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2010、11及16年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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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王友琴2010年12月10日去国立台湾政治大学做演讲所发的版本http://cbcs.km.nccu.edu.tw/webfo ... paper3_1/2_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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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通知》写道：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教育界被列为文革指定的五个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呢？《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正是关于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记录。



此文写作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长期寻访调查收集材料之后，首次成稿于199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8月号。此后作者继续进行有关调查，并把所获得的新资料不断加入文中。2009年增订本的篇幅因此已经增长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写成了英文。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印入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中，已经有上千名学生读过。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学校里也会开这样的文革历史课。



在四十多年前经历了文革的人，当年的老师们都年事已高，学生们则都还不算太老。如果读者们能提供新的资料，请和我联系，我会加入将来的修改版中。谢谢。



2011年5月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
（2011年5月增订本）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运动。如果不从法律、道德以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这个运动确实可以算是“革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事实上，1966年夏季发生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学生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折磨侮辱，不但在历史上非同寻常，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国的宣传媒体每天热烈支持并大量报道红卫兵学生的活动，但是对学校里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打死人事件，却从不报告，只字未提。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独特的“文革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这类场景，现在的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觉得这种狂热场景实际上透着邪恶，也有人觉得这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判断，显然和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紧密相关。然而本文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开始评价这些已经被报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还有大量的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实际上这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是副部长级以上受难者才予登载）和个别社会地位很高的名流，普通人受难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老师，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在文革后也没有“资格”轮得上被媒体报道。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下旬后红卫兵学生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没有提到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未能说清暴力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天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86页）作为数量词，“若干”显然少于“万”。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在说，“阴阳头”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写，正是这段未被报告的历史。


二、寻访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记录和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严肃认真的文革研究者必须超越历史学者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其他记录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正式开始于1979年。我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话。被访者中大多是1966年时的在校学生，有一部分则是教师，还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伤的人的直系亲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几百所学校里的事情。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调查所及的学校中［3］，在1966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红卫兵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还有一批教师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身亡。还有一批学校外的居民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调查中我询问网络使用者当年他们所在的学校中是否发生了殴打教师。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这七所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结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至今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学校。在2000年，我在电脑网上建立了一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除了记录和展示受难者名字以外，也通过网路和更多的读者建立了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收到信息。迄今为止仍未发现文革中有未曾对教师进行迫害的学校。其中的原因也十分明显：文革其实是在高度中心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全国发生的事情相当一致。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和所见所闻。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访前有过犹豫或者曾反复改变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他们害怕接受采访会给他们招来麻烦。文革残留的恐怖气氛一直在影响人们。一些曾参与打人行动或者牵涉较深的前红卫兵不愿谈及这一话题，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拒绝接收采访。

被访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忆中，目击者往往只记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画面，却不能准确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帮助笔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比如，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郭兰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杀，但是无人记得准确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开会批判她，因此她自杀。有人记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后来有一个被访者想起来那一天是他生日。接着笔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确实是星期六。这样才查出了郭兰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举例来说，是当时的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笔者有专门的文章对这一心理现象作了分析（请看<选择性的记忆>一文）。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官方保存的死亡档案以及这类档案本身也并不齐全，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仍然会有遗漏。例如，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被打死。但是笔者起初只了解到了校长郭文玉一个人，后来才了解到教导主任吕贞先也被打死。这种情况和可能发生在本文涉及的其他学校里，可能有另外的受难者未被发现。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并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载的，其实挂一漏万，只可能是比实际发生的大大减轻而不是夸大或渲染过重。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实录性资料，如当时手写的日记、“检讨”、“认罪书”、会议记录等等。由于政治恐怖，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者在日记上只抄写了一些《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当然，这一情况本身也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文革时代人们精神活动枯竭以及心态压抑的状况，但是无助于提供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关于日记，笔者也有专门的文章论述（请看〈摧毁日记的革命〉一文）。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红卫兵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红卫兵报纸。处于“文革”当局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实际上，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打死人的残暴的行为当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会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事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文字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先要对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才可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迫害和杀戮的特殊反应，以及文革领导人如何利用媒体操纵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然而，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本文是由笔者把受访者的叙述、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写成的。其中，通过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通过调查所得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开始“打黑帮”，把一名副校长先抓到操场。别的班的也抓来了另外四名校领导。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女）。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被打的女附中领导干部说，那天上午，就有学校“革委会”（文革委员会）的人来通知他们，下午要开他们的“斗争会”，也就是说，这场“斗争”并非纯为即兴式的，而是事先安排的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有领导的。事后，“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说：“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就死了”。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女）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当时在场的一些女老师和女学生吓得闭上了眼睛。刘美德当时怀孕，身形已经明显。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问体育老师张敏（女）的月工资是多少以后，就用铜头军用皮带在她背上按照工资数字抽打了120下。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女）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两年后在另一个迫害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李洁再次遭到毒打，以致“脾脏破裂”（海淀医院死亡证书）于1968年6月12日死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一个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下午，顾涵芬（女），清华大学1963年毕业留校任共青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刘澍华（也是物理老师）并排跪在高二的一个教室前边，被打，被“揭发”和“批判”。她被打得昏迷过去，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教师，来学校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只眼睛被打，肿得像鸡蛋。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权，她要去医院看眼睛，需得到红卫兵批准，去的时候还有红卫兵押送。她的这只眼睛就此失明。（文革后，清华大学“落实党的政策”办公室给她买了一副太阳眼镜。）那天晚上，红卫兵在教学楼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大会”，侮辱并毒打一批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顾涵芬因为下午受伤太重没有被抓去，刘澍华已经跪在教室里被打了一下午，又在大教室里被打了一晚上。一名学生目击者说，刘澍华跪在教室面前，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斗争会”结束时已经是半夜，他爬上了清华校园内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该校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也遭到过红卫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以后，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学生殴打“斗争”了十多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被“斗争”的女教员都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为红卫兵所说的“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他死在池中。陈葆昆被打死的第二天，红卫兵们都进城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受毛泽东接见去了。陈葆昆的尸体在学校里放了几天，才由火葬场来运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在那天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卞仲耘和陈葆昆。天安门盛大集会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梁，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酷刑在北京各学校迅速传播。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边的二龙路学校，校长徐丕凯被绑在树上，红卫兵学生把他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动作，用和真步枪同样形状大小的木枪猛捅他。徐丕凯被戳断了数根肋骨。英文教员张放（女）也遭到毒打，还被“活埋”四次：把她放在坑里，往里面填土，在她呼吸困难时才被挖出。红卫兵还拎起她的手脚丢入粪坑，她爬上来后，又被推下去。张放在两年后又遭到关押监禁以及殴打，并遭到性侵犯，最终导致她在1968年5月19日自缢身亡。

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家住部办公室街对面的小院里。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有二龙路中学、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35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抄了蒋南翔的家。他们强迫蒋南翔面对红卫兵跪下。红卫兵用脚踩着他的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阵，红卫兵揭开他的白衬衫后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经被打得血痕累累，红卫兵还嫌鞭痕造成的“图案”不匀称，抡起皮带补打血痕不够浓重的一侧。红卫兵还打了与蒋南翔同住的老母亲和寡妇姐姐，并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带抽打他。

