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镜天：我的中学，我的老师，我的三天半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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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者按：本文以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白镜天”除外）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了六六年文革中“抓五七式右派”的“资反路线”在“我的中学”对“我的老师”所强加的“百日恐怖”。揭示了“资反路线”的残暴和反动。同时指出，邓小平的《全盘否定》（“简单否定”）如同倒掉有死老鼠的一锅饭，让后人永远记住“那锅饭是臭的”，却忘记那死老鼠及将死老鼠仍进锅里的贼。《全盘否定》就是以这种卑劣手法企图让人民忘记“资反路线”，以达文过饰非，掩盖《全盘否定》炮制者本人的历史罪责。  


我的中学，我的老师，我的三天半文革

（白镜天，二零一六年，六月，于北美寒舍）

（一） 命运少年

  六三年的暑期特别热。庄家地里的玉米有七尺高，八百里秦川被连片的玉米地装扮成一片禄色的海洋。田埂上一个少年被淹没在海洋里，一个人在孤独地割猪草。忽然，小堂弟在远处的吆喝声让他停下了手中的镰刀：“哥，你在哪里？你老师来了，说你考上‘长寿’了。婶子让你快回家”。我装了猪草，背上背篓，提起镰刀，同小堂弟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小堂弟从我身后一会绕到我左边，一会绕到我右边，总在注视我的脸，总想在我脸上找到高兴，找到快乐，找到得意。似乎要我把镰刀仍向天空，欢快地高高跳起，他才满足。但是，小堂弟失望了，他始终未能找到“高兴”“快乐”或“得意”。

  五十多年后，那个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但我始终不明白，小堂弟未能找到“得意”，是我少年老成，太城府，还是榆木疙瘩，太麻木。被时被刻，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我将有最好的中学，我将碰到最好的老师。老爸对我“赶牛车，当地主， 在家守候他那祖传五十多亩地”的人生规划彻底化为乌有。

  同小堂弟回到家，三位初中老师满面笑容，高兴地向我祝贺。同在校时的严肃，威猛完全判若两人。他们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汗水侵透了脏兮兮的衣服，裤腿卷在漆盖上，满是窟窿的旧布鞋装满了黄土，两只手臂被夏天的烈日晒得油黑油黑。不过，塌垃的旧草帽下还是那双虔诚，满怀感激之情的双目。

  八月二十三清晨，娘早早地让全家吃了早饭。爹背起娘给我作的新被子，我提着网兜里的脸盆，跟在爹后边，踏上了去“我的中学”的路。去火车站的三十里路，爹只管走路，没对我说一句话。然后坐了四十分钟火车，走了十几里的大街，找到了座落在西关外半山腰的“长寿中学”。六三年，国家开始搞重点，“长寿”是省重点之一，从十三个县区招收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再也不是只在诚里就近招生。校门口传达室的老头接待了我们。爹放下被子，转身就走。他要赶火车，要天黑前赶回家，报平安，让俺娘放心。

  学校规定三天报名时间，八月二十三是第一天，我竟然成了一百六十多名“重点”新生中第一位到校者。这惊动了校长李生民，他匆匆忙忙地走出东校楼的办公室，三步并做两步赶到传达室。他身后还有俩位要升高三（六四届）的女学生。李生民校长高个，微胖，和蔼可亲。就因为他治校有方，半山腰的“长寿”才赢得“重点”，而名正言顺，座落在市内的“宝中”反而落榜，这让“宝中”的全体师生大为失落。


  李生民校长，两位学姐等，总共七，八个城里人围着我，看着我。他们意识到我这穷乡僻野来的农村娃不会和人交流，怕我紧张，也不多问。我观察着他们，尽管不说话，但眼睛紧张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眼球后面的脑细胞在飞速地旋转着：他们嫌我土？他们嫌我脏？他们嫌我笨？。。。我不会说话，我不会讨好。。。但我会考试，会考100分。我终于找回了一点自信。

  李校长让两位学姐帮我拿行李，送我去新生宿舍。学姐都是诚里人，很漂亮。脸蛋嫩的象熟透了的苹果不掐都出水。两人身材都较丰满，一个高，一个矮。高个小圆脸，白中透黄，扎两短辫；矮个大圆脸，白中透红，两根辫子又粗又长，几乎垂过屁股蛋。她俩一个拿被子，一个提脸盆，又说又笑，我跟在她们后面。随着学姐们脚步有力的前后迈动，矮个的两根大辫子很有节奏地敲打在她那滚圆的屁股蛋上，伴随着学姐们银铃般的欢声笑语，真比得上古印度打击乐的美妙。一个十六岁少男那纯真的情窦第一次被打开了，也开始了这之后长达十五年“癞哈蟆想吃天鹅肉”的奢望。这十五年是残酷的（不过，这不是本文的正题）。

（二）难忘老师

  我的老师多数来自南方，他们克服家庭困难，留守西北，支援贫困，改造落后。像我等西北后生们，一生都得益于他们的无私奉献。良心在迫使我要永远记住他们，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白纸黑字上，要把他们的贡献和委屈传遍天南海北，传遍大网络。

  我的老师是最优秀的。多数或因为不是党团员，或因为白专思想严重，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大学毕业未能留校，被贬到中学。他们人品正派，勤恳敬业，为人师表堪称楷模。他们多数在文革中遇到“百日恐怖”，精神思想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折磨。他们每月48.5元的工资二十多年不变，从节俭的生活中累积的那一点点退休积蓄，在改革大潮工薪阶层工资长幅超百倍的冲击下，被洗劫一空。他们不得不重新工作，从零开始。否则，无钱赡养老人和给儿子娶媳妇。（以往的积蓄也只够给要出嫁的心爱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这种成倍的滥发工资，同蒋介石时代用金圆卷抢劫人民财产如出一辙。我的老师们终其一生尽心尽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老天不公啊！

  语文课老师朱映兰：开课第一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朱映兰走进教室。他五十上下，矮个，很精干。人称西北教育家。过去他都是高三语文老师，从我们这届开始李校长要他带我们语文课从高一直到高三。李生民校长要我们这届三年后“放卫星”。朱老师刚送走的学生（六三年考大学），有一位，名叫祁念曾（又言祁念东），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那个年代，北大清华在陕西每年总共招生不过十名）。文革中祁念曾回“长寿”‘煽风点火’，我有幸见到他，一表人才，口齿伶俐，不带讲稿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后来祁念曾去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自然会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作。王关戚倒台后，祁念曾带着他那漂亮的北京太太和丈母娘回到宝鸡，开始了“苟且偷生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瘾居生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朱老师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写在黑板上的第一行字。要求我们给语文课准备六个本子：作文本，周记本，读报本，习字本，古文翻译本，课堂笔记本。“字无百日之功”是他的又一名言。每天坚持在习字本上恭恭正正地写一百个字，百天后字体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是他第一堂课传授给我们的又一名言。他要我们多读书，多读报，将读后感写在读报本上。他订阅报纸，贴在教室的后墙上，让我们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时间读段小篇。他说，祁念曾同学当年就是这样成才的。他组织学校的诗歌比赛，“一夜东风诗满墙，李白杜甫愧难当”。他讲解古文，每堂两段，下课前最后五分钟每人都能背诵。如果有人背不下去，他会说，这堂课我没有讲解好。他教我们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我一段人生的写照（见后）。他传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

