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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纪念卞校长兼谈毛,刘异同 刘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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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5 18:5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卞仲芸老师在血腥的1966年八月五号被乱棍打死。


   八月五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众所周知,毛在这一天炮制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何以要写一张大字报呢?


   他不是拥有各种喉舌和媒体以现其政吗?


   他把自身定位在写大字报者的地位,意味何在呢?


   他写大字报的日子和卞老师之死重合,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呢?


   毛写大字报,是为了对所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罪行实施报复,那么,工作组是不是施行了暴力呢?


   在工作组撤出以后,后工作组实行的,是不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呢?


   在此期间,工作组和校领导机构及其当时已经产生的各派红卫兵,又发生怎样的联系呢?


   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对于卞仲芸之死,抱有何种态度,他们的人性和革命性,又是如何的呢?


   ……总而言之,在毛氏色彩和刘氏色彩混杂交错的,血腥的1966年八月,学生打老师,打校长,打学生的暴行,提供给历史和我们中国人,一种什么样子的信息,什么样子的启示呢?


   这仅仅是学生,老师之间的反目为仇吗?


   人民,领袖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又陷入如何一种关系呢?


   人民和领袖的双重野蛮和堕落,究竟可以达到何种令人毛骨悚然之恐怖境地呢?


   对于历史学家和文革研究者们而言,毛的"炮打司令部"和卞仲芸之死,给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带来何种样子的榜样和效法,以后的残暴屠杀,又是如何加剧的呢?


   ……


   解释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辨析卞老师死难的关键所在。


    更多精彩文章请访问文革博物馆 一般而言,文革的第一颗信号弹,是1966年六月初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炮制,其意图完全来自毛派政客康生及其老婆曹氏。这个历史已经清楚。随后,毛派出的中央级别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这个信息本身,在当时和现在的读者看来,都属意毛同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运动。且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毛派政客陈伯达——此人后来成为文革小组的领导人。


   于是,在刘邓主政的"北京中央",工作组的派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正像毛在1957年讲过的一句话所说明的,"事情在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毛的文革意图和刘的文革意图的截然不一。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毛刘较逐,所谓天有二日的现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脆弱而实际的存在。这个官僚统治集团,在如何操纵和实施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出现隐性的斗争和摩擦。而随着毛在六年代中期,任用林彪,掌控军队,和周恩来发动大型舞剧『东方红』的演出,表态支持毛派,中国政治层面两派势力你争我夺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个天有二日的局面,造成他可以无法无天,一人独道的绝对独裁局面。


   但是,这两种势力的消长,在六十年代中叶,尚未完全见出分晓。毛发动文革的意志屡屡受挫。人们回忆他如何发出其政治信号的故事,说明了这个挫折感于他,是确然存在的。比如,他要发表『海瑞罢官』,这篇司马昭之心之文章,所遇到的阻力,可以证明。这个阻力的化解,还是周恩来以发表"学术争鸣"文章为据,使其刊载在北京的报纸上,疏通了毛所谓"北上"意图——那篇文章,是由上海文汇报首发,由文痞们接受其意志所为。


   于是,在一开始,毛发动文革就遭遇了阻力。这个阻力的形成,凸现了他作为一个超级官僚,和整个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现实。


   毛把自己摆在大字报写作者的地位,说明了好几层涵义。而第一种含义是,他把自己和刘官僚集团拉开距离。于是,出现人们经常讲到的,独裁者和官僚集团拉开距离的历史现实——就像历史上许多独裁者以贵族和官僚为敌那样,而这种树敌行为的最终目的极为明确,就是要把他们打倒,致于死地,好建立他的个人独裁。(至于他致刘死地有什么"伟大目的",人们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一切,是在毛的意志和辖制下进行的。他的文革,无论是文化,是革命,还是其他种种据说很伟大的试验,是用毛,这一个头脑中的思想统治之,使其一律化,而非多元化,"造反化"的——如果人们很想议论"造反"这个特殊词汇。)


   在另一方面,毛式独裁如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打出"人民"这张牌——举凡中国各种事务之名称,都有"人民"之谓,道理源出于此。而人民,的确成为他纵横捭阖,操纵文革这个棋局的重要筹码,几乎是全部筹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筹码。


   对于如何操纵人民,毛,刘的看法是一样,又不一样的。毛,刘在1949年,1957年,其看法基本一致——虽然,其间,有利用农民实施暴力,消灭几百万地主,这个事实——这个方式是文革的前奏,因为,毛让底层农民打倒地主和富农(就是维持中国农村和世界联系的乡绅阶层),从而赋予暴力合法性,合理性。所谓贫下中农为此杀死了二,三百万之众的,交出土地,双手投降的地主——这个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为一证;文革里,他让"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如法炮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以类似土改的暴力杀戮,起来打倒毛弃置如敝屣之敌手,那个官僚集团中的某些敌人,而保护另一批官僚,如张春桥等。


