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聚焦董必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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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董必武后人作者：周　燕 字体： 【大 中 小】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儿子。
　　２８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当《中华儿女》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董必武后人的时候，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我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采访一：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９时地点：北京玉蜓桥东南侧麦当劳餐厅受访者：董良羽
　　（董必武之长子，１９３８年３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９３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上午８点５０分，我比约定时间提前１０分钟来到位于北京南二环玉蜓桥东南侧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在靠玻璃窗的位置坐下，正要拿出我的标志物---一本《中华儿女》杂志时，一位６０开外、皮肤微黑的男同志微笑着向我走来。不错，是他。中等身材、戴眼镜、身穿一件藏青色格呢夹克，这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特征。我立刻站起身来。
　　"你来得早呵。"他首先向我打招呼，声音低沉沙哑。
　　"您也不迟。"我礼貌地回敬了一句。
　　"当兵的出身，向来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我笑了笑，表示赞同。
　　"你先坐着，我去买些饮料。"董良羽向购物台走去。当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摆放在小餐桌上时，我们的谈话便开始了。因为我们事先在电话里已经有过交流，采访的话题便单刀直入：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出生时，父亲已经５２岁了。当您第一次认定眼前这位蓄着胡须的老头儿就是自己的父亲时，您是什么感觉？能不能谈谈你们之间的父子情？
　　"我是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１９３７年９月，他离开延安，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赴武汉领导长江一带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父亲明明知道母亲生了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买粉红色的小裙子呢？我想，只能用父亲太高兴了来解释这件事。
　　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他让我叫他爸爸。我就是不叫，也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妹妹良?是１９４１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住的窑洞又小又黑，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为了享受天伦之乐，父亲经常让我坐在他的肚子上为他捋胡子。每当这时，他那两撇银须便微微翘起。我熟练地左边捋三下，右边捋三下，再顶顶脑门，亲亲嘴。父亲得意的样子，至今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也许是我一生感受最深的父爱吧。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起初，他教我背诵唐诗和《九九表》。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后来，他又教我背前、后《出师表》，背《正气歌》。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记得上高中时，我除了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功课，还要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他要求我全文抄写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如：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不仅要抄，还要背下来。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既然父亲不可亲，您就谈谈父亲的可敬之处吧。"我打趣地说。
　　"自觉革命。"董良羽用四个字高度概括了父亲一生最突出、最可贵的品质，语气坚定，掷地有声。我父亲不是由于饥寒交迫才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在参加党的"一大"前，他已经是湖北省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了。父亲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１８８６年３月５日，父亲出生在湖北黄安县（现红安县）县城南街一个穷教书先生家庭。我的祖父和四爷爷都是秀才。教书、手工劳动、开小铺，一直是我们老董家主要的生活来源。家里不富，但也不是吃不上饭。这种劳顿生活，使祖辈与穷苦知识分子、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光绪十年至二十五年间，科举制度盛行，名门望族自立学馆，聘塾师，学俸特别优厚。祖父和四爷爷品学兼优，文名甚噪。本县和邻县的学馆争相延聘，名人学士也愿意与他们相交。但他们不为优厚的学俸所动，每年春节回乡，从不到官府、名门拜访。幼年的父亲在勤俭诚朴的家庭里受到良好的熏陶。
　　１９０３年，父亲考中秀才，随后又到武昌应乡试，即考举人。初到武昌，他感到事事新奇。一天，他和一个同乡路过巡抚衙门，因好奇在门口观望，被衙役诬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从此，父亲恨死了当官人。乡试前夕，他怀着满腔怒火，挑着行李，弃考回乡，与博取功名做官的道路彻底决裂。
　　追求真理，自觉革命，在我父亲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但他对新思想的追求和接受，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父亲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最初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后来又追随孙中山，成了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自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便转向共产主义。１９２１年，参加党的"一大"时，他３５岁，是１２位"一大"代表中年龄仅次于何叔衡的长者。红军长征时，他已经５０岁了。历尽千辛万苦为了什么？信仰共产主义，至死不移。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
