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话说道歉两篇 (由“红卫兵道歉”引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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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道歉


10月21日这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当年红卫兵申小珂、胡滨給他们的老师程璧的道歉信，忏悔文革初期对老师的批斗与关押。王友琴女士写了《“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给予热情的夸赞。误差显然有，其实早就有忏悔、道歉的，我们或许不知道罢了。因为这种忏悔与道歉，实属个人行为，往往是在较小的范围里进行。例如11月4日该报头版所载两位记者的《历史深处的来信》，就介绍了一位名叫郭灿辉的当年学生向当年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道歉的，应属“公开道歉”之范畴。

如果说这是口头道歉而未形成文字的话，那么，2007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就刊登了原都江堰市的中学生田世松的文章：《我曾经批斗过老校长》。文首第一句就说：“时间过去四十余年，可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在‘文革’中批斗老校长韩志学先生的事。”文章介绍了文革伊始作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得加入“组织”，一个红卫兵开导他要他在批斗老校长的大会上“挣表现”。在那个野蛮残酷、公开折磨人的批斗大会上，老校长跪在乒乓球桌搭成的批斗台上，脖子上吊着几块砖。田同学也略嫌勉强地最后发言，“对老校长来了一番上纲上线的揭发批判”。他的发言未毕，有人給老校长脖子上吊着的砖头上又加了一块，老校长体力不支栽倒跌下批斗台。

次日一早老校长不堪忍受非人折磨以在厕所里悬梁自尽作为最后的抗争。“老校长宁死不屈的抗争不仅震撼了全校师生，更唤醒了我的良知，此后我做了‘文革’的‘逍遥派’，再也没有去加入‘红卫兵’，直到运动结束，再也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应该说，像田世松先生这样，属于同龄人中良心发现者：“我至今仍无法原谅自己，我对当年的不齿行为追悔莫及。在‘文革’中，我这类人虽然不是主角，却有意无意地充当了邪恶的帮凶。最让我内疚的是，毕竟是我那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最后一发炮弹，将老校长的肉体和精神的最后一道防线，毁掉了！”我相信，倘若老校长不是宁折不弯地逝去，田先生早就会向老校长公开道歉了。但他已经失去了抚慰自己良心的机会。“四十余年来，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这一天，我都会想起与韩校长在二王庙相遇的情景，会忆起韩校长的音容笑貌，会记起韩校长的谆谆教诲……老校长，我在心中永远对你诉说着无尽的忏悔！”故，说现在才有人“带了个好头”恐怕未必准确，“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实际情况是韩愈那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人尤其是传媒人士去发掘、报道民间有一定普遍性的良心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所报道的忏悔以及道歉，几乎全都是那些“胁从”者。对于当年那些为恶甚者，始作俑者，并无人挺身而出。《历史深处的来信》介绍说：“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那么凶手必定逾万。可我们只看见宋彬彬们百般狡辩，看不见打死卞仲耘的施展拳脚者有谁肯认账，甚至连目击者指认都看不到。

这与权力需要扭曲历史粉饰太平直接相关。有一个例子说的是周扬，据介绍被他踹出革命列车的胡风、冯雪峰都恪守人格与尊严，拒绝对他落井下石。老周良心大发现，脱离苦海官复原职以后决心立地成佛，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述“人道主义”、“异化”；另一方面积极向他执掌文化大权20年所伤害的人忏悔、道歉。这就惹得权力者们恼火，有介绍说某大人物曾直白地质问他：“你逢人就道歉，别人怎么办？”那意思其实就是要捍卫红色官场的游戏规则：只许诉自己受到冲击之苦，不准提曾经整别人之恶。

毛曰：“凡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也是诡辩，不下“罪己诏”的就不亡国了？秦王朝就没下罪己诏，亡得还特别快。学者萧瀚依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数出来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有的还不止一次。以三国为例，唯独没下过“罪己诏”的蜀汉，亡得最快。《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见老祖宗里早就有明事理的议论，而且还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只是权力崇尚“马克思加秦始皇”，两样货色齐备，此时无须传统文化之“罪己”，只须张扬马主义那套“罪人”。

《历史深处的来信》说：“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这倒是实在话，《人民日报》等大报小报，仅在大跃进时刊登过无数谎言，致歉了么？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以农民为主的百姓，谁向他们道歉？更不必细说一个接一个运动，受迫害者遍及国中，谁为此作过忏悔、予以致歉呢？只有“伟光正”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绝无道歉之可能。既然如此，你又怎能指望那些信誓旦旦要“无限忠于”的乳臭小儿学会反思、学会忏悔、学会道歉呢？这个社会是一个无赖社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诗句早就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

我还读到另一种意见，典型者如网络文章《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其核心意思是：“是这个体制控制的教育，通过老师和校长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地向学生灌输了这些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理论”，换句话说是老师们把学生教坏了，大概属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作自受，活该！