   而刘们,只是理解和记忆了毛后来反右的做法,没有重温他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老方法。于是,在区别文革形式的问题上,毛找到了发难于刘的一个借口。再从这个所谓的"形式"之借口,直捣"内容"。以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为之定罪。这成为他写"炮打"的最终原因。


   其间,他在一系列故作神秘的出游和讲话里闪烁其辞,让其敌手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初步考察毛在南方的那些日子的思维和行动轨迹。


   许多文革中人,把毛这个故作神秘和故作沉默期,叫做"初次发动",含整个六月和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


   把毛从北京回来称作文革之"再次发动"——这是人们只能阅读马克思主义,且被其涵义和语境所桎梏之缘故。因为,这个术语,没有解释毛意,本来就是要分两步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受阻于刘,邓;而刘,邓,也是在执行毛意,并未出现和毛意不一的行止。问题是,中国的蹊跷是,一旦皇上发威,只好"臣罪当诛",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情形是,毛在首肯刘,邓派出工作组问题上,是取得中央一致同意的。


   这里我们引用邓小平的一个讲话——


   "现在北京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


   (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一种是调干,临时集合,由新市委派出,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邓小平在北京大学、中学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9日


   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


   不,直到今天,毛意如此,还是不被人们全然接受和理解的。人们炮制毛意和刘意的各种神话,以说明他们或者有一方是对的,或者,有一方是错的。而官方,就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或者拥刘批毛,或者拥毛批刘的把戏——在所谓打倒四人帮前后,这种说法前后出现,自相矛盾。


   (我们在下面对卞老师两次追悼会的解释中,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在"文革五十天"问题上,毛这个超级官僚和官僚之首,打出一张王牌,正反胁迫,使得刘,处在中国人所谓"五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之境地。


   这样,刘少奇镇压运动之罪名终于成立——就是说,毛可以以解放为名,行暴民政治——他登上天安门,号召"要武",号召杀戮——这时候,无人敢说,毛罪之有!


   毛,就是这样治罪于刘,而放纵于己的——放纵于他的人民,以百万之众,对他欢呼呐喊,要去匆匆杀人了!


   所以,人们在解读所谓刘以工作组方式抵制文革,或者说,以工作组方式制造文革秩序的时候,他们都处在不辨真相的历史烟雾,毛之烟雾当中。可悲的是,毛阴魂不散,在他那一片烟里,还是有人被完全罩住,在四十年后的今天。



毛七月后半期回到北京,就撤除工作组,开始"再次发动"——其实是收获他的猎物。
   用他的话说,敌手,有了一个表演的机会。


   上一次,他给了右派们一个机会。现在,他给刘,邓们一个机会。人民之一部分中,有人察觉了他的游戏手法。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各个时代的赌徒一样,他们甚至不惜把性命押在这个赌盘里。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


   于是,我们在此解说,包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内的那些红卫兵组织,是如何被毛意诱导而纷纷出笼的。虽然,在辨析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与否,成立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上,迄今考据不清。(但是,文革研究,如果真的有此研究的话,人们,其实还未到像考证『红楼梦』一样得到细读分析——在大是大非还处在语焉不详的四十年后!)


   然而,在毛派红卫兵和刘派红卫兵之间,已经出现两股政治目的不全一致的组织,虽然,他们同属于官僚的政治工具。一如前言,毛在文革预热的一系列政治动作中,在全中国造就了两个政治信号源。一个,是一般而言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体系,以刘少奇及其文化官僚为代表。他们代表了毛后来漫骂之"阎王店","才子佳人部"之"开明"专制文化,含教育文艺等子目。


   毛,林彪等,则炮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部话剧的名称),"四个第一",毛语录等极左文化,极权文化。毛甚至重复刊登"造反有理"这类煽动性语录,以教唆青年,让他们培育一种斗争和杀戮意识,惯称阶级斗争意识。


   在1966年六月,聂元梓大字报出笼的时候,毛则更进一步,不但在思维上示范造反,而且制作榜样的模式,提示青年人效法聂氏,站出来反对党委。


   有人说,这是毛允诺人们反对党的一个例证。可惜,他们忘记了,没有一场革命是由皇上指导的——这样一个历史常识——毛反对党的意图,其实,只是在打倒刘以前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出现。


