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 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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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何 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来，大陆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正史”，只有薄薄的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而这本《简史》的两位作者之一的金春明教授独立写作的另一部《“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竟在官方查禁之列。现在终于又出版了一套由学者独立写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在内的国史，确是令人高兴的。
对于这套国史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记忆》此前发表的丁东和阎长贵两文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笔者就不多说了。《难》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老朋友，另一位虽无联系交往，但也应算是同道。“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以文会友，还是直说一点吹毛求疵的意见吧，以利于相互切磋，促进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

上层与下层
官方审定出版的那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曾被徐友渔指责为“帝王将相史”。此说虽然有些刺耳，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官史的通病，即过多注重领袖人物及执政党中央的决策与运作，以及高层人物间的争斗，此风愈演愈烈，以致现在许多地方党史甚至地方史都变成了执政党的会议史、决议史、文件史。而香港中文大学这套国史，按总序所说已“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本卷作者在导言中也认为：上层与下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对立，不同时期不同层面，联系与对立侧重不同，从这个角度反思‘文革’显然要困难得多。但舍此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为什么确实是‘史无前例’而有那么多民众大规模参与，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
不过，看一看全书的章节结构，就会知道作者离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还有一些距离。全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林彪事件后的中国政局；
第二章，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第三章，毛泽东在选择新的接班人中寻求平衡；
第四章，“抓革命、促生产”模式下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
第五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批林批孔运动；
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
第七章，动荡中的社会、文化与思潮；
第八章，不摸脉的邓小平1975年整顿；
第九章，“批邓”把民众推向公开造反；
第十章，“下不为例”的粉碎“四人帮”；
从这十章及各节的标题设置即可看到，除了第一章（主要是第一节“林彪事件的扩散、传达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和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第四章（主要是第四节“‘农业学大寨’压迫下的197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三节（主要是第一小节“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部分）、第九章（主要是第三节“‘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写到一些下层社会情况外，只有第七章基本上是以整章篇幅较多地反映了下层的“社会、文化与思潮”。其他各章都是写上层（而且主要是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等很少几个人之间）的决策与争斗。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的内容，纯属高层权力斗争与领袖谋略问题，单独列入一章的标题中，是否显得过重？
此外，作者在书中特别写了一些“带有专题性的考证”，据作者在导言中举出的有：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哪些人当接班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痛苦的历史反省？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谭甫仁中将被刺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
邓小平的1975年整顿是不摸脉还是不想摸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
“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吗？
谁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吗？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从作者重点列出的这十七个问题（或者说专题）看，除了谭甫仁被刺杀一案涉及下层社会原因（书中对此有所论述）外，全是高层“宫廷斗争”的内容。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关注的重心所在。
其实，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作者能把视角转移一下，多关注一些下层，是可以找到另一些值得记叙和论述的专题的，比如，在最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怎么竟会泛滥成灾引起极大民愤？为什么在反对“走后门”问题上民众与毛泽东想不到一起？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给各地的社会局势和民众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批林批孔几乎引起新的造反运动却又未能像文革前期那样有众多民众参与？为什么民众在那几年里对“政治谣言”的传播和炮制会有那样大的兴趣？等等。
