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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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

王广宇


住进钓鱼台

大约在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钓鱼台二楼。当时他身兼数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中 央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不久前陪毛泽东畅游长江，使他的名声更加显赫。

王任重在中央文革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称为第二副组长也算名正言顺，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 重。

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同中央文革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 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陈伯达、江青、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 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楼，他和刘志坚两个人共用二楼，因此王任重的活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 青和康生并不都知情。王任重说毛主席叫他过问北京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为他的单独活动提供了依据。

在钓鱼台二楼，王任重的工作非常繁忙，他指导着北京几个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兼顾领导 湖北、武汉的文化革命运动。他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们出谋划策，可以说他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副组长，为推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 由于他很快就被打倒了，使文革研究者忽视或回避了王任重在文革初期对发动文革所起到的作用。

我虽然在中央文革小组当过工作人员，但对王任重了解甚少，从未同他单独打过交道。最近看了一些文革回忆 录和相关资料，联想到了一些我碰到过的事，对王任重在文革初期的活动多了一些了解。现将有关资料摘编出来，加上我的一些点滴见闻，供研究者参考。

指导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

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他派了两批联络员进驻清华大学指导运动，在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 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他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

1966年7月27日，雷蓉（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提出工作组的问题。第二天，王任重、关 锋参加了清华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王任重提前离开）。

就在这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宣布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

7月29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标题是：《6.24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

1966年8月4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为蒯大富平反，要叶林向蒯大富赔礼道歉）.刘涛后来说，贺鹏飞在大会的发言稿是经过王任重审查批示的，批示说：“这个发言很好！”

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向全校师生提出几点开展运动的建议（“八七建议”），也是按王任重指示搞的。

8月10日，王任重的秘书张生谈、傅明贤从湖北省委调到清华大学、以“新市委大学工委”的名义，任清华大学的联络 员，驻进了清华。

8月20日，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要揪蒋南翔回清华批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贺龙之子）去截，说 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还找刘菊芬谈了一次话。清华的红卫兵也找王任重谈过。

8月20日，贺鹏飞宣布：大家斗黑帮的心情已转告了王任重同志。王任重转达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要亲自指挥斗蒋南 翔。

8月21日晚，刘涛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大字报说，要造王光美的反，彻底和王光美错误路线划 清界限。关于这张大字报，刘涛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8月18日写的，写好后还想写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觉得应当请示一下上级，就打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把大字报改 了改交给了王任重，他看了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写的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刘少奇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王任重授意的。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写大字报的： 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再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

刘涛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钓鱼台十六楼的中央文革大员们的重视，当成爆炸性新闻。当晚，由关锋出面向 办公室紧急布置马上组织人员去清华大学抄刘涛的这张大字报，顺带也抄贴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我受命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急调二十多名工作人员，火急赶往 清华园抄写大字报。这些抄写员分散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抄大字报，大约抄了十几分钟。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宣布禁止外单位人员抄写大字报，并派了大批清华附中 红卫兵去现场当纠察队，看谁抄大字报就没收，要求外单位人员撤离清华园，同时封锁了校园。

由我带领的中央文革的抄大字报的人员也只好乖乖地收起纸笔，混在人群中，集中后退出了清华园。每人手中 都是抄的残缺不全的大字报，似乎没有找到刘涛的那张大字报。

钓鱼台十六楼的陈伯达、江青等人还等着看刘涛的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却无功而返。十六楼距王任重住的二 楼不足三百米，对刘涛大字报出笼背景 毫不知情的陈伯达、江青等，以为刘涛阶级觉悟升华而大义灭亲，并要树个典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刘涛的大字报出笼竟是自己营垒的副组长亲手导演的。

这件事给中央文革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掌控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没有可靠信息就要处于被动，于是中央文革决 定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的记者进驻高等学校，很快就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派出了驻校记者组，其他北京的高校也派了记者，随时掌握高等学 校的文革动向。

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在校内“破四旧”和打击“黑帮”、“牛鬼蛇神”的行动，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 筑二校门，在贺鹏飞指挥下用拖拉机推倒。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一些大字报底片交给了王任重。刘涛说：推倒清华二校门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才决定的。

（以上有关清华大学文革的材料，非本人亲历部分，均来自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 事日志》。）

指导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

王任重文革中在北大的活动我一无所知，只是在1966年11月，我受命接待聂元梓，聂在花园村一号叫办公室保存她随身带来的小布包时对我说：“这包里有陆平、常溪 萍和王任重的材料。”王力还让聂元梓写过揭发王任重的材料。

聂元梓走红的时候，王任重被批判，聂元梓反戈一击，把王任重多次接见她的谈话内容的笔记本当成了罪证材 料，说明王任重对北大的文革运动也有不少指示。《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出版）说，“江青一定要我们写揭发材料，不写就过不了关，我们始终没有讲过王任重的实质问题。”“最后我们 避重就轻，讲了些简单的事情”应付江青。