死亡大量发生了。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原为教员，文革前夕被以“历史问题”为由不准再教书）。二人被打死后，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先拿冷水来泼，又拿开水来烫。这个学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工。红卫兵领导人（高三学生）在学校大会上说，这叫“杀二以儆二百”。（中文里有“杀一儆百”的成语。）

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打死。8月19日晚上在学校西小院的小房子里，红卫兵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打沙坪的主要器具是民兵训练用的木枪和军用铜头皮带。还有几个红卫兵用脚踩在沙坪背上，实践毛泽东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一滩血迹，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熊的额头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数学老教师李畔青和妻子（姓名待查）在家中一起自尽身亡。语文教师王景清从五楼教室跳楼身亡。8月26日，红卫兵早上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焚烧图书，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撕碎上衣，前胸暴露，在台子上被“斗争”。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那天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当晚在家中上吊身亡。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一名姓林的工友和一名姓陈的传达室工友都被折磨死，还未找到他们的全名。这个学校在1966年有八人被害死。这是现在发现的在1966年有最多人被害死的北京市中学。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当时堆积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烧的过程中，高云被发现还活着。他活到了文革后。

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女），也和高云一样，遭到红卫兵毒打后失去知觉，被认为已经死亡。她被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她还有呼吸，没有烧她。她因此活了下来。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女）被红卫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直遭到殴打侮辱，头发也早被剪掉了半边。26日，红卫兵把她和学校另一名负责人高孑非抓出来“批斗”，命令他们跪下，还强迫他们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绝喝，被红卫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该校四楼实验室旁边开辟了一间“牛棚”，全校70余名教员中有40人被关进那里，“劳动改造”外加写“检查交代”，还常常被红卫兵喊出去打耳光揪头发等等。化学老师王岫（女）背上被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教员王开舜（女）“劳改”时弯腰擦洗便池，有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她后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后来她的脊椎成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残废终身。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漱喜（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她和英语教员贺惠生，把他们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漱喜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校领导及老师抬她的尸体。姚漱喜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时36岁。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起因是他学了那时被当作“反动电影”批判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中国民党兵说的话。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不到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红卫兵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他们在那里打人时，蘸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第六中学的九名教职员自始至终被关在这座校园监狱中，其中一人在出了监狱一个月后死亡。在监狱里遭受的肉体和心理的折磨显然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该校高三学生王光华，退休老校工徐霈田，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需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种“自杀”完全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傅敏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而且遭到毒打，他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他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北京远郊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当时红卫兵用的专门词语叫“遣返”，后面将有叙述）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还没有能找到这名工友的名字。（受难教员的名字相对来说比工友的名字容易获知，因为教员有较多的同事以及学生可能记得他们。） 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 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被关在那里时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贺定华（女），６６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附近外馆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她头发被剪，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１９６８年７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北京第13女子中学的校长兰佩云遭到毒打并被剃了“阴阳头”。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进行“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女）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最好的一部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校园“劳改队”中劳动时，来北大“革命串连”的红卫兵把他叫到路边，煽他耳光。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服毒身亡。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校中遭到野蛮“斗争”，长时间跪在系办公室阳台栏杆外侧70公分宽的平台上被毒日暴晒和“示众”，在9月底又和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改”。他们睡觉的房间晚上反锁不能出门。向达肾脏有病不能排尿，双脚肿大，却不准治疗。他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时年65岁。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说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恐怖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那一天傍晚，红卫兵命令拆除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俗称“二校门”），那座牌坊建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这一地点在1967年5月建造了巨型毛泽东塑像，1987年8月29日被拆除。1990年代重建了这座牌坊，但是牌楼上没有说明这是后来重造的。)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8月24日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他们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红卫兵还强迫一些“牛鬼蛇神”打别的“牛鬼蛇神”。“科学馆”变成了监狱，一批“牛鬼蛇神”被关在那里三个月，睡在地板上。关押期间，除了“劳改”，还受到各种侮辱和折磨。一天晚上，几个副校长副书记和教授被命令排队出去抬死人。那天他们不单挨打，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刺激和摧残。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在1966年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教授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9月5日，俄语教授胡明在校园中教工宿舍楼“工一楼” （位于北师大主楼北边）跳楼身亡。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的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妻子也在同一时期在一天夜里一起跳楼身亡。第二天早上，邻居在楼下看到他们人在血泊中，身上盖着一张席子。(笔者只找到了胡明教授的家人而了解到了他的死亡日子，但没有能找到刘世楷夫妇的死亡日子。)

北京铁道学院（1969年被命令迁离北京，文革后在北京复校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因在1954年建造而得名）二楼，1966年8月27日晚上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孙启坤妻子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遭到“斗争”，被罚跪，被挂牌子“游街”。1966年9月1日，他和妻子吕静贞一起在家中上吊身亡。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教员张家敏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在同校教美术的丈夫张家骥互相打耳光。中古友谊小学的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

王庆萍（女）是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斗争”和毒打并被关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因为没有遗书留下，家人认为她是被从楼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后扔下去的。她身后留下三个孩子，分别为11岁、9岁和8岁。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赵谦光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他幸而没有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一天内被学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小学生红卫兵这样打死三个大人，令人难以想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她是被已经毕业的学生红卫兵回来打死的。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斗”。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全国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女）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为“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殴打教员，把一些教员打得大小便失禁，9月5日，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被打死。“批斗”从上午开始，韩康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被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批斗”，到傍晚时候死亡。夏忠谋没有当场死亡，晚上被关押在学校实验室。他看到韩康已经被打死，自己明天要被继续“批斗”，在夜里把衣服撕开拧成绳子上吊身亡。打死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他们曾经在共产党执政前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老教员朱庆颐被学生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复旦大学，1966年8月8日，74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学生“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死亡。他被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墨，被“游街”，在地上爬，并被踢被打。生物学教授谈家桢遭到“批斗”，站在搭在两张桌子间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学教员，那时不再工作，也在大学家属宿舍遭到“批斗”，被强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条可伤害膝盖）。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讲师毛青献被指控在他的单身宿舍房间中说了“反动话”而被“揪出来”。他在复旦大学灯光球场被“批斗”，不但身上被浇了墨汁，而且遭到殴打。他跳楼身亡。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天热只穿单衣）。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9月23日，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被红卫兵折磨殴打，从白天打到夜里，又打到凌晨，她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还被强迫喝抽水马桶里的水。天亮后红卫兵放她离开，她在她家附近投了井，死时不到30岁。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红旗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邱凤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关在教学楼三楼男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中，跳楼身亡。该校生物教员吴伯和被打得满头是血，腿骨被打断。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建东中学酆建华原来是教员，文革前因所谓“历史问题”不准教课只管工具，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不几天后死亡。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张孝祥被“批斗”后和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嘉善路小学的小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一批小学教师和校长被押到大马路上“游街”。乌中路民办小学校长（女）是因小儿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着“游街”，走了很长距离，体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饱受折磨。

