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说“谢谢”不容易——台北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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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谢谢”不容易——台北印象


作者：杨奎松



　　刚到台北，住进中央研究院的学 术活动中心，早上起来下楼吃饭，要 了一份小米粥加豆包，按照价目表伸 手从兜里摸了40 元台币递到柜台里 面，只见那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 镜，舞动着两只裸露的皮包骨头般细 白胳膊的厨子，一面敏捷地接过钱丢 进钱箱，一面从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 字来：“细细！”
　　“细细！？”乍到台北，多少还有 点不适应，一下子没反映过来。眼见 他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同后面的顾 客打招呼，我急忙端起盘子溜到一边 去了。
　　当然，等到第二天早上吃饭时， 我对这两个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因为 我一天里经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只不 过，那不是“细细”，而是“谢谢”。
　　把“谢谢”读成“细细”的人并 不是很多，但多少有些让我们这些听 惯了普通话的大陆人感到有趣的是， 不少台北人会把这两个字平均发音， 并且有人会把后一个字念得更重些。 甚至，有些叠声词的发音也有类似的 情况，如“哥哥”会被读成“戈格”， 爸爸会读成“把拔”……，听起来有 些嗲嗲的，也难怪有些年长些的台北 朋友不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台北人目前讲的“国语”，照理 说与大陆的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别。至 少和大多数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交谈， 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当然，有 些字的读音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我 就曾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淑”是 发“书”的音呢，还是发“熟”的音。 争论的结果，在他们的国语字典里， “淑”同“熟”，而在大陆的字典里， “淑”同“书”。又比如，一次有位朋 友告诉我，他嗓子有些不适，我表示 他可能有“炎症”，而他立即否认，说 不会，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其实，偶感 风寒，使嗓子发炎，并不矛盾。讨论了 好一会儿，我们才弄明白，原来在台 湾，“癌”字音同“炎”字，说“炎 症”，会被人理解为“癌症”。
　　在台北，因为年纪和工作的关 系，同年轻一辈有不少交往，我发觉 他们的国语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 变。除受闽南话的影响，“四”“十” 不分、“疵”“吃”不分，把“二”读成 “恶”的情况较为普遍以外，他们使 用的一些习惯用语也很有些独特。比 如，我们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往往会 说“对不起”，而他们则通常会说“不 好意思”；我们说“很”什么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说“蛮”什么；我们在讲 做过哪件事时，一般只要在关键动词 后面加个“了”字就好了，而他们通 常会在那个动词前面加上一个“有” 字，像“吃了”，他们会说“有吃过”； “看见了”，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有 看见”，“跟他讲了”，他们要说“有 跟他讲”，如此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 们差不多在叙述某件事情或讲述某 种看法时，通常都会频繁地使用一个 口头语：“那”。尤其是在正式些场合 里，说不了几句话，他（她）一定要搬 出一个“那”字来，“那我想……”， “那台湾的教育……”，“那每一个人 ……”，好象不用“那”字来引导，下 面的话他（她）就说不出来似的。
　　注意到台北人的“国语”正在发 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陆 仔”。来台北几天以后，为了看档案方 便，我搬到国史馆的招待所里去了。 正巧香港科技大学的齐锡生教授也 住在那里。齐教授是50 年代从台湾 远渡重洋到美国去留学的，虽然在美 国教了二三十年书，然后又到香港教 书，毕竟是从台湾出来的。他也很感 慨地注意到如今台湾的“国语”同他 们那个时候所说的“国语”有很大的 不同。他告诉我说，现在台北电视台 里面那些主持人或播音员说话的语 调都与他们所学的“国语”有很大不 同，不仅句子重音后移，而且语调趋 向软化。
　　不过，更让齐教授感慨的，还是 如今的台北人的礼貌。用齐教授的话 来说，就是“如今的台湾人真是客气 多了，连上下公车（指公共汽车）都 会说谢谢，当年可不是这样”。
　　台北人如今喜欢说“谢谢”是因 为语言变化，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 因，这个问题一次在政治大学学苑宿 舍旁边一家影带租赁店里我与那里 的小老板也聊起过。记得那位有着大 学学历的小老板的看法别具一格，他 的解释是：“台湾人的性格很温和”。 我当时脑子里就打了一个问号，因为 我立即想到的是时常发生在议会里 的那些胳膊腿横飞的“肢体冲突”， 和电视政论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的 那些充满火味药的激烈语言。而小老 板的答复再度让我有些意外，他说： “那是做秀，是政客们做给自己的选 民看的。”回去想想，也不无道理。
　　不管如今台北人的客气是怎样 来的，身在其中你会感到，他们的那 种客气并非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记得 在国史馆住宿时，有一次外出上街我 把房门钥匙丢在外面了。第二天去见 负责接待的陈秘书时，我难免忐忑不 安。想不到我把情况讲明后，陈秘书 首先担心的不是钥匙丢了会给国史 馆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而是关心我头 天晚上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紧接 着，得知情况的总务处长当即决定赶 紧再为我配一把钥匙，并抱歉地对我 说，这样可能白天我的房门就不能锁 了，但他保证不会丢东西，请我放心。 事后，他们甚至没有向我收取重新配 钥匙的钱。
　　类似的服务，在台北遇见过很 多。有一次，我在一家电脑连锁店想 找一架可以用于近摄的相机，一位二 十出头的年轻店员不厌其烦地把几 种不同规格的相机一一在电脑上为 我做演试，清晰度我都不大满意，折 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很是过意不 去。想不到最后小伙子反倒是一脸歉 然，连声说：“真是不好意思，没有给 您帮上忙，还耽误了您的时间。”我在 北京也是经常逛商店的人，我的印象 当中，如果你挑了半天一样不买，不要 说商家向你道歉，不看到对方的白眼 已经算谢天谢地了。因此我不能不生 出一种感慨：不知道大陆上的服务什 么时候也会普遍提升到这样的水平。
　　提升服务到自觉的程度，不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凡事要习惯才能成 自然。就像说“谢谢”两个字一样，看 起来简单，但你要是想把它们常常挂 在嘴边上，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我经常要 坐国史馆的交通车，每到下车时，与 我同站下车的林小姐都会很自然地 大声向开车的先生说声“谢谢”。由 于在北京坐惯了公共汽车和单位的 班车，从没有道谢的习惯，因此，记得 我第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林小 姐说出来的“谢谢”声小得像蚊子 叫，以后我虽然刻意提高了嗓门，但 直到最后一次下车时我觉得我说出 的那两个字还是不那么很自然。同样 的情况，在不少类似的场合，尽管已 经相当注意，我事后还是会发觉自己 本应该说声“谢谢”却不习惯于张 口。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 位文质彬彬，有着学者模样的厨子， 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响亮的“谢谢” 声。我希望，下次再去台北时，我说 “谢谢”时会更习惯一些。 （作者系历史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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