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口述 萧冬连杨继绳整理；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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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8日下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吴南生住所


（吴南生，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一本书：《经济特区的由来》，我所了解的情况，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在这里，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内容不大好写，我今天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出口特区的酝酿过程


打倒“四人帮”之前虽然说我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欢说怪话，骂人，人家也不给我做官。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他对广东省不熟悉，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每一次开会，我都列席，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作“黑高参”，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打倒“四人帮”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书记，我也算老资格，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因为他总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包括现在的汕尾、揭阳、潮州、梅州，等于现在的5个市。我是汕头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我的家是贫民户，很穷很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你大穷，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那时从香港到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一种大汽车，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唉！一路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啊！”我问：“怎么一回事？”他说：“在汽车上，汽车这样两边摇，所以叫‘载歌载舞’；车里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所以叫‘热烈欢迎’。”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特区”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广东人不敢讲特区，过去反过广东人的“地方主义”，要是说我搞特区，还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开完会，谷牧受委托给陈云、小平汇报。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不对。谷牧对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那就叫特区吧！”


有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开放史》，里面说是习仲勋到汕头去传达，看到汕头的情况，回来提议要办这个东西，以后又见了邓小平，又是如何如何。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本书，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胡说？”后来，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一个更正。芦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纠正这个事实。作者很多是年轻人，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但起码你把稿子拿来给广东看一下。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二、特区建设初期困难重重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1979年12月12日，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规模很大，各部委、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我在会上讲了关于特区的整个规划，这是奠定特区基础的第一个报告。我是给中央打了保票的，我说：“不要中央的钱，我自己搞一个城市。”保安县改成深圳市的时候中央拨了钱，但办特区的时候没有。一开始，香港老板过来谈的很多，有几家比较大的如新鸿基，想让他拿点钱修路，他不肯。后来外面的朋友告诉我，市政建设是由政府拿钱的。投资者是不拿钱的，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最初的规划是准备让他们拿钱来投资的。这年冬天，我找到香港庄世平，我说：“庄老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你那里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啊？”庄老说：“啊呀！贷款很麻烦，我这是银行，你贷了款修马路，将来怎么还啊？”我说：“我总要有一个开头，没有钱怎么开头啊？”他说：“你给谷牧说，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我在香港银行不好贷。”其实他也是中国银行，但他是作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


那年冬天谷牧来了，我和他一路看，到处都灰尘滚滚，在修路。那时候的深圳很糟糕，水没有水，路没有路。我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我还说：“原来我想靠外商，但市政建设外商是不肯拿钱的。我不把路修起来，没有吸引力呀！”谷牧说：“你大概要多少钱？”我说：“我也说不清楚，现在知道的得要几千万。”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就这样贷了3000万。这3000万开了深圳的深南大道。到了第二年（1981年）春天，下大雨。现在罗湖火车站那个地方，原来都是洼地，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很难看的。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冲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工程师跟我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如果把罗湖山搬掉，填平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我说：“这很好呀！”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师商量，大家都赞成，就下决心搬掉罗湖山，现在的边检站大楼原来就是罗湖山。搬掉罗湖山可以出900万立方土，可把罗湖填平，有水塘的地方填了两米多高。填平罗湖，从梧桐山到罗湖，深南大道那条马路下面是一条很大的水道，按照外国的设计，里面可以走两部汽车，把梧桐山一带的积水从这里排出去，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出来0.8平方公里土地。哇！这个情况一传到香港，说：“08，能发。”香港人都涌过来看。建设深圳，我就靠这块地皮的钱了。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帮我的忙，特别是新闻界，《大公报》一开始就很帮忙，还有好多报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里做生意，大家关系很好。还有一个问题，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们安排好了。


我当市长、市委书记那两年很困难，来的人很多，连吃的都没有，菜呀，鸡蛋呀，都买不到。我在那里当市委书记，连洗澡水都没有，水都是浑的。我讲一个故事。我一来，在市委大会上说：“新加坡李光耀都要剪掉长头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留长头发？”那时候深圳人很奇怪，在田里种田的穿着花衣服，留着长头发，远远看去，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时买不到布，花衣服都是从香港拿来的，因为穷，拿来就穿。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还是长头发，问为什么不剪。他们说：“只有一家理发店。”前几年江泽民来这里说：“深圳那个地方蚊子真多，但是饭做得很好吃。”那时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说：“我最怕去你们深圳了，蚊子太多了。”每一次有客人来我都亲自动手，一扫就一盘子。深圳原来是几条水沟，欣园前后都是沟，把大沟挖了以后，上面铺了厚厚的水泥板，变成路，这一搞蚊子少一点。