  第一堂课后，朱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给我说，你数学学的好，考了100分，语文你也能学好！当时的我，非常明白，朱老师知道我语文很差，个别谈话，鼓励我迎头赶上。（多好的老师啊！现在回忆起来都掉眼泪）。在我一生，始终认为，将一个聪明孩子教成一个聪明学生，那不是老师的能耐；能将一个笨孩子教成一个聪明学生，那才是老师的真本事。朱老师就是这样的好老师。短短的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古文翻译和语文基础知识完全赶上了班上最好的同学。作文有很大进步，但还是不行。我知道，作文同理工科一样，要有那份天赋。我没有，我只能努力。

  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对现代工厂一无所知。朱老师利用星期天带全班同学走了十几里路，跨过渭河大桥，到秦川机床厂参观。庞大的车床，高耸的钻床，还有那紧挨天花板的天车，等等，真让我们农村娃大开眼界。在那里也是我今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上海人。他们离乡背井迁移到西北，建设大三线。

  高一高二物理课老师王钟宇：河南南阳人。（因出身未能上北大）西大毕业后去宝鸡大学任教。宝大下马后，贬至长寿。六四年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行书书法非常漂亮，板书全国无人能比。班上有好几位都在学他写字。他特别教我每章都要写总结报告，总结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公式，大概有十几页。他会很仔细地批改。我是学习委员，负责交作业本，他会利用我去他房间的机会又给我讲很多，那个情景至今难忘。因为王钟宇老师曾告我，聊天说闲话是最浪费时间的，因此我至今拒绝加人微信。王老师让学生勤思考，多问问题。记得有一次同学们蹲在饭厅的地上围成圈吃午饭，每人一碗菜两个馒头，看见馒头我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无人回答。“馒头为什么有皮？馒头皮同苹果皮作用一样吗？形成机制一样吗？热馒头为什么是软的？冷馒头为什么是硬的？热馒头为什么不容易掉渣？冷馒头为什么容易掉渣？蒸馒头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将馒头晒干，磨成粉，还能再蒸出馒头吗？”。是的，“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一百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完”。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这样的傻瓜不止我一个。王老师的名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难”让我终生难忘。


  王老师也是晚婚，太太青岛人，高俏，白净。石油机械厂的电工。在一次中午饭期间赶修车床，亡于事故。留下两个小学女儿。用王老师的话说，两个孩子最可怜。开放后不久，王老师亡于心肌梗死。真乃天妒英才。

  立体几何课老师孙谦益：外省人，年长。上几何课从不用直尺，圆规，三角板，就三根筷子长的细棍，夹在书里，书夹在左腋下。右手拿红蓝黄白粉笔。托双陈旧的皮鞋，说话板书满条斯理，绝佳的“启发式”教学，全国无人能比。有同学让他猜高考试题，他说很好猜：“你认为哪章哪节不清楚，高考试题准在那”。那同学失望的不以为然。然而我却觉得孙老师猜的非常妙，充满了辨证思想。

  高一代数课老师李登换(名字或有误）：年轻，北大毕业，爱打篮球。数列极限级数比较难懂，期末考试班上就两个100分，我和我的同桌。

  高二代数课老师唐兴旺：湖南人。排列组合是他教我的。课讲的非常好。

  解析几何课老师疗可常：广西人，瘦高，其弟当时在北大数力系任教。毕业考试半堂交卷，我得102分(满分105）。

  高三物理课老师徐宗尧：57年北师大毕业，上海人。回答问题从不含混，简单明了清晰，要么就说不知道（这是我衡量一个教师专业知识是否扎实的标尺。专业知识差者，对学生的任何问题都会胡乱说几句）。我在他房间坐在床头桌边，看他批判全年级毕业试卷。到我的答卷，他给我98分。因为两道很小的附加题，有一道最后一步加减出错，扣两分。我说附加题没有分我没有检查。徐老师说，高考若有附加题且不给分，可不做，但要做就得做对，做不对就要扣分。说得我心服口服。（98分也是全年级最高分）。我问徐老师，我比你们上海中学生如何？徐老师说，“你比不过南方学生，那里有非常聪明的”。多好的老师，实话实说，让我终生难忘，我从此知道我有几斤几两。偌大中华，三人行都必有我师，何况江南才子，多如牛毛。

  高一俄语课老师张景林，北京姑娘，二十四，五岁。北师大地理系高材生。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被分配到陕西师大。大约一年后，被排挤到长寿。俄语课教的很好。张景林老师很漂亮，也很会打扮。衣着干净美观。两根长辫总是疏理得非常整齐优雅。她的身姿，她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纠正同学们的发音，将我们一个个领到她房间，聆听留声机，较正发音。（实在不敢想象，那时的我们，一年不洗一次澡，浑身散发着汗臭味，张老师为了教我们成才，让我们去她房间，她不嫌我们脏，不嫌我们臭。）

  高二俄语课老师田畬：高个。讲课很好。后早早调离，文革期间不在长寿。

  高三俄语课老师张吉祥：矮个。苏联专家翻译出身。课教得很好。

  三角课老师汤兆玺：高个。讲课认真，细致，清晰。

  政治课老师兼高三班主任杜兴运：陕西商洛人。我那一点点辨证法的概念都是他教给我的。我入校前已是团圆，不再要求进步，有白专思想，特不喜欢政治课，班主任杜老师自然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他从没有流漏对我的不满。而他却是要求入党最积极的老师。

  化学课老师禄淑芬：个子很小，爱说爱笑很阳光。拿着正在发生化学反应的试管像小燕子一样在教室里来回穿梭，让同学们逐个一睹化学反应的奇妙。她有一个大脑袋儿子，我见时就一岁多，脑袋真大，很聪明。我那时真难想通，她那么小的人，怎么能生出如此大脑袋的胎儿。也因此让那时的我对女性产生了无比的尊重。

  三班语文课老师史文斌。同张景林老师一样，从陕西师大被排挤到长寿中学。同朱映兰老师一个年纪，写得一手好字，语文课教的很好。我的好友王全兴和谢长禄在史老师班上。王全兴和谢长禄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们一起考入长寿，68年他俩参军。王全兴后来是省委书记秘书；谢长禄是县长。双双两袖清风，上世纪末就远离官场。我对他俩的遗憾是他们未能上大学。

  高三俄语课老师罗继华：没有给我教过课。瘦小的南方人，特爱干净。从透过窗户的一束阳光里她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灰尘，因而坐在房子备课，总是头盖一片小手绢。

  英语课老师杨文江：在师大一附中给我太太教过英语。后到长寿，长寿唯一的英语老师。我终生都忘不了第一天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介绍他的情景。那时的我多么想跟他学英语。然而只有初中两个班开设英语课。