在河北省南部的南宫县，南宫中学校长徐跻青在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暴力“斗争”后，用刀刺破心脏自杀。副校长阎巨峰和数学教员邢之征在同一时期自杀。南宫中学为省重点中学。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女）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名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韩志颖，西安市第五中学校长。第五中学的红卫兵把凳子垒成高台，让韩志颖站上去接受“批斗”。他不吸烟，红卫兵把数支香烟点燃后分别插入韩的耳朵、鼻孔和嘴中，用烟熏韩。韩志颖被“批斗”致死。史青云，男，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该校红卫兵“斗争”他和副校长及教导主任。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他们。他们先被强迫跪在地上挨打，后来又被强迫绕着学校操场爬行。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能爬得较快，而史青云由于体型较胖爬不快，遭到红卫兵更多毒打。史青云被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开来。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他是文革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打成重伤。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女）被打死。9月5日，陕西师范大学的地理教授黄国璋和英文讲师范雪茵夫妇在遭到“斗争”和抄家后一起自缢身亡。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被“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发生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学校医务所医师周天柱三人在“游斗”过程中被折磨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游斗”后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女）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正在拳打脚踢地把一长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走上教学楼四层从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他们在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斗争”了这个稻草人。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振骅（65岁）遭到“斗争”和罚站，6月26日，他和在厦门大学英文系读三年级的儿子陈渲（22岁）一起上吊身亡。在厦门第八中学（文革后恢复原名“双十中学”），1966年8月13日，语文教师萨兆琛在校中被“斗争”，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打了红“X”的大木牌，背上背着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红卫兵押着他从教学楼一楼游斗到四楼，接着又到北望楼操场，逼着他下跪，对他拳打脚踢。年近六旬的萨老师死在操场上。物理教师黄祖彬被强迫吞咽夹有大便的馒头。他遭到残酷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楼上，一天凌晨坠楼身亡。校长李咏裕被绑在一棵树上，红卫兵抓住他的头发反复在树干上猛撞，四十年后还看得到他头上的累累伤疤。红卫兵还强迫“黑帮老师”吃毛毛虫，强迫他们吞下红卫兵吃鱼吐出来的鱼骨头。在省会福州，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曾樾遭到“斗争”、抄家、毒打、水淹等折磨和侮辱，于1966年10月11日死亡。他的妻子一起遭到殴打侮辱，并在他死后被驱逐出福州，家中的藏书、字画和手稿都被破坏或者抢走。

在广东，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一批教员遭到“批斗”。1966年8月8日早晨，遭到“批斗”的该校语文教师何佩华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轨上卧轨身亡。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乡劳动两年，贬入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广东佛山专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数学教员邓勋，遭到“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身亡，死后尸体还被红卫兵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拉着“游街示众”。中山县石岐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严臻年上吊身亡，化学老师陈汝汉被民兵押送回家乡茂名，在村子里被用锄头打死。这个中学的语文教师陈现文和郑少妍，后来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红卫兵谢若冰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成了“阴阳头”。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女）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 上吊身亡，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身亡，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幸而未死。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女）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1957年陈自成被划为“右派分子”，王亭试图为丈夫申辩，说他们从温暖舒适的福州老家来到寒冷的辽宁绝不可能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在1958年“右派补课”中她也被定为“右派分子”并被强令退职。夫妇一起被送到“北大荒”。1966年8月28日，他们和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被强迫在地上围绕主楼爬行。当晚他们留下遗书给小儿子（大儿子在外婆家住），然后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他们死后学校里还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一点不落后。他们死后，孩子们长期遭到歧视和种种打击。他们的小儿子在1976年5月自杀身亡，21岁，没有能熬过文革。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殴打和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女）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被访者都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黑龙江，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以及直辖市上海。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大规模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造成的死亡也数量最多，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  从骂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各校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这一制度性的改变使得学生更加无所顾忌地投入文革，并且争相表现出色。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在校园中普及化，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特色用语之一。不但男人说，而且女人也说。不但用在口头上，还用在书面上。文革结束多年之后，这些脏话才从人们的日常谈话中渐渐消失。

工作组把教师“排队”并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北京西城区的工作队，把全区61所中学的58·4％划为“三类”， 5％划为“四类”；476名中学领导干部，40%划成“三类”，14%划成“四类”。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因为是“重点中学”的领导干部，都被工作组划为“四类”。

在那一阶段迫害就开始造成死亡了。

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籛家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破了。有学生指控汪籛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籛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籛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然后在当天夜里在北大郎润园10公寓家中反锁家门服下了杀虫剂“敌敌畏”。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们听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

在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黄必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降薪下放劳动，1960年“摘帽”后回到讲台，1964年因为给了调干生（指从工作单位来的特别学生）不好的分数被指控为“阶级报复”通报并再次下放农村，文革开始他被该大学中共党委定为运动重点打击对象，在“大字报”上和“批斗会”上受到攻击，他在1966年6月14日上吊身亡。他的妻子余启运在两年后的同一日在“隔离审查”中上吊身亡，当时正值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他们的14 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26日回家路上失踪。因为父亲的“问题”以及文革的混乱，这一案件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查，从未破案。

北京宽街小学的李荫福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组指控有“历史问题”，在工作组时期自杀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北京第52中学副校长易光轸6月30日自杀。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遭到“斗争”后于7月6日自杀。7月16日，北京第四十九中学教师张以撒在马家堡铁路卧轨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暴力性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殴打那些被指控为“黑帮分子”或别种名目的“阶级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们对“狗”实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众”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历史系考古专业青年教员俞伟超被指控为“黑帮爪牙”，遭到“斗争”和殴打。甚至他的老同学也参与打了他一拳。6月22日一天内俞伟超三次自杀。他先触电后上吊再卧轨。他幸而未死，但是两手的食指被电流击伤坏死，身体被火车头铲出铁轨受了重伤，两腿变得一长一短。缺失了食指的双手和瘸腿伴随他终身。1990年代他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12年后去世，但是他从来没有撰文写出他的这一惨痛经历。

据《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大事记》（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编，2005年5月）记载：

1966年6月9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中校学校学生批判、殴打、揪斗老师。幸福村小学教员赵之田被扭送崇文分局；北京市第一一六中学党支部书记张淑芳被揪头发、打嘴巴；北京市第九十中学学生围攻老师。

一名受访者说，我记得北京小学是1966年6月7日打人，因为当时很得意，说“六七学潮”，我就记住了。当然那次把人没有打成什么样子，但是围攻了好久，确实把关友石老师的衣服撕破，身上淋了大量的红蓝墨水和墨汁，把他在校园里的家也砸了，窗户都打得没有一片玻璃，我在《练笔》一文中写的就是6月7日的事情，确实是真的。后来就再也没有上课，日夜在学校“保卫”学校，住在阅览室的大桌子上。后来又到乡下去了。对联出来我就不再闹了。现在我和小时候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没有说过一点这些，他们都忘记了，可能是真的忘记了。但是我相信暴力是从六月开始的。