　　"董老不愧是我党开天辟地的一代英杰，您认为父亲留给你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怎样做人。父亲不是说教，而是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一度，父亲在党内的位置并不显赫，他却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党派他去武汉开辟南方局的工作，后来周恩来、王明、叶剑英去了，他就退到次要地位。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统战工作，以忠厚长者的风范和渊博学识，广泛交友，感动了各界人士……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５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同意董必武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父亲曾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党中央进入西柏坡后，父亲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一年后，华北人民政府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父亲又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国第一版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就是我父亲写的……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听到这儿，我眼前一亮，抢先解释说："‘布头‘：党把他补在哪儿，他就牢牢地贴在哪儿。‘龙套‘：尽管他功勋卓著，却谦虚谨慎，永远把自己看成配角。‘老牛‘：俯首甘为孺子牛。"董良羽笑着点了点头："是这个意思。"
　　"良羽大哥，您是少将军衔吧？"谈话一开始就憋在我心里的这句话，总算冒了出来。
　　"不是，１９９３年，我就退休了，退休时是大校。"我感到惊诧："不是说，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领导人每家出一个将军吗？你们兄妹三人只有您一个军人，我推测，您应该是将军。"
　　"有没有这条规定，我不知道。"董良羽呷了一口咖啡，表情平和地说。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５５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在此期间，您没有想过下海经商吗？"
　　我从来没想过发大财，按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是胸无大志吧。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地空导弹部队做技术工作，后来搞作战。赚大钱，我不懂，你给我一百万元，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呢。我在这方面没本事，长期在作战指挥所值班，一个星期，三个人轮班，一人值班两天多，每次都是２４小时。别的地方我也不去。国家需要，战备需要，这工作就得有人干。
　　我兴奋地合上笔记本，激动地说："太好了。父亲是自觉的革命者，一生追求真理，给予儿女最宝贵的财富是做人的真谛。良羽大哥，我还想看看有关董老的书，也许对全面了解您父亲和您的家庭有帮助。"
　　"走吧，跟我到家里去坐坐。我那儿有一本《董必武传记》，还有一本良?写的《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我跟着董良羽走出麦当劳餐厅的后门，穿过商城长长的走廊，七拐八绕，来到方庄小区一幢普通的高层居民住宅前。"如果，我只告诉你这个楼号，你可能要在小区转上半天。"董良羽诡秘地朝我一笑。
　　我恍然大悟。原来，良羽大哥约我在麦当劳餐厅见面是担心我找不到他的家门。
　　采访二：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４日上午９时地点：中国文联大楼董良
　　办公室受访者：董良?
　　（董必武之女，１９４１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想把董家兄妹集中在一起进行电视访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董良羽经常外出，董良?工作太忙，董良翮又在广州经商。摄制组只好分别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了。
　　看过董良?写的书，看过她学生时代的照片，又看过别人写的关于她的文章，我印象中的董良?是一位朴素、传统、泼辣、干练的女书记。然而，当你走近她的时候，这位皮肤白?、身材苗条、谦和文静、端庄秀雅的知识女性又会给你一种温柔、细腻、深邃的新感觉。
　　"我刚搬进新家，东西都捆着呢，根本迈不进去脚。本来应该在家里和你们谈谈，现在只好在单位了。"一见我们，董良?便十分抱歉地说。
　　董良?的这间办公室有３０平米左右，东边一面墙是满满当当码放整齐的书柜，书柜前是办公桌和电脑桌。一切准备就绪，电视记者开始采访，我和场记坐在摄像机后面的拐角沙发上，开始各自的工作。"您是１９４１年出生的，和许多领袖的子女一样，在建国前，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您能谈谈这段经历吗？"记者问。
　　"……"
　　"董老是晚清秀才，您又喜欢文学，在这方面，一定受益匪浅？"
　　"……"
　　"您和弟弟的名字用的都是文言词语。‘?‘字和"翮‘字，一般人不查字典都不认识，甚至在微机的词库里也找不到。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寓意？"
　　我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深奥，都是从羽毛的"羽"字引申的。
　　哥哥良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屠杀中国人民，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有两个意思：一是飞翔；二是文言词语，古书中指一种长着五彩羽毛的山鸡。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翮"是鸟羽的茎状部分，中空透明；在文言词语中，指鸟的翅膀。"振翅高飞"这个词中，"振翮"二字就是抖动翅膀的意思。过去，弟弟的同学都把"翮"（he）字误念成"戈"（ge）音，叫他董良戈。后来，父亲也习惯了，也"良戈"，"良戈"地叫起来。如果按he拼音，"翮"这个字在微机中能够找到。"?"就要造字了。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１９７０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物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８４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
　　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当然，他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成为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但他最希望的还是我们能够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
　　"我看了您写的《回忆我的爸爸董必武》，虽然都是一个个小故事，但感情真挚，寓意深刻。您能不能讲讲您家搬进、搬出中南海的事？"
　　１９５３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一片绿阴；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枣；冬天银装素裹，别是一番趣味。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这些事就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
