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反思红卫兵产生的教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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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从红卫兵运动走上社会的，它被称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红卫兵狂热地打、砸、抢、烧、抄，许多“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被迫害致死。最后，从教育开始的“革命”导致了教育自身的毁灭。
　　事过多年之后，红卫兵的出现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他们被视为从天而降、不可理喻的怪物，也有人将红卫兵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相提并论，将悲剧归因为青少年邪恶的天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种认识显然不符合实际。在文革爆发的几天之前，他们还在校园里孜孜备考和学习雷锋，积极争取入团入党，温和而驯良，是令人放心的好学生和好孩子。他们在一夜之间变成无法无天的暴徒，固然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也可以在当时的教育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这主要是文革前的政治和道德教育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格的塑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下，对教育的政治功能不适当的突出和夸大，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为到文革前夕“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文革中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
　　当时学校进行的道德教化，我称之为“玫瑰色教育”。在完全否定个性的封闭环境中进行无“我”的教育，在培养单纯、善良之时，却使青少年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它不仅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隔绝，也与人类文明的成果——人道主义、人性之美、人类之爱绝缘，因而其道德基础非常空洞和脆弱，不堪政治冲击。当时中小学生典型的道德困惑，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否阶级敌人？这种完全不暗世事的单纯和善良是可怕的，许多人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它被引导至一种宏大、伟大的方向，形成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为追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道德情操。
　　因而，红卫兵并非“从天而降”，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60年代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的恶果。它塑造了一代青少年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基础：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期待使命降临，期待“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地崇拜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红卫兵一代的典型人格，被研究者称为是一种“权威型人格”。其基本特征是：“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 当文革开始，主流政治鼓吹造反和纵容破坏时，红卫兵“应运而生”、“大闹天宫”的胡作非为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痛定思痛，今天，我们仍应从这一历史悲剧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反思和改进学校教育。虽然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社会转型的价值调整中，青少年生长的社会、道德环境更为复杂，学校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面临更大的挑战。一些青少年出现对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认知模糊，对生命的漠视、硫酸泼熊和虐猫事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都透露了值得高度重视的信息。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激烈的应试教育极大地冲淡了人格养成，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智育至上成为普遍的价值，压倒了教育培养“人”的目标，造成教育的人文内涵和民主底蕴的流失。另一方面，尽管德育被强调到很高的高度，其实效却一直成为问题。我们至今仍然习惯于用政治教育取代广博、生动的人文教育，并缺乏按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而施行科学有效的道德教育。它突出表现为人们所调侃的这种倒错现象：对中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便后冲水、人走关灯的修身教育，对研究生进行珍爱生命、预防自杀的生命教育。当教育者仍在争论“最高理想”还是“共同理想”之时，文明的基石却如流沙。一些青少年的失当行为或不良行为，往往被提到政治观的高度；但其实很多只不过是缺少教养、缺乏正确的行为能力。如果我们不是努力去恢复教育的人文内涵，使学生在人类优秀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构建坚定的内心世界和衡量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发展精神上思考和探索的能力，发展文化鉴赏和批判的能力，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正确行使各种权利和义务的能力，从而正确地认识历史和现实、自己和他人，那么，教育就会造成“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的人格分裂，就会继续产出缺乏伦理价值基础的政治狂人、科技怪人或经济动物，生产出穿西装的现代野人！
　　据研究，目前中小学思想政治、德育教育效果不理想，内容过于政治化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时，偏于知识教育而非判断能力、参与和行动能力的培养；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内容重复，缺乏目标层次，内容分散在《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等课程中，目标定位是一种先进性教育而非基础性教育。
　　综观世界，在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以《公民教育》课程整合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社会、历史教育等，形成有机协调的课程结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公民教育是指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从而将社会成员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它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公民参与技能等四个主要领域。培养青少年形成仁爱、进取、自尊、合作、宽容、礼仪、诚信、责任、追求真理等道德品质；建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正义、平等、人权、自由、人民主权、法治、和平、环境保护、跨国理解与交流、多元化等公民价值；认识和了解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运作过程；学习正确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习交往和社会参与、维权和求助、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行为能力。这种面向青少年的基础性的公民教育，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相一致，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石。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公民读本》，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
　　
　　20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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