  生物课老师刘震鹏：初中老师。南方人，年轻活泼，眼睛特大。文革中无事，他在东西校楼前种了许多苹果树。他站在梯子上修树枝的情景历历在目。


  体育课老师魏献帮：矮个，百米运动健将。待人很实诚。

  实验室管理员严艺观：杭州姑娘，文弱贤惠。她将实验室管理得有理有条。

  美术课老师邱士荣：本地人，不擅言笑。坚持晚婚，终于同严艺观老师在同建毛主席塑像期间相爱，结为夫妻，一岁的孩子非常可爱。

  右派老师李志坚：北航高才生。杭州人，高个，深度近视。身上经常挂一个电工包。每当我看见他，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多好的人才被埋没了。

  初中语文课老师田盛静：江苏人。典型的江南淑女，说话轻声细语，见人微笑可亲。语文课教得特好，全国无人能比。六四年全地区中学语文老师轮流到长寿听她的观摩教学。教室外面窗户下往往坐满了听课的外县语文老师。

  高一语文课老师周凤章：河南人。同田盛静老师是夫妻，非常完美的一对。语文课教的特好。

  高三俄语课老师李志远：陕西武功人。俄语教研室主任。高六六一班班主任。衣着朴素，待人和蔼可亲。我跨过人生的沟沟坎坎有李志远老师的恩和情。七零年，我已在农村呆了两年，日夜都盼望能有个变化。但招工出去的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我不够格。夏天刚过，有一天村革委会副主任（很年轻）跑到五里外的水库工地上找我，给我一张表，说是你们长寿老师来过了，让你回市上当老师。你填好表去县城红星玈社找你李志远老师。后来知道，市文教局要招收三百名中小学老师，专招老高三（个别高二），我们大队一个名额，是属于一位贫农家的儿媳妇，没有我的份。但李志远老师知道我在这个大队，点名要我，那第二份表是专给我的。去县城后，见到同李老师一起来招工的“斗中”老师王天一，他是斗中政治课教研室主任，见到我很热情，说李老师刚刚去大街上散步了，让我留下表，只等录取通知书。还加了一句“绝无问题，尽观放心”。就这样我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次顺转。李志远老师在我的人生路上扶起高耸沉重的梯子，帮我爬过了一个看不到头的高坎，从谷底爬上高原，看见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任我驰骋，任我飞翔。

  高一语文课老师杨家贤：浙江人，高个，脸庞白净，大眼睛，浓眉毛，精明干练。退休在省厅级干部上。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水平在省部级干部以上。他的太太是宝中语文课老师，天水人，很漂亮。言行举止完全是南方女士的风格。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非常吃惊那贫穷落后的甘肃天水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女士。我想她肯定是大家闺秀，名门淑媛。七零年，杨家贤老师是市文教局教育组组长。是他引我去了文教局。我的人生路又一次发生顺转。

  市文教局新招中学教师多是西安老高三。第一周集训，有人嫌29.00元月工资太少。说文革前技校毕业都有38.50元。局长徐博函在大会上说，“不把你们招出来，谁给你一分钱？”局长一句话噎死了三百多位“老高三”，从此再也没人提这件事。

  我被分派到“谓中”，学生都说河南话，这也是宝鸡的特色。宝鸡，人称小河南，进入市区，上了公交车，全是河南话（洛阳一带）。“谓中”校院，连本地学生都说河南话。管教学的领导是李金婷老师，文革前“宝中”的校领导。文革中没有好日子过，听说被剃过“阴阳头”。我很爱我的物理教学，教初二，七个班。还有一个班的班主任。非常忙，全身心投入。“谓中”地处宝鸡渭河滩棚户区，学源不好，基础差。学生祖辈大都是河南逃荒者。孩子稍大就要承担活人过日子的压力。第一个月考，90%不及格。但期末考试10%学生在90分以上，我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我将这些90分，100分的答卷贴在大木板上竖在校门口，让来往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李金婷校领导不屑一顾地笑着说我又再搞文革前那一套。那时的我没有反驳，我只想对得起我的学生，对得起我的良心。误人子弟，阎王殿的小鬼会倒推研磨了我。

  有一天晚自习，几个我教的初二女学生到我房间看我批改作业，其中还有一位初一女生，我那时不知道她就是李金婷老师的小女儿，大概十三岁。小女忽然问我“白（那时不姓白）老师，你是不是要调到文教局了？”我说：“没有啊。”她说：“我妈桌上一张纸写的，都一个多月了”。小女还补充一句：“你可不要告诉我妈妈是我告诉你的”。我回答，“不会，不会”。学生离开后，我寻思也许真有这件事。我想还是问问李金婷老师好。第二天碰到李金婷，我就傻傻地合盘端出，李金婷只好告诉我实情，说只是不想放我走。两天后，在校院碰到李老师的小女儿，小女哭丧着脸对我说，“我说不让你告诉我妈，你偏告诉她了。我妈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小孩多嘴”。当时的我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实在是只恨无地洞可钻。我第一次对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撒慌，第一次抛弃了我对我的学生的承诺。我无颜面对“我的中学”“我的老师”和他们对我多年的教诲。我只能向李老师的小女儿作一辈子的道歉，我永远是她脚下的一个“小人”。


  我班学生得知我要离开，全班同学流眼泪，娃娃们感情很脆弱，很真挚。离开“谓中”那天，我像做贼一样推着架着铺盖卷的自行车偷偷地离开了校院。

  在“谓中”我还有幸遇到同我共命运的“老高三”，李重玄，杨望贤，徐汝蓬（师大二附中高三才女）。他（她）们都来自西安。还有一位李子勋，当过“赤脚医生”，很受“谓中”女老师们的追捧，因为他会给老师小孩治病。衷心希望他们都搭上了七七高考那历史的最后一班车。

  我老师杨家贤调我到局里，让我参加“省中学物理教材编写组”。说是老中青三结合，要一位青年教师。杨家贤老师没有给我教过课，但老师们会在教工食堂饭桌上议论学生。所以他了解我，起码知道我不会在“编写组”大闹天宫。“编写组”组长是陕师大物理系教授王承典老师，52岁，教量子力学。组员还有师大物理系教授赵密老师，48岁，河南人，教普通物理；师大物理系恫悦昌老师，教电动力学；师大物理系李长越老师；还有陈正炎老师，蔡家坡中学高三物理老师，四川人，五七年毕业于北师大，同我的老师徐宗尧是老同学。五七年由北师大物理系分到陕西总共五名老师。我见过三位，最熟悉的两位，就是陈正炎老师和我的物理老师徐宗尧。“编写组”的老师们对我很好，历时一年的“编写组”生活让我获得了很多自学时间。后来去西安上大学，了解到李长越老师去世得最早，心脏病；王承典老师得肝炎，太太孩子都在郊区，我去看他时他一人躺在床上，无人照顾。他说要买齐一付中药，他得骑自行车跑遍西安市，肝病反而加重了。王老师亡于肝病；恫悦昌老师年轻时是乒乓球运动员，身材高大魁梧英俊，早年有高血压，亡于脑血管病；赵密老师身材清瘦，没想到他竟然也得脑血管病离世。他们的早逝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悲哀。

  我特别不能忘记陈正炎老师去接他那从四川来探亲的太太和两个小男孩的高兴情景。每年也只能见上两个二十多天（寒暑假）。太太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持家人，要一人管大两个孩子，还有老人。也不知陈正炎老师什么年月回到四川实现团圆。当时的两个男孩三，四岁大，聪明伶俐，肯定后来都会成才。


