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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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向青

新苗試刊第4期（15.12.1986）

「文化大革命」決不是毛澤東瘋狂（醫學意義上的瘋狂）或者失勢的結果，也不是中共黨內無原則的派系爭權的表現，這是一場根源深遠、後果極其重大的政治鬥爭，是行將到來的中國政治形勢根本轉變的序幕。這個大轉變對世界的影響，將不下於十年前斯大林的被鞭屍。


「三面紅旗」大冒險的慘敗，不但招來廣大群眾的反感，而且引起官僚層內部的批評。位居要津而犯顏直諫的彭德懷等人立刻遭受罷官禁錮；而僅僅手握筆桿借古諷今的吳日含之輩，則留到經濟形勢好轉後更有利的條件下方去加以清除，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鬥爭一正式展開，很快就證明了：對毛澤東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的反對意見，在黨幹部中是相當普遍的，這個尚未形成固定組織的反對派甚至得到黨的最高領導層內一部份人的支持，而這些人掌握著很大部份的黨機關和整個青年團，以致毛澤東、林彪派（他們才真正適合稱為「保皇派」）不得不公開宣布要「造反」，要打倒黨內當權派。於是「文化大革命」變成了三十年來最嚴重最激烈的中共黨內鬥爭。這場鬥爭顯然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像這樣主動地發動群眾起來鬥爭和改造黨機關，是全世界斯大林黨內前所未有的派別鬥爭方法，只有毛澤東才有足夠的力量、自信和氣魄去這樣做。

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鬥爭表面上塗滿左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質卻並非進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動的，其目的在於保衛極端專制的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統治集團的特權。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工農群眾徹底解放的事業，它只能由工農群眾自覺而積極的奮鬥來完成。在這漫長、艱苦、複雜的鬥爭中，革命群眾必須時常進行熱烈的討論和爭論，才能找出最正確、最好的具體道路。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建康發展必然要伴隨著工農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家機關日益消溶於全體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的工農群眾之中。中共政權過去一切錯誤的根底，正是它騎在工農群眾頭上，成為壟斷政權的貴族等級。禁止任何公開批評，不容許群眾享有自由民主權利。這個基本錯誤，在目前號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並沒有改正，反而變本加厲了。雖然毛林「保皇」派號召群眾敢於「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於打倒權威，可是「造反」也者，無非是「清君側」而已，其目的在於加倍地鞏固毛澤東的「皇權」，這是公然宣佈了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政策以及毛澤東的一言一語變本加厲地成為絕對神聖不可懷疑的；毛澤東語錄或為每人每日必須背誦的經文；不僅反對毛澤東思想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大罪。連教授或學習任何與毛澤東思想無關的知識都有「反革命」的嫌疑；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只有中古歐洲的羅馬教皇方可以比擬。僅此一點已經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性。

毛林頑固派指那些反對派份子為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是陰謀復辟的黑幫，這種指控既無事實根據，也完全不合情理。這不過是斯大林派把一切批評者「打成反革命」的一貫作風而已。這種做法只能幫助真正的反革命勢力，彷彿過去國民黨政權的愚蠢政策驅使一切不滿者在最後趨向同情共產黨一樣。兩者之間不同之處是：國民黨政權被推翻是歷史必然性的實現；而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只要無產階級政權不犯原則性的重大錯誤以至脫離群眾，則永無實現之日。因此，凡是不願盲從毛澤東的人，都要避免受那些「防止資產階級復辟」、「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之類口號所欺騙，不可因為這些而支持頑固派對改良派的鬥爭。

毛澤東口中的「反修正主義」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反對蘇聯官僚的和平共處與和平革命的路線，另方面是反對蘇聯內政上那些自由化的改良，前者是進步的，後者是反動的。當前「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顯然主要是後一方面。正因為現在毛林頑固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在反修的幌子下拼命壓制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所以給蘇聯官僚及其伙伴造成一個最好的機會，在反對斯毛專制主義的幌子下去推銷他們真正修正主義的黑貨。

毛澤東的忠實的信徒吹捧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說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斯大林主義」，這些話就十分正確了。儘管毛澤東屢次反對斯大林本人的政策和指示，他做出了許多斯大林本人所不會、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好的和壞的兩方面），他卻是一個十足的斯大林主義者，徹底忠實於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精神。他的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的；政治信仰是一國社會主義；他缺乏真正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極端愛好權力；自命為全民的大救星而不肯和無產階級或任何一個階級共禍福：善於操縱和利用群眾卻不肯接受群眾的監督；在他的內心深處絕不相信群眾有脫離監護人而獨立自主的能力；他善於組織和領導武裝鬥爭以及使用一切陰謀詭計，卻不慣也不善於運用民主方法同政敵爭奪群眾；由於經驗主義和不受群眾監督，他免不了左右搖擺，一再施行嚴重錯誤的政策而不能及時改正。這種思想、性格和作風，是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層以及他們所指揮所鼓舞起來的革命冒險家特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落後孤立的環境中、在世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舊制度舊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的壓力下，所產生的退化和畸型的變種。現在，由於世界革命的發展和各工人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斯大林式的政制和斯大林思想對工農革命組織的控制，到處都已明顯地動搖或者開始崩潰了，只剩下中國作為它最後的堡壘。而這堡壘也不能避免感受到日益增長的內外夾攻的壓力。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官僚專制的最高代表人，絕不能容許公開的批評和合法的反對派存在而繼續保持他的領導地位。他和他最頑固的擁護者為了避免遭受斯大林和拉科西那樣的命運，只好採取最黑暗最極端的愚民政策以堵塞一切自由思想的缺口，而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今天的處境比死亡前夕的斯大林更險惡得多，所以他的性情變成和他的老師同樣偏狹、陰險、狠毒。而他目前所發動的這個清黨運動的狂暴程度更超過了他的老師。

