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毛泽东1966年7月回京后行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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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6年7月回京后行止考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结束南巡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派遣工作组的方法，宣布撤销工作组，使运动形势出现新的局面。这是文革史中非常关键的几天。
但是，对于毛回京后的行止，文献均语焉不详，彼此抵牾。下面搜集了一些有关文献关于此事的叙述并加以比较。其中我们尽量依靠原始文献和早期出版物。这里所说的行止，是指召开会议情况，包括刘少奇在这几日召开的，不包括毛泽东安排中央文革人员到高等学校活动情况，因为这些活动是公开的，叙述中分歧很少。

1，当事人回忆。当事人回忆是珍贵的原始资料，在细节上比较真实，但日期往往不准确，容易混淆。再者，其中也有人云亦云或猜测的地方，应注意。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有两段。第一段是“怀仁堂会议”，说得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
“怀仁堂会议可能是14、15、16日一直开到18日。也可能中间有停顿，或者白天不开，晚上开。现在记不准确了。会议有汇报，有讨论，因为每天都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7月18日下午，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笳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笳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笳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的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一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刘少奇批评中央文革，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说，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会议进行期间，江青悄悄进来了，坐在后面。
在收入这篇文章的书中，编者根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载，在附注中指出上面所说的7月18日会议应是7月19日召开的。
这个会给李雪峰印象很深，所以记述的细节应该准确。但是江青是20日才回京的（见后面分析），陈伯达也没参加19日的会议。所以所描述的会议，不是在18日，也不是在19日，而应在22日。
李雪峰文章第二段是从毛泽东回到北京讲起。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先去。少奇听到了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
24日晚8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参加。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
到会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直到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没有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情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不记得，因当时正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谈一下’。”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情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叫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走了。”
“7月25日主席召集会议，仍然以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又和缓地讲了若干道理。”后面又说7月24、25日在主席那儿（丰泽园）开会，中央在起草“十六条”。
在这一段里，说毛泽东回京后，有江青先去一事不符事实。又说24日会在丰泽园，根据后面的穆欣资料，应在钓鱼台。至于开会细节应准确。

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吴德可能看了李雪峰写的上述材料或与他商量过，所以对汇报会的日期和江青后到一事叙述和李雪峰一样。他所说23日会在李雪峰是24日，看来李雪峰可靠，而地点，吴德说在钓鱼台，和下面穆欣说的一致，应可信。

穆欣在《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也谈到了毛泽东回京后的行止。
他说，陈伯达在7月13、19和22日中央会议上三次提出撤出工作组，都被否定。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到陈伯达提议时检查道：“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毛主席回到北京当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个学校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报；同时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有人说，毛泽东回京后偏听偏信江青的汇报，决定撤销工作组。其实，江青一直留在上海，比毛泽东还晚两天回到北京。这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说：‘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回京不久，就住进了钓鱼台第12号楼。7月24和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过两次会。7月24日午后，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面。当时他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站在大厅中央等候大家。会上毛泽东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有些工作组阻碍运动。
“7月25日，毛泽东又在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28日，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
此文指出毛泽东在回京第二天，即7月19日“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无其它材料佐证，而且下面的《刘少奇年谱》中也不载该日刘少奇单独向毛汇报事。此说暂不取。又“毛泽东回京不久，就住进了钓鱼台第12号楼”和王力的叙述基本符合。但此文对江青回京时间做了澄清。又他说的24日会的具体时间与李雪峰所述不符。
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中对这段经历也作了类似陈述，但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没提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

郭影秋在《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炎黄春秋》，2002年11期）中说：“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恩来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刘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接着又来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后来又提到曹轶欧写给康生条子，要求罢北师大工作组长孙友余官事。
因为22日的会上，周恩来参加一小时就走了（见李雪峰回忆），不大可能参加争论，所以郭影秋所记忆的第一次会应为19日的会。第二次的会应是22日的会，但是，7月16日李雪峰和吴德就到北师大代表北京市委罢了工作队长孙友余的官。所以此处记忆有误。

