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刘晓阳）：就「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与胡平先生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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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与胡平先生的辩论


马悲鸣


下面是整理出来的拙作「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帖出之后，胡平先生与我的辩论。


【马悲鸣】「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


【胡平】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引自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


【马悲鸣】这位是真胡平先生吗？为什么要宋为她自己没做的事道歉？


有这种道理吗？


这可是杀人的罪名！没干的人道了歉就等于自认杀人。谁敢道歉！


【胡平】负责人能不负责任吗？


宋彬彬是学校的负责人，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就在校园里，红卫兵成员打人，从六月下旬就打起，直到8月51日把人打死，宋一直在学校，从未出面制止过，能说没责任吗？负责人不负责任还叫负责人吗？除非是那些负责人徒有虚名，但我们都知道，红八月的红卫兵负责人并非如此。


下面是我那篇文章里的一段话：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马悲鸣】你这是有罪推定，没证据证明宋组织，参与，领导，号召，直接下手，就只能做无罪推定。


【胡平】这叫纵容，至少是失职。这个问题真那么复杂吗？


【马悲鸣】你拿出纵容的证据来。这可是纵容杀人的罪名！


【胡平】当时宋彬彬们不认为打死黑帮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文章写到：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著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of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马悲鸣】如果宋认为打死黑帮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还要漏夜越级向上汇报。


谁家认为杀了一只猪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也没人漏夜越级汇报。除非是为了上割头税。


请看王友琴这段话∶「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宋等人当时是很负责任地漏夜越级向上报告学校里发生了打死人的事件。怎么能把打死人的责任反扣到宋的头上？


当时全国人民，包括你胡平，要是都能象宋彬彬那样，从来没打过人，也从来没抄过家，则文革一个人也死不了。


http://www.yhcw.net/MyBBS/wg/mes/122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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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先生，蔡咏梅女士∶

投稿一篇，与贵刊信誉有关。敬请刊用，以为澄清事实。

多谢！

马悲鸣




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

马悲鸣

2004年初，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引起海外中文网坛的轰动。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盛传在「红八月」给伟大领袖戴红卫兵袖章，有八、九条人命的宋彬彬亲自在电影里澄清，她不但没打死过人，没打过人，连抄家都没参加过。并且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动手。她从来没改过名叫“宋要武”，更从不曾写过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是在看到了报上那篇文章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改名“宋要武”了。

这个澄清与近四十年来广为人知的有关宋彬彬打人的传说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于是胡平先生一篇篇“揪态度”和“追究道义责任”的《宋彬彬之谜》上了网。最后连王希哲都看不下去了。他《对胡平先生评“宋彬彬反对打人”，也说几句话》∶“‘红八月’里。宋彬彬自己究竟有没有动手打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十七年‘阶级仇恨’的狼性教育下，在‘红色风暴’那般的环境下，在获至高无上的机遇，得天安门百万同学前面受‘最高指示’的隆恩下，‘宋要武’居然事实确是没有因而去打人，甚至个人态度是反对乱打人，应该说，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胡平先生的这个话题才告暂停。

现在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防止文革式的动乱再现，反思文革应该以现代司法标准衡量，那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揪态度”、“追究道义责任”都是文革式思维。厘清事实才是至关重要的。

卡玛的电影上映之后遭到记者追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宋彬彬在‘文革’时确实没有打过人？学者的书里和网上流传很多说法。…”

卡玛详细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那么究竟是哪些学者未经核实就引用了谣言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1985年访问美国之际在加州大学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面对风暴(TO THE STORM)》。王蒙的序。说有一个叫“胡冰冰”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在天安门被江青改名叫“胡要武”。顺便说一句。乐黛云的先生就是“四人帮”时期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里四大名教授之一的汤一介。后来乐黛云写了许多控诉文革的文章，却从来不提此事。

下面这段话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友渔的书《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

“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见第三章「红卫兵的区别与派别」，第6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中文大学出版社。）