不能说此论完全无理，但此论实质上无理。因为首先17年学校教育是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毕竟未到那等野蛮程度；尽管存在播种仇恨的教材灌输，老师们毕竟还是以人性、良知为本施行教育的，没有哪所学校曾教育学生去滥施横暴。正因此，老毛极端愤恨，搞文革，首当其冲拿教育部门开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嫌那“狼奶”不够浓郁，校长老师们之所以首先遭打杀，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培养学生们的打杀精神！

其次，不但文革前各校皆传达了毛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运动伊始，越是离毛近的地方越惨烈。而第一个罹难的卞仲耘，她的学生就有几乎一半高干女儿，而且包括刘、邓之女。“红八月”只有北京陷入恐怖潮中，离毛主席越远，就越安全。似我等所在山高皇帝远，从小就知道“打人犯法”，遑论打自己的老师！一句话说明白，全国90%以上的学生无涉打老师，绝大多数人都守得住道德与良知的底线。施暴者基本上是些衙内、格格级别的，此番暴行，属于最高层特别指使，是在权力操纵下的特殊动作。试问，当时北京大兴县的屠杀，并非学生所为，难道也归罪于老师或教育体制？毛思想红旗飘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会陷入灾难！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还有，作者显然陷在恩怨是非的泥沼里没能自拔，看不到忏悔、道歉其实并非历史旧账的清算，而是当今社会道德之救赎。作者说：“体制在继续，教育在继续，谎言在继续，恐惧在继续，文革也在继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仍旧充斥谎言，仍旧在鼓吹种种仇恨，仍旧在灌输着对强权的服从和忠诚，仍旧不允许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追究产生文革的体制和元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一切，那么，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在再一次爆发后对校长、老师或者其他人再来一次道歉和接受道歉？”无疑揭示了现实之真相，可是，过来人之忏悔、道歉，难道不也是一种教育？难道不是为“改变目前的这一切”尽一分绵薄之力？

窃以为，无论忏悔还是道歉，都属于个人自主的选择，本不该过分渲染。但在传媒发达尤其是互联网兴盛的时代，无可避免会成为公共话题。在老毛使得这个民族道德空前堕落的状态下，就连行善助人都得提防惹麻烦，某些人此举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属正常，恰如记者们所说的，四十四年等一回，敲打一下那些真正该忏悔、道歉的无赖也好。只是估计用处不会大，人家早已怀揣“通行证”，不会乜斜眼角哪怕只看一眼你们的“墓志铭”的。可不可以給北岛的诗加上一句：无耻是无耻者护身符？

再说道歉

《话说道歉》贴出，有网友咨询：说北京的“红八月”是最高层所操纵的，依据何在？还有，“学生打老师”，并非只有北京，各地皆有。于是有进一步说明之必要。还需补充一句：以王友琴女士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他们孜孜不倦地调查文革中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人与事，为我们抢救出来许多历史真相。即使作为文革的深度卷入者，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席卷祖国大地的那些野蛮罪行，竟然也是从中南海那块风水宝地发端的。本文所引述资料除特别说明者外，均采自王友琴、宋永毅、周良霄、顾菊英、杜钧福等人著述。


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发动群众大搞非法斗争，抓人，打人，戴高帽子，逼、供、信等皆源自刘少奇所炮制、毛也批准的“四清”经验。有数据显示，“四清”时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皆系工作组掌控下进行的。文革之初，刘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文革如果按照“刘邓路线”搞下去，同样会是一场浩劫。现在所说“学生打老师”以及有关道歉所涉及，皆“刘邓路线”领导文革之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以及之前的群众都是被运动起来的。恰如王友琴所说：“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分歧，不在整不整人，而在整什么人。毛志在整垮刘，而刘努力使之整到中下层为止。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开进清华大学，矛头指向蒋南翔，同时也不放过那些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有评述说，刘“四清”开始扶持王光美登台亮相，为毛扶持江青出山搞文革开辟了道路，未必不合理。

刘本人不但指使女儿带头攻击学校领导人，还亲自布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工作组，定性其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接着布置任务：“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文革中违背法制挑起群众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教师，老刘首开先河。

另一间名校北师大女附中，是高干女儿云集的特殊学校，据介绍占了一半人。这些特权女孩无疑也有着父母那里得来的特殊信息，邓家格格就是兴风作浪者之一。有工作组的权威压着，各校运动尚不至于失控，斗也好罚也罢，总不至于打死老师。毛下令撤走工作组，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指出：“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工作组一撤，勒庞预言应验，恶果立即显现。7月29日邓小平在宣布撤销工作组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也不要打人了。”这是“打人有理”的指示。8月5日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耘，“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失控状况必难免。更何况，毛等正唯恐天下不大乱，一方面激发“乌合之众”的豪情，另一方面也好給“刘邓路线”增加负面印记。文革初期的暴力潮，是毛、刘异曲同工的党中央共同制造的。