　　他又拨开中指："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到最高人民法院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这次搬家大约是１９５８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我们家后院北墙上那一排大窗户，便是王稼祥叔叔家院的南墙。沿着这道南墙有一个走廊把三面的屋子联在一起。王稼祥叔叔常常在那个回廊里散步。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１９６７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时年７５岁的老父亲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了。我家的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家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去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
　　１９６８年初春，我们搬出了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把双手扬过头顶，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搬进中南海，是因为父亲想减轻中央的负担，搬出中南海，也是想为中央减轻负担。他不是为自己怎样过得舒服考虑，而是为国家，为党中央着想。
　　"父亲在世时，您经常陪他散步，你们父女之间有许多交流是吗？"
　　父亲是我人生的老师。他没有伟人的架子，非常注意体察生活，处理问题很有哲理。从他那里，我能学到许多东西。
　　记得小时候，我们剪指甲都是用剪刀，指甲刀很难见到。一次，我借用父亲的指甲刀，不小心弄坏了。我很害怕，因为父亲很爱惜东西，我怕他批评，迟迟没有还给他。后来，父亲问起指甲刀的事，知道我是因为不会用才弄坏的，没有批评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教给我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后我遇事就会想一想，对一个人，一件事，不能只看结果，要调查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很困难。父亲的毛笔头掉下来，他就把它保存起来，外出散步时，看到树干上流出的树胶，就叫我们用小刀割下来，回家粘毛笔。我们每次打电话之前，父亲都要我们用笔列出提纲，不要聊天……父亲很勤俭，他不觉得他是国家领导人就可以铺张浪费。他的做法，从现在看也许不合适。现在提倡刺激消费，扩大再生产。但在那个时候，节省每个铜板都是为了国家。现在国家的经济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也要更新。在老一代的教导下，我们艰苦朴素惯了，怎样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您已经６０岁了，马上就要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后，除了全国政协的工作，您还想做些什么？"父亲去世以后，很有几个单位的同志找过我，或者把我们兄妹三人召去开座谈会，谈父亲的艰苦朴素，谈他的好学，谈他教育子女等等。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作为他的女儿，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都觉得很遗憾。父亲有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路程，５０年生活斗争在前线，有多少东西值得记载下来，传给后人。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老从一位晚清秀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新华文摘２００２·５ 人物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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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９人；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１９４９年的开国大典，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共‘一大‘代表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除了时代造英雄的大环境外，有哪些内在因素，使董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我又向董良?提出这些我急于想知道的问题。
　　我认为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自觉革命。深刻的东西，并不一定要亲身经历，只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分析，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１９０３年，父亲在应乡试时，遭到的那场恶打，使他感受颇深。这么庞大的清王朝居然怕百姓怕到这种程度。这样的统治还能继续下去吗？他看清了满清朝廷的腐朽无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我想，也许这就是父亲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思想起点。
　　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因为他自己有过作为就停住脚步，总是不断地发现社会的矛盾，自从认准了人生目标，始终站在历史前沿。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还在学习。病重的时候，饭都不能吃了，他还在看马列著作。那时，"四人帮"还在肆虐横行。父亲临终前，留下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再一点，父亲正直无私，从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北伐战争期间，由于父亲在国民革命中的资历和威望，以及在湖北深厚的群众基础，蒋介石为了控制武汉，曾用卑鄙的手段拉拢我父亲，几次派人送来金钱和衣物，都被父亲断然拒绝了。父亲让来人给蒋介石带话："我们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地位。只要蒋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是拥护的。"父亲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早有察觉，曾拍案说："蒋介石是个流氓，配领导中国革命？。"
　　父亲的无私还表现在从来没有把工作分成重要和不重要的，不觉得创始人是一种资本。长征时，他是红军干部团家属连连长，每次分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一间最差的房子留给自己住；一次，大部队撤走了，家属连的一个女同志要生孩子，父亲一直等到她的孩子生下来，安排担架把她送走，又做了一些善后工作才离开。这时，敌人已经进村了。
　　无私才能无畏，父亲将这种无私融入自己的事业，一贯耿耿忠心，无私奉献，受到全党同志的拥戴。父亲从党的"七大"到他去世前，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十大"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您的父亲是否碰到过挫折，是否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我接着问。