聂元梓回忆说：北大筹建“文革委员会”时，想叫邓朴方当副主任委员，都是王任重的意思，他还叫我做北大 骨干分子的工作，使邓朴方当选，但邓朴方还是没选上。

聂元梓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王任重把我和彭小蒙（北大附中红卫兵负责人）接到钓鱼台他 住的地方（即二楼）。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住在钓鱼台，占了一座楼……专为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要我在这里休息几天，说抽时间他和我研究一下北大运动 怎么搞法，他还让我以后在这里多住住，休息休息，有时间就过来。我和彭小蒙分别住王任重楼下的房间，不住在一起，彭小蒙什么时候走的，我不清楚，王任重和 她谈了些什么，我也没参加。王任重给我讲了那一番话我很高兴。”（《聂元梓回忆录》155—156页）

聂元梓还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我自己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也要抓住 我，他找我也是想通过我关注北大运动。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他来找我。”“这正和我的心愿，因为那时候 王任重正是受毛主席器重的，毛主席很欣赏他，说他在各省委书记中，既年轻，又能干。”“我愿意找这样的人谈学校问题，愿意向他请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佳， 一直没有多少好感”。“江青和王任重都表示对我的重视，我宁愿找王任重而不找江青。”

“后来，王任重指示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我都请示王任重，比如成立 校文革人选时，有的事情我直接找王任重，有的事情我是通过他的秘书长吕乃和找他。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名义叫工作组长。校文革要采取巴黎 公社式的选举，就是王任重的指示。那已经是八月下旬九月初，毛主席接见了全国红卫兵，大中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连时候，王任重为此进行过多次指示，我们也请示 过陶铸，不让学生出去串连。”

“我对王任重很信任，因此，不仅是关于北大如何开展文革运动的问题，我经常请示他，就是别的事情我也想 听一听他的意见。”（《聂元梓回忆录》，156-157页）

据王乃英（林杰夫人）在清查“五一六”中写的交代材料《主要活动大事 记》说：“聂元梓与陶铸、王任重不是一般关系。后来彭小蒙把这事揭发出来后，她（聂）就要组织斗彭小蒙。”（材料手稿第30页）

指导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

湖北武汉在全国文化大革命普遍开展前就已经开始了，是在城乡“四清”运动的基础上，以抓右派的形式搞起 来的。

1966年4月18日，湖北省委就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武汉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会议上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 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右派。”

6月6日，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初中三年级学生）在武汉实验中学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字报 说，“武汉市的中学员工里有40%出身自阶级成份不好的家族，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48%。”

武汉大学工作队认为，王三宝的大字报是“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6月8日，王任重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运动的指导文件。之所以借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的经验，是因为刘少奇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这次运动（指文化大革命）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右派分子。”王任重在一份检查中说：“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一致。”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派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 派的重要性。王任重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在争夺领导权。目前要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的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批倒批臭右派分 子。”用“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的方针指导全省运动。

王任重的这份抓右派的报告《建议》，被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陶转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开展文化 革命运动指导性文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陶以为，“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可能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王任重说：其实，“直到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离开武汉返回北京，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

6月13日，武汉大学工作组开始批判李达、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副校长）“三家村”反党集团。由官方组织 的批判运动在武大划出来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控的91名，武汉大学13名党委常委9人被打成“黑帮分子”，在1222名教职员之中，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关于批斗李达为首的“三家村”，王任重曾向毛泽东试探过，可否公开批判李达？毛泽东表示，可交给群众公 开批判。7月19日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封求救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可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 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毛泽东8月10日才看到这封信，他即刻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说，毛主 席还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行动。”然而，李达终因不堪忍受批斗，含冤吐血而 亡。

关于李达被批斗，可能是1966年7月中旬，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室，放映了一部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观看了这个片 子。纪录片拍摄了批斗李达大会实况，在一个大礼堂挂了一个横幅标语，我隐约记得是《批判反动地主、反动学术权威李达大会》。大会主持人是武汉大学的领导之 一，被批斗的李达对批斗会表现出蔑视、抗拒、不服，他双手拄着拐仗，背靠主席台，面向观众，时不时地反驳几句批判。

7月5日，武汉钢铁公司一工人因打人被判处死刑，运动初期武汉全市有400余人（学生159人）以“反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被逮捕。

王任重在7月6日省委常委的一次会上说，在武汉市文化界作为右派分子打击的不超过3%，干部和学生不超过1-2%。

武汉华中工学院在37天内，划出了383名右派，华中师院被斗的有300多人，建筑工程学校全校总共500人，逮捕了18人。在全市的几个重点大学内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些都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领导下进行的。

8月下旬，武汉市仿效北京的破“四旧”经验，以武汉市中学生为主体，上街破“四旧”，抄家、游斗浪潮迭 起。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市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存款440万元，查抄打斗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

（以上材料来自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

王任重进北京后，他仍然亲自领导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不时发出对武汉文革运动的指示，武汉在文革初期发 生的重大事件大都得到他的指示或认可。

《记忆》第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