此外，书中称“谭甫仁中将”、“王良恩少将”、“李震少将”，都不妥当，因文革之前一年已经取消军衔。王良恩和李震两人之死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作为两个专题，似嫌重复。文革中高级将领之死，是可以找出另外一些更能反映时代风云的专题的，比如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吴自立，文革前就因组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和领衔创作电影剧本《怒潮》而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其专案调查组由贺龙负责），被撤销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文革中，因支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的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甚至一度住在湘江风雷一派的武斗组织青年近卫军总部“帮助指挥”（参见陈益南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又被周恩来斥为“黑手”（与他同时被打成“黑手”的还有另一位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老红军蔡爱卿），遭到反复揪斗、关押审查后，于1975年含冤去世。吴自立的命运，应该是更能反映出当代国史而不仅仅是高层权力斗争史的一些侧面的。

“大革文化命”与文艺史
文化大革命又被称为“大革文化命”，它从毛泽东委托（毛十分诡谲地强加于人，称之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亲自改定其《纪要》的发表从而展开文艺大批判开始，文艺领域成为文革中首先遭难并饱受摧残的重灾区。但在《难》中，涉及该历史时期文艺状况的，只有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官方创作理论体系控制下的极端政治化文化”和第二节中的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这也许与两位作者分别专长于对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而对文艺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不过，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还是应该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历史情况都有足够篇幅的记叙和论述，轻重不宜相差太悬殊。因为对文艺方面着笔太少，所以在《难》中不易看出从批林到批邓的五年间文艺方面起伏演变的历史脉络和走向。
作者在这一章里，自拟了一个不准确的概念：“红卫兵文化”。作者说：“‘文革’头三年，包括文学、电影、绘画、诗歌等等旧文化几乎都被砸烂，代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我们将其称为红卫兵文化。”（442页）其实，作者既已说了这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何必又去另造一个“红卫兵文化”的概念呢？这一概念显然不如前一个概念更清晰、准确。因为对“红卫兵”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可以理解为各类红卫兵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1966年“红八月”横行京城、首开打、砸、抢、抄、抓甚至滥杀无辜之风（而且后来并未被当作“三种人”清理）的那批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即“联动”一派）。也可以理解为以首都高校“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可以理解为后来成为学校中取代共青团组织的官办“群团组织”红卫兵。但不管如何理解，它们都有一个不容改变的内涵：学生。这个概念显然不能包括工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科技工作者、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财贸系统职工、军事院校学员、部队文体单位人员、开展“四大”的军区机关指战员、农民、街道居民等等不同社会阶层中的造反派。提到文化大革命就只想到红卫兵，只知道红卫兵，那是一些外国人的简单思维，作为中国人写自己的国史，用不着去迎合外国人的思维习惯。

《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
《难》的第七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讲到“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文学理论”时，分别列举了这三个方面的三部代表作品：浩然著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著诗报告《西沙之战》，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但是，作者在介绍《金光大道》时，却不知怎么把内容介绍成了浩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了。在介绍了浩然的简历和《艳阳天》前两部内容后，作者说：“1971年出版了《艳阳天》第三部《金光大道》，成为‘文革’时期绝无仅有的巨幅作品。”“这部小说的阶级斗争模式表现得更加清晰……”并提到“萧长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即走资派的前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地主马小辫”……最后说：小说因语言的乡土特色和时代生活气息等“使得《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模式作品之中，超出了一般机械的简单教条图解生活的方式，在当时文学百花凋零的情况下，还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447—448页）
读了书中的这些介绍，凡是读过浩然这两部小说或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讲《金光大道》怎么会扯到萧长春了？《金光大道》的主角是高大泉呀！——后来人们正是根据“高大泉”这个名字的谐音评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浩然对此还颇为得意，认为“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275页）而且，《金光大道》怎么会成了《艳阳天》的第三部？《艳阳天》是浩然创作于文革前的作品，小说三卷（不是三部）分别于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金光大道》是浩然在文革中从1971年开始创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完成）的作品，第一、二部分别在1972、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难》这样一部国史中，对一部小说花了超出一页的900多字的笔墨来进行介绍，本身就已经有些欠妥，更何况又把内容完全介绍错了。这样的疏忽显然是不应有的。

关于户县农民画