《特区工作条例》是我主持起草的。说实在话，最初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香港那边的熟人，除了刚才讲的，还有费彝民啦，还有香港总商会的人，他们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就决定起草《特区工作条例》，花了一年，搞了10多稿，请他们到广州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到广州来开会是比较有利的，我们集中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好多方面的专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开放，没有最高指示。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这边工资高。那时，在西丽湖搞了个旅游点，吸引很多香港人过来。谷牧来了，我就和他一起到那里，吃饭的时候，谷牧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这个小女孩说：“450。”“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你说这高工资吸引人不吸引人？买东西也不同了，从港澳回来开店的也有了。经济形势很快就变了，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没有劳动力，你没有高工资人家不来的。干部工资还不算多，但有特区补贴。第一次看到录像带，“哇！这么好的东西，新式武器。”包括赵紫阳在内，北京来的，各省来的，每天晚上就在那看录像。


那个时候事情是很多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来搞你一下，那个来弄你一下，最讨厌。说什么“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这话传得很远，不知道谁说的。他不知道办深圳特区的人也都是共产党的老同志。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一开放，走私的多了，这是事实。但走私和特区是没有关系的，你要从特区走私、倒私还真不容易，海关在那里把住。海岸线太长了，你把海关抓的走私都算成是特区走私，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就不服，一点常识都没有！尚昆还是很不错的。在办特区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到深圳很不容易，过几条河，没有桥，路也很糟糕，他一直没有去。到快要离开广东时他才去，一回来就到我家里，说：“啊！南生啊，我以前错了，错了！如果不办特区，深圳有今天吗？”尚昆能够对我这样讲，我觉得很感动，这很难得。那是1981年，仲夷已经来了，办特区才1年多时间，变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来深圳，同来的还有廖承志。深圳有个“淅沥湖”度假村，尚昆说叫“淅沥湖”不好，就改成了“西丽湖”。


1982年开两省会议，两省省委常委都去了，我也参加了。开完会要出门的时候，我和任老一起走，万里碰到了，他说：“南生同志，你怎么不发言啊？你是有水平的。”我说：“不发言了。”任老说：“有水平的不发言，没有水平的要发言。”任老是开玩笑，万里当然也不同意那些话。会议期间，反特区反得很厉害，我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我要找你谈。”我和赵紫阳是1951年就认识的，关系很好的。但他当总理时我从来不看他，到北京也不找他。我又不想升官，又不想找他办什么事，而且他很难。只有这一次，我实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说：“中央发那样的文件，什么贪污腐败，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我一直说，他不说话。我说：“你现在也不要紧张，过两天我死了，就说不成了。”我讲了1个多钟头，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话可以谈的，但是他不好说。耀邦和紫阳轮流主持会，他们两个讲话说的都是官话啦，我们知道。后来，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我写了9稿，最后才成，我送给谷牧，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两省会议回来以后，压力很大。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不多说了，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压力就多了，譬如派人到香港调查我。我不怕正面的争论，如果摆开来争论，我不怕，最怕的就是背后放暗枪。他说你贪污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斗争的手段。省委开生活会，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坐下来了，省长说：“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有没有？”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他说：“那你在会上说一说。”一个老同志说：“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那是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特别放在咱们这里的。那时候飞机只从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碰到有风就停飞了。他说：“这不行啊！我家里好几部车，拿一部来放到广州，有事开车就走，我开车是第一流的。”车来了放在哪里？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他每次来，都招呼他住迎宾馆，就把车放在迎宾馆，这个事是秦文俊办的（秦文俊原来是省委副秘书长，他听说我要办特区，自告奋勇要来特区，那好，我正没有助手。后来他在深圳当过书记，在香港新华社分社当过社长，现在住在深圳）。车放在迎宾馆还要钱的呀。你看，人家给我们办特区，还要拿钱，人住要钱，车放在那里还要钱，还说是送我的一部汽车。我说：“我连一次都没有坐过的。”背后的暗箭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一个人去深圳的，李大姐（坚真）让我的老伴来看我，我老伴在她那里工作。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别来！你不来，我在深圳有秘书，有警卫，谁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来了，人家造谣我没办法解释。”我在深圳工作时，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当时传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幸亏没有来，没有来就不用解释了。如果要来了，你再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送什么呢？送袜子、雨伞、金器什么的。你看，人一穷，穷到互相钩心斗角，斗到这样的程度！