在兰州大学，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 “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在中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写信向上级领导求救。她的丈夫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传达室。但是高层领导人没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仿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刘少奇不是不让“斗”，只是要求制止“乱斗”。当时他自己正在积极领导“工作组”组织“斗”人。他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他在和该校工作组成员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一词语，这后来成为文革中对革命打击对象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他在该校高中一年级上学的17岁的女儿竟然也成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领导该校的“运动”。）但是这个文件要求制止大规模使用暴力，显然和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文革的攻击对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关。

第二阶段  从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组被撤销后立即发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的一周内，工作组离开各个学校。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在那时候普遍并且公然地发生。

首先，各学校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或称“专政队”。北京大学公共数学课讲师董怀允在工作组领导文革时期已经被编入另组，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等。他也目击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斗争场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宣布，6月18日发生的大规模校园暴力，即所谓“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给予肯定。7月27日，北大文革委员会领导人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董怀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身亡。

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游斗”该校的干部和教师，教务长李敬仪（女）和其丈夫吴天石（已经遭到中共江苏省委批判的教育厅长）被折磨死。从现有资料看，他们是全国最早被暴力“斗争”死亡的教育工作者。据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文革后发表的回忆录，8月初他在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吴天石夫妇被打死。他没有说毛和周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显然不是反对和制止的话（《七十年的征程》528 页）。后来这个主导这个大学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一直名叫“八三造反师”，以这个血腥的日子为光荣。

1966年8月4日，在北京第四中学操场上，有数十名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遭到“斗争”。他们被押着在操场上转圈，不时有学生上去殴打他们。付校长刘铁岭的衬衫后背被撕成两片。四中是北京市的著名中学，而且有很多高干子弟。这一事件发生，对其他中学很有影响。

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该年的395号文件，撤销上文写到的刘少奇在6月20日发出的要求制止“乱斗”的310号文件。就在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了。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去北京饭店，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接见了他们。他们向吴德报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卞仲耘被打死后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3日，在厦门第八中学萨兆琛老师被红卫兵打死。受访者说，萨老师被打死后，尸体被送到医院，红卫兵头头在医院嚷嚷要作尸检，证明他原来有病。那是因为第一次打死人，有点紧张，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后来打死的多了，他们就放心做了。

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大会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实况播放，那些不能到天安门的人也在本单位被组织观看电视或者收听广播（当时私人家中很少有电视机）。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知道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二字后，毛泽东告诉她“要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演讲。(1966年7曰26日，彭小蒙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讲话，并且在台上动手殴打工作组长张承先。这是北京在大会台上打人最早的一次。江青在台上拥抱了彭小蒙，并夸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8曰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也写了支持彭小蒙她那一天的讲话。)事实上，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北大附中的暴力行为开始更早，而师大女附中最早打死人。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从撤销工作组到8月18日大会之前，在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了人的学校有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8月5日打死卞仲耘）和北京101中学（8月17日打死陈葆昆）。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有数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已经写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张辅仁和张福臻老师。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在8月20日死亡，第八中学校长华锦在8月22日死亡，他们都是在8月18日大会后开始遭到连续毒打后死亡的。朝阳区管庄中学远离市区，地处偏僻的东郊，而且只有初中，暴力兴起较晚，那里的红卫兵也在8月29日把12名教员和学校领导干部剃去头发，把他们“游街”和“斗争”。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11］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也未说明受难者姓名。但是这篇文章显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内部统计资料作依据，只是这些资料不准学者查阅。

在本文和笔者的《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一书，记载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难经过，材料来自笔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调查，还相当不完全。

第三阶段  大规模杀戮：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全国

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暴力迅速发展升级。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自己开过小店铺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还在8月20日打死了北京大学东门外沟沿8号60岁的居民吴素珍，一北大职工的家属。8月27日，该校红卫兵把住在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名老年女人（姓名未知）打死。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也和他一起被毒打。

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艺工作者一起在位于国子监的北京市图书馆中遭到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把崇文区药王庙后门10号居民孙如谦和东晓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学校中打死。

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话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红卫兵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后，又在该校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学校附近西单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打死。这名服务员18岁，被指控为“流氓”。化学实验室就在校门附近，人们出出进进都经过那里。很多人听到她被打时凄惨的哀叫。打了很久，红卫兵见她不再有反应，把校医叫来。校医说，瞳孔散了，已经死了。红卫兵才把她从柱子上解开绳子放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该校红卫兵还在校中南小楼打死一名校外的女人（他们说是“流氓”）。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打死校长沙坪（8月22日）后，在校园内打死了附近一位汽车司机马宝山的妻子和一名被声称是“老地主”的男人。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位于宣武门内大街天主教堂旁边，那里的学员一般是教师，但当时有108个初中毕业后在那里受培训将任中学外语老师，他们也组织了红卫兵。8月下旬的一日，红卫兵通知负责“教师之家”项目的负责人赵立生和在那里任教的其他老师，晚上不准回家，留在校中等候他们来“开会”。那天晚上，红卫兵先在学校门口打死了一个做水煎包的山东人。他们来见老师们的时候已经很累很晚，把老师们训了一顿就让他们“滚蛋”了。老师们不知道那名做水煎包的山东人的姓名，但是知道，假使不是先打死了他，他们那天晚上就会挨打或者也被打死。

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该校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

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据前引《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大事记》672-673页，1966年8月24日：

北京市第一零九中学学生韩玉亮，串联北京市女十五中学红卫兵10余人，贴大字报宣布撤销东厅胡同居民主任梁国勤职务，韩自封为居民主任，强占东厅胡同25甲25号3间房屋，门口贴一副对联：“抄家灭族砸烂混蛋”、“斩尽杀绝摧毁魔窟”，横批：“杀杀杀”。至9月4日，抄家14户，打了24人，打死6人，重伤4人。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出现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而在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就说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简报的副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但是这些“内部”文件从来没有向人民和社会公布过。）文革后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简单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说明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这种口气是会令后人惊讶的：即使在文革后，杀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认为是严重事件，也不被认为需要追查责任。事实上，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判决书也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

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显然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用来打人的时间有所减少。9月1日数字回升。9月2日以后每日被打死人数大幅降落，是因为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现象”。那个文件口气十分温和，“打死人”被称作“现象”而不是被称作“犯罪”。但是这个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见当时红卫兵的行动看似杂乱，但是总的局势是上面稳稳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红卫兵杀戮发生在北京的每个区，以西城区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区是北京最为中心的一个区，也是学校最为密集、中学教学质量全市最高的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在西城区内。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在西城区内。西城区当时有六十所中学，平均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5至6人。（打死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还没有发现大学生在1966年8月打死人。小学生打死了人，但是数目相对少。）

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打死一个人，有时候用数个小时，有时甚至用几天的时间，显然死亡过程因漫长而更为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烂，浑身血迹斑斑，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车，没有姓名标记，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场焚烧。因为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来不及焚烧。加上天气炎热，火葬场只好往死尸堆上放冰块控制腐烂。目击者说，那里的场面极其恐怖。