  我在“编写组”还遇到过一位毛师傅（来之工厂，43号信箱），毛振亚。说是师傅，其实也是个我所敬慕的“知识分子”。65年毕业于哈工大，60年毕业于长寿，同我一样是徐宗尧老师的学生。河南人，学习特好。徐老师说他中学时表现得很聪明。是毛振亚给了我哈工大俞大光的《电工基础》，帮我自学。也是他，帮我学说普通话。当年我太太欣赏我一个土包子“还会说普通话”，随后嫁给了我。其实大恩人是毛振亚师傅。毛师傅有一个漂亮的太太，活泼可爱的半岁小男孩，还有一位善良的妈妈。

  一年后，“编写组”结束，文教局正好要成立“文教局教研室”，我又被留下来。在教研室我碰到了秦炳麟老师和周家鑫老师，他们都是市上有名的语文教师。周家鑫老师，天津人，字写的特好，还会篆刻。秦炳麟老师，高个，年轻时的足球运动员生涯并未改变他那洁白如玉的皮肤。太太江浙人。两个女儿（四，五岁）异常漂亮。套用现代网络流行语，上大学后准是“校花”。

  有一次，文教局接待室的“小宋”（惭愧，忘记了她的姓名）生孩子，休产假一月，局领导让我代她值班。接待室只有9平米大，一张三斗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对面靠墙就是来访人员可坐的绿色木条长椅。一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的初三数学老师刘思毅急急忙忙，风尘扑扑地从八十里远的外县赶来，要求工作调动。我来不及热情招呼老师，让他坐下，赶快去另一办公室找人事处长，翟勇军。我怕处长走了，老师空跑一趟。幸好处长在。我告诉他我老师在接待室，要谈调动。他过去了，我等在这边想给他们一点谈话时间。然而，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五分钟不到处长就回来了，对我说，我已告诉你老师，让他去找县上，县上放人，我们就放。我赶快返回接待室，想给老师倒杯水，还想问候老师。没想到接待室已经空了，刘老师已经远去。那时二十三岁的我，只想大哭。

  初考最后一门是数学，刘思毅老师在我的考场捡考。我提前二十分钟交了头卷，背起书包行李回家，没有机会给同学老师说“再见”。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刘老师。后来听同学说，到点后，大家出了考场，围着刘老师问自己答对了没有。刘老师高兴地说：“去问白某某（不好公开），他全作对了”。那时的刘老师该有多高兴，多自豪。那是他含辛如苦一声一声教出来的学生。刘思毅老师家在长安县，已经好多年两地分居了。孩子们大了，父母老了，太太也快累病了。他实在该调回长安县，实现合家团圆。然而，县文教局，市文教局像踢足球一样将刘老师踢来踢去。县文教局说：“只要市上放你，我们就放”；市文教局说：“只要县上放你，我们就放”。实际上两边都不开口放人。刘老师这回又被踢回去了。

  我“砰！”的一声关起接待室的门，一巴掌拍在六斗桌上，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当这种小毛毛官。要当就当制定政策的大官，绝不当执行政策的。我二十三岁时的誓言指导了我的一生，因为那件事对我打击太大。

（三）百日恐怖

   高二第二学期，两位极受师生尊重的李生明校长和教导主任李学让，双双离开长寿。李学让老师（三原人）去了市上另一所只有初中的中学。李生明去了西安二十中（省内十所重点之重点）当校长。不久当了西安市文教局长。（文革中远离“革命小将”会少受罪）。李生明校长为人低调，谦虚和蔼。很少开全校大会，很少作政治报告。到了男老师房间有时会直接半躺在老师的床上，一边拉家常，一边看老师批改学生作业本，毫无校长架子。学校在李生明校长的带领下，老师们认真施教，学生们刻苦读书，校风非常好。这两位校领导是我最为尊重的。（因为太尊重他俩，也让我容易怠慢其他校领导）。

   新来的校领导，年轻，毕业于陕西师大。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李世杰，长安县人；教导主任赵怀智，长安县附近人。俩人的作风同李生明和李学让完全两样。李世杰书记喜欢作报告，几乎每周一都有全校大会。他很欣赏自己的“政治报告”。一年后，据说那讲稿摞起来有三米高，文革中都成了批判他的“活材料”。

   六六年五月二十左右，李世杰支部书记在长寿大礼堂传达了“五一六通知”。长寿“百日恐怖”就从这天开始了。李书记磨拳擦掌，忙里忙外，大会小会，寻找骨干，组织“左派”。一句话，将强弓拉开，将大刀磨快，准备开始宰杀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十三日，全校第一张大字报上墙，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五七式右派”卢振汉。卢振汉，老党员，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常任高三政治课教师（但没有给我教过课）。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右腿漆盖以下是假肢，走路较费劲，左右不平衡。卢振汉性格倔犟，特爱争辩。估计在党支部会上，他会同李世杰争吵。要么第一只“牛鬼蛇神”再怎么也轮不到他啊。党支部将支部会议记录分发给“骨干学生”，李书记亲自组织“左派”学生，对卢振汉在党支部会议上的发言逐条逐句展开批判。面对大字报，朝鲜战场上的血性男儿卢振汉，慌了，蔫了，像待宰的绵羊，毫无反抗之力。那大字报比鬼子的大炮，机枪都可怕。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凭心灵神会可以领略到战场上血性的惨烈，但绝不能体会到“大字报”的恐怖。血性男儿卢振汉体会到了。

   卢振汉后来消失了，估计是回了老家，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被人提起，即使是后来的“造反派”。

   六月十八日，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在校园大喇叭中吹响时，正在紧张复习的老高三，四个班都像炸开了锅，欢呼声几近疯狂。我，还像以前，榆木疙瘩太麻木，一点都没高兴起来。我将书捆好，放在碗架上。长寿的“停课闹革命”就从这天开始了。那时的我也是真正的“太麻木”，竟没有想到，我的清华梦在那天已经划上了句号。

   六月二十日左右，工作组进校，其实只一人，市肉炼厂的党支部书记杜仲仁，部队下来的团级干部。杜仲仁代表市党委宣布：“中共长寿中学党支部是革命的党支部，是正确的党支部。学校文化大革命由校党支部领导”。（宝中，斗中党支部没有这个荣耀，那里的老师们少了许多“百日恐怖”）。

   六月底，已经相继揪出六，七个“牛鬼蛇神”，包括两个“右派”。一位就是杭州长大，北航毕业的我的老师李志坚。还有一个是中师文化程度，忘记名字了。“反动学术权威”肯定离不了我的语文老师朱映兰。也包括钟济民老师。钟济民是多年的高三高二语文老师，但没有给我教过课。大字报说钟济民是伪三青团员，十八岁当国民党县长。但这都是早就坦白给党组织的历史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到七月底，全校六十多名教职员工，受批判打击的有四十多位。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有“反动学术权威”；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走狗；有“五七式右派”等等不一而足。业务好的，年纪大的，历史有黑点的，一般都逃不脱。