在谈到美术方面情况时，《难》着重介绍了陕西户县农民画。也用了超出一页的900余字篇幅讲“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崛起”（450页）。然而，在这样大的篇幅中，却看不到作者对这个在百花凋零的文革中“崛起”的畸形美术现象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而是基本上采用了文革时期的宣传报道材料，对其进行片面的讴歌。其实，只需稍稍想一想，就应该明白，在文革风暴摧残文艺百花园地之后，在当局不断发动“反复辟”、“批黑画”的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能“崛起”一批农民画，是正常的现象吗？就在户县农艺画在北京展出（1973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和喉舌媒体大肆炒作的时候，评法批儒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为两位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曲目选择问题挑起一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闹剧，毛远新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在辽宁布置批判小说《生命》（发表于1972年沈阳《工农兵文艺》创刊号），江青等人还相继发起了批“黑画”和批判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特别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再次遭到批判。本来在此之前，为了能让陕西省拿得出参加全国美展的像样作品，陕西省革委不得不将已经被打倒多年的“黑画家”石鲁“解放”出来，任命为省革委文化组美术顾问，但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再次将石鲁抛出作为批判靶子，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二十多位老画家，如赵望云（其画作被斥为“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何海霞（其画作《严陵月色》题词“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被斥为“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统治下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方济众（画延安的画作也挨批）、叶访樵（所画花卉下一怪石被说成像蒋介石的头，斥为“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郑乃珖（所画石下一鸡，被诠释为“危鸡（机）四伏”，斥为“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等。省革委还调集了西安大专院校政治、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数十人，对石鲁“黑画”进行批注，编出一大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举办了批判石鲁“黑画”的专题内部展览，省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批判文章，并在西安人民剧院召开了“深批克己复礼痛击美术战线文艺黑线回潮”的大会，狠批“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黑画家”石鲁……（张毅《石鲁传》，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329—337页）就是这同一个省革委，在这同一时期，将户县农民画作为其政绩和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体现大肆炒作，这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吗？
在段景礼著《户县农民画沉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户县农民画如何“在‘为政治服务’中成长”，如何得到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辅导”，如何举办“阶级斗争展览”，如何“从‘红画兵’到‘学习班’”以及“‘红画兵’批‘黑画’”等等，都有详细的调查和冷静的反思。然而，这些在《难》的这部分内容里，却一点也看不到。而《难》这套国史是定位于“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见金观涛《总序》），这显然有违作者和编者筹划这套国史写作时的初衷。

《一只绣花鞋》还是《一双绣花鞋》？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谈到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的“民间流传手抄本小说”时，《难》着重介绍了《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两本书。令人不解的是对《一只绣花鞋》的介绍。因为此书近年曾引起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坛公案。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流行的手抄本是《一双绣花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作者是原重庆化工局干部况浩文（后为重庆市外贸局长），1958年，况浩文根据他在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共执政初期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投稿给重庆出版社，不幸责任编辑王文琛被打成了右派，无人处理此稿。况又把稿子投到了《成都晚报》。《成都晚报》主编陈柏林、副刊组长林开甲都在重庆工作过，一致认为作品故事生动，文笔不错，特请老作家沙汀审读。沙汀读后也很感兴趣，还请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秦传厚看看，从公安政策、保密规定等方面把把关。此稿被峨眉电影制片厂得知，导演张波与况浩文联系，邀其改编为电影剧本。后因峨影厂“下马”，张波调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从珠影厂向况约稿，并找重庆市长任白戈给况批了创作假。剧本改好后由重庆市文联打印了70份。重庆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看到后，建议改名为《一双绣花鞋》并编成评书。但此时正遇上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说评书与拍电影都被迫“下马”。但故事却在川东民间广为流传，文革爆发后，此稿被批判为“毒草”，况浩文为此吃尽苦头，重庆文联有关干部也因“扩散毒草”问题遭到追查。但是越批判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一双绣花鞋》又变成了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文革结束后，重庆文联《红岩》杂志复刊，第一期即推出电影文学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
不料，2000年9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在书商的大肆炒作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名诗人汪国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称：“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了这本《一只绣花鞋》。
