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虹：“艾米丽对王友琴的回应”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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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艾米丽


　　《南方周末》于2014年3月13日发表了冯翔采访宋彬彬的文章《宋彬彬：“人生怎么能假设呢？”》。宋彬彬在文中说：

　　“一直到2002年，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o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

　　宋彬彬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英文名Emily Honig，是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教授。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里面有一篇艾米丽的文章。

　　宋彬彬在2010年以胜利者的口气说：“朋友们都认为Honig（艾米丽）的文章和此书的序言是严重失实的，影响广泛而恶劣。许多人建议我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有人帮我联系好了律师。由于美国朋友的调停，这件事情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那是因为艾米丽很快就发表了道歉，为该书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而道歉（注1）。

　　（二）我向艾米丽求证

　　在那个道歉中，根本没有提到王友琴的名字。因此，读了宋彬彬发表在3月13日《南方周末》上的话，我相当吃惊。如果艾米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形成写出“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的说法，她应该在文章末尾，注明她从哪里引用了哪个人的文章。我搜索了所有王友琴的文章，没有在王友琴的文章里找到“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这样的句子。艾米丽何以说出她那样写是因为“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是2004年才出版的，艾米丽不可能在2003年引用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关于卞仲耘的文章。2003年之前，王友琴与卞仲耘有关的文章，《女性的野蛮》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等，均未提及宋彬彬的父亲，艾米丽怎么会说，王友琴说“宋彬彬的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于是我拨了艾米丽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大学网站上，艾米丽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办公室的，一个是留言号码。我留了言，告诉她我在写一篇文章，需要知道她是否对宋彬彬的朋友说过那样的话。接着，我又给她写了一个电子邮件，把宋彬彬在《南方周末〉报道中所说的话寄给她，问了她几个问题。

　　没有回音。

　　于是我给艾米丽第二次留言，告诉她，我相信她已经读了我的邮件，针对宋彬彬的话，只有两个答案，她回复的时候，只写“是”或者“否”就好了。

　　3月17日下午，艾米丽给我回了邮件， “你的问题与我的文章有关，读那篇文章并看文章的引言，你会找到答案。（As your questions concern my article， it would seem that reading the article and looking at the citations would provide the answers. ）”

　　我找不到她的文章，发邮件请她把那篇文章和引言寄过来。艾米丽没有回复。打电话，都是响一阵子就挂断。

　　我又发了一个邮件：“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请你回复我的邮件，或者回电话。”

　　3月21日，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读了邮件，先是感到莫名其妙，继而发现，这是艾米丽给王友琴的邮件，送给我是一个副本。这个邮件，就是艾米丽在共识网发表的那个。

　　3月24日下午，我又发了一封标题为“你是否说过那些话？”的邮件给她。我说：“我的问题很简单：说过，还是没说过。如果你说过那些话，请在星期二之前回复。”

　　艾米丽还是没有回复。

　　然后，我看到她3月21日的邮件出现在共识网上，而且有了中文译本。

　　谁是艾米丽的翻译？是宋彬彬的团队(他们自称的) 吗？

　　(三) 我对艾米丽行为的分析

　　前面说过，2003年艾米丽向宋彬彬道歉的原因就是她的文章表现了“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艾米丽文章有三处注解引自王友琴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女性的野蛮》。这些引文，并没有一处说到“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如果她真的说了宋彬彬说她说过的话，她应该注明出处。她的文章有37个注解，到底是哪个引文有问题，她没有说。不引出处的做法在学术界被认为违反职业道德。艾米丽也没有做过调查。既没有调查也没有出处的编造，为人不齿，因为它不仅违反专业准则，更反映一个学者品格的低劣。

　　我想，艾米丽未必有意造假，可能是文革的复杂性超出了她的想象，而她又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当有人帮宋彬彬“联系好了律师”，准备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她的时候，艾米丽的反应是立刻投降。

　　她被宋彬彬吓着了。她可能还在庆幸，幸而有宋彬彬“朋友的调停”，这件事情“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2003年，她为自己没有出处的话道歉。11年后，她在《共识网》承认宋彬彬的话，也就是说，把她自己道歉的事情归罪于王友琴。艾米丽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艾米丽的道歉，成了宋彬彬推卸责任的工具。在《记忆》47期，宋彬彬已经将艾米丽的道歉利用了一回。这一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冯翔采访时，宋彬彬又如法炮制。

　　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被虐杀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宋彬彬又在8月18日向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是毛泽东说出“要武”这句话的对话方，与8月18日后大规模升级的暴力迫害和虐杀直接相关。但是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暴行负责的第一号人物，大家都知道轮不到宋彬彬。

　　（四）两个内容矛盾、风格迥异的邮件

　　3月21日，在收到艾米丽给王友琴的邮件副本后，我问王友琴是否在此之前收到她别的邮件。王友琴说，电邮过艾米丽，问她是否说过宋彬彬在采访中说她说了的话。

　　艾米丽给王友琴的第一个邮件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收到了你的电邮。我相信我的看法都表达在我联名签署的2003年的电子邮件里了。（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received your email. I believe that the email I co-signed in 2003 represents my views on this subject.）”

　　艾米丽说的2003年的电邮，其实是那个对宋彬彬的道歉。2003年，哈佛教授麦克法夸尔将它电邮给王友琴，所以，艾米丽在邮件中称之为“2003年的电子邮件”。艾米丽引用过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个很长的论文，它的英文文本从1997年起就印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哈佛大学文革课读本里。没有人提出过里面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前面写到，在那个道歉里，艾米丽根本没有提到王友琴。

　　因此，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里写道：“另一位Emily Honig （艾米丽）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艾米丽）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

　　3月21日，艾米丽发给王友琴一个与前面的邮件内容矛盾、风格迥异的电子邮件。

　　在王友琴《回应宋彬彬等》发表后，艾米丽从美国致信《共识网》编辑，说王友琴说的话不符合她的意思，她将第二个邮件寄给《共识网》编辑，隐瞒了她给王友琴的第一个邮件。

　　为什么艾米丽的第二个邮件与第一个邮件矛盾？为什么艾米丽会在第二个邮件说“您的电邮给我的印象是，您不认为宋彬彬参与了1966年8月5日对卞仲耘校长的毒打与折磨”？为什么艾米丽会在第二个邮件要求王友琴，而不是“没有保护好”校长的宋彬彬，公布施暴者？第二个邮件是不是挑衅？如果是，为什么挑衅？

　　艾米丽的第二个邮件，与给王友琴的第一个邮件，还有给笔者的邮件，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它究竟出自谁手？

　　注1，《An Apology to Song Binbin》 —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2003. Volume 48， Number 2



原载《共识网》

http://hx.cnd.org/2014/04/04/%E4 ... %E5%8E%BB%E8%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