   长寿也像北京，那些“左派”学生个个戴起了红袖章，上有令人胆寒的三个黄色大字：“红卫兵”。当然，他（她）们都是“红五类”，就是说，老子不是英雄也是好汉，或者就是穷光蛋。像我等出身不好的，能“靠边站”不埃整就是万幸。（为了尊重，后续行文不称“保皇红卫兵”，以“黄红卫兵”代之，以区别后来的“黑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

   六，七，八，三个月，长寿是“黄红卫兵”的天下。他们在“正确的党支部”带领下，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大抓“五七式右派”，“百日恐怖”就是这样达到高潮。校门紧闭，有“黄红卫兵”站岗。十五瓦大喇叭挂在老师的窗户上，从早晨6点一直吼到晚上十点。屋内受批判的老师要忍受剧烈的精神折磨，神经系统脆弱者定得精神病。

   不能忘记一些“好学生”的胡作非为。高三（一）班王克明，学习很好，我一直很敬重他。他是黄红卫兵。一天，我路过楼道李志远老师的房门，王克明等三位同班同学正在杀气腾腾地翻查李志远老师书架上的俄文书，不时的会“噌，噌，噌”地撕掉几页。站在一旁的李老师吓得颤颤惊惊，好像等待挨打的小孩一样，不敢喘一口粗气。当时的我，只想到，王克明啊，王克明，你该让老师多伤心啊！后来的王克明肯定会后悔他的所做所为。当然，那不是王克明的错，“王克明”只是那个时代那种事的一个符号。


   高三电磁学物理老师徐宗尧（上海人，57年北师大毕业），因为会装电子管收音机，硬说他有电台，是台湾国民党特务。老师性格温存，体弱瘦小，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反抗之念，只会默默地忍受。六七年的一天，我班造反派文革小组批判资反路线，让徐老师上讲台诉苦，徐老师迈着沉重的步子上了他最为熟悉的讲台，还未开口说话就酸泪纵横，泣不成声。同学们只好赶快把他从讲台上扶下来。随即“打倒资反路线”的怒吼声由教室传遍校院。那时的我深深地体会到徐老师内心的苦，内心的痛。我甚至怪罪老师您为什么那么软弱，您为什么不会骂娘。当窗户上的大喇叭在吼您的时候，您应该关起门在房间里大吼一声“娘希屁”，以解心头之恨，以舒胸中之愤，也不至于让那积胸压腔的愤瞞，委屈折磨您如此长时间。可我老师不会骂人啊。老师的妈妈从来没有教他骂人啊。我在“教材编写组”时，陈正炎老师给我讲过徐老师的过去，他们是57年北师大同学。徐老师刚踏入北师大，就得肺结核，于是怕传染从不说话，远离同学，上课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五年后快毕业时体检，肺结核钙化了，奇迹般的好了，被分配到大西北。（他没有像她妹妹一样能在南京上海工作的命）。文革后期，李学让老师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市里的姑娘，姑娘们都嫌徐老师不爱说话而拒绝。到最后，还是李学让老师，给徐老师找了一个农村女人，丈夫过世，留下两个男娃。后来徐老师也生了两个娃。徐老师最终落脚在那个农村县中。八零年农村搞“包产到户”，我首先想到了我的徐老师。家里人口多，分的地肯定不少。星期天回家，他准被农活累死累活。现在的我也只能祈祷，但愿那四个孩子成材，成人，对我老师好点。“人”实在无法抗拒自己的“命”。

   高三俄语老师张吉祥，因为苏联翻译出身，也被划进“牛鬼蛇神”。窗外的大喇叭让他得了精神病，多年后才痊愈。

   高一俄语老师张景林，遭受文革及丈夫离异双重精神刺激。当我70年再次见到她，已经大变人样。人还象当年那样漂亮，但是衣服袖子脏脏的，缺少了当年那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朝气。有人告诉我张老师得了抑郁病。她独身带着自己的儿子，两岁的小男孩特别可爱。一位可爱，单纯，优雅的北京姑娘，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满怀热情支援大西北，其人生却如此的凄惨。这不是因为她不善良，这不是因为她不美丽，这不是因为她不勤奋，这是时代的悲凉。

   初中语文课老师田盛静，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也遭到批判。64年李世杰的全地区十三个县区的观摩教学，田盛静老师给他争了不少的光彩和荣耀，现在有麻烦了，党支部不自查，反咬她人一口，党支部良心何在？

    朱映兰老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了很长时间。70年我回市上，和几位老师及一班学生（70级）去了母校农场，远远看见朱老师给小马疏理毛发，他还在农场接受“改造”。老师在人堆里老远也发现了我，想到我被招工，他朝我发出欣慰的微笑。他停下手中的活，向我走来。走了几步见我原地不动，又回去继续接受“改造”。多年后我为我人性的软弱而悔恨，我为我屈服邪恶而惭愧。那一刻，我应该迎上去，我应该问老师好。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老师。没有老师，我今生今世也只能赶牛车，因为那是我出世的命。


   八月十七日，发生了“817事件”。宝中三百多名学生到市委机关大院张贴大字报，炮轰市委。市委向长寿求救，说宝中右派翻天，大闹市委。李世杰书记一声令下，黄红卫兵一马当先，全校出动，到了市委大院，包围宝中“右派”，一个个被抓起来，反绑双臂。因为“右派”太多，黄红卫兵管不过来，将“右派学生”也塞给我们这些不红不黑者。一位宝中女生被反绑着双臂交给我。显然，是位城里长大的初中女生，有着瘦小的背影和漂亮的小辫。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握住一位大姑娘的手臂。然而这第一次，却为资反路线当了一次可悲的帮凶，为抓57式右派当了一次无耻的打手。这是我人生的污点，尽管我不是主动的。很难想象那位宝中女生会如何回忆“817事件”中的我和她。我想她会用“面目狰狞”来形容我，因为天底下的“帮凶”“打手”都是那个脸谱。

    大约五小时后市委发话，“宝中学生是受蒙蔽的”，不是右派，全都放回。轰动宝鸡市的“817事件”就这样结束。

   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斗中四位学生到长寿“煽风点火”。被长寿黄红卫兵包围，硬是连推带拉，又骂又打，将四个“57式右派”赶出长寿校大门。长寿仍然在李世杰党支部和黄红卫兵的严密控制之下。

   八月底的另一天晚上，有人说宝中要放江青录音讲话，一伙“受压迫”的学生偷偷地越墙出校，直奔宝中。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江青的声音。录音非常轻弱，几近听不清楚。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是把人吓了一跳，因为是第一次听说。回校的路上，始终想不明白，这共产党要造共产党的反？


   九月五日，校园出现第一个造反派组织，“9.5战斗队”。由高三（一）班董志均，高三（二）班项胜利，冯发良发起，还有一位漂亮高挑的高一女生。自然，他（她）们都是贫下中农（没有好出身，谁敢轻举妄动？）。他们的袖章是红袖黑字，我叫它“黑红卫兵”。他们称自己是“造反派红卫兵”。


   就在那几天，广播站的职员何存元也开始造反。何存元是教职工里造反第一人，首当其冲受到了“黄红卫兵”的围攻。9.5战斗队的“黑红卫兵”嫌何存元出身不好（职员，小土地出租），也不情愿收留他，以免“同流合污”。何存元成了孤家寡人。后来被谴送回老家，“红卫兵”又去其老家生产大队“煽风点火”，何存元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后来再也没有回长寿。