彭真、周揚、鄧拓等人領導的反對派（劉少奇顯然曾經支持過他們，但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部分地反映了群眾的改革要求和歷史進步的客觀需要，在這些方面是值得同情與支持的。不過，決不可對他們抱有甚麼幻想。他們不過是赫魯曉夫一類的貨色（雖然他們並不贊同赫魯曉夫一切路線，尤其是和平共處以及和平革命這方面）。他們不但長期擁護過毛澤東種種錯誤政策，不但現在所提出的批評還是非常不徹底的（同時難免摻雜著一部分真正右傾的主張），而且根本不敢發動群眾起來公開向頑固派鬥爭，始終還在玩弄著陽奉陰違的腐敗的官僚陰謀手段。所謂陰謀奪取政權，不過是頑固派扣在他們頭上的帽子而已；他們至多只是企圖像赫魯曉夫那樣，等毛澤東死後繼承寶座而施行新政罷了。假定他們有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共產黨反對派那樣的勇氣，恐怕毛澤東和林彪已經倒台了。總而言之，他們並未背叛官僚層，而只是官僚層內部一個非常懦弱的開明派、改良派。所以，對於他們，應當強調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拿出他們的綱領來進行公開的鬥爭。這種公開鬥爭，將大大促進群眾的覺醒，便利政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

真正的文化革命只能是一個漫長的研究、批判、探討、創造和傳播的過程，這裏面必須包括對舊文化批判的繼承。而為了批判和繼承，必須作深入的研究；決不能把舊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把火燒光。在從事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時，人們要豐衣足食，要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還要有相當的閒暇時間。如果暴力鬥爭還佔據著舞台的中心，如果一般人還要日夜苦幹才能勉強吃飽，如果言論出版還受到嚴格的檢查（即使檢查的目的真正是純粹為了壓制反革命）——總而言之，如果階級鬥爭和個人生存鬥爭還十分尖銳的時候，就談不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正式開始，那時頂多不過是替文化革命掃清道路而已。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反，它只能是和風細雨，不能是狂風暴雨。目前毛澤東所發動的運動，既非革命，又無文化，只是官僚層頑固派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不惜摧殘文化事業的拼死的政治鬥爭，是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在一切束縛群眾頭腦妨礙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舊思想之中，最有害的莫過於信仰救世主或者真命天子的思想，而革命領袖的神聖化正屬於這種思想。這種思想使群眾保持為消極被動的因素，讓社會繼續劃分或貴族和平民兩個等級。中共一面高呼「除四舊」，一面卻拼命地將毛澤東神聖化，強迫人們崇拜他，這樣決不能造成真正進步的影響，反而加深群眾對舊思想、舊迷信的留戀。

反映在毛澤東著作裏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包含有不少真理和進步的東西（雖然這些未必都是毛澤東所首創的，也未必是當代的最高峰），因此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有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消說還可以學到一些革命理論）。不過現在頑固派把這方面誇大到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並且粗魯地強迫人們反復學習，反而引起人們整個地厭惡它了。造成這種誇大的原因，幼稚無知的成分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們懷有一種反動的目的：想借此壓制一切反對意見和獨立思想，叫人人都變成馴服的奴隸。

新中國或立後教育制度還沒有經過徹底改革，毫無疑問，這方面還需要更大膽的努力。不過，這方面正和整個文化革命一樣，是一種細緻的和風細雨的工作，而不適宜採取粗暴的政治鬥爭方式。學校是塑造新的一代社會主義人的地方。如果為客觀條件所限，在社會上還不得不暫時對人民的自由權諸多限制，那麼在學校裏也應該容許比較寬廣得多的自由。資產階級國家大學的校園尚且是比較最自由的地方，無產階級國家的大學更應當如此，蘇聯在列寧時代曾經進行過世界史上最大規模最燦爛的教育改革實驗，在那裏各家各派的進步教育學說不但可以自由爭鳴，而且可以各自去實地試驗，在實踐中互相比較、互相切磋，以便尋求出最好的答案。這個偉大的實驗曾經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教育家去參觀、研究、學習和提供意見，贏得他們衷心的讚歎。如果不是後來被斯大林反動勝利所打斷，這個實驗一定早已獲得輝煌的成果，創造出一種無比優越先進的教育制度來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同樣性質的教育科學實驗。可惜中共頑固派的所謂教育改革，其基本方向卻是與此背道而馳的。他們極力把中國的學校變成毛澤東教的誦經堂。青年人一旦獲得比較廣泛的知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就自然而然要反對官僚專制，這個現象使頑固派震驚起來，連忙在興無減資的幌子下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思想統制：限制學術研究。過去十七年來的學校，一方面因為教育制度還沒有徹底改革，同時也因為毛澤東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路線，當然會有某些不利於工農子弟而給資產階級子弟太多機會的情況，但目前頑固派所要進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矛頭並非真正指向資產階級，而是指向有獨立思想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同路人。