   二,他启用的红卫兵,是他制造政变的人民资源,以期人们把这个私人目的,看成是革命和人民的意志。


   三,人民,实在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趁机造反。他们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又完全回到毛,周体制之内,像在1949年,1955年,1957年一样,遭受来自官方而且是纯粹官方的大规模整肃。一切复旧。


   同理,刘为了维持他的文革掌控权,不被毛找到借口,他采取了与毛同样残暴的做法。在北京一些中学,尤其是在师大一附中,刘,直接控制了那里的阶级斗争。而邓,则通过其女儿邓榕,控制了卞校长所在的师大女附中。


   按照党文化的语言,以邓榕为首(虽然她不是代表会的成员),加上代表会的七名成员宋彬彬等,是不是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镇压路线呢?答案就是,卞仲芸之死。


   以代表会为一方,以反工作组的『红旗』红卫兵为另一方(那是毛派,或者毛林派,军队体系派出身的干部子弟),形成了师大女附中的政治格局,或者言,革命格局——而邓小平甚至要调查反工作组成员的爹妈身份,以事镇压。邓榕的著作里记载了这一段内容,那正好是毛指示撤销工作组的一次会议。邓说,她知道工作组要撤销的事情哭了(1966年7月底)。她还说,看见毛出现在会场,全场成为欢乐的海洋,等等。


   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在卞老师被打死的那段时间,虽然工作组已经撤销,但是,宋氏,邓氏为核心的校方领导机构,还在行使其权利。卞老师在八月五号被殴打的时候,这个机构还在"开会"——这个情形,好像是纳粹在街上杀人,可是当局,还在讨论"战事"——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近在咫尺的杀人现场,杀戮活动中,保持着罕见的沉默,旁观和暗许。


   在阐述红卫兵问题的背景时,我们要说,无论卞校长是那一方红卫兵打死的,校方,革命领导委员会犯下纵容杀人罪,是罪不当恕的!


   而且当事情发生后,这些人跑到医院责问家属,连带诛灭的气势。问家属,你们怎么看!......须知,他们是在革掉一个反革命蚂蚁一样没有价值的性命。


   是的,在此之后,我们也许分不清是毛氏红卫兵,还是刘氏红卫兵,在延续这个屠杀。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至少毛,刘二人,对于卞仲芸之死,负有最高责任者的责任,或者罪责。因为,首先,是毛造成杀戮和革命的大局,他要"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以后,是刘,邓采用"老革命"的方式搞"新反右",也是戕害无辜。毛隐身南下,直到他回京,刘,实际上被剔除,此前,刘,邓在掌控中学的运动,尤其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杀人事件,就是在毛回到北京后发生的,而刘,邓,其时,尚通过儿女掌握实际文革领导权。


   解读卞仲芸之死的所有密匙就在于此。


   换言之,反对和赞成工作组,反对或者拥护毛,刘,邓的红卫兵,并不影响他们秉承父命大打出手。且一并体现了党文化,"喝狼奶","驯兽记"(原话出于古稀腊哲学家西赛罗,指责僭主统治的著名演说——笔者),在政治,逻辑上的同一性。问题在于,历史,无法为毛,刘,邓的责任解脱。说,毛氏是在"试错",可以杀人者,和说刘,邓是"建立革命秩序",同样可以杀人者,是杀人和杀人事件辩护,没有任何道义可言——而证伪的前提是,杀人的诉求也许可以造就政治真理——但是,这个试错和证伪,造就了什么真理呢!


   无论是四十年,还是四百年之后,人们得不出试错,证伪论中,杀戮无罪的结论。


   我们承认,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今天,对于这个历史上的错综复杂,中国人还是处在一头雾水当中。这个问题的混乱在于,红卫本身及其意志,被毛,刘之间的斗争遮蔽了。


   宋彬彬和邓榕的红卫兵,按照刚才我们阐述的逻辑,当然属于刘氏红卫兵。这个红卫兵,成为卞老师之死的直接责任者。


   就像邓氏1989年6月九号出来主持那个政治局和大佬会议一样。他已经清楚表明了,他是责任者。邓榕和宋氏,刘静等人,当晚,出现在卞老师死去的医院,北京邮电医院,并出具了七人签名的"责任书",就是铁证。