   九月中旬，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原长寿高六三届毕业生，祁念曾，带领在西安各大学的原长寿毕业大学生，一行七八人，到长寿“煽风点火”。

   九月的长寿，形势在突变。黄红卫兵感到天快黑，李世杰党支部感到末日到，如果他们都足够聪明的话。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最终招架不了全国大气候的变化。抓“57式右派”的资反路线在长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四）三天运动

   六六年九月底十月初的长寿，很像正在剧烈濡动即将喷发的火山。黄黑两派红卫兵正处在决战前夜。

   我实在忍受不了我的老师们所遭受的“百日恐怖”,“勇敢”地写了一张大字报：“是谁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贴在学生食堂入口处的大门两边。我的大字报细数了四十多位被党支部“百日恐怖”打击的老师，明确指出这是“打击一大片”。也明确指出所保护的“一小撮”是工作组，是党支部的资反路线。很多同学在看这六页大字报。有些老师乘没人的时候也去“偷偷”地看我的大字报。当然这种宽慰仍然抵消不了我那大字报贴出后“紧张的心”。要在57年，或者三个月前，只这六页纸（大字报）就会定我“右派”，而诛连三族，毁灭我的一生。


   十月初，要赶走工作组，罢免李世杰，赵怀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学生头头闯进市委，见到市委书记和委员们，强烈要求罢官。


   十月十日，学生们集中在初一（一）班教室，听取学生头头见到市委领导后的结果汇报。市委书记朱子彤说愿意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但现在还不能罢官。理由是市委副书记孙克不在，孙克正在西安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等孙克回来后再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学生头头说，孙克是刚从西北局下来的干部，又正在参加省委工作会议听取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孙克在市委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朱子彤不敢擅自作决定。

   罢官无望，教室里外的同学们像泄了气的皮球个个唉声叹气，无精打采。这时，也不知什么原因，神使鬼差，站在台下的我一个箭步冲上讲台，振臂一呼，大喊一声：“带上市委常委，去西安罢官！”教室内外先是一静，然后暴发出强烈的欢呼声，喝采声。一堆快要熄灭的烈火又被点燃了，而且那烈火燃烧得比以前更猛烈。那烈火要烧掉复盖在长寿校园上空的天穹，那烈火要烧掉笼罩在长寿校园内外的魔幻，那烈火要拯救那些饱受“百日恐怖”之罪的老师们和同学们。经议论，成立了三人“罢官领导小组”，有“九五战斗队”高三（一）班的董志均，有初三（二）班的学生头头黄志诚，还有我。董志均和黄志诚都是贫农出身。黄志诚很能干，诚里长大，河南人，很有组织才能。后来的三天“罢官运动”可以说都是他组织成功的。68年黄志诚去了空军，后来转业宝鸡。他的太太就是他同班同学，大眼睛，很漂亮。

   轰轰列列的三天“罢官运动”开始了。十月十一日，三百多长寿学生（主要是初中生）在黄志诚的带领下，登上东去的火车（不用买票）去西安罢官。随车一起的当然还有市党委十名常委委员，他们挤在一个车厢。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市委书记朱子彤，市长雷达天，还有一位女副市长（忘记名了，惭愧）。其他几位已忘得一干二净。其实那时的三年前，市长的大名早就如雷灌耳。大街上的杀人布告落款总是：“市长 雷达天”，当然还有一个长长的“大对号”，和Nike的Logo差不多，只是“红”的。女副市长是宝鸡地委（党政管十一县，市只管三个市区）书记邰光瑞的妻子。邰光瑞，解放前打游击发展了一批地下党。邰光瑞的女儿，邰持平，初三（66届）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女，有人曾老远给我指过她。瘦小，乖巧，低调，不爱张扬，衣着扑素。文革中默默无闻，从不出头。弟弟邰持宁，初一（68届）学生，那年最多十三岁。我认识邰持宁是在他后来上大学时，活泼，阳光，可爱。小伙子很招人喜欢。后来听说他妈妈（那位女副市长）67年自杀身亡，让人很是替他们姐弟俩心酸。那时的他们才十三，十五岁。每当我看到网上有同等文革遭遇的网友，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邰持平，邰持宁姐弟俩（他们老家和我同一个县，相距二十多里）。

   李世杰和赵怀智也缩在那个车厢的一个角落，灰头土脸，显得忐忑不安。他俩知道不会有好结果。

   三百多长寿罢官学生住进了红卫兵接待站。有很多学生还是“城里土包子”，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到西安大城市。毫不夸张地说，加上“罢官”，他们是双重兴奋，双重激动。


   十月十二日早晨，市委书记朱子彤招开了有孙克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午，全体罢官学生集合在人民大厦大礼堂，朱子彤代表市党委宣读了罢官的决定。同学们的欢呼可想而知。躲在一遍的李世杰和赵怀智显得异常紧张。脸色比死刑犯上刑场前还难看。当时的我倒有点不解，寻思着小小的十七级籽麻官大不了不当，有哪么要命吗。

   消息当即传到长寿。校内的同学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罢官运动”的巨大胜利。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长寿“独立王国”灭亡了。

   我的老师彻底解放了。他们中的一些后来被学生拉上一起串连，到北京，到井冈山，深深地感悟到长寿外边完全是另一片天地。

   树到猢狲散，黄红卫兵偷偷地一个接着一个藏起了他们的红袖章。

   “十月十二日”成了长寿的里程碑。以这日为名，“1012战斗队”成立，象“95战斗队”一样戴黑红卫兵袖章。“1012战斗队”后来包括了全校的大部分师生，也成为革委会的主力。可怜的“95战斗队”还是他们那“十几个人”，革委会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人。看来光政治方向对头还可能成不了事，还得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能团结大多数人的宽阔胸怀。

   我仍然是消遥派，这是我的命。我也乐于如此，因为罢官了，“1012战斗队”成立了，可我的一些老师还得不到解放，“资反路线”的流毒依然存在。这样的组织没有我更好。我的老师朱映兰未被解放；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残疾老兵卢振汉没有被解放；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教职员工何存元没有被解放；钟济明没有被解放，我寻思，不就十八岁当国民党县长吗，毛泽东还当过国民党宣传部长昵。成立“1012战斗队”仅仅为了夺权，并不是为了“革命”；仅仅是某些个人的权力需求，并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那不是我要的“造反”。我的这种思想终于让时代将我边缘化。我仅仅“主动”了三天，再次远离了“革命”大潮。

   如果说这“罢官运动”的“三天文革”是我主动参加，那下节的“半天文革”却是被动卷入；如果说这“罢官运动”的“三天文革”是轰轰烈烈，那下节的“半天文革”却是惊心动魄。请看“一夜惊魂”。