问题就出在“一双”与“一只”的名称相似及汪国真序中那句“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其实二者除了故作神秘的开头（《一双》是老更夫发现春森路一黑楼上的人影和一双绣花鞋，《一只》是老清洁工发现教堂小楼上的人影和一只绣花鞋）及几处情节相似外，主要内容并不相同。《一双绣花鞋》讲的是中共特工打入国民党高官府上窃取国民党准备对陪都重庆实施大破坏的绝密计划，在此过程中与国民党高官之女及府上丫环（中共卧底）发生三角恋爱纠葛，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任务。而《一只绣花鞋》讲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搞破坏。中共特工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此二处情节显系模仿《一双绣花鞋》）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多年后梅花党开始活动……文革中流传的“梅花党”故事（当时并不叫《一只绣花鞋》）甚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扯了进去，诬之为“梅花党”党魁。
《一只绣花鞋》的出版和炒作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重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一双绣花鞋》，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书中的道具，有关重庆的反特情节，与《一双绣花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汪国真在序中称电影《雾都茫茫》取材于《一只绣花鞋》，而《雾都茫茫》是我根据我的小说创作的剧本。我的作品在1958年就创作完成了，而张宝瑞出生于1952年，难道他6岁就有能力创作长篇小说？”“在‘文革’中，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而受尽折磨，当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重庆有媒体甚至提出了“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红岩》杂志有文章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还有论者干脆称张宝瑞为“文坛剽客”。在两书引起争议的两年中，拿着自己珍藏的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老人有60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真正的手抄本证据。
令人不解的是，《难》中却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只绣花鞋》讲述的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伺机而起。中共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接下来的介绍却是：“作者况浩文，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在西南公安部五处任干事，参加重庆3•13逮捕行动逮捕一个女人看到一双绣花鞋，给他留下强烈印象。1957年他据此创作了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年初改写成电影剧本……‘文革’开始，电影停拍，但故事情节却被人们传开去，添油加醋，甚至扯上了1965年归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称其为梅花党成员，高跟鞋里藏有发报机。”（498页）
显然，《难》的作者把《一只绣花鞋》与《一双绣花鞋》嫁接在一起，将二者“合二为一”了，书名和内容是《一只绣花鞋》，作者和创作经过则是《一双绣花鞋》。这样做的依据不知何在？是想调和矛盾吗？不管怎样，作为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失误都是很不应该的。
《难》没有再称张宝瑞为《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却又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介绍：“张宝瑞是‘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创作的主流人物，一人写了二十多部，其中《醉鬼张三》最受欢迎，流传最广……”（498页）这个论断也不知是否有历史依据？当年有名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曾为这一本书坐牢，《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为这一篇作品关牛棚受批判。而“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张宝瑞竟会直到《一只绣花鞋》出版时才突然“浮出水面”，这不是太离奇了吗？《难》的作者在写作这部分时是参考了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认真看看杨健书中“《梅花党》、《一双绣花鞋》及其它”这一节，杨健在这一节中写道：“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的基本故事，是指认王光美（这当然是一种诬陷）、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当然也是莫须有）等五位著名女领导人，为美国‘战略特务’。所以此故事根本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据杨健调查，《梅花党》这类故事有不同版本，“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没有谁听到过完整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还有另一个如今被张宝瑞写进其《一只绣花鞋》中的《绿色尸体》，据杨健调查：“这个怪诞不经的小故事，就曾在北京市居民中，在河北石家庄27军，在安徽当涂86医院，在南京汤山第11测绘大队，在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第345—346页）
杨健此书出版时（1993年），无人听说过《梅花党》、《绿色尸体》这些故事的作者是张宝瑞。张宝瑞本人也没有站出来宣称自己就是“创作”了这些手抄本小说而且比“梅花党人”还潜伏得更隐秘（因而文革中从未受过迫害、拨乱反正时也从未有人提及）的“主流人物”。《难》的作者现在是依据什么确认张宝瑞“一人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主流人物”？是像杨健那样作过大量调查，还是查阅到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记载，还是仅仅照搬了如今书商的炒作宣传？

关于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介绍现代主义文学时，专门介绍了郭路生和他的诗《相信未来》，并且引用别人的评价称之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甚至高度评价他“相当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492页）。《难》的作者引用这样的过誉而没有作一点分析，看来是基本上赞同的。然而，对于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这样随意对一位诗歌史上影响并不大的诗人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是不是太慷慨大方了呢？