两省会议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写特区要把谷牧好好写一写。谷牧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他脾气又好，人也比较随和，陈云那里他去说一说，邓小平那里他去说一说，赵紫阳、万里、胡耀邦，他们关系都很好，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臣。


三、邓小平题词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我在深圳一直待到1985年，我是以省委主管书记身份在那里工作的。1985年我离开省委，做政协主席，就离开了深圳。


四、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我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是我看书很多。以后参加革命、参加党，我一直当宣传部长。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汕头、广东，华侨多，对外边的情况知道比较多。广东省两次饿死人都是我去调查的，一次是1955年的高要，那次死人没有几个。1960年又让我去，这次到合浦。亲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个，风一吹，倒下来就死了。类似的情形，1943年国民党时期我也看到过，但是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是这样的！很震惊。当时我就给陶铸、赵紫阳写信，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回我的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不回我的话呢？我就派了地委第二书记和水产厅的厅长，专门找赵紫阳汇报。他们汇报回去了，一见面脸都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赵紫阳说不能牵扯到粮食问题。”我说：“不是粮食问题怎么还会饿死人呀？哪有这样的道理呢？那这样我不干了！”原来彭德怀的事发生了。彭德怀的事一出，谁也不敢讲话了。陶铸、赵紫阳他们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紧张得不得了，陶铸都被点了名。我赶回来，他们也不肯说话，后来陶铸、赵紫阳都去合浦看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找过我谈一次话。中南局一成立就处理信阳事件，饿死100多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过去遇到灾荒、灾祸，我可以带着儿子女儿去逃荒，但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准逃荒。为什么死那么多人？离开本村，没有粮票，到外面去谁也没法活。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


1972年，赵紫阳从内蒙古回广东，第二天我们就去看他，他来了以后也没有多少事做。不久，王冶秋带队访问日本，回国路过广州，给我们讲我国香港的观感，讲日本的观感。我跟紫阳说：“你听不听呀？”“听！”我们3个人听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文化大革命前，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王冶秋说，那天开幕式，许多大学校长、专家都来了，人满满的。田中角荣首相也到会致辞，他和防卫厅长进会场，没有人给他让路，没有人理他，防卫厅长说：“请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就这样挤到主席台。讲话完了，没有人鼓掌。他说还有什么事，就先走了，下了台要出去，也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给他让路。田中走了以后，博物馆馆长上去讲话，大家都给他让路。“奇怪啊！怎么总理大臣讲话大家都不让路，博物馆馆长大家都让路？”他们又看到天上那个“打倒田中”的气球，以为日本也和我们一样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后来日本朋友说：“那有什么呢。他选上，当总理。过两天选不上什么都不是了。这些教授都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是尊重他的学问。”你看，这些观念和我们差别多远啊！王冶秋讲，随着我们代表团服务的一个日本女孩，20岁左右，每天开着小汽车来，下午开小汽车走了。大家都给她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晚上去会你的男朋友，谈恋爱？”她说：“不是啊，我去念大学。我们这里，初中生去打工是一种工资，高中生是一种工资，大学生又是一种工资。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去上大学，希望多赚点钱。”“那你这个汽车怎么回事？”“这是分期付款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观念，赵紫阳也没有听说过。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在广州招待日本教育代表团，请他们吃饭，日本来的教授掉眼泪，说：“今天中国这么好，日本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当时日本还很困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日本还是很困难的，香港也很困难。我们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其实不是，他们是搞民主政治的。相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这样一种个人崇拜，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无中生有，没有的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加。人家不是，他当首相，过两年不是就没有了，他们尊敬的是学问，所以大学教授很受尊重。我们的大学教授算什么？我们现在大学正在培养做官的，厅级校长，副部级校长，什么都封个官，和尚都有级别。这样的社会叫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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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萧冬连,杨继绳.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J].炎黄春秋,2015,(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