   须知,邓以为,1989年的事情,他做得正确。他的女儿,在1966年八月,也以为,做得正确。因为,卞校长是"四类干部",受到他父亲的首肯,定为"四类"——而当文革中人,一旦被定位为"四类干部",就丧失了人身安全的最基本保护,罪犯们可以像纳粹时屠戮犹太人一样杀掉她们。在此意义上,他们杀戮的不是人,而是非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上到清华大学,下到清华附中,那些接受了毛意政治信号的蒯大富等人,以及师大女附中的某些反工作组成员,也在这场屠杀里"不甘落后"。该校『红旗』成员在案发后,同样跑到医院。他们在卞校长的尸首旁边,留下一张江青,陈伯达关于"革命"合法,暴力合法的著名讲话稿。他们一伙人,把这张抄件,仍在医院的一张桌子上,汹汹而去。


   三种势力,在力图证明,他们对于杀死卞仲芸,是表过态度的。起码,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这三种势力,是后工作组时期校方势力的代表,邓氏家族的红卫兵代表,反工作组红卫兵的代表——这三种势力形成一个为恶同一性的存在。


   这个信息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也就是说,反对工作组派的目的,是要打倒刘。而邓氏,宋氏,则要守护和体现保卫自身和前工作组的意志,保护刘邓。这些人在红八月表达了她们共同的"革命性"。


   毛,刘本属于一个政治体系中人,但是,他们的异同在于,刘,邓,周等官僚,他们,不具备毛这个"人民的儿子"——这个资本——不具备,朕即是神,这个人造神祗之资源。所以,他们在1966年八月份,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承认毛是神,承认他既是神,又是人民。故而,他们无法不选择服从。


   第二个选择是,他们要顽抗到底,要革命到底。以期证明,他们也可以服从毛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意志——殊不知,这个意志,就是要打倒刘本人。


   而刘,邓,就是在这样一个色厉内荏的尴尬局面中,通过自己及其子女,设法把权利和身份维持到最后。这个最后时期之到来,全国不是"一盘棋",是参次不齐的。如后来发生的"武汉事件"(见『东湖风云录』),为一证。也就是说,运动群众的武汉保守派,和要搞群众运动的毛派势力,擦抢走火,大打出手......体现了毛,刘双重运动原则的冲突。这个冲突最后以刘邓失败而告终。


   至于我们阐述的北京皇家女校的悲剧,实在要追述到这所学校的文革开始,刘,邓工作组的进驻时期。受难者家属出具了珍贵收藏的第一手(或者拷贝的)史料。


   这些材料说明,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是有所谓高层人物在背后操控的。卞仲芸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向有关中高层领导人写信控诉——一如左拉的"我控诉"——这些文件依然存在。


   在这些控告以一律无效宣告结束。不但无效,控告本身成为罪行,且要卞校长付出生命之代价。而她,经常与之联系的北京市委当时的领导者,如吴德,就说——在事件发生后——"死了就死了!"


   有人以吴德出于服从者之地位,实无可如何为理由,为之辩解。


   的确,当时是狼主当道,要行吞噬之事,狼仔们,也自然无可如何。但是,语言,自有其暗示和隐寓。这个"死了就死了"的判断,无论如何,也无法看成是一种人性解读!


   按照王先生(卞仲芸的丈夫)的记忆和史料证明,卞校长,在北京发生文革以后的行迹如次。


   1966年六月二十九日,她在写给邓小平的一份信函中(摘录),透漏了工作组镇压所谓革命运动的种种迹象,说明:她自身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


   在"批判"了该校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她,主要为自己被袁淑娥(一个校外人士)诬告做出澄清。


   以后,她呈述了工作组时期的打人事实。


   "四、坏人直接到场煽风点火制造了严重的打人事件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台上发言的人揭发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就被打被辱骂得越厉害。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恶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下面是王先生保存的一些大字报,其中内容,证明了卞校长的自述。


   "附件:大字报一


   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耘)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嗦嗦)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一副)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打人发生在六月二十二日。这是毒打致死那场悲剧的预演。


   所有关于工作组时期,革命是在有秩序,有控制之中进行的——这样一个判断,一种说辞,自然不攻自破。


   这也提供了所谓刘,邓把持文革局面,并不文明,而是文明之反,这样一个反证。


   而在这所学校之外,类似的殴打和屠戮已经遍及北京。


   据王友琴书(『文革受难者』)载,这段时期,被打致死者,有一千七百多人。


   而在全国各地,有关的数字记载,也着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獗。


   据有作者统计,在北京地区,打击反工作组的学生很普遍——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1966年八月八号"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这个结论是对的。


