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棣：一门没有上完的课

yangharrylg

人大为77、78级毕业30周年，搞了一次征文活动，历史系校友命我写一篇凑数，乃有此文。这个博客冷落太久，不如发出来与大家共享。但词语中似有敏感处，也不知能不能发的出去。试试吧。
（以下为全文）
    1986年，班上的老同学陈东林找到我和李向前，还有福建师大毕业的李丹慧，想一起编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当时国内的思想界相当活跃，关于文革的研究也刚刚兴起，史料虽然非常稀缺，但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有许多对那段历史的直接感受，也掌握着大量民间资料。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收藏多年的文革时期出版物、大量的各类群众组织小报，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及众多友人和相关人士的个人记忆，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鉴于当时对于文革历史的许多基本事实还缺少一个基本的梳理和描述，我们决定先完成一部《文化大革命事典》，以理清基础史实为主旨，事典大体分为人物、组织机构、会议、用语、事件、文献等几个部分。


我分工的主要是事件部分以及组织机构中的部分内容，期间的困难和乐趣无需多说，总之用了大概两年多的功夫，终于把稿子写了出来。等到大家的稿件凑齐，居然是一部120多万字的大部头。而这时，国内情势剧变，想要出版几乎没有可能了。


参加编写《文化大革命事典》为我个人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对文革史兴趣的进一步加深和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打下了不错的基础。直到今天，在我的电脑里还保存着几个相关专题的写作提纲和部分初稿，但恐怕永远没法成为成品了。另一个副产品却很快地付诸实施，在1989年初，我在学校开出了一门在当时很特别的课程：“文化大革命史”。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在当时的文科基础课部“语言文学部”教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这类的课程。1988年，学校里教改之风大盛，老师们大胆推出新课程，采用新授课法；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点评；学校领导的思想也非常开放。所以当我报名开这门新增选修课的时候，只是提交了一页纸的大纲，就毫无争议地批准了。学生的报名情况也很好，这门课设计面对全校三、四年级文科学生，以三年级为主，当时广院规模很小，一届文科生也就一百多人，而报名选修这门课的竟有70多人。


1989年春节以后，新学期开始，我也就在刚建好不久的学校主楼西配楼的阶梯教室里开始了这门新课。课程是80学时，计划由1965年末批判《海瑞罢官》的文革前奏起讲到1971年的913事变，时间比较充裕，所以一开始先从容讲源起：大跃进、大饥馑、政策调整、高层矛盾……学生大多出生于文革时期，对那时的情况有些矇眬的感觉，却完全没有清晰的认知，听到那许多奇闻怪事，犹如天方夜谭一般，常常会被震惊，偶尔似有领悟，课堂气氛十分热烈。可以说，这门初次尝试的课程却是我多年教学生涯中讲得最有激情，学生们反应也最强烈的。


有点可惜的是，课还没有上到一半，刚讲到红卫兵兴起，“小将”们走出校门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事件，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就发生了。学校里罢课了，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所有的课程都停了下来。记得最后一节课，校方说是不管有没有学生，教师一律要到岗，我的课堂还不错，来了两位同学，课是没法讲了，就和那两位聊聊京城里的情况，顺便和课上的内容做了一番比较。总而言之，对于青年学生来说，现实中的大风潮要比白头宫娥讲天宝佚事更有吸引力。


再往后，乱子越闹越大，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还在校门口中弹，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学校收拾残局，基本课程匆匆收尾，而像“文革史”这样比较野鸡的课程则无结果，无成绩，不再有人提起，算是无疾而终。


多年以后，偶遇当年听过这门课的老同学，说到课上的一些细节，连我自己都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只能唏嘘而已。却也想到，让青年人知道一些他们父辈们的真实经历，知道一些他们的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在我们的教育中，那一段历史却已经被洗成了一片空白，再没听说过有谁开过类似的课程。


那部《文化大革命事典》后来几经周折，直到1997年，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福冈的中国书店出版，印刷质量颇高，我也见到国外不少研究文革的论著中对其有所引征，但原稿的中文版大概很难再付梓面世了。至于几位参与者，陈东林后来去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史的著名专家；李向前以中共党史研究立身，后任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李丹慧则和她的先生沈志华专攻中苏关系史，在这个领域已是卓然大家。只有我后来稀里糊涂地转行搞了影视研究，每天看片无数，书却读得很少，离当年投入过那么多热情和心血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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