（五）一夜惊魂


   “天有莫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奸雄曹操，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冬天会有两个时辰的东南风。赤壁之败，抱头鼠窜，割须弃盔，狼狈逃跑。然天不灭曹，华容道遇上傲上怜下的关圣人，讨得一命。司马父子三人被诸葛亮围死在“胡芦谷”，眼看就要葬身火海，谁知老天爷偏偏下了十分钟的瓢泼大雨，司马父子逃得三命，随有后来的“三国归鼎”（司马家天下）。站在大雨中的诸葛亮无限失望地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六七年的初春，明媚来的很晚，天仍然是灰朦朦的。大部分同学都下厂“学工”。我和冯曙，赵元魁下在离校五里路的大修厂。冯曙，宝鸡县人。入校成绩很好，第一年当班长。也不知什么原因，学习每况愈下，一年比一年差。但他人老实，蓝球打的特好。 赵元魁，湖南人，瘦高。瘦消的瓜子脸特别白净，要是个姑娘，准让许多小伙子神魂颠倒。爸爸是桥梁厂的第一把手，人缘特好，文革未受冲击，后来还是我校的工宣队长。同赵元魁常在一起的高四维，高大健壮，两人都爱打蓝球。高四维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铁路上的高级工程师。他俩学习都很好，虽没有我那样用功，但天资和智商都在我之上。文革中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好几次他们去外校比蓝球，一定要拉上我。我是最好的“看客”，总能专心的从开始看到了。有一次在铁一中比球，开场前热身，高四维到我跟前伏在我耳边说，“小白（那时不姓白），对面那个围红围巾的就是元魁的女朋友”。我顺着高四维的眼神望去，哇，好漂亮的女生啊！元魁都开始有女朋友了？！高四维又对我说：“你看元魁，每次投球前眼睛都要斜到那边看一眼他的女朋友”。这些都是趣事，其实无关本文。不过，让您知道一下我的同学关系也好理解我的故事。还有一例，六四年李世杰搞思想革命化，有些农村同学批判和嘲笑城里同学把麦苗当韭菜。那时的我却不以为然，城里同学懂得的事比农村同学多的是了，哪能一点代面，门缝眺人。

   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赵元魁拉我回校去看看。到了宿舍，只有王长贵，袁生学（岐山县人），惠（xi）继铭还住在那，没有下厂。他们仨都是贫农出身，早前的黄红卫兵。我和元魁坐在一个课桌后面的床板上。我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张红卫兵小报，上有大标题“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也不知在什么情况下，赵元魁同惠继铭辨论（争吵）起来了。那天我在城里刚配好了一个新钢笔尖，我拿起钢笔在小报上练字。身边的赵元魁同惠继铭吵的越来越厉害，一个说一个“保皇”，一个说一个“右派”；一个骂一个“造谣”，一个骂一个“可耻”。。。。最后也不知怎么结束的，赵元魁和我回到了大修厂。晚上十点半，蔡均权同学跑到大修厂，告诉我们：“咱班宿舍发现反标了，估计是王智全写的”。当时的我很是诧异，心想：“王智全是个聪明人，他怎么能干这种傻事？”。王智全，校团委副书记（书记是老师），是学生里最大的“官”。王智全是黄红卫兵的总头，李世杰和赵怀智被罢官后，他当然是最倒霉的，他曾经被陪斗过，被游街过。在去学校的路上，冯曙骑自行车（公车），我坐在后边。我在急速地回忆和推想：“谁能干这种傻事？是谁呢？。。。”。忽然，我全身从头上一下子凉到了脚跟。那可能是我练字时作的祸。那可是“现行反革命”啊！冯曙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全然不知后座上的我已经快成冰雕。

   到校门口，只见袁生学同学站在传达室外边。很显然，他刚给公安局打过电话（学校只有传达室可供学生用的电话）。我上前问袁生学：“听说咱班宿舍发现反标了，是什么样的反标？”袁生学将头迈向一边，不好意思且稍带讥讽地对我说：“你一会就知道了，公安局的人正在路上”。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全明白了。我们两人的对话不明不显，然而对我来说却非常清楚。此时的冯曙几乎还是毫无察觉。我给冯曙说，你先去宿舍，我想去教室一会。长寿是市党校改建而成，正对校门是非常排畅的大礼堂。学生宿舍在礼堂西边，教室在礼堂东边。冯曙推着自行车去了西边，我去了东边。走进教室，摸着开关吊线，打开日光灯，桌上厚厚的一层尘土。那晚，教室里的日光灯非常耀眼，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忘怀。我讯速地拉开抽屉，快速地翻看每本书，查看是否夹有乱纸片，及不好的话，甚至“反动”话。我撕碎很多废纸，仍进字纸篓。我显得有点六神无主，有点杯弓蛇影，有点草木皆兵。收拾完毕，呆呆地坐在桌前，很像一个待宰的羔羊。十多分钟过去，慌张之后的我，反而异常的冷静。我作出了（现在看来）正确的决定。如果真是我练字所为，我必须承认，但那是我乱画的，是无心的。如果不承认，公安局会立案调查，会将事情闹大。到那时再承认，“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逃不掉的。我将比“右派”还反动！


   一会，冯曙拿着那张小报从教室后门进来了，到我眼前，他指着报纸边缘的一行字对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陈伯达 可耻 耻可”。那‘陈伯达’和‘可耻’之间有一个字的空隔，那“耻可”二字还歪斜了30度。我赶快回答：“是我写的。但那是乱画的”。我求冯曙说：“你带我去见公安局的人吧，我要给他说清楚，这是我乱画的”。冯曙说：“你先坐着”，然后快速地从后门离开了教室。冯曙走后，我已知道大祸临头，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提起笔，还是那只配了新笔尖的钢笔，开始写“认罪书”。到天亮，写了整整二十多页（现在爱在网上乱写，也许就是从那天夜里开始的）。

   第二天清晨，到宿舍擦把脸，叫住冯曙：“冯曙，我写了份检查，想交给公安局，你见过公安局的人，带我去见他吧”。冯曙答应了我，我又一次坐在冯曙自行车的后边。冯曙骑了十几里路，到公安局见到公安局科长，负罪感非常强烈的我递上了我的“认罪书”。那位科长笑嘻嘻地对我说：“是乱画的，以后注意点就行，回去后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科长最后还特别加了一句：“好好和同学搞好团结”。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真正地影响了我的后半段文革。到上山下乡前，虽也有几次风吹草动，但都被我化解了，这都是因为科长的最后那句话。

   公安局科长到校后，召集两派学生头头，了解我的平常表现。后来据冯曙说，两派都没有说我坏话（十分感谢同学们没有落井下石）。科长极力说服了袁生学和两派学生头头。我崭时逃脱了人生一劫。我真该感谢这位通情达理的公安局科长。象华容道上的曹操碰到关云长一样，那天晚上我也碰到了好人。

   自此，我更是一个“消遥派”。我很清楚，爹娘给我的那两个生命蛋已经被两派学生各握一个，无论哪一方，只要稍稍用劲一捏，都会疼死我（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受不了头上那金箍的收缩）。我已经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再也不能“乱说乱动”，我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成了我这段人生的真实写照。我惊叹语文老师朱映兰当年已经料到我会有今天，早早让我知道，早早让我面对。如果我碰上另类公安局科长，将我抓进监牢，重则打死，无人负责；轻则关押十年八月，受够罪，再放出来，说声“平反了”，误我一生，让我哭笑不得，也是无人负责。被红卫兵揪斗，游街，到后来无人有责。老天爷只能向我解释说，那是我的命。人的命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横祸从天降，谁也难躲过。