王光美访谈录：“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毛泽东回京住丰泽园，王光美回忆应可靠。她实际上也认为江青比毛泽东晚回北京。几次会的日期，王光美回忆也比较可靠。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 “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
此说证明毛泽东只是在开会时住钓鱼台。

2，年谱。年谱编纂者掌握大量文件资料，内容特别是日期应较准确，但是一般较简单。

刘少奇年谱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当晚，在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
7月22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 ； (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
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4日、25日 “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关于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22日，“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部门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7月2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7月22日，“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7月23日，“晚，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
7月24日，“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并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作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时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知道运动？”
7月26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7日，“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到刘少奇处。”
此书谈到7月2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事，为其它材料未见，估计可能为凌晨，即19日刘少奇主持的会后。又7月23日会，刘少奇年谱不记。可能较19，22日两次会短而不重要。

3，大事记，文革史

文革中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有以下记述：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2日，“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茄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①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②‘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份还是好的，等待。”
7月24日，“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
7月25日，“上午，李雪峰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
其中，关于7月22日的会议情况包含若干真实情况。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期间，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7月23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撤工作组。根据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7月23日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阻止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王年一的书对这段历史虽然叙述不很详细，但只有江青于毛泽东回京当日去汇报不确实，其余部分还都可信。他转述了毛泽东的一些话，但没说是什么场合下说的。

综上所述，所有可见大多数有关材料的内容的真实性都值得推敲，很少有完全可信的。现在根据对上述材料所作的分析，去伪存真，试图梳理出所说的几日内发生的事情如下。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仍住丰泽园，当天即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个学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简报。刘少奇闻讯前去被挡驾。
7月19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书面建议要撤消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人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在争论工作组问题时，邓小平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恩来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刘少奇马上反驳道：“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
7月20日，凌晨，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
江青回到北京。
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游行，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也参加，周恩来听了一个小时后离开，江青后到。会上吴德、胡克实、李雪峰、陶鲁茄等汇报。薄一波发言说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反干扰”是必要的，学生中有右派分子。陈毅多次发言。陈伯达又提出撤销工作组被否定，邓小平、叶剑英、刘志坚等均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批评中央文革，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康生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说，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刘少奇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 ； (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晚，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7月24日，晨，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谈“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并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作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毛泽东在钓鱼台12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此时他已搬进钓鱼台。此会陶铸、康生等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未参加。
首先由李雪峰、吴德汇报。李雪峰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和北京的情况，毛泽东表现很不耐烦。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他决定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
会后陶铸、李雪峰去刘少奇家传达会议精神。刘、邓、陶等在刘家开会。
7月25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7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以上所归纳的，只可说是根据我所见材料推论的最大几率事件，未必是真实经过。特别是还有几个问题存疑：
刘少奇在7月19日是否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穆欣文章谈及此事，但其它材料未见。按照常理，似应有此举。但穆欣也许指20日凌晨的会。
刘少奇在7月19、22和23日主持的三次会，是否性质一致，是什么会？不少文献如郭影秋所说：“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是毛泽东什么时候的意见，回京后还是在这以前？
一些会议的具体时间（上下午或晚上）尚不能确定。尤其是7月24日的会，王年一的书和文革期间的大事记均记为上午召开，但穆欣的记忆是“午后”，李雪峰的记忆是晚上八点半。分歧较大，究竟是一个会还是两个会？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上午开会可能性不大。但是陈伯达、江青、康生于下午到广播学院讲话。据记录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12点，所以他们不可能参加下午和晚上的会。穆欣的回忆可能有误。此外，李雪峰的回忆中说，康生参加了24日晚上的会。
此外当时领导开会，经常从晚上一直开到凌晨而跨日期，所以确定和分辨是哪一天可能存在误差，甚至将一个会说成两个。

从本文分析的事件表明，文革史的研究中，在不少重要问题上我们尚在暗中摸索，一些历史著作盲目相信、引用未经证实的材料，造成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本作者所见文献和见识、能力均有限，仅就所见者作如上分析，本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关注，求教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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