   在另一方面,卞仲芸的先生当时在悲情和无奈中,期望『十六条』的发表会制止杀人。十六条中,毛又行鼓吹巴黎公社原则。其真正用意,是要打乱官僚集团的老秩序,以适应新的官僚集团或者说革命集团的毛秩序。"以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中国人在此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乱斗中,真实体现了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毛式反人类行止;在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上,倒退到历史的原始格斗之中而无意识。文化革命,成为毁灭文化的人际悲剧。而当我们回顾巴黎公社真实的屠杀史和逮捕史的时候,又发现,毛式巴黎公社的解读,完全违背历史。


   我们要提前强调的是,家属希望通过他的妻子之死,引起官方的某种注意,以卞仲耘一人之死,使更多无辜者免于死难。


   王先生的想法被从反面被证实了!八。一八以后,大规模的屠杀得以实现;北京女八中,女四中,三十五中等学校的老师,校长,甚至同学一个一个被被殴打致死。毛式血腥,直追刘氏"资反路线",北京——中国的文革屠杀,一发而不可收拾!


   卞仲芸的黑色星期五(家属展示了1966年的老年历;为1966年八月五日这个日子涂上了永久的黑色),直接衔接了1966年同样黑色的"八一八"。


   鼓吹巴黎公社的十六条,好像制定了"要文斗"的指示,但是,这个条款的小内涵,被包括在更大的,毛式革命和斗争之大内涵中,成为一种装饰品——毛在那里鼓吹了"小将们"的干劲。打人事件,杀戮事件,在此之后越演越烈,成为一道血腥的风景线。


   据上文作者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而在校园之外,北京大兴县的大规模屠杀,造成的血腥场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民革命之狂欢!大兴屠杀发生的时间,也很关键。他发生在66年8月26日,是十六条制定以后。"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遇罗文『大興屠殺調查』)


   这个杀戮,可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啊!


   我们无法列举发生在"红八月"的所有惨剧,只是说明一个背景。从北京第一个死难者卞老师走后,从六月份开始的,无论是刘,邓路线执政其间,还是毛以后的更大杀戮,都在昭示一个残暴的事实,196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力日,"国耻日"——而卞老师之死,则为这个国耻日中的"校耻日"中,第一个死难者!


   "校耻日"的倡议,是作家邵燕祥先生所提。


   人民,在文革时期,其具体表演,就像德国首相默克尔说过的,德国人在纳粹期间,正直的人是少数!


   文革中,文革初期,中国人里,正直的人,是不是少数呢!


   我们在指责屠杀的时候,不能不提出操者的责任。


   我们引用其家庭成员说的话,明示世人。


   胡启立,1967年元旦写出一张大字报说——"


   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


   1967.1.1


   ……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她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她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上述这段是六月二十八日张世栋同志(该校工作组组长——编者)向我转述的,准确内容和时间,张世栋同志记得比我清楚。)邓说的争取就是要工作组对革命左派进行分化瓦解,拉一批,打一批。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张贴于团中央


   元月七日转抄 "


   这封信,除去文革套话之外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邓,通过他的女儿,遥控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怪不得,其女在后来的『邓传』中,只字不提师大女附中的事情!


   二是,胡氏对于在毛,刘之间的摇摆,做出悔过。


   他的这个悔过,在几十年后,要颠倒已经笃定的是非,他,要回到邓。


   重复而言——八月五号,卞老师死于非命,正是在这个毛,刘权斗之犬牙交错的特殊时期。


   全部政治诡秘,深深隐藏在她无辜的死因之中,迄今不为人解。


   人民,改装成为革命者,或者说,改装成为革委会,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员,在秉承毛意,或者秉承刘意,行使其罪行方面,并无"智慧"和愚蠢的区隔,是"集体智慧"的表达和行动。


   在卞仲芸老师的校园里,毛,刘两派势力较逐的最后一刻,是以卞老师被活活打死而告终结,或者暂时停止下来。


   因为,毛不会以卞仲芸事件而停止文革的步伐——他已经把他的大字报宣告国人——下一波的屠杀已经开始。


   人们会问,卞老师是谁打死的?


   是后来上了天安门的宋氏所为?


   抑或,还有什么蹊跷?


   这些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是的,宋氏,是当时那个皇家女校校官方机构——学生老师代表会的第一把手——如前所述,在打死卞老师以后,在北京邮电医院里,校方出具了他们关照此一事件的证明书之签名。打头的,就是宋。这个签名,具名者有七个人。文件真迹尚存。


   当天晚上,邓的女儿出现在医院里。她"气势汹汹"地问: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请注意,她不是问杀人者如何看待罪行,而是问受害人的亲属,"怎么看"!


