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66年5月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政变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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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发生毛泽东所言中的“反革命政变”，在后天的语景里，这些谈政变或者防止篡党夺权都被说成是为了打倒政敌的阴谋。
其实大部分政变，尤其“宫廷政变”及权贵与武装相勾结的政变，往往发生之后人们才大吃一惊。没有发生或者胎死腹中的政变，都认为是无中生有或者大惊小怪。
政变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一般发生在尚未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说民主政治和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尤其是集权国家，威势人物可以通过权力占优或者利用武装力量使权力占有成为事实。这种时候只需要变更最高权力，控制高层权力就可以完成。因此，集权国家夺取政权不需要人民的大多数，少数人的密谋即可以实现权力的转移。
1966年上半年中国有没有发生政变的可能，或者说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政变危险是否存在，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因为没有发生，即使有这种意图的人也不会承认。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确实考虑到这种危险性，并且做了舆论宣传和具体部署。
毛泽东等人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应当包括几个方面。
在政界，毛泽东自1952年后就退居二线，把具体权力移交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自己经常离京到全国各地转悠，连中央许多重要会议都不参加。随着高岗铙漱石的下台，刘少奇的实力迅速增长，并有与邓小平联合的迹象。党和国家许多重要部门都被刘少奇“白区党”人员掌控，包括举足轻重的中组部（安子文）。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表露以后，虽然毛泽东没有改变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考虑，至少在心里留下了争权的阴影。
在军界，彭德怀这位一辈子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诤臣”下台之后，本来把军队交给了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然而这位最年轻的元帅却是位“韬光养晦”不愿掌权的人物，他把军委权力交给了贺龙和罗瑞卿，自己大部分时间以养病为由远离北京这个权力中心。
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工作就掌握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手中。两个人配合默契，在1964年大比武中出尽了风头。
在这两个人中，罗瑞卿是毛泽东比较放心的一个。虽然身兼数职（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的罗瑞卿权力欲极强，做事欠缺考虑，但在毛泽东心里还是把他当作是自己人。在林彪的心里，罗瑞卿也不是外人，甚至把罗瑞卿当作抗衡贺龙的一枚重要棋子。无论后天怎样牵强附会，罗瑞卿的被打倒，主导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林彪，而是因为得罪了军界的一部分人。
后天很多人都把罗瑞卿的倒台安在林彪头上，其实看一下在中发（６６）２６８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的六个附件，事情是明摆着的。其中有叶剑英发言“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谢富治发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同志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肖华发言“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年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的联名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于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４日给毛泽东、中央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等。社会传言罗瑞卿得罪了“几个元帅”并非空穴来风（叶剑英、聂荣致、徐向前），而且罗瑞卿下台后，上位的正是叶剑英（主政首都工作组并在此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肖华（总政主任）、刘志坚（文革副组长）、谢富治（进入中央政治局）等人都曾向毛泽东状告过罗瑞卿，这些人大部分属于叶剑英和聂荣臻线上。
贺龙有没有政变的想法无法判断，他1966年2月未经军委讨论调一个坦克团进京，虽然出发点是加强北京卫戍力量，却有私自调兵之嫌。而且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重用原来的部下是事实，后来部下揭发他在军队结党营私虽然有“逼供”之嫌，但这些交待材料是作为呈堂证供放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这个话是公开讲的，应该没有疑问。问题是搞篡军反党与搞政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虽然说无论是贺龙还是罗瑞卿，要打倒他们都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最终认同。但毛泽东作为天天东奔西跑的国家元首，许多情况的掌握更多来源于其它人的报告。在事实摆在面前时，他也不能硬是坚持不处理。但是，毛泽东有一个特点，在人的处理上总是以教育为主，并非像一些人那样致人以死地。他对贺龙和罗瑞卿的处理上，一直坚持了给出路的方针。
在行政界，周恩来有能力也完全能掌控形势。然而周恩来是位八面玲珑的“老好先生”，他专注于国家行政和经济建设管理，却不太在意权力的掌控和不参预政坛的勾心斗角，他只坚持拥戴毛泽东。既不参预刘少奇全面工作的主持，又不干涉邓小平对党的管理。对军队的事务和地方领导工作有事了就靠上去，尽力按毛泽东的意愿办事。
中国的大军区和省市主要领导都是独霸一方的各路诸侯，历史形成的原因逐渐发展到各有各的体系依靠。随着任职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官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人在国家中枢都有“根”，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尤其是担任“京兆尹”的彭真，这个京畿重地的官不仅是北京市的一把手，而且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十几个职务，可以说党政军都有话语权。这种情况下，不仅北京市他说了算，而且中央和国家机关也都买账。
权力越来越大的彭真难免有没有“野心”很难说，但说话办事没有顾忌或底线是存在的。毛泽东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话并非无的放矢，一定有其原因。
事实上彭真并不属于刘少奇体系，要划分的话应当属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外建国后兴起的第三方力量，这股力量靠向谁都至关重要。也许正因为这种重要性，他才忘乎所以敢于既不听刘少奇招呼，又对毛泽东不敬。