这位故意把红卫兵袖章说成“袖套”的徐友渔研究员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出镜的人物。无独有偶，胡平先生在「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的第三章「3、是“一直反对打人”吗？」里说∶“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流传很广”就一定是事实吗？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在「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一文里说∶“千家驹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就是胡平先生引用的《自撰年谱》里写到的话。但考千家驹先生并未“身历”过宋彬彬打人的“其境”。他老人家怎么可以说“这都是真人实事呢”？！

现在网上流传着两篇文章，说的就是徐友渔、千家驹先生引证的故事∶

【宋彬彬打死多少人？

…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说她的名字‘文质彬彬’不好，一句 “要武嘛！” 挑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法西斯暴行，以杀人取乐，宋彬彬马上改名‘宋要武’，跟人比赛，见别人打死了6个人，宋彬彬马上动手打死了8个人。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谁，只要有人说一句这人是‘牛鬼蛇神’就够了，用皮带棍棒铁器活生生一下一下打死，不是用子弹。…】

另一篇的作者自称是宋彬彬的老师∶

【…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高三生，班上不可能有男同学。当时她的年龄应该是十九岁，而非十五、六岁。当年上天安门也不是给毛主席献花，而是戴袖章。宋彬彬下乡的蒙古包女主人说她长得“耐林，温都尔”，意即身材高挑，并非“娇小”。王府井的教堂在东城，而师大女附中却在西城。“破四旧”不但不跨区，而且大多不跨派出所管片。这位自称老师者说的完全是另一个宋彬彬，但前面又说这个宋彬彬就是“宋要武”，可见这篇文章的内容出于捏造。

其实类似的文字可以追溯到大串联时期的1966年底。当时外地流传的很多大字报把被指为陈毅儿子的陈小虎和宋彬彬形容成飞天大盗，一会儿在某省某市打家劫舍，转眼又飞到遥远的另一省，另一市去杀人放火。其中就有上述这个宋彬彬杀人比赛的谣言。

后来陈毅发话，他没有个叫“陈小虎”的儿子，才算作罢。但宋任穷确实有个叫“宋彬彬”的女儿，所以这个谣言就一路流传了下来。1992年《开放》杂志把这个谣传印刷了出版，被徐友渔引用。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千家驹老先生又把这个谣言写入《自撰年谱》。

金钟先生称赞千家驹先生的《自撰年谱》时说∶“「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於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金钟先生的这个说法，更增加了被千家驹先生引用的上述有关“宋彬彬比赛杀人”谣言的分量。

任何指控都要允许被指控者自己辩解，这是现代人权标准。如今宋彬彬本人亲自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澄清：“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卡玛在回答记者问时作证∶“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

王友琴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里有十句话，十二次提到宋彬彬的名字，但无一处指明宋彬彬曾参与组织、命令，或者动手殴打她们的校长。

卡玛在上述回答记者问时转述过王友琴自己说过的话∶“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王友琴）∶‘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王友琴）说∶‘没有’。”

卡玛还说，她向许多人调查核实后相信，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她（宋彬彬）本人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并无牵连，也没有参与过武斗。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宋彬彬的澄清是可信的，应当把她从文革施暴者名单中剔除。


【附录】～～～～～～～～～～～～～～～～～～～～～～～～～～～

《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十二次引入“宋彬彬”名字的十句话

王友琴

一、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1），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二、实际上，宋彬彬（2）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三、宋彬彬（3）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4）等人的热烈支持。

四、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5）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6）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7），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8）的谈话：毛问宋彬彬（9）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八、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10）改名为“宋要武”

九、宋彬彬（11）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十、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12）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附录二】～～～～～～～～～～～～～～～～～～～～～～～～～～～

TO THE STORM
*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 Yue Daiyu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y 1985
* Page 183-184

In addition to the events that touched me personally during those summer months, I was also shaken by reports of the tragic violence occurring elsewhere. Lao Tang's cousin, a teacher in the nearby Normal University's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for girls, came to us one time to report what had happened when shoes students tri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Beida's revolutionary actions. Filled with passion for the new movement and eager to conduc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ir own enemies, they had forced the president of their school, famous 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women to be educated, to climb through a narrow underground cement drain age pipe. When she finally emerged, they had brutally beaten her to death. Most of the girls at this middle school were from high-ranking intellectuals' families and thus, I guessed sadly, felt compelled to demonstrate their commitment to revolutionary goals. These teenage girls, ordinarily shy, mild, and gentle, had somehow become capable of unimaginable cruelty.