   可见,她是一个至少愿意去医院的,承认具备某种身份者之代表——这个代表的权威性自然不言而喻。家属当时的回答是:


   "反正,这件事不由我们负责。"(王晶尧女儿王学语——见胡杰电影『你没有死』)


   这个回答,在"打死我像打死一条狗!"(卞老师语)的时代,是要付出勇气的!


   宋氏和邓氏代表的校方,和在到操场上行凶的女生,究竟发生何等样子的连带关系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对于具体行凶者的历史的谴责和道义的审判。


   我们看到,没有人说宋氏,邓氏直接参与了打人和杀人,因为卞老师不仅仅是被打,而是被折磨和虐待致死的。但是,按照"链条杀人罪"——一种两德统一后,对于下令开枪的东德最高权利机构中人及其下属的定罪办法——链条的底部是杀戮者,而其上面几个部分的责任者属谁?答案是明确的。


   这个答案,由这七个校方人员,到医院里加以顾问,可以得知。


   这个链条的直接责任者,就是这七个人。她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当然也要指责那些具体行凶者——也许,这些狼,还是崽子。


   值得关注的是,卞老师被学生殴打,时间加起来有四,五个或者三,四个小时。


   我们知道,在卞老师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罪犯们把她放在一个垃圾车上,推到校园的一个角落,竟至无人过问!我们采访过亲历者,也是该校学生。


   她说,当时,卞老师卧于小车。发出鼾声......——她说,这是典型的脑溢血症状。


   关于,是谁把卞老师送到隔街的医院,也有不同说法。


   也就是说,工作组以后的校方机构,目睹了她们的校长之死而置若罔闻,直到她们出面到医院,也没有任何表示同情的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当毛在举行文革准备的时候,他的权利控制,已经基本到位。这个到位显示的是:


   一,林彪集团对他的支持,也许是无限支持。林彪的"四个第一","政治挂帅",毛语录编辑出版,都是一个表态,一种造势。


   二,周恩来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他的『东方红』舞蹈诗史演出。政府机构对毛的支持已经到位。


   毛虽然无法笼络所有政治资源,但是枪杆子到位;政府资源到位。他还担心什么!


   在这个逻辑的演绎下,毛,如果无法在党政系统灌输他的"炮打司令部",撤消工作组,他也可以在军队系统贯彻之。而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多是"革军"子弟,就是一个附证。


   三,这些貌似反对派的学生,含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以反对刘,邓为那时的政治时尚,而支持毛。这个趋向,就像毛死后,许多时髦青年打出"小平你好!"一样。


   中国人的可悲,在此一呈。


   最后,宋氏和邓氏,虽然皆属于工作组观点,但是,八.一八后,她们与时俱进,撇开了其父辈代表的官僚集团(宋的父亲其时处在上升阶段),向毛靠拢。毛选择了宋氏,对她说,要武嘛!



他老人家当然不会和邓氏说,你要要武。


   这个谜语并不难解。


   也就是说,毛一开始就选择了和工作组做对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他们是第一批获得毛宠的青年人。


   ——毛至少指示军队,贯彻反对工作组的方针,以军干子弟带头,率先反对所在学校的工作组和刘,邓派红卫兵。


   ——毛在乱局形成以后,基本上放弃了中学红卫兵,无论是宋彬彬,还是彭小萌(彭是反工作组的老红卫兵),而直接转向他的大学打手,就是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如蒯大富等人。


   ——当刘,邓被打倒,刘少奇死于非命以后,毛,又弃蒯氏等如敝屣。他说,你们不投降,就像土匪一样消灭你们。遂之,全国"解放",革命运动变为禁锢运动,镇压运动。小报,论坛,假反对派,全都烟消云散。全国各地呈现一片凋敝景象。


   ——直到1969年的五.七干校,上山下乡,三结合,军官会……人们梦想的毛之浪漫主义革命荡然无存。


   ——毛,打倒了他的政敌,他转了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前官僚体制。


   岂止是回到原地,整个民族因浩劫和杀戮元气丧失,道德沦丧,人格涂炭。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个论断,已经到处被人引用。


   但是,革命者和参与革命的当事人,要想摆脱这个臼穴则难。因为其中原因很多。


   一是,革命是一个正面的说辞,凡是参加革命的人,迄今在中国的名声和地位,较之身处党文化之外者,有着实际和虚拟的各种好处。我们尚可以记得,当时普通人家出身的学生,居然以黑帮子弟自诩,招摇过市——说明,即便在文革高潮时期,中国特权阶层的优越性,并未荡然无存,而是依旧存在。实际上,从1968,69,70年开始,大量老干部复出,周恩来系统保护老干部的政策,受到毛回到体制内的需要而特别张显,得到所谓"贯彻执行"。