   七二年陈伯达被打倒，广播里的新闻让我“欣喜若狂”（那时的我，是那么的不厚道。陈伯达开始受罪，我却开始高兴了）。我正在“物理教材编写组”。“编写组”的陈正炎老师很开朗，爱说爱笑。那天我止不住高兴，将我的故事第一次说给他听。我说：“陈伯达倒了，我彻底解放了”。“再也不怕交给公安局科长的那份‘认罪书’落入谁手了”。陈老师听后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陈老师高兴我被彻底解放了；陈老师欣慰我那天晚上的沉着和冷静；陈老师嘲笑那种荒诞的事件；陈老师大笑那种事一去不复返。后来，陈正炎老师又将我的故事讲给“编写组”其他老师，还有毛振亚师傅。大家都在为我高兴。

   六八年工宣队驻校的某一天，类似的事又让我碰着了，不过这次我不是“运动员”，我也没有作祸。校园里一位外班学生拿着一份传单急急忙忙地碰到我跟前，指着传单给我说：“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他竟然说我们伟大领袖 3 岁 2 岁 3  3 岁！”。那年月的传单，最后总要喊喊口号，似乎没有口号不成传单，没有口号就不革命。如果刻写腊版的人字迹了草，这“万”字也会变成“3”或“2”。我告诉那位学生，那是字迹“了草”所至，你不要无事生非，没事找事（用现代网络用语叫“不作死不会死”）。那位学生有所灰心，但似乎还是不想放过。我想了想，问他，如果有人质问你，为什么大家都会读成“万岁，万岁，万万岁！”，偏偏你会把它读成“3 岁 2 岁 3  3 岁！”，你将如何回答？经我这一反问，这位学生害怕了。他把传单撕碎扔进旁边的小树丛里。我说，这就好，大家都无事。那次，我庆幸我将可能引起一场火灾的鬼火及时扑灭了。做为一般民众，大家多么渴望在夜深人静时，传来影片“平原游击队”里的锣声和那宏亮的号子声：“平安无事啊！--- 咣！--- 咣咣！！---”。


   人心也有黑的。想害人，在那个年月再容易不过。笑嘻嘻地拉来椅子请你坐，等你刚坐下，马上怒吼你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你坐在了报纸上，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当然，最后吃不了你，也会让你心惊肉跳好多年。

  多余的话： 对袁生学同学，我自始至终没有丝毫恨意。我自己也在奇怪我自己，怎么就没有一点恨意昵。当我同赵元魁离开宿舍，袁生学拿起那张小报，说我写了反标，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是“五七式的右派”。那时的他是多么的漲狂。当他给公安局打电话，举报我是现行反革命时，他是多么的狠心。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我对袁生学同学还是恨不起来。因为我知道，那不是袁生学的错，那是时代的错。“袁生学”只是那个时代那种事件的一个符号。离开那个时代，就不会有那样的“袁生学”。

（六）公平正义

几近古稀猛回首，五十年前浮心头；资反路线何其毒，它为刀俎我为肉。

   六六年文革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首都北京猖狂了五十多天，然而在“我的中学”却肆虐了上百天。“我的老师”忍受了不该有的“百日恐怖”。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彻底击溃了“资反路线”，将文革的大方向从“抓五七式右派”扭转到“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如果六六年文革一直按“抓五七式右派”的路线走到底，那将比五七年反右运动更惨烈。而且毫无疑问，象五七年一样，邓小平仍然会坚定地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仍然是胜利者）。当然他也就不会炮制那臭名招著的《全盘否定》。

  那个《全盘否定》只字不提“抓五七式右派”的反动路线，只字不提他邓小平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就像一个老鼠跑进锅里，煮妇将一锅饭全倒掉，让后人永远记住，“那锅饭是臭的”，让后人永远忘记那只老鼠和将那老鼠仍进锅里的贼。这就是“全盘否定”，“简单否定”的真实用心。邓小平那虚伪的黑心何其毒也！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其大方向是错的。多年后的毛泽东明白了这点。请看“
伟人毛泽东的三次后知后觉（一），不是右派，是左派”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541/201504/27415.html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给新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一般人仅仅看到了那几十万倒霉的“右派分子”和他（她）们所遭遇的苦难，并没有看到它对共和国新政权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来之（从那天起）无人再敢说实话。无人再敢指出共产党任何一级干部的错，因为那是“反党”，那是“右派”言论。共产党各级干部更不敢对“上级”说三道四，完全形成了对上级的拍马溜须和阿谀逢迎。五七之后的五八年大跃进，“浮夸风”就是这种拍马溜须阿谀逢迎的直接结果。六十年代初的粮灾也源于此。周总理突然接报：“天津存粮只够两星期”，“甘肃存粮只够三天”等等，周总理急得团团转，向各省打电话求援。为什么早不报告灾情？这种假话，这种逢迎害惨了整个国家。究其原因，都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种下的恶种和结下的恶果。六二年一月到二月，毛泽东不得不招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史无前例！），让各级干部说真话，提意见，“出气”，“骂娘”，甚至允许匿名信，匿名意见。尽管如此大规模，如此真诚意，仍然消除不了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恶劣影响。毛伟人在思考，在追求原因，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深知，当人民不敢给党的各级干部提意见时，这个所谓的新政权毫无新意可言。所不同的只是，旧政权只有一个皇帝，新政权有成千上万个“皇帝”；旧政权只有一人可下圣旨，新政权有成千上万个人（干部）在发布“行政命令”。这种“行政命令”比皇帝的圣旨还可怕。抗旨大不了杀头，抗令会戴上“右派”帽子，株连三族，生不如死。

   当张春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毛泽东发现了人才。夺取和建立新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四九年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在说这句话时，上千位开国元勋大概没有一位认为那句话是真的！都认为那只是文章里常用的“修饰”句。然而，共和国的六七十年，风风雨雨，无不在证实着毛伟人这句话的千真万确。想创立一个新政权，没有那么容易！不学无术的邓小平哪懂这个理。

   “自由民主”？“土豆牛肉”？“公平正义”！哪个才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高普适价值?  当“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利坚宪法出世时，美国有产者却正在理直气壮地拥有着成千上万只黑奴，实在让后人蒙羞。只有当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后，美利坚政治家的耻辱才得到缓解。没有“公平正义”的“自由民主”也只能是一些有产者最为肮脏的“遮羞布”。当赫鲁晓夫在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时，毛泽东嘲笑他“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当邓小平在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毛泽东早就预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当有人鼓吹“小康”时，再熟的“土豆牛肉”，再香的“碗里有肉”，如果失去了“公平正义”，那也就是个 pi.

   毛泽东毕其一生所追求的，概括成四个字，那就是“公平正义”！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普适价值。“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一位六三年署假在八百里秦川的绿色海洋里打猪草的小男孩，历经“我的中学”，受教“我的老师”，成长为是非分明，追求“公平正义”的热血青年。他，心明如镜，疾恶如仇。五十年过去，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悔过他所积极参加的三天“罢官运动”。他对那摧毁共和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全盘否定》深恶痛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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