The leader of that group of militant school girls was the daughter of Central Communities member and had bee invited to stand beside Chairman Mao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his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the Red Guards on August 18. During that event Jiang Qing had asked her name and she had replied, "Hu Bingbing", a gibe name that means "very mild.' Jiang Qing had told her this was a name appropriated to a high-class lady, not a young revolutionary. And had said she would give the girl another name, Hu Yaowu, which means, "desiring a soldier's strength." Having been singled out so specially by Jiang Qing, the girl tried to live up to her new identity and became very fierce.

【附录】～～～～～～～～～～～～～～～～～～～～～～～～～～～

就「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与胡平先生的辩论

马悲鸣

下面是整理出来的拙作「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帖出之后，胡平先生与我的辩论。

【马悲鸣】《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

【胡平】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引自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

【马悲鸣】这位是真胡平先生吗？为什么要宋为她自己没做的事道歉？

有这种道理吗？

这可是杀人的罪名！没干的人道了歉就等于自认杀人。谁敢道歉？！

【胡平】负责人能不负责任吗？

宋彬彬是学校的负责人，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就在校园里，红卫兵成员打人，从六月下旬就打起，直到8月51日把人打死，宋一直在学校，从未出面制止过，能说没责任吗？负责人不负责任还叫负责人吗？除非是那些负责人徒有虚名，但我们都知道，红八月的红卫兵负责人并非如此。

下面是我那篇文章里的一段话：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马悲鸣】你这是有罪推定，没证据证明宋组织，参与，领导，号召，直接下手，就只能做无罪推定。

【胡平】这叫纵容，至少是失职。这个问题真那么复杂吗？

【马悲鸣】你拿出纵容的证据来。这可是纵容杀人的罪名！

【胡平】当时宋彬彬们不认为打死黑帮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文章写到：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著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of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马悲鸣】如果宋认为打死黑帮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还要漏夜越级向上汇报。

谁家认为杀了一只猪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也没人漏夜越级汇报。除非是为了上割头税。

请看王友琴这段话∶「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宋等人当时是很负责任地漏夜越级向上报告学校里发生了打死人的事件。怎么能把打死人的责任反扣到宋的头上？

当时全国人民，包括你胡平，要是都能象宋彬彬那样，从来没打过人，也从来没抄过家，则文革一个人也死不了。


【附录】～～～～～～～～～～～～～～～～～～～～～～～～～～～

有请胡平先生仅就“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表态。

马悲鸣

胡平先生台鉴∶

拙作《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贴出后，遭到先生质疑。我想请先生确认一下∶

除去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否有宋的道义或刑事责任 ①与宋的改名 ②和她当初就反对打人
③，这三个问题之外，宋没有直接动过手，没有打过人，没有抄过家，没有在教堂里比赛过杀人。她这个澄清先生是否能接受？


马悲鸣再拜

2004年4月20日

【附录】～～～～～～～～～～～～～～～～～～～～～～～～～～～

答马悲鸣

胡平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从法律上讲，应该无罪推定，自不待言。我推测，宋彬彬确实可能没做过打砸抢之事。一来是当头头的不必干这种事，也不能排除可能是她本来就不想干。

我知道有的人，原本属于好学生，文质彬彬的，就因为出身关系，文革初期就成了红卫兵的头头，他们自以为在那里干革命，因此革命要求他们干的他们都干，所以干了很多错事，但打砸抢之类行为，按照当时的标准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参与。

这个问题我还会写文章深入讨论。

谢谢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 ... fa17f8ecf8f954407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