　　我在回忆父亲的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那涓涓细流不一定要碰到巨石、高山、悬崖才改变流向；也许仅仅是一块小石头或者一个小坑坑，就使那细流改道而去……人生的道路正是这样"。
　　虽然，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已经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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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三：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日上午９时地点：北京方庄小区董良羽家受访者：董良羽、董良翮
　　（后者：董必武的小儿子，１９４５年生于延安，１９６９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真没想到，董良翮能与哥哥董良羽一起接受电视采访。接到一纸传真，董良翮便乘飞机从广州赶到北京。大哥的权威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证实。６０年代，在北京市中学生排球联赛的赛场上，我曾见过董良翮大力扣杀的身影。"文革"中，他又是西城区红卫兵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下乡务农的消息，是在他干出成绩、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才见报的，"老三届"的同学们都很关注他。这十几年，身材细高的董良翮始终是一副学生打扮：学生头，透明塑料架的学生眼镜，一身洗得发白的军便服，直到他担任县委副书记，还是那个样子。
　　眼前的董良翮依然很朴素。风霜岁月的磨砺，特别是他鼻梁上那副金属架眼镜，使他老成了许多，看上去风度翩翩的，只是回忆在父亲身边快乐的往事时，脸上又会闪烁出童年的笑影。
　　"您是董老最小的儿子，与哥哥姐姐相比，您是不是备受父亲的宠爱？"记者问。
　　"可以这样说吧。"董良翮毫不隐讳地回答。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工作很忙。我真正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不像老百姓家庭那样朝夕相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您的父亲在‘文革‘中并没有被打倒，还是国家副主席，后来还担任了国家代主席，凭他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您完全有条件当兵、进工厂或者找一个相对合适的工作，您为什么要选择下乡务农，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呢？"
　　我原来是想当兵的，但在当兵途中被监视，被囚禁了。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这是一切善良的人所想不到的。
　　"文革"开始时，父亲已经８０高龄，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也没有被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放过他。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他也没有问为什么。我更是满腹疑团。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先是无人接待；后是接待我的人对我"投案"的事表示疑惑不解。我们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没想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我立即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去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那年，我２１岁。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１９６８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我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务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的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良翮和良?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黄永胜司令员来住地找你父亲单独谈话。他说，中央命令逮捕良翮归案。原因不清楚。"其时，即使我不回北京，在广州入伍，也是要被软禁的。
　　这次，我被关了半年多。在狱中，从来没有人审问过我，甚至连问都没人问。上边要求被囚禁的其他干部子弟写认罪书，而我只是写思想汇报。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一天，我被释放了，当我见到父亲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父亲明显地苍老了，耳朵显得重听，步履也有些蹒跚。
　　父亲严肃地问："究竟为什么抓你呢？"
　　我反问父亲："怎么，你不知道？。"
　　父亲无言地望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感到很委屈，流着泪对父亲说："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家问你父亲去。‘"
　　姐姐说，父亲在广州听说我又一次被江青、谢富治一伙逮捕时，枕上口占《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董良翮生于乙酉年，即１９４５年---作者注）：
　　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痛。！
　　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
　　飞试曾折翼，语频或失声。
　　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练习书法时，就书写刚刚做出的诗。为了不被别人认出这些诗，他就横着写、竖着写，把整张整张的报纸涂成墨色。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母亲的记性也不如以前，开始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性情变得很烦躁，常为一些小事发脾气。
　　"文革"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林彪被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元帅，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等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搞了"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那批人用"走资派"，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父亲是我党党龄最长、年龄最长的党员，遇到过许多大风大浪，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他都经历了，都胜利地闯过来。父亲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因为我被无缘无故地关押，家里连我在哪儿都不知道。年逾八旬的老父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整夜不能睡觉。母亲几次提出要给我送衣服，父亲很谨慎，最后经过公安部同意，由哥哥给我送去的。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６６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在踏踏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为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让组织重新了解、认识、考察我。