「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反動的，「紅衛兵」的性質自然也是反動的了。雖然它假冒無產階級革命武裝隊伍的名稱（在中文裏向來稱為「赤衛隊」，含義完全相同，在外國文則連字眼也沒有分別），其實兩者的作用和成分都大不相同。若要從歷史上找類比，最近似的倒是希特勒的「衝鋒隊」。兩者同樣是絕對效忠「領袖」一個人的私人軍隊；同樣是執行著反動的任務但用滿口的「革命」空話騙得大批不滿現狀的下層民眾來參加；在鬥爭手段上，這號稱為「文化」革命的「闖將」也並不比「衝鋒隊」文明得了多少；甚至「闖將」這稱號在意義上也恰好相當於「衝鋒隊」。自然，重大的不同也有——「凡類比都是跛足的」——毛澤東是工人國家的獨裁者，而希特勒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獨裁者；「衝鋒隊」是希特勒登上政權的踏腳石，而「紅衛兵」是毛澤東用來挽救他的既得政權的救生圈。

毛澤東所以要建立而且重用「紅衛兵」，當然首先是因為發現原有的黨和團的組織已經靠不住甚至背叛了。「紅衛兵」差不多純粹由非常年輕的學生組成，裏面中學生比大學生的比重還要大得多，而不是由工人和農民組成。這點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學生是還沒有獲得確定的社會地位，亦即尚未有確定階級性的社會成員（大多數中學生根本尚未成人）。一個已經執政十七年的工人黨，為了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竟無法取得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持，而只能依靠一群沒有階級性的少年，這批少年在行動中每每和工人群眾正面衝突，還有比這更明顯的政治破產嗎?差不多在七年前，我已經表示過如下的見解；中共支持對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和出爾反爾地鎮壓「大鳴大放」這兩件大事，確定地宣告了它與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層脫離關係；今後中國工農群眾的政治運動再不會是由中共領導，而以能是反對中共而展開的了；因此，即使僅僅作為接近群眾的策略，馬克思主義者也再不能表示支持中共政權了，而必須明白地提出政治革命的號召。最近的形勢使我覺得更要強調這個看法。

那些學生參加「紅衛兵」，大多數是以此作為晉身之階（在平常情況下，青年人的職業出路是大有問題的，現在參加「紅衛兵」卻是一條爬上官僚屬的捷徑，或者是一個機會借此成為「毛主席的隊伍」之一員，可以抓搶吃糧），或是不知天高地厚借此盡量發洩一下他們久被壓抑的青年的熱情和首創精神，也有小部分是為了發洩對現存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或者簡單犯了左傾幼稚病。由於年齡和生活條件的限制，他們是最無知、最容易受頑固派欺騙的。他們自幼生活在閉塞的環境中，受著中共嚴格的思想控制，極端缺乏歷史知識和國際知識，這是十分明顯的。甚至連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經濟大危機要由「三面紅旗」冒險路線來負主要責任這個擺在眼前的道理，他們都不明白，因為在實行大冒險的一九五八年，他們還是小孩子，而且一般都生活在城市裏——不要忽略，「紅衛兵」主要是大城市的學生所組成。只有他們才能相信毛澤東完全諉過於「自然災害」的鬼話，才會支持新的極「左」冒險政策。他們之中佔少數的那些抱著天真的左傾幻想的分子，不久一定會幻滅。他們那些真正左傾的觸犯官僚物質特權的要求，決不會被接納，他們甚至將要遭受毛林頑固派無情的打擊，正像當年希特勒對付「衝鋒隊」的左派一樣。

到目前為止，這場鬥爭中自然是毛林頑固派佔盡上風。但歷史潮流比任何主席、領袖、統帥都強得多，它已經把官僚政權的基地挖空了，崩潰之期當在不遠。頑固派的真正對手並非那影子般的官僚改良派，而是廣人工農群眾；這主角還末出台，但鑼鼓已在急奏了。「毛主席語錄」中「造反有理」這句話將被工農群眾認真地接受，「紅衛兵」的闖勁將發生意想不到的示範作用。中國將再一次震動世界。毛澤東若能像斯大林那樣得到好死，就算萬幸了。他唯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前程也不會比貝利亞、馬林科夫好。將來毛澤東的墓誌銘上要寫道：「他以全民領袖的身份登台，以獨夫的身份下場。」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附註

「三面紅旗」——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根據這路線發動「生產大躍進運動」（包括「全民大煉鋼」等等），並且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當時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合稱為「三面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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