   二来,文革以后,官方对文革批判,核心是为干部平反,而枉顾对百姓及所谓阶级"敌人"的错误镇压之平反。遂形成文革反思,成为对于刘,邓原来官僚体制的全盘肯定。


   其中,值得深刻思索的是,卞老师的两次平反。


   第一次。是1970年的骨灰安放仪式。这个仪式的举行,说明刘,邓方面倒台后——1969年召开共产党九大,打倒刘奇——毛派给卞仲芸先生的有限平反。他们把受害者纳入受到刘,邓路线迫害之列。我们称其为"批刘拥毛"式平反。这类平反的意义在于,在定性卞仲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她的家属亲友,也可以不再受到社会的冷落和歧视。卞本人的冤屈,一部分得到伸张。无论如何,对于受难者,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中国这个泛政治化社会里,透过这个平反举动,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卞仲耘,做为一个受难者,生前,得不到任何党和官方的保护——一个参加革命很早的三.八式干部,可以死如草芥——死后,还要受到干部政策此一时,彼一时的捉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侮辱。这个死者,被毛派用来攻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又被邓派攻击毛派。在给卞仲芸平反的那个很短的时期,许多未能保护她的中,高级干部纷纷出来批邓。这其中,就包括了邓氏子女和卓林本人(见文革史料)。


   于是,在1976年以前,受到官方平反的所有干部,无论死者,还是生者,幸存者,统统成为毛批判刘,这个所谓第一号走资派的炮弹。


   而时过几年,刘少奇,在邓上台后获得平反。所有在四人帮倒台后受到所谓昭雪和纠正的干部,又统统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而"四人帮",其实是毛的代名词。于是,和1976年以前的所有治丧活动定下的调子相反,那时的追悼会,成为一片批毛的声音,虽然这个声音裹着一层透明的"皇帝的新衣"。


   固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卞老师的家属和亲友,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八宝山,寄托他们的哀思,表露他们的怀念。中国人,只好在这个有限的追思中,判断文革中的生死,是非。就像"四人帮"倒台,而毛,还被挂在天安门上那样,人们枉顾这个可悲的事实,走上街头敲锣打鼓,以为"时间开始了"。也不知道截至1976年,中国人,究竟开始过多少时间!


   而"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是胡风所谓。胡风,被革命迫害,但是,据说,他虽难无悔,说,如果他的生命的时间再行开始,他,还是要重新走一遍这样的革命道路(见胡氏女儿的著作)。


   卞仲芸的革命生涯和她的死难历程,两相对照,人们可以得出类似胡风的结论吗?


   现在流行的"两头真"的说法,就是在为中国走上共产党之路,做一种辩护。那么,这个辩护,是不是一种真理的辩护呢?


   因为,真理,对于中国人而言,有许多种——而随着真理的多元化,人们,共产党的语言和思维体系,也呈现多元的结构。一种是毛式思维,一种是邓式思维;接下来,还有毛,邓结合式——又包括邓,赵式,邓反对赵式,后邓氏,改革终结式,改革死亡式。等等。


   我们这里基本上排除了,在所有这些党文化思维和语言之外的普世价值思维——而普世价值之中国化,又是一种艰难的探索。


   思考这些问题,是基于我们对卞老师生平,革命经历之反思。


   她,作为中国中学教育的典范人物,一直以来,是在传输和执行后来吞噬掉她的精神和肉体的党文化,党教育。其间所萌生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关系,无情地消解了她早年的革命选择。


   她参加革命,从抗战,到内战,到解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她的死,是毛,刘两方曲解和侮辱她的革命之选择之终局——难道还有其他什么解释吗!


   如果远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则在一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就在"民生主义"里批判了马克思,而他选择了边沁和其他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理论上的观点。虽然,实际上,孙文还是借鉴了列宁的政治斗争手段。也就是说,中国人在选择党文化,包括国,共两党文化的同时,中国人忽略了,或者大致忽略了关于自由主义的思考和践行。


   前此,所谓革命之轰轰烈烈,导致的是思维和行止上的空空洞洞。许多青年学生,像卞老师一样,走向寻找和加入共产党的道路。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卞仲芸一人之选择,是中国青年人的,几乎是普遍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究竟带给中国何种命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作家一平在分析当时的"青年何以去延安"一文中,解释了其中的缘故。


   他指出,一是抗日问题。


   说,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这是他们的错位理解。


   现在公布之史料说明,是国民党领袖抗日之主战场。


   二是,如有作家指出,国家贫困,民不聊生,是他们靠拢和参加共产党的原因。


   刘宾雁说——


   "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刘氏提供的信息是,一,自由主义没有可行性,看不到希望(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同样面临这个难题。)


   二,要革命。而自由主义不提供革命信息——共产党则要打土豪,分田地,要工农当家作主。自由主义,是谁当家作主呢?