另外，事实上有更多的受难者不可能被计算在1，772人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

尽管1，772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北京市在文革后“内部”统计了被打死的总人数，没有分别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数应该高于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后，为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也举行了一个仪式。但是并不说是召开“平反会”，只说是举行“骨灰安葬仪式”，以避免刺激效应。而仪式上的骨灰盒子，大多都是空的，并没有骨灰在内。家属只能放一些死者用过的东西在骨灰盒子中。

在大规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时，北京有十万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他们的人数，占当时城区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一切财物，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达农村后不久即因遭“斗争”及饥寒交迫而死亡，还有的在农村被打死或者被迫自杀。（可见于我的《文革受难者》书中。）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市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在上海育才中学，9月初，北京红卫兵“串连”到达以后，在该校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揪到台上打耳光，谩骂侮辱。这是该校文革中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当众打人。接着，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一起“斗争”该校老师。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毒打该校数学女教师王守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歇手。他们打她耳光，还强迫她在地上爬并喝抽水马桶里面的脏水。王守璠随后就跳井自杀了。

来自上海的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该市官方文革后的“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的有力帮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当时各学校有一批民兵训练用的木枪，和军队用的步枪尺寸相仿。红卫兵用这种木枪捅人，打人，或者持木枪“押解”所谓“牛鬼蛇神”，用木枪顶着他们的后腰椎强迫他们快跑或者下跪。比如，1966年8月底，上海交通大学“斗争”校长刘述周。一名“陪斗”的中层干部昏倒在地，一个红卫兵走到躺在地上的那名干部身边，猛力飞起一脚踢在他的小腿胫骨处。那名干部一下子坐起来，曲身抱着小腿呻吟，周围爆发出哄笑声和“装死”“装瘟”的谩骂声。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是因“游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女）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美术学校联合开“斗争会”，所有的“斗争”对象趴在地上，身后的红卫兵把脚踩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照了照片，放在展览会上，展出他们自以为光荣的革命形象。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女干部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在清华大学附中，还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也如此对待，至少有五名女生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佩戴红色袖章，腰束皮带。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学生不需要任何搜索证也不需要经过特别批准，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并任意拿走。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可以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北京一位教师的收藏得相当完整的从古至今的中国象棋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还有很多教员的著作手稿也被没收或者烧毁。在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所谓“封资修”（当时对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简称）物品在操场上堆成一个小房间那么大的一堆，加以焚烧，他们则围着火堆唱歌欢呼。

(8) 校园“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进“劳改队”的人占了全校教职员工人数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访者估计，各校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普遍超过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  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 5 3 3｜2 2｜
  我要低头 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乱说 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烂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调查所及的全部学校中几乎全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一些折磨和侮辱方式，虽然不如以上十种普遍，但也在相当一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六中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两年以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种牢房建立于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被用来关押本单位的职工。因为被关押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这种设立在学校、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的监狱被俗称为“牛棚”。实际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卫兵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咒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时常有红卫兵学生来要钱和粮票，说是“革命”需要。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骚扰。

4.谁被打?

从1966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和侮辱。很多教师被起了侮辱性的外号（中学生尤其乐于此道）。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红卫兵学生控制各个学校，他们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最多遭到暴力攻击。

(1)学校一级负责人(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他们中几乎全体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事实上，他们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 5月16日发出的关于开展文革的《通知》中指定的一类革命对象。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低并只主管学校后勤事务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干部全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这个学校当时没有正校长，卞仲耘是第一副校长。在本文调查所及的学校中，没有一所学校的校长没有遭到暴力攻击。中学校长的遭遇最为悲惨，因为小学生年幼力气小而大学生相对比较懂事。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他们也是1966年5月16日《通知》指定的打击对象之一。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有更高级的职称（1956年以后，只有极少的教员得到过职称提升）。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所以1966年时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例如，上文写到厦门第八中学（现已恢复原名“双十中学”）语文老师萨兆琛，在1966年8月13日被打死在校园中。他是该校最好的语文老师，是“双十名师”之一。他的学生至今记得他讲解宋诗如何精彩。

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一样，被规定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在文革前发表过文艺作品的人，都遭到攻击。一些年轻的中学语文老师，仅仅因为在《北京晚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短文章，就被攻击为“黑作家”“小吴晗”遭到“斗争”和殴打。（吴晗是明史专家，京剧《海瑞罢官》的剧作者，1965年10月在报纸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被当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大动作。）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也被统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大学在1966年8月和11月被迫害死的教授吴兴华和向达，都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青年教师仅仅因为曾经听过“美国之音”广播，在文革前就被指为“偷听敌台”而遭到监控，文革开始后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甚至预定了比例来进行），文革则明确把清查教师队伍当作文革的主要部分之一，对教师进行了最严重的一轮全面打击。

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在北京，学校的党政负责人在1966年6月初就被“打倒”了，但是在外地相对较晚），他们先领导攻击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或者把他们自己圈子里的个别人扔出来作为打击目标，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明文设定的打击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一般老师也会挨打
教师是学校制度的主导力量部分。因为整个学校制度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师从整体上被当作文革的打击对象。即使是一般教员，也会为一些原因比如得罪过学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会被打。

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邱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一位女教师，逼她在地上爬行，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许占魁，看守宿舍楼，对学生比较严厉，被红卫兵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几个红卫兵学生遇到体育老师张敏，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铜头皮带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容貌漂亮并发表过数首诗，因而遭到“斗争”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外貌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说他像电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务”。这种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增加了文革的恐怖程度。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相当多的班主任老师遭到严重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赵尊荣，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清华大学附中，高三（2）班班主任童常珍老师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批判”，有一个家长也来“控诉”，一边控诉一边用小棍子一下一下打童老师的头，尽管实际上文革前童老师对这个家长的孩子相当好。在北京第二中学（男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湖南湘潭第一中学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不久，二十来岁。男学生把她的蚊帐捅烂，把她的东西砸坏。由于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北京清华园中学初二的班主任李一峰，尽管“家庭出身没有问题”而且文革前刚开始当教师不久，因为让一个教授家庭出身的学生当了班长，被指控为“阶级路线”有问题，班里两个平时很闹的“革命干部”家出身的男学生，用军用铜头皮带把他打得背上全是血印子。

