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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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文史博览·文史》刊叶维丽的文章，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
    畸形的校园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学生。“文革”初期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北京某些中学的学生，往往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豪情万丈的长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出毛泽东那封著名的支持红卫兵的信，给“文革”定了“造反有理”的基调。当时这些北京的青少年令“江青阿姨”都禁不住称他们为“小太阳”。
    其实从1965年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报纸上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考高中，可是大家心思已经不在那上面，凑在一起就交换听到的消息。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开了“文革”的帷幕。那天我们班有堂体育课，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游完泳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说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在差不多同时，北京很多中学都不约而同出现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
    游泳回来后就没上过课。我后来总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我们来说，那堂游泳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不用上课了，倒有一些被解放的兴奋感。“文革”的全称是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光是“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让人莫名的兴奋。6月初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园游行，拥护发动“文革”，我走在游行的队伍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那次游行还是由校领导组织的。游行完了马上就有人说，校领导带着大家喊口号时举的是右手，她这样做是反对左派，支持右派。于是，校领导很快就因为这个荒谬的理由被整垮了。有些好心的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不要随便反对校领导，1957年也是先鼓励人批评单位领导，最后却把那些人都打成了 “右派”。后来证明这些老师从1957年得来的教训不适用于“文革”。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没有1957年“反右”的记忆，一发动就起来了。
    班上同学截然分成两部分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干部子弟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其他同学，有时拿她们的特点开玩笑，尤其喜欢给长得漂亮的同学起外号。我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
    “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压倒一切，我在班上的地位也变了。原来我因为不是团员，觉得有点儿孤立，现在团员不团员不重要了，家庭出身为大，我混在干部子弟堆里，没人记得我没入团。但同时我也常常觉得别扭。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然，心里觉得有点儿愧疚。我对一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我们学校贴的不少大字报都是在给干部子弟特权找根据。比如有的说干部子弟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第一句话是学叫“妈妈”，干部子弟是喊“毛主席万岁”。
    当时有两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最早出现应该是在7月底吧，是北京中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提出来的，一出来很快就在全社会流行。听说有的地方连坐公共汽车、在饭馆吃饭都要先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便会当众受到侮辱。我们学校很多班上也都出现了斗“狗崽子”同学的现象，而我的私心和怯懦决定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软弱和姑息。
    我还跟着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死了就死了”
    “文革”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记忆就是暴力的出现，在一个开着粉红色芙蓉花的夏天，到处是斑斑猩红的血迹，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是恐惧。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1966年7月。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大家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日的事。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后来1966年8月被视为 “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界的一对夫妇，也在8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两天。
    卞的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
    后来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6月初，鉴于北京的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均受到革命师生的“质疑”，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各学校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但后来毛泽东说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去当“灭火队”，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于是，7月29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的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里面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心惊胆战，觉得下一个批斗目标就是自己了。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
    当时学校勉强称得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
    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8月4日下午，有七八个学生冲进她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
    8月4日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我就像打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有意与她丈夫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则于8月4日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区委干预，区委不管。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
   市委又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则推脱刚成立，也没法管。
    8月5日我不在校园。现在回想，时间应在下午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我回学校时，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像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
    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
    胡志涛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批斗了。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呆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押着她们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得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场的大约有几百人，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这个学生“文革”前是模范学生。
    卞仲耘则是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她的身上盖着破大字报纸，压着一把扫帚。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已是气若游丝。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两个小时之后才把她送往医院。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她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送到医院后不久，她就死了。
    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的严重摧残，仅仅捡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象她说话时脸上的冷漠。听完广播，我们班的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副校长，就这样被我们亲手打死了？还“死了就死了”？！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更没听说有谁因此而受到惩罚。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后来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始终带着一个问题：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之内就作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
    （本文作者叶维丽，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20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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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内幕[J].读报参考,2013,(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