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与前省长李范五之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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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与前省长李范五之女的故事　　
　 　
哈军工，一对特别夫妻的回忆　　
　 　
当年在哈军工曾有这样一批学员，他们的父辈或是开国元勋或是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将军，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的身上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前不久，本报记者曾采访了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和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他们告诉本报记者，在他们重走长征路的队伍中还有哈军工校友、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羽和儿媳李黎力，李黎力是前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女儿。为了采访，本报记者上网查找，有关董良羽信息很少，仅寥寥几句——生于延安，毕业于哈军工，１９９３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年５５岁，大校军衔。如果不是这次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活动，几乎看不到有关董良羽的信息。由此可见，他的低调。上周五，本报记者电话打给在北京的李黎力和在武汉的董良羽时，他们都很惊讶，但是面对“家乡”记者，他们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　　
电话中的董良羽语调平缓，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性格特别随和的人。李黎力则直率开朗，快人快语。　　
　 　
董良羽：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他学识渊博、学富五车，但不争名利，为人平和。他一生结过３次婚，第一次是参加革命前，在湖北老家结的婚。第二次是在福建与一位女红军结的婚。长征时，他的第二位妻子留在了苏区，后来与董必武失去联系。到延安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促成他与一位长征过来的女红军结婚。这位女红军当过童养媳，没有什么文化，但特别能吃苦她就是董良羽的母亲何连芝。１９３８年，作为长子的董良羽出生在延安。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董良羽告诉本报记者，小时候，他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少，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国统区工作，而他则与母亲留在了延安。长到该读书的时候，父亲才回到延安，但由于战争，董良羽没有条件到学校读书，父亲就亲自教他读书。教他每天写大字、写小楷，背诵诗文，还教他数学、物理，并每天给他留作业，父亲回家后检查，完不成就不能睡觉。董良羽说：“可以说，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到了１９４８年解放前夕，董良羽才进入小学读书，并开始住校。董良羽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是住校，只有假期时回家才能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虽然是在５２岁时才有了我，也算老来得子，但他对我却从不溺爱，要求比较严，所以，小时候对父亲比较害怕。直到长大后，我们在一起时也很严肃，从来没有像现在的父子那样开过玩笑什么的。在我上学时，每次寒暑假回家，父亲都会很正式地要求我汇报一个学期的学习和思想，等到假期结束开学前，父亲也要找我谈话，对我提出新的要求，制定下学期的计划。我在哈军工读书时，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可谓谆谆教诲。他还用小楷把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抄写３份，给我们兄妹３人每人一份，要求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但是父亲虽然要求我们很严，对我们希望也很高，但他的希望不是要我们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而是我们能有一技之长，老老实实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是跟着党干　　
董良羽是１９５７年考入哈军工雷达专业的，他说，小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当兵，考哈军工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在哈军工读书时，学校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即使周末也是猫在教室赶作业，很少外出。所以，尽管在哈尔滨生活了七八年，对哈尔滨仍然不是特别熟悉，只是觉得哈尔滨是一个非常美非常洋气的城市，而且冬天很冷，这种冷有一种很特别的美。　　
董良羽的妻子李黎力也是哈军工毕业的，她说：“当时哈军工的高干子女因为中央名人的孩子比较多所以显得相对比较多，但高干子女基本都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学校对我们要求也特别严，每学期都要组织我们开小会对我们提出严要求。大家也都很自觉。如果说干部子女与工农子女有什么不同地方，就是经济上比较宽裕，可以常到小卖部买点吃的或者到外面改善一下伙食。而工农子弟，他们还要把学校发的津贴攒起来寄给家里。总的说来，那时的高干子弟与现在新贵不可比。”　　