访问教师时，笔者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郭圣铭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总结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1966年33岁。他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只好自己用“云南白药”—— 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去。清华大学主管清华附中的副教务长邢家鲤（1927-2004），1966年遭到清华附中红卫兵毒打，1968年他的邻居揭发，他对他养的猫（他没有孩子）说“猫啊猫啊，还是猫好，不用上山也不用下乡”。因此他被指控为“反对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在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受尽侮辱，还被戴上手铐。邢家鲤在文革中开始嗜酒，明知喝酒损害健康，仍然大杯喝白酒，以此麻痹自己忍受痛苦。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最高当局纵容鼓励支持红卫兵打人杀人，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2)打人的学生是声势浩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
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一个当时最出名的事件是，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李文波家中抄家。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文革后有当事者透露李文波没有用菜刀攻击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红卫兵殴打他们夫妇。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在9月12日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枪毙。李文波死后，红卫兵以“讨还血债”为借口在全城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印发的传单《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造谣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这明显是挑起更大规模的暴力杀戮的手段。实际上，那一时期没有死过一个红卫兵，更不要说“一些”了。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8月25日的晚上，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在他们学校里面打死了早已被关在那里并且被剃了阴阳头的前学校负责人梁光琪。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这一杀人规模延续了一个星期；被打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26岁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8月26日下午和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经有一名教授张剑飞被打死，他们夫妇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弟弟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

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专案组作全国性的调查。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甚至仅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被关押了8年，有的死在关押中。这种残酷广泛的株连手段，使得没有人敢于帮助别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张葆林，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语文老师张静芬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
在1966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上文已经写到，这个中学的生物教师齐惠芹被打死在校园中。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这五种家庭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主要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够资格”当红卫兵的学生只有二百多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打人者竞相显示对 “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一片亢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相当一些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７所女子中学里面，在8月下旬，有两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红卫兵女学生活活打死，还至少有两名教员和一名校工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坪，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脖子上挂着砖头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断三根肋骨，还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十三个把名字改成“卫红”“继红”“红虎”等等的女红卫兵，当时被称作“十三红”，因打人凶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有一些女红卫兵给自己剃了光头，被称为“光头党”，在北京以打人凶恶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员被打死。当时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来说，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的观察，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打谁都积极。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受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外国语学校。南京第13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两名教员，这所中学邻近南京军区大院和南京空军部队指挥部大院，有相当多那里的子弟是该校学生。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一名教员指出，她当班主任的班里高干子女较少，仅有的几个也是大干部抛弃的妻子生的孩子，比较老实，结果她没有挨打；而另外两名也当班主任的女同事，虽然“政治条件”比她好，却被班上学生殴打多次，一个被打得全身乌紫，另一个被关起来有时候还不给饭吃，因为她们管的班里的高干子女较多。

这种现象，即暴力迫害在各校程度和分布的不均匀，明显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父母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

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同时，“黑五类子弟”“红五类子弟”的新说法在红卫兵的传单和报纸上反复运用，并且立即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语言。这个说法不但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的人和他们的年轻子女分成了敌对阶级，而且意味着对“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可以随意凌辱甚至殴打杀戮。

有人把1966年时的整个年轻一代称为“红卫兵一代”。这一说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因为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员不被承认为“红五类”。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如果不被当作“黑五类”，也不能算“红五类”，当时有时候被称作“灰五类”。不但整个社会的成年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后来“红色高棉”也是这样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一大批学生象他们的老师校长一样遭到来自同学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这一天在其他班级中也发生了。高三的红卫兵负责人还到各班视察进行情况。在同一天，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师也遭到欧打。卞仲耘被打死于次日。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红卫兵还在校园里殴打侮辱了所谓“狗崽子”即从“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纸像破了。） 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以致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红卫兵把她和上文写到的美术教员陈葆坤一起关在校中。陈葆坤在1966年8月17日被打死。吴芳芳一直没有能康复，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上文写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彭小蒙（女）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作“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一个房间中不准自由行动，到食堂买饭都有同学在后面押送监视。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右手失去两个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她实际上是要“斗争”她以后，她服毒自杀，死时19岁。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不仅仅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规模升级以及死亡人数剧增，对所谓“非红五类子弟”（当时红卫兵文件使用的语言）也如此。位于中共北京西城区委机关后面的太平桥中学，该校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身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原名孔德中学），有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当时常常开大会，一般就坐在地上。）红卫兵在初二的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的眼睛流血，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上述两名被打死的女中学生的名字，请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当时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清华大学建工系五年级学生侯协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改造”三年后被准许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以毕业。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他的同学把他的铺盖丢到了厕所里。1966年8月26日，侯协兴从清华学生宿舍2号楼五层西侧厕所跳下自杀。连住在该楼另一侧的学生都听到了身体落地时的巨大声响。一位目击者说，他当时站在三十米外，看到侯协兴肚皮朝下躺在地上；来了四个人，各拉着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把他搬走了。他的身体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

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选举“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批人被宣布剥夺选举权——各个小单位先召开全体会议，然后在会场上点名喝斥一些人“滚出去”不准参加选举。杨明爱是被剥夺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吊死在北大校园西北角的小湖边一棵树的伸向水面的横枝上。这棵树现在还在那里。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借口。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这个人在夜间被打死后，红卫兵还命令该校一名当时因“有问题”而不准回家的教师去买豆浆，说用豆浆可以洗掉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这位教师意识到他们已经有了洗血迹的经验。他到学校附近“内山书店”旁边的店里去买了豆浆。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把该校128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单挑出来，强迫他们跪在地上，打他们。128人中有教员也有学生。“家庭出身”是他们被抓出来被殴打侮辱的唯一原因。一名女教师说，那天她一进校门，就被剪掉了头发，被退了手表。当时农大附中总共有12个班的学生和60名工作人员。128人是很大的比例。他们被强迫面对毛泽东像下跪。其中有当时农大一名负责人的女儿，被认为是那里“最大的黑帮”的女儿，又被单挑出来，说她还没有“资格”向毛泽东的像下跪，受到格外多的折磨。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黑五类”子弟学生普遍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

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

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这个“通知” 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为什么高级干部子女最早开始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员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
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始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但是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后，1966年8月8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道：“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对文革变成群众性暴力迫害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被印刷出来并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第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发行全国的纪录电影中有这一场景［30］

在最高当局绝对控制下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每天用极其热情洋溢的语汇赞颂红卫兵的行动。文革领导人动用巨大的财政支出，给红卫兵提供免费交通食宿，让他们作所谓“革命大串连”，把北京的暴力风气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报纸报道每次接见人数是一百万。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达到了最高峰。

在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机会上，已经得到“亲密战友”的林彪讲话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据说，“坚决反对压制你们”这一句，还是林彪在专门写作讲话稿的文秘班子写好的讲稿上特别加上的，意思是更鲜明地支持和鼓励红卫兵的暴力行动。

斯大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528页）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董的父亲是早期重要红军将领董振堂。）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说，她记得的此信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但是仅仅释放了她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当作有“大罪恶”的人关在学校里继续遭受红卫兵的殴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遭到暴力攻击。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此作过描述。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做了５个小时谈话。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在谈话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被毛泽东视为“老朋友”，但也许不懂毛泽东说的“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有关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没有写到红卫兵打杀教员。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甚至从文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也完全没有必要杀害教师。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过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毁学校系统之外，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