卞死亡当晚，宋彬彬等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时，得到“死了就死了”这样轻蔑的结论，并要求封锁消息。次日这个讲话即在女附中广播。18日，当宋在天安门給毛戴上“红卫兵”袖套时，毛那个“要武啊”等于公开赞许举国第一桩校园暴力，而且以此为起点，这股暴力潮以“破四旧”名义涌向社会。《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极力鼓吹，使早已“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的民众意识到它是党中央赞许的。而这种散乱的非组织暴力似乎并不能令权力满意，首都工作组首脑叶剑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丁国钰、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都是文革初期暴力的指使人。更有甚者，这位李钟奇将军还亲自挥老拳打翻被批斗的彭德怀。

我之所以不同意说49年以后的仇恨教育导致那时的暴力，是因为那种仇恨教育远未达到这等程度；即使能够达到，以此前国家法制状况也不可能允许这种暴力恣意妄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最高层需要这种暴力。现在已经知道，大兴县屠杀系北京市公安局所指使，与校园暴力者无关。而尽管发生了红色纳粹在北京市肆虐，恰如勒庞所指出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勒庞大概还不敢想象权力鼓励下这种乌合之众会横暴到何种地步！

据王友琴的统计，1966年8月24日，红色纳粹在北京市共打死40余人。为将这股尚带自发性质（各校自为其阵）组织起来，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余秋里直接插手，25日建立首都红卫兵指挥部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据1967年4月1日当时称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进军报》披露，“西纠”的《成立宣言》及《第一号通令》皆由余指使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起草并审定，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的。同时，石油部专拨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吉普供“西纠”使用，周恩来也指示周荣鑫为“西纠”安排驻地。

我们不去细细讨论“西纠”活动详情，它成立当日，即25日，红色纳粹打死市民80余人；26日上升至120余人；27日220余人；28日约180人；29日约200人；30日约220人；31日约140人；9月1日升至约300人！还驱赶市民数万户离京，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派出所、居委会配合下进行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之乱象，为拳乱以来最甚，就连日寇占领北京也没造成如此恐怖！当年那篇著名的《红色恐怖万岁》就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也担心起来，他弄了个公告草稿送毛泽东，却遭训斥只得作罢；主办北京政务的吴德也向毛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准予采取措施降温。吴后来回忆文章写道：“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可见，北京“红八月”狂潮，正是毛亲自关怀下愈演愈烈的！

但很显然，也许是北京的恐怖手段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毛发现红色纳粹保爹妈与之“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道而驰；也许是北京驱赶“黑六类”引起接收地抱怨，毛需要叫停“红色恐怖”。看得见的理由是周之后介绍的毛指示：“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9月1日周恩来召集红卫兵开会，解释了叫停之缘故，2日北京打死人即由前一天约300人降至约40人；3日10余人；4日只有2、3人；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至10日打死人基本不再。可见这次滥杀狂潮完全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成果！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受控制的行动，绝非“学校教育体制”所能企及的。

从当年权力层的说词亦可看出：9月5日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说：“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他承认有过激之处，但不是抄家打死人，而是“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可见打死人尚不在“过分”之列；9月25日叶剑英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及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毛显然采取故意放纵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气氛震慑社会，正如希特勒当年放纵冲锋队一样。这种手段对于病态提升领袖之“绝对权威”也是极其有效的，就连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之类高官，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谓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只能跟着摇旗呐喊。恰如勒庞所言：“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毛进一步用大串联的方式进一步“发动群众”，首先是北京的红色纳粹如钦差般四出“传播革命火种”，所到之处这才开始暴力泛滥；然后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师生”四个字就彻底扫荡了工作组带来的压抑。但毕竟时过境迁，很少能达到皇城根儿那样的规模与程度，却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奠定了群众基础。

现在产生一些影响的忏悔与道歉，涉及的是文革早期沿着“刘邓路线”整老师、校长时一些跟风者。那些始作俑者也即红色纳粹们是不屑于反思的，他们基本上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整到爹娘头上而淡出，又随着邓公的改革开放继承权力，没谁有心情去想道歉的事。

刘源2006年在《刘少奇和新中国》里评述：“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这就是说，从“四清”到“学生打老师”，无论整死或伤害多少无辜民众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在1999年《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则是另一种描述：“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这样的大变脸，无疑是权力回归程度所决定，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现行体制为什么僵硬地抗拒政改，为什么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三权分立”，既得利益的维护已经取代了理想主义之追求，可见一斑。

茅于轼先生有一个说法，称现在一多半中国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不知道其依据何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文革状态”，从文章里也没看出有进一步论证的文字。倒是提及“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唯需补充说，健忘是有选择的，忘掉的只是那些权力认为不利的事情，至于他们认为有利的事情，非但念念不忘，还得添油加醋。


茅文还说：“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这个“没有了是非感”的状态下，尤其值得赞许忏悔者、道歉者的勇气与正义，他们不但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也给浑浊的社会空气里吹入一股清新的风。或许并不能扭转什么，因为既得利益者正处于强势。但所有人都会看到，正气是上升着的，无论它开始时多么弱小。而龌龊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除非我们这个民族丧失了生存的愿望。

（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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