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与赵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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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与赵家人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五十年沧桑，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事件亲历者经过50年，有的反思，有的忏悔，有的却正春风得意，还高唱青春无悔。随着官方有意无意的模糊历史，造成了很多糊涂账。很多人分不清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场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十年文革中，所有的暴行罪恶都归到造反派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一些人乐于见到的结果。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造反运动组织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转发受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抵制，认为主要还是应该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彭真等人发表了二月提纲。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发出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表示支持，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的目的，要扫荡中层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使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还要进行他的乌托邦实验。毛能够依赖的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被打倒了，靠不上。党内官僚集团也不支持他。工人农民要吃饭生产，不可能支持他瞎搞。所以毛把目光投向了青年学生，他们的无知和热情正好可以利用。清华附中的一批红二代，闻到了某种气息，这些高干子弟于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旧址秘密集会，不受学校党委工作组的制约，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作家张承志的笔名。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北大附中学生1966年6月2日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刘少奇说搞组织活动，秘密活动不好，红卫兵是非法的，红卫兵一开始是不被承认的。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于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里面说[blockquote]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blockquote]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造反精神，于是毛立即回信给他们，表示他们的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还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毛从8月18号起，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毛指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发表在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红卫兵“造反”精神的呼声，得到毛公开支持，立即传遍全中国。之后红卫兵组织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
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扬言，我们是天生的掌权者，大权一定要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最大的权利，理由也非常简单，而且看起来理直气壮，父母打江山，自己坐江山，是权力的天然继承者。
红卫兵造反的矛头，一个是破四旧，砸烂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很多文化古迹遭殃，很多店遭改名，很多人强迫使用劳动人民的装束。另外一个是对地富反坏右的残酷斗争。
1966年7月，正是红卫兵大造反的时候，和刘少奇一起主持文革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使工农革干子弟逐步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要成为一种趋势”，这大概也是预设的文革目标之一。而事实上，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高干的子女，就掌握了所在学校的领导权。此种把领导权交给子女的思想，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一直没有变。高干子弟掌权，称为当下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党内斗争的焦点，其始作俑者，就是1966年的老红卫兵造反运动。背后隐藏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造反不但为了夺权，还要垄断造反权利，秩序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其实践结果，就是制造了血腥屠杀的红八月，首当其冲的是城市里的老师，校长。刘少奇在7月初就发出指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几种交待问题。北师大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便成为了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是该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据目击者，参与行凶的有邓的女儿邓蓉。[blockquote]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兇。[/blockquote]
这些出身高干的红卫兵，炮制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而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分子采取无情打击的态度。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著名的就有大兴惨案。大兴惨案是由公安部谢富志直接插手的。
江青专门传达了毛关于发生打人的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了。
由于老红卫兵，只造下面的反，不造跟毛对立的官僚集团的反，实际上他们的利益跟官僚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毛是对他们不能容忍的。毛通过康生老婆联系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调动他们起来运动。根据维基百科，[blockquote]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即化九班）学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员，但叶林仍为组长。工作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blockquote][blockquote]此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仍属弱势。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李讷的要求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派出百余人到清华大学张贴大量大字报，支持蒯大富。[/blockquote]
可以看出8月份的时候，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还没有被解放，9月份才得势。所以红八月的暴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而是老红卫兵干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后，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得以解放。毛泽东开始支持造反派，反过头来压制最早提出造反口号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看大事不妙，开始反他们和他们爹了。于是在11月27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之前成立的动纠，西纠，海纠为主体。就是最早的红卫兵。联动的目标就是反中央文革，跟蒯大富为首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对抗。联动还六次冲击公安部，以为自己后台硬，无法无天。[blockquote]四冲：1月6日晚上11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 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 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有找着,便到处割电 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拱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夹着尾巴仓徨逃遁。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blockquote]
联动之后被取缔，很多人被抓起来。 但是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些人就逍遥派了。[blockquote]1967年4月22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并讲话，随后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被释放。[/blockquote][blockquote]“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回忆了当天的情形：[/blockquote][blockquote]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 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江 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牛皖平 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 龙去脉讲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 教而诛嘛！回到北京，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公室，给他们车子。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 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两个女孩，一个蓝小兵，一个骆小锋，又点了一个董良翮。那 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 嘛！他嘟嘟嚷囔讲了一通。康生讲了甚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 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甚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blockquote]
而另外一边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人也很快在68年以后被毛抛弃，纷纷入狱，毛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目的达到以后，为了避免权力继续失控，或者将来反到自己头上，开始整治造反派。著名的造反派，遇罗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杀掉了。而在66年67年，中央文革是反血统论的，因为那样就阻止了调动广大群众起来斗走资派的群众基础。
不是给造反派开脱， 一码归一码，他们手上也有血腥罪恶，文革中造成最大伤亡的，就是造反派武斗造成的，或者造反派对造反派，或者造反派对保守派。但是文革初期对学校老师，知识分子，以及出身黑五类黑帮分子痛下狠手的，是官二代的红卫兵，这些人因为父母的关系，文革后很少受到追究。
文革结束后，原西纠头目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同志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
联动这些红二代，文革结束后，或者经商，或者从政，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著名的红二代商人比如任志强，陈小鲁，孔丹，薛蛮子，著名的政界人物比如薄熙来，都出身联动或者西纠。这些人就是现在根正苗红的赵家人。今天的赵家人，跟当年的联动成员高度重合，所以他们才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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