刘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戮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刘少奇和任何别的高层领导人都没有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长年持续进行，被施用在从国家第二号权力人物到普通老百姓的非常宽广的谱系的人身上，直至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放宽视野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斯大林犯有类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几乎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都被摧毁了，遭到镇压的有教育部门的大批干部和几万名普通教员。文革重点讨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苏联修正主义，而“苏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斯大林”。在迫害和杀戮教师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脉相承。当然，斯大林主要使用了专业的警察和劳改营，还没有让十多岁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充当打手和刽子手。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用“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显然直接相关。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走，“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在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连”，暴力攻击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传开，继而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最早打死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曾经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造反”，后来又到武汉号召“斗争”武汉大学的领导人。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先破后立”，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从树上打光。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红卫兵砸了白鹤，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13年后，文革已经结束两年，笔者曾到101中学，看到喷水池中仍然没有装饰也没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意味着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文物图书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掌有生杀大权。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和完备红卫兵的权力机制。“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西纠”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 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上文写到的北京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都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在《人民日报》的新闻照片上清晰可见，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威性。1966年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分”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组织就有这样的三个特点。因此这也更值得思考和研究。

1968年以后，红卫兵成为所有的学校常设性的青少年组织，任务和行为方式与早期红卫兵可以随意打人甚至杀人有所不同，但是名字依旧，并且被当做文革的“新生事物”之一绝对不准许批评。红卫兵组织在文革后被解散取消。但是对这个组织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清算，至今还没有能进行。

3.人性恶

上述的两个原因——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并不能给予学生打老师的残酷性充分的解释。事实上，残酷程度在各地各学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学生自己发明和施行的。所以，个人的因素必须被考虑。

一个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被访者说，6月开始停课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后来，文革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当时豁免了他的功课，使得这三篇作文不必再写。这种心理相当普遍。从一开始文革就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懒惰的弱点。没有老师管束没有作业和考试的生活使学生兴奋愉快并拥护文革。等他们自己身受迫害并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悔已经太晚。

随着文革的发展，到1966年8月，当攻击老师被当作“革命行动”来鼓励的时候，人性中的攻击性与恶意被释放调动出来，成为残暴行动施加在老师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写出了一些暴力事件，并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细节。这些拷打折磨十分残酷而且明显地威胁生命，可是施行者却并不在乎。很多被访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园中，红卫兵中有一种亢奋的气氛。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尽管人性之恶这一角度对于解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过于笼统了，但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年轻而受教育较少的中学学生更缺乏能力来抵御或抑制人的兽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师的第一恶浪之后

随着打老师发生的是整个社会中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然而，当迫害触及到“5.16通知”攻击的“五界”以外，即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级干部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开始反对那些正在攻击他们的父母的一些大学生组织。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改变了他们对早期红卫兵的无条件支持的态度并开始支持红卫兵的对立派——那些正在攻击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的“党内走资派”的大学生组织。当他们的父母被新起的群众组织批斗时，一部分早期红卫兵成了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时间。

但是，部分早期红卫兵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暴力迫害的结束。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高层党政干部，实行了所谓“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然后，在1968年春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师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新建立的各层“革命委员会” 领导了这新一轮的迫害高潮。这一轮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统化、更漫长。

全中国的每个学校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老师干部关押在其中，当时的官方术语称此为“隔离审查”，民间口语则把这种设在本单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为其中所关的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1990年代所建的赛克勒博物馆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庞大的校园监狱。有200多人曾被关在那里。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个月。而且北大当时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牛棚”同时存在。

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更多的是在关紧的门背后，持续发生。很多教师被拘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却被谎报是自杀。还有很多人受尽了身体与心理的折磨而自杀。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触电，自缢，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

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场面，这一事件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两年之后，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关在北京大学“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押出来“斗争”。他们排队经过校园的时候，通道两边站满了学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牛鬼蛇神”们。经过几百米长的“夹鞭刑”后，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样的体罚和折磨。整个北大校园充满狂野、残酷和邪恶的气氛。通过这种“周年纪念”，1966年开始的校园暴力，在1968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有的的学校。他们接手领导“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讳言，尽管在1968年8月后，学校由外来的“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学生（外加“革命干部”）主导控制，但是一大批学生充当了“专案组”成员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驱动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当多的学校，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期间被迫害死的人数多于他们进校之前。但也并不都如此。在北京农业大学，后一阶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阶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员。北农大从1967年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是一个学生，该校名叫“东方红”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的领导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本文第三节开始所写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长胡志涛，1968年被强迫站在“批斗会”上长达48个小时不准休息，而学生则轮班睡觉来“斗争”她。在这所中学，有四位教师——化学教师胡秀正，地理教师赵寿琪（女），历史老师梁希孔，语文老师周学敏（女）——遭迫害而“自杀”。其中最年轻的是胡秀正（女），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梁希孔，周学敏老师上吊身亡。老校工王永海，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满清王爷家庭，是个先天的残疾人外加弱智，孤身一人，一直就在该校当工友。他因家庭出身挨“斗”，他跑了，从此失踪，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死了。另外，还有四名教员在遭受折磨后病故。化学教员赵炳炎，参加过“三青团”，有肝病，还被迫去拆城墙，不准请假，1969年有一天劳动以后躺下就起不来了，四天以后死亡。他1953年参加工作当老师，死时不到40岁。关秉衡（女）老师教了五十年数学，教过学生无数，当时已经退休。因为当过香山慈幼院的训育主任，她被罚扫大街。她认真扫。街上来往的很多人都曾是她的学生。她要求到她弟弟住的那一带去扫街，还为此挨斗。在抑郁中她患癌症于1970年去世。宗传训，英语老师，50来岁。他被指控是“历史反革命”，病了不准看病，故去。王荫同，语文教员，曾经当过傅作义的秘书，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和“特务”，遭到“斗争”，1969年身故。1978年夏天在校中为这几位老师开了追悼会，为他们平反。王荫同老师的妻子在会上大哭。她说：“你们让我哭一次。他死后我还没哭过。不敢哭，怕挨斗”。在这一个不大的中学，文革后官方用一个特别的隐晦的词“非正常死亡”指称的被迫害死的教职工死亡有整整十起。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8月9日，体育教员赵晓东在教学楼五楼对他的“斗争会”后，从楼梯拐角处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脑浆迸溅在楼前的水泥地上。两年前的8月，该校刘澍华老师也是在五楼的“斗争会”后跳烟囱身亡的。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遭到毒打。清华大学有24人在这一时期被害身亡。

在上海育才中学，1966年9月24日有一名教员王守璠被毒打后“自杀”，1968年又有语文教员林丽珍（女）和俄语教员胡叔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名教师因“黑五类”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斗争”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剪喉管自杀，剪断了声带，未死致残。

据笔者了解，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长被打死和四名教员“自杀”）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五人（一名校长被打死和四名教员“自杀”）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校长及教导主任被打死，校长的丈夫也同时被打死，一名教员“自杀”）；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位育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同步发生，受难者的总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是骇人听闻的。校园迫害和杀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七、未被审判的罪行

1976年毛泽东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32］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33］