   问题在于,共产党的这个口号泡沫化以后,实际的应对之道究竟如何,则是当下中国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考虑的新问题,也是老问题。


   三,刘氏之外,关于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事情,也是争执之一。旧中国,许多青年出走的原因,如巴金的『家』『春』『秋』,起到很大影响。据说,是革命的一种启蒙和诱导。


   那么,这些到延安的丁,王们,又要如何走出延安这个"家",这个"春秋"呢!


   答案寥寥!


   四是,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包括当时行世极广的大公报,也有该报记者关于苏联的"正面"记述。


   这个个性解放导致的去延安,实现了其初衷吗?


   延安,有个性自由之局面吗?到延安去的王实味又得到何种样子的解放呢?


   丁玲的解放,前前后后,又是如何一个光景呢?


   林道静一类人的革命化,是不是给扬氏(沫)以最后的解脱和理想呢?


   ......总而言之,"娜拉走后",是不是又要回来呢?


   我们的革命,在废除私有制,复旧私有制,将共产主义公有制语焉不详地加以最后抛弃的时候,个性解放者们,是不是若有所失呢?


   五,是一些阿伦特说明的社会"边缘人"问题。


   像当时的毛泽东(希特勒)等,觊觎社会主流的加入和野心,成为结党营私者之乱世枭雄。而偶像崇拜传统很深的国人,就在诸多偶像之间,转来转去,以期得宠。


   ......


   是的,投奔延安者,或改变了边缘人的脚色,最后成为一代官僚,成为革命领导者阶层或者阶级,今天,或者在不远的昨日,成为新阶级的成员,他们的选择,是不是一种解放?一种革命?还是本身又复旧为革命之对象"走资派"了呢?


   这究竟是毛的幽默还是国人的悲哀呢!


   卞老师一代人,究竟如何反思他们走过的道路且在耄耋之年,给出的新解和不同道路呢?


   他们如何对待他们以往的引导者和领袖呢?


   当1966年夏,卞仲芸大祸降至,她给所有这些人,老延安和老革命写控诉信和通告信,......革命者们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漠然待之。革命的女儿就这样被抛向死亡!


   这究竟是奇耻大辱,还是自入地狱!


   我们还应该指出,卞仲芸加入过的早期人民日报,在1966年六月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期制造大屠杀舆论的时候,她,这个人民日报的早期成员,又该做如何一种读报姿态,研读而判断之呢?


   人民日报,成为一种革命谎言和凶杀的"私器",卞仲芸们,又该如何对待之呢?


   我们当然承认,革命者鱼龙混杂,良莠难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间或混淆,并不稀奇;其种种主义之界限,也有边际不清之处。但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冲突,却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我们暂时不去解读民主中含有的卢梭式极权主义内涵——即人们通常所谓"普遍意志"向极权主义演变的可能性——我们只是说,仰赖科学和工具,无法实现人的价值。


   此述卞老师的遭遇,说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


   单靠革命和革命教育,其实,只能造成或迟,或晚的革命和暴民意识——这是我们思考卞仲芸之死的基本结论。


   是的,这个杀戮,可以像卢梭的法国革命,也可以像中世纪的异端迫害,甚至,可以造就今天的科学异化和"犬儒文化乃至"半傻"社会。


   任何社会,都要依靠一种社会非政治化和社会常识造成的自然契约运作。有哲学家说过,自然之间形成的默契,甚至不需要法律化,因为所谓法律化造成对原契约的动摇和怀疑。



当意识形态成为法律的时候,回到常识,成为疏离这个形态的必然。


   在治校和育人中,卞老师秉承的许多原则和规则,依然不无指涉对于皇家女校的抗拒;虽然,她自己成为一校之长。我们很难处理这些私人品格的细节。这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下,人们难以梳理的一些细节。


   我们的意思是,即便任何一个纳粹机构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无法承担所有纳粹罪责;即便他参加了战争,加入了工作,结识了罪犯。


   但是,在作为人和作为革命机器两个方面,人们不可能不考虑他们被革命撕裂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文革时期,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是到处存在——这个存在的特点就是,要讲究一种人性的道义,并在这个讲究的同时,也讲究党文化和党性人格的"合理性"一面,这个是可悲的现实。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Tuesday, February 2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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