董良羽１９６４年从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远离北京。后来才回到北京，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退休时军衔为大校。如果与他的同期同学相比，董良羽的军衔是比较低的。但董良羽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组织上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李黎力告诉本报记者，也有人曾好心地提示老董，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升到少将再退不迟。他却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就是那些小时候看着他一起长大的叔叔们在位时，他也不去看他们。而是人家退休后，他才去看人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李黎力说：“董老生前也从没有争过什么。他为新中国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幕后的工作。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他是主席。一年后，原班人马稍加调整就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府的整个框架就是董老搭起来的。再后来他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董老晚年时曾经打过３次退休报告，中央都没批。他去世后，良羽在他抽屉里翻出了一页从台历上扯下来的纸，上面有他写的几个字‘新功未建长伏枥，老本无多早啃枝。’他觉得自己长期坐在高位上心中不安。” 　　
跟着党干，也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因此，我决不会利用父亲的老关系谋私，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而且要官、买官是最被人看不起的。现在我的心态很好，从没感觉到有失落感。”　　
　 　
董良羽与李黎力：历史的误会和迟来的幸福　　
董良羽和李黎力这对名人之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由于历史的误会，他们的情感历程充满波折。李黎力是黑龙江省前省长李范五的小女儿。现在的哈尔滨人对李范五的名字可能已经很陌生，但哈尔滨文昌街上的李范五花园却人人皆知。许多孩子走到这里都会奇怪地问，这里为什么叫李范五花园？如果是爷爷奶奶会给他们讲，哈尔滨原来有个省长叫李范五，是一位老抗联。他在位时，为黑龙江做了很多事情，老哈尔滨人都记得他。但是年轻一代的父母则说不出来什么。李黎力告诉本报记者，父亲李范五是穆棱人，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考入北师大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加入共产党。被派回东北开展工作后，先后在穆棱和宁安组织并领导抗联。李黎力说：“那时宁安县委就设在我姥姥家，父亲也住在我姥姥家，姥爷和舅舅是当地参加革命最早的，当时妈妈还小，是儿童团长。１９３６年，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到破坏，父亲退到苏联。父亲是１９３８年从苏联回延安的。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他们又回到黑龙江，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林业部副部长，林业部就是父亲亲手组建的。１９５８年，他再次回到黑龙江，任省长。。　　
“我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是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直到１９５０年才回国。他们的第一母语是俄语。他们也是哈军工毕业的，现在都已退休。”　　
李黎力是１９６１年考入哈军工的。她告诉本报记者，她出生于延安，当时父母为了革命，把孩子都当成了累赘。她的母亲也像罗东进的母亲一样并不想生她，骑马往地上摔，由于她命大，流产没有成功，但生下她后，父亲还是决定把她送给当地的一个孤身老乡。她被送走后，母亲想她生了病，父亲就替母亲到老乡家看看，一看才知道她病得快死了，这才又把李黎力抱回来。　　
李黎力告诉本报记者，她随父母来哈尔滨时，已是初三的学生了。她当时在哈二中（现三中）读书，她喜欢学理科，尤其是物理，所以，高中毕业高考时，她填报的志愿是北大和清华物理系。但却被学校保送上了哈军工的核物理专业。　　
李黎力说：“父母来哈尔滨后，我们曾搬过３次家，最后搬到文昌街转盘道附近的那个小院子。当时院里是平房，父亲当过林业部副部长，对树木颇有研究。他就自己在院子里栽种了许多树木，观察树木的生长。还种了一些蔬菜，每到夏天，他就光着脊梁，戴顶草帽，自己伺弄这些树木花草。每逢春夏，院子里开满鲜花。当时文昌街转盘道是一个街心公园，因为我们家住在旁边，就有人给它取名叫李范五花园，后来就流传开去。”　　
李黎力说：“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以身作责从不谋取私利的人。父亲曾说，他们那一代干部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如果稍有点私心，也不会坚持到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纯粹的革命者。所以，他们不可能谋私、不可能腐败。刚解放时，政务院给干部定级，我母亲参加革命早，政务院给她定了１０级，但我爸爸不同意，他说他周围的一些干部的夫人都没我妈妈级别高，他没法工作，就要求我妈妈找政务院请求降级，政务院的同志都很奇怪，别人是要求升级，我妈妈却要求降级。后来在我妈妈的一再要求下，给她降到１３级。我们到黑龙江后，每次调级，我爸爸都把我妈妈的名字划掉。直到我妈妈去世也没升级。我还有一位表弟，从佳木斯农机学校毕业，本来可以分配到城里当干部，但我爸爸要求他到乡下去锻炼，结果弄来弄去成了农民。还有一位表姐，想通过爸爸安排工作，爸爸没同意，‘文革’时她受别人的挑拨成为揭发我爸爸最积极的造反派。”　　
李黎力告诉本报记者，她与董良羽都是哈军工的同学，但不是同届。他们是１９６４年相识的。那一年，朱德和董必武来黑龙江视查，李范五全程陪同。他曾多次许诺女儿，带她去镜泊湖、带她去看原始森林，但忙于工作的他从未兑现过。这一次因为有许多哈军工的高干子弟和朱老总、董老一起去镜泊湖，李范五就带上了女儿就在这次旅行中，李黎力与董良羽相识，并互生情愫。从此，每逢节假日，董良羽就去李黎力家改善伙食。李黎力去北京也住在董老家。在李黎力的心中，董老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长者。　　