　　"您在农村是否得到关照？中途是否有打道回府的想法？"
　　我下乡的事，一时成为全家关心的问题。湖北红安老家，我从未回去过。母亲在川北山区的老家，虽然比红安县强些，但离北京太远。父母毕竟年迈体衰……思前想后，我最后决定"投亲靠友"，去河北省晋县贺家寨务农。
　　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送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蓝铅笔。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父亲没有对我讲今后怎么办，只是嘱咐我，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安心务农。
　　离校时，我２４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贺家寨比较偏僻，当时是晋县的一个后进队。我和爱人在社员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土屋里安了家。我们把行李卷往土炕上一放，就忙着给房东大娘挑水扫院子，第二天一早就下地干活。从这天起，我们和社员一样干农活，下大田，干得很努力。下乡一年多，没人知道我们是干部子弟。头一年，年终决算时，我们两个人只有七角钱结余。母亲听了，很心疼，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父亲却笑着连声说："这是刚刚开始嘛。"
　　１９７１年麦收后，年迈的母亲来贺家寨看望我。母亲到的那天，我本想找个大车去接她，又怕影响生产。正巧，队里要到车站拉化肥，我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一事两就。我拉着车走了３０多里路。我们母子见面时都格外高兴。我让母亲坐上拉化肥的小车，自己拉着回贺家寨。不巧，半路上车胎突然压崩了，老母亲只好下车步行。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为了不使车胎被轧坏，我用手抬着坏了的车脚，一个轮子着地，走了８里路回才到贺家寨。母亲从这些细小的地方，看到我思想感情的变化。她感谢贫下中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母亲在农村也不拾闲，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打猪草；晚上，走东家，串西家，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
　　１９７２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扩大肥源，培育良种，实行科学种田，虽然遇到严重的干旱，仍然夺得粮、棉、果、菜全面丰收。队里还购置了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电动机等农机具。
　　我在农村干了１０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１９７３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会议多、工作忙时，我就打夜班，做零工；清晨在饲养棚喂牲口；午休时到队里起圈；晚上和社员一块改畦。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１０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董老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您的未来有什么交代吗？"
　　"对于我的未来，父亲没有说半句话。他还是让我按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在农村劳动。"
　　"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农村的？后来，又做了什么工作？"
　　１９７９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经商对人的人品道德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考验。在经商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没有违规操作，也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大发其财，只能说是小康吧。
　　"如果父亲健在，知道您在经商，您想他会反对吗？"记者问。
　　坐在董良翮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的大哥董良羽敏感地接过话题。
　　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我们是当兵，还是上学，都是自己决定的。父亲都没有干涉。他相信行行出状元。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虽说他是元老，但不是老朽。他一生都代表社会的进步思想，始终支持社会进步，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很超前。他对经商未必不了解，但他不会坚持旧的传统观念，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他管经济工作时，就提出搞托拉斯，就像我们现在的资产重组一样。后来，他年纪大了，即使没有具体工作，也要找点事情做。父亲是学法律的，很想健全国家法制，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能做到。后来，他又搞植树造林，推广沼气，为子孙万代造福。
　　访谈结束了，摄像镜头从董良羽家的客厅、书房一一掠过，收录下儿女们珍藏的董老的墨宝、书信、藏书，以及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幸福瞬间。
　　董良羽的夫人李黎力不愧是一位理家的好主妇。１５０平米的家居被她布置得井井有条，和谐温馨。虽然已是冬季，阳台上、房间里处处是一片绿色。稍稍留神便会发现，女主人喜欢用一束束繁密、淡雅的小花装点家居。
　　她告诉我："每到夏天，哈尔滨郊外漫山遍野都盛开着这样的小花，白色的、淡紫的、浅黄的，可好看了。１９６４年夏天，我的父亲李范五（时任黑龙江省省长）陪同朱老总和董老在黑龙江视察。因为放暑假，子女们有机会跟着老人们到处走走。就在那次，我认识了良羽。一次，我们在郊外游玩儿，良羽送给我一捧他亲自采摘的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野花。这种植物生命力极强，寒冬过后，又是密密丛丛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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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董必武儿女，聚焦董必武后人，震撼我心灵的正是董必武这位开天辟地的杰出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留下的坚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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