这个决定说明了北大附中首先开始暴力迫害的事实。但是，既然归因于仿效了北大附中的作法，北大附中学生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呢？如上所述，北大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吴素芬、陈彦荣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为此没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惩处。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的名义，发给陈彦荣的家属两千五百元作为“补助”。（陈家有年幼的孩子们，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的受难者家庭则未能得到这样多的钱，规定的标准数额是420元。）但是，文革后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陈彦荣的案件或者其他类似案件审判或者惩罚任何人。这些死亡的发生，既未被书报记载，也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王晶尧通过司法途径为妻子卞仲耘讨回正义的做法失败了。这一失败是文革后当局的总体政策决定的。文革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为千万文革受害者举行了“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之前发生的迫害也是规模空前的。从普通的中小学教员到在权力顶端仅位于毛泽东之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写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数百元的货币赔偿，但是他们的死亡只被说成是“冤假错案”，杀害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义审判。

1980年底，北京举行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审判。审判是司法系统的重要程序部分。这场审判作为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后的最重要的改变和进步之一。 但是，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提出“公诉”，而不是以他们迫害和杀戮千万普通中国人民的罪行起诉。在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里，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党夺权”，而不是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学教员和校外居民遭到杀害，是极其严重的犯罪，江青明显在其中充当了积极活跃的领导人角色，但是这一发生在北京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杀戮却完全没有在判决书中被提到。

不提这一项大规模的杀戮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对此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林彪或江青“篡党夺权”的个人权力野心所致。“打倒”刘少奇和高层干部或许还可能用这一条理由来解释，打死中小学教员却不能用这个原因解释。要说明大批中小学教员被害的原因，必须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但是，在这一审判后，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称为“错误”，而不是“罪恶”。

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书列出的全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单，只有60多人。从数字看，只相当于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死亡数。从身份来说，只有级别极高的干部和教授、作家、科学家等，如北京大学受难者中只有两名一级教授被列入。中小学教员不被提到。


八、四分之一世纪后的反思

在1990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样想呢？

1，从历史的角度：教训是什么？

在1990年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他遭到长期迫害，在12年后重新担任了该校校长）说，现在是检讨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以前，在1964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邦如校长已经在1992年去世。

长期以来，这一对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杀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记录和叙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难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遗忘，也就谈不上吸取历史的教训。1993年，我在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宿舍楼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里的四名高中三年级学生谈话。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就被打死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说起我为何而来，他们说：“真的吗？有副校长在这里被打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红卫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来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另一名教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参与了打死老师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作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多年之后，少数文革参与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做的并不太错，因为那是一场“革命”，只要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认为，那场“运动”无论方向还是手段都是错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九、简短的结语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1966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的特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一、普遍发生。二、伤亡严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数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广，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残酷的群体性迫害。这显然不能仅仅归为“冤假错案”，而属于相当典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学校在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须指出，在1966年发生的对教师的暴力迫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学校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建立了学校以及相伴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体制性的方法如授课、考试、评分等连结起来。在历史上，师生冲突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传统”或文革前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体制中以及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发现使其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间把所有的学校变成暴力场。但是，没有“文革”的发动，那些条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记录的由红卫兵学生执行的对教师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园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实际产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物。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访者深表谢意。他们慷慨付出时间为本文提供了资料，而这些资料多与痛苦的记忆相关联。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谢John Kieschnick先生，1994年他帮助我做了最早的在电脑网络上的调查。

［1］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认为是“出版”了的。由于一个前红卫兵谭力夫抱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开发售此书，以保持“安定团结”。此书未在书店而只是在“内部”出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飙－－红卫兵童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丁晓禾编著，1998。
［3］在本文的1995年本中，列出的学校有76所，后来增加到200多所。
［4］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
［5］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5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页。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广泛地被大学生和中学生所读。
［6］比如，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个集会上的演讲中用了这一说法，见《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见学生在卞仲耘家门口贴的大字报，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王年一编，北京，1988年，上册，49页。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丛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91页。
［13］《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
［14］《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15］这一故事引自未发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写作组”写的材料。
［16］《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党史办公室，1987年7月。
［17］《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卫平(1966年时北京初中二年级学生)和谭馥(1966年时天津初中三年级学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县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参见注［12］。
［25］见《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26］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70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62页。
［28］见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49页。
［30］《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页。
［32］见“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通知书”，1980年西检审刑字第72号。
［33］(89)高检办厅字101号。



附录Ⅰ

调查所及学校的名单（这是到1994年底截止的学校名单。新版本已经超出了这些学校。读者可在文中看到那些后加入的学校的名字）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第一中学
北京第二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五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六中学
北京第三十中学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北京第四十七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六十五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一零一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
北京月坛中学
北京社会路中学
北京白纸坊中学
北京回民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校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
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

福建省
厦门第四中学
厦门第八中学
厦门大学

湖北省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
武汉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浏阳第一中学
湘潭第一中学

广东省
广东台山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广州铁路中学

江苏省
南京师范学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学
南京林业学院附属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第十三中学
南京外语学校
无锡后宝小学
仪征实验小学
盐城中心小学
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学
庐山第一小学
南昌羊子小学
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报恩寺街小学
西安第五中学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同济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北郊中学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上海新成中学
上海育才中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山西省
曲沃县城关小学

四川省
重庆大学
洪雅县中学
成都第九中学
泸州第三中学
成都第四中学
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天津市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105中学
红桥区金钟桥小学
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南市小学
南丰中学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学
绍兴第二初级中学


附录Ⅱ
本文写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单：

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陈葆昆，男，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辅仁，男，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福臻，男，北京外国语学校总务处职员，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0日在校中被打死。
华锦，女，北京第八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死于1966年8月22日。
唐婉森，北京第十一中学教师，死于1966年8月24日。
靳正宇，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姜培良，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曹滨海的母亲，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被打死。
杨俊，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陈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锦坡，男，北京景山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刘桂兰，女，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张冰洁，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现名北京第138中学）负责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郑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学语文教师，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学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授，被强迫喝污水中毒死于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吕贞先，女，北京宽街小学教导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宽街小学校长，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时被毒打，死于1966年8月29日。
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仪，女，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死于1966年8月3日的“斗争”和“游街”中。
吴天石，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李敬仪的丈夫，与李同时被“斗争”和“游街”后昏迷两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浏阳第一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朱庆颐，男，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韩康，男，南京第13中学数学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谋，男，南京第13中学体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权，男，上海同济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操场上。
杨顺基，男，上海京西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学退休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莲，女，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老师，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黄祖彬，南，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学生

王光华，男，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被打死。
武素鹏，男，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悦，男，北京123中学学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单玉华台饭庄服务员，女，18岁，1966年8月下旬被抓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
不知名字的学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复兴中学被打死。
北京第27中学初二学生，女，不知名字，1966年8月下旬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校外人士

陈彦荣，男，北京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绑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陈彦荣同时同地被打死，尸体一起被烧掉。文革后无家属来为她“落实政策”。
李丛贞，男，北京半导体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门大街93号，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门外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处死。
孙启坤，女，北京退休会计，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何汉成，男，北京第六中学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

http://hum.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dalaosh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