且不说郭路生（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在艺术风格上是否称得上“现代主义诗歌”，笔者在这里只想谈谈对该诗的不同理解——早在2000年就已经有论者发表了意见：刘双发表在《黄河》2000年第一期（总第83期）上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中，对这首诗隐晦的内涵及其诞生的背景，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与剖析，他认为：“《相信未来》是一个利益集团——红卫兵（注：作者本文中的‘红卫兵’指的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一派‘老红卫兵’），在‘文革’年代的代言作。”“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贵族阶层的。”“诗人对红卫兵运动非但没有丝毫的批判和反思，反而为它的短命夭折而惋惜。他和众多的红卫兵分子一样，沉溺于往日的疯狂，为了失去那终极的肆虐而痛心。”“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经远离中学校园。复活红卫兵运动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不要说66年的老红卫兵，就是在67年曾经火爆过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和‘四•四’派也被冷落了。共和国同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已被视如粪土。诗人在68年2月写下的《给朋友》是这样结尾的：‘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 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同时期，诗人写下了他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药的、已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诗中有叹息，有泪水，有等待，有确信，惟独没有反省和自责。这不是诗人的过错，当时诗人的思想就是那么一个水准。莫名其妙的是：30年过去，这种无悔的情感在以讹传讹的诠释中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可以被炫耀的情结，真是既荒唐又滑稽。”“红卫兵的理念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直觉。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大势已去。曾经无限风光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篇与遇罗克的《出身论》进行辩论的长文（注：即《评“出身论”》，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中极尽全力仍感语言苍白，理屈词穷，无法驳倒遇罗克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于是凭着一种直觉写下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文字：‘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这就是非诗歌版本的‘相信未来’内涵的正面直述。遇罗克对这段文字极为敏感，他在反驳文章中写到，如果20年后联动分子当了政，‘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
诚然，刘双的分析和评价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将《相信未来》作者炒作吹嘘为“‘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吗？作为一部“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国史，不是应该在介绍和评价一首小诗的时候更多一些冷静的反思吗？何况，这首诗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史意义，都远不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而郭小川这首诗却只在一句话中一笔带过，只称之为“干校文学代表”（499页），这与加在郭路生头上的“‘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之类冠冕相比，不是又显得太吝啬了吗？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
《难》在第一章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中，提到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书中说：“大字报贴出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中共广东省委把这篇大字报定成‘反动大字报’，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60页）
《难》的作者看来对“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或者是虽有了解却表述得不够准确。历史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中共广东省委并未简单地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完事，而是采取了一个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做法：组织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作班子“宣集文”写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文章，同时又允许“李一哲”写出反驳的大字报并公开张贴出去，然后又将“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与“李一哲”的四篇反批判文章一起印成学习材料，发到各基层单位甚至街道居委会组织讨论（笔者当年就曾得到从广州传到重庆的这份学习材料并将李一哲的“四评”全文抄录在朋友中传阅）。
李一哲的这“四评”分别是：《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11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16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27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31日）。最有趣的是，“李一哲”在“二评”中把“宣集文”置于了“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位置上进行批判和嘲弄，其中写道：“‘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写到此处，“李一哲”得意地写了一句：“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官样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嬉笑怒骂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一般人读后的感觉就是：“宣集文”被“李一哲”批倒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是不是“假批判、真扩散”？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困惑不解。这到底是在文革前期一度被打倒、当时又重新主政广东的赵紫阳的特意安排，还是另有“最高”的首肯？有兴趣者不妨对此作一些调查研究。

記憶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  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