显然，当时国家高层的形势是已经出现分裂的迹象。不论是军方与刘少奇派还是彭真派联手，都可能惊天动地。若不及时处理，尾大不掉的问题不排除会发生。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这件事无异给毛泽东敲起了警钟。他开始注意政变问题，虽然没有像林彪“5、18讲话”那样把政变讲的如此露骨，至少这种意识已经形成并传达给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他自己离开了北京，自1965年3月14日――6月22日离京到邯郸、武汉、长沙后登上井冈山，尔后经杭州、南京回京。又于1965年11月11日晚离京，在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视察后， 11月22日至26日在上海呆了几天回到杭州， 12月5日至16日回上海参加了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中央会议。会后的即回到杭州。
1966年12月24日至1966年1月5日在南昌，后在长沙、武汉、杭州、上海、南昌等地视察。6月17日回到老家韶山滴水洞突然隐居了11天，直到6月28日才在长沙露面。后到武汉、郑州，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这一期间，他曾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批评，发出了《五七指示》，修改了《五一六通知》。7月8日给江青写了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和表露对林彪讲话不满的一封信。
虽然从毛泽东在外的从容看不出形势有多大的问题，但北京这一期间的活动却充满着紧张气氛。
1965年11月10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窃听事件被免职，１２月８日开始的上海会议中央做出解除罗瑞卿军委秘书长及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
1966年1月8日，中央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加强军委领导。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在这些人里，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
5月18日，周恩来经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调陆军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力量。
５月２３日中央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接替陆定一的位置。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接替了罗瑞卿的职务。李雪峰任北京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
这些活动虽然毛泽东都不在场，它的决策一定出自毛泽东，而且很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十一天的思考。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他“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的话隐含着政变的意思，他要“烧一烧官僚主义”、他“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显然指的是文化大革命。
此前的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后来的许多文章提到，周恩来的军事部署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并没有通过“红机子”，而是派专人送达。而且整个军事部署都没有刘少奇参预。说明周恩来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是直接对毛泽东负责。如此谨慎显然是怕泄密，有杨尚昆窃听的前车之鉴，周恩来不会不警惕。
   据时任总政副主任、首都工作组的刘志坚回忆。在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刘志坚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据说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吴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这一切说明，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及江青，脑子里“政变”这根弦已经绷紧。就当时而言，提防的不一定是刘少奇而是在北京有“独立王国”的彭真和军界的贺龙，也包括被怀疑的罗瑞卿余党。
  林彪的“五一八政变讲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所指向。他既暗示彭真等人有政变危险，又为周恩来成立首都工作组及一系列军事调动提供了理论根据。林彪并没有这个水平，应当是他出题目秘书们收集材料和列讲话提纲。
   其实这种防政变的部署远不止军队，也包括对北京市公安局的整顿。如果说1966年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北大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的文革第一个工作组的话，为首都安全考虑派驻北京公安局工作组则带有防政变意味。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派出了以李钊（公安部局长。1967年4月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被捕）为首的44人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到6月20日，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副局长吕展（兼任北京公安总队长政委）、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吴徳代表新北京市委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吴德口中的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刘少奇就是周恩来或者叶剑英。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的接管，既有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又有防止武装动乱的考虑。因为就当时而言，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北京公安部队和地方警察界有许多他的人。加之北京市公安许多人是由旧国民党改造过来的，成份复杂，容易闹事。
在北京市公安局专案审查组后来提出的《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中，把大部分人都打成了 “里通外国”、“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特务分子”、 “特务嫌疑”、 “ＣＣ特务”、 “叛徒嫌疑”等分子。据说连毛泽东都不相信，提出：“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的质疑。
    综上所述，1966年上半年，政变疑云笼罩着北京。防止政变问题确实提到了议事仪程，并采取了许多措施。至于说有没有政变，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发生政变则是个难以判断的事。历史只相信已经发生的存在，对没有发生的事权当没有。
　　没有发生的政变不一定不存在，而防止政变是每一个统治者必须要考虑的事，尤其是集权国家。20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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