现在有人很恰当地称它为“皇权专制主义”。乍一看来
　　，这种传统观念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时隐时现的。实际上，它在
　　中国小农经济的土壤中一直根深叶茂，只不过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
　　不断改变色彩。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似乎很难把皇权专制主
　　义的观念上的影响与小农经济的现实的影响分割开来。但我们可以肯
　　定：在小农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的前提下，所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其实也只能是皇权专制主义的一种新版本，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在
　　它尚未在中国获得社会基础之前是不可能在中国保持其本来面目的。
　　反之，一旦小农经济的现实在中国消失，皇权专制主义的观念也会随
　　之消失，一种失去了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长期地继续兴风作
　　浪的。
　　
　　最后，我们考察“毛泽东的思想状况”这一因素。这一因素起什么作
　　用的问题可归结为：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果另一个人处在毛
　　泽东的地位，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有什么不同。
　　
　　王若水认为，如果另一个人处在毛泽东的地位，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他说：
　　
　　“‘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
　　理解。决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换了别人（例如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
　　也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
　　言的。”
　　
　　这或许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命题的最肯定的表述
　　方式。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他的“帝王思想”
　　。李锐在《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对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及其实践作
　　了如下轻描淡写：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
　　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
　　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
　　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
　　
　　“到了晚年，……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
　　，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毛泽东的这种帝王思想及其实践使不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家误
　　入歧途。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想当皇帝，是因为
　　他有严重的帝王思想，有“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思想。言外
　　之意是：如果新中国的伟大领袖不是毛泽东，而是另一个具有迥然不
　　同的个人素质，完全没有帝王思想的人，新中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了。
　　
　　在这里，人们似乎忘记了新中国的经济状况，忘记了新中国以小农为
　　主体的阶级结构。在这种孕育着“皇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上，不
　　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皇
　　帝肯定还会出，文化大革命还会发生。如果这位伟大领袖没有帝王思
　　想，那么他的个人前途自然不会和毛泽东一样。但他也只能有两种可
　　能的选择：或者在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小农的经济基础所造成的政治气
　　氛中不知不觉、从无到有地、一步步地生成帝王思想，最终成为一个
　　称职的皇帝，这种过程在较小的规模下每日每时都在进行，我们并不
　　陌生；或者被另一个更适合于当皇帝的人所取代，这种过程在历史上
　　也不少见，当年斯大林取代托洛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断言，如果另一个人处在毛泽东的地位新中国的
　　历史进程将会如何。但可以肯定，不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个人
　　崇拜”仍将取代“集体领导”；伟大领袖的“天子的天下”仍将取代
　　共产党的“党天下”。因此，所有的开国元勋都得靠边站。可能的区
　　别仅在于，这一进程会采取较为和缓或者更为激烈的形式。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念以及他那迷人的理想主义伪装是另一个把历史学
　　家引入歧途的因素。人们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对抗，也看作
　　仅仅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理念与其他领导人的现实政策之间的分歧。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念立足于他那奇特的知识结构。对于中国历代帝王
　　将相的权术，毛泽东的知识可谓博大精深。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就另当别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而毛泽东只有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才想起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
　　程。如果说《资本论》是大学水平，那么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就是
　　幼儿园的水平。人们难免要问：毛泽东读过《资本论》吗？他能读懂
　　吗？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或者虽然读过，却一点也读不
　　懂，他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吗？还有一件轶事：毛泽东在大搞后院炼钢时，一直为人们为什么
　　要用高炉炼钢感到困惑，后来还专程去鞍钢弄清这件事。伟大领袖离
　　现代科学技术多么遥远可见一斑。
　　
　　1956年，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的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
　　路线以外，还有周恩来的“反冒进”。如果说“集体领导”与“个人
　　崇拜”的斗争表现了“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的对立，从而反映
　　了一个时代的共性。那么，“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斗争，就是
　　一种具有个人色彩的争论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
　　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那奇特的知识结构决定的。换了别人处在
　　毛泽东的位置，想必不会演出这种残酷的滑稽戏。因此，“没有毛泽
　　东就没有大跃进”这一西方学者的命题，应该说是正确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特有的乌托邦理念为新中国的历史带来的灾难
　　。对于新中国，这种灾难乃是一种附加的灾难，它掩盖了斯大林主义
　　的经济制度固有的灾难性。如果新中国一直按照周恩来和陈云的路线
　　搞经济建设，其结局也是灾难性的，不过灾难的到来要缓慢得多。
　　
　　总之，如果另一个人处在毛泽东的地位，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决不可能
　　没有文化大革命，但完全可能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上网日期 2002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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