董良羽毕业后，两家父母本打算等李黎力１９６６年毕业后让两个年轻人结婚，可是，一切随着“文革”的爆发成为泡影。　　
说起“文革”，在一些记录“文革”历史的书中，曾记载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李黎力代表全国红卫兵登上天安门讲话的故事。李黎力说：“很多不是实事求是。其中由一位哈军工毕业生写的书中就把谣言的内容以极不负责的态度写进书中。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怎么还用造反派的观点讲这件事？这对我造成一种诬陷。我感到非常气愤。今天，我愿意用这个平台，澄清事实。”　　
李黎力告诉本报记者：“１９６６年８月，我到北京大串连，当时就住在董老家。那天晚上，在北大读书的董良羽的妹妹回家拿衣服，告诉我说明天天安门开大会，我就跟着她去了北大。当时哈军工来北京串连的同学也住在北大。半夜，我们就坐着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们哈军工的位置比较好。学校带队的是一系的一位干事，他来到队伍中说，一个系出来一个人有事。点到我们二系时，点了几次都没人出来，后来我发现，二系只有两个人：我和一位男同学。我们俩谁也不想去，后来我拗不过他，我就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后来我们被带上了天安门，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大家都非常好奇。这时过来一个人问我们是不是哈军工的，我一看这人是吴德，他在延安枣园和吉林工作过，一看见我就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说认识。他就问我们当中谁去讲话？一听说到天安门上讲话，我们全愣住了。我们谁也不敢去，这时带队的就指着我说，你去吧！我说我不去，不会讲话，他们说没关系，表表态就行。我就拉着一位同学去写讲稿，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就写了几句口号，拿着半张纸就上去念了。当我念完就傻了，没结尾。我就喊了几句口号，一转身，毛主席站在我身后呢，于是毛主席和我握手，新华社记者就拍了照片。　　
我们回到哈军工驻北京办事处，给学院拨电话，把过程讲了一遍，我还特别补充了一句：这是毛主席对咱们哈军工全体革命师生的支持。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八八团（当时哈尔滨的红卫兵分为两派——造反团和八八团）的，他们为了树立八八团的形象，就说我是八八团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八八团的，在我去北京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八八团是怎么回事。这下造反团不干了，他们就到医院把正在住院治胃出血的父亲揪出来，说我爸爸派我到北京天安门是为他捞政治资本。其实上天安门讲话很偶然，我住在董老家，连董老都不知道我上天安门。”　　
从此，李范五省长被打倒并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直到１９７６年才获得“解放”。１９６７年，造反派又编造罪名将李黎力也抓进监狱，关了４个月。为了使董老和董良羽不受牵连，李黎力忍痛提出与董良羽分手。从此，李黎力与董良羽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而那时，董老的小儿子在北京也莫明其妙地被关进监狱。面对爱子，董老爱莫能助。　　
李黎力说，从监狱出来后，同学们已分配完了工作，因为受父亲影响，专案组一直不允许给她分配工作，直到１９６９年，在她的要求下，才给她分配到母亲的老家宁安县。开始在农村插队，修水库，干农活，后来分到县农机厂，直到１９７６年才在同学的帮助下，调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董良羽与李黎力失去联系后，李黎力一直杳无音信。１９７２年，董良羽才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结婚。李黎力也是很晚才结婚。他们各自成家后都有一双儿女。后来，他们各自的生活也都过得不幸福。１９９０年，离婚后的他们才重又走到一起，面对迟来的幸福，两人都很珍惜。　　
谈起家乡黑龙江，李黎力很感慨。她说，在这里我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这里也曾留下了许多痛苦回忆。    　　
１９７６年我离开这里时曾发誓，死也不再回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我对黑龙江还是故土难离，感情到很深。而且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分别撒在了松花江、穆棱河和镜泊湖，而且母亲去世后一部分骨灰也和父亲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穆棱。这样，我几乎每年都回黑龙江来祭奠父母。有时路过哈尔滨，也会住几天。现在，哈尔滨变化太大了，留在我记忆中那些美丽的小洋房没有了，真的很遗憾。　　
　 　
董老的后人　　
董老有３个儿女，按照家谱，属“良”字辈，董老又给他们每人的名字都加了一个“羽”字，意思是展翅高飞。大儿子董良羽，女儿董良（打不出来），退休前是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次子董良翮在一家公司工作。在董老的孙辈中，董良羽的两个儿子，家教特别严，现在，他们都学有所成。李黎力说，在董必武的孙辈中没有当官的，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的普通人。　　
李黎力说，退休以后，董老的家乡成立了董必武研究会，董良羽回到武汉参加研究会的工作。２０００年，董老的骨灰也迁到家乡安葬。一年中，董良羽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李黎力则武汉北京两头跑。董良羽说，我只要身体允许，就多做一些事情。李黎力说，退休以后，儿时的伙伴又联系起来，我们一家与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两家走动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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