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我所认识的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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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3日是个星期天，中午我与家人外出吃饭。归家开电脑，才见何蜀兄于中午时分发来的邮件，告知：“刚接成都友人邮件，周伦佐走了。”这消息，让我深感震惊。当即回复：“惊悉伦佐兄已走，深为叹息。”又说：“原拟9月上省城，顺带拜访探望周兄，可惜因故未成行。没想周兄这样就走了。以我之见，周兄脑里身上，是有很多内容的人。如此离世实在是可惜了。深为叹息的道理正在此。”
6点左右，微信里有了正式消息。省城文友阿强，转发署名“秦臻”的人士作的消息发布：“中国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因病去世”。文中对伦佐兄的定位，在“文革研究学者”之前，又加上了，“中国大陆体制外思想者”这样一种称谓。
消息称：“中国大陆体制外思想者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因病抢救无效，于23日请晨8点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简单介绍生平及主要著述之后，评介说：“周伦佐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体制外思想界的一个真正的损失。”
我在朋友微信圈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了两句话：“深切悼念伦佐兄。一路走好。”
其后不久，周兄家人（后知是其女儿周梦笛），用伦佐兄微信号发布消息：“家父周伦佐自今年五月病情加重，进入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至今，经过近半年与病魔艰苦抗争，于今月八时四十分离世。据医生说，他走时神态安详，并未承受太多痛苦。目前遗体已送往东郊殡仪馆，暂定火化时间是后天即周二上午。”
周二那天，果然见到微信号消息：伦佐兄遗体已火化，骨灰暂存殡仪馆。家人特向关心悼念周伦佐先生的友人致谢。
古时土葬，有入土为安之说。现今，火化了即为“安”。自己这种年岁，近些年不时有“某某走了”的消息传来。其中有故友同学，也有很熟悉多有交道的省市作家朋友。却没有哪一次像伦佐兄的离世，让我深感痛惜遗憾。实在说，那些天我一直心里难“安”。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老话，据说毛晚年也常对身边人叨念。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两位都被尊为圣人，也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中国人，树了两个长寿标杆。当今，有资料称，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已达73岁多一点。用这两个指标考量，“享年六十六岁”的伦佐兄，都不算及格。此为遗憾一。
对伦佐兄评价，正如那天我发给何蜀兄邮件所言，“脑里身上，是有很多内容的人”。而今这些内容，大部分没化为著述成果存世，人却说没就没了。此为遗憾二，也是最大遗憾。
古人说的生老病死，是人一生须经历的四个环节，或四道坎。其中，生死似乎天定，人自身掌控的空间不大。而老病方面，人自身把握的机会要多些。我的看法，伦佐兄恰恰在老病这两个环节上，应对得不是那么好。再以我这些年对伦佐兄就近接触了解，其一生，大致可用：才识卓越，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晚境凄凉，这十六个字予以概括。其中，“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事，很多人可能遇到。但“晚境凄凉”这番情形，经历中却是比较少见了。
叹伦佐兄“晚境凄凉”，是我去年底在其住所拜访时亲历亲见。以及其后不久从网上得知伦佐兄为治病、为生存，不得已公开募捐的消息后，内心所生出的悲凉和沉痛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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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周伦佐其人其名，在我相当早，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其时，有一个一起闯荡做事年龄比我小得多属于晚辈的诗人朋友，进入了有名“非非诗人”圈子。而周伦佐双胞胎弟弟周伦佑，正是“非非派”的精神领袖和“教父”级人物。从朋友口中，就知道了周伦佑，也知晓了周伦佐。那时，我已到了省城，并在东门街95号安札下来。从朋友后来写的文章所知，周伦佑那时来过东门街95号我那地儿，但之间并未有过见面交往。
又过了好些年，不知是从诗人朋友，还是我自已在送仙桥书摊上，到手一本“非非诗人”出的刊物。其中有周伦佐一篇访谈。文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有那么一句话。大意是：我担心能否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我那些思想（或思考的东西）全部给写出来。没想真是一语成谶。
不过当时未识伦佐兄，也未见其文字，读到这话，还颇不以为然。心想这个周伦佐，未免太狂了，也太自恋。这事我还对诗人朋友讲过，他当时怎么回应的，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说，周家这两兄弟，都有点狂。
2006年前后，我已决定收摊离省城，回自贡老家静心写读。那位诗人朋友，几年前已去《晚报》文艺部做编辑。有天，两人在西安南路喝酒。闲谈中，他告我一消息，说是周伦佐写了一部关于造反派的书，已在美国出版，评价还不错。朋友的意思似乎在说，文革研究也大有弄头。他知晓我收藏有大量文革小报传单，也正在做点文革研究什么的。
能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专著，而且在美国出版（朋友当时说的是在美出版），这让我对周伦佐，有了一点兴趣和认同。但真正让我对伦佐兄另眼相看，是读到他写某收藏家的那篇《一个民间博物馆的政治底牌》，以及另外两篇访谈录之后。那是2011年春天的事。
有天，北京一位作家朋友发来几篇圈内私下流传的文稿，其中就有那篇《政治底牌》。读罢此文，我不禁对伦佐兄大生好感敬意。首先，谈别人的“政治底牌”，等于也亮了自家政治底牌。而且是逆“大流”而动，这需要一点勇气。特别欣赏伦佐兄文章末尾那几句话：“我知道一个人的政治理念并不等于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后者更广大更丰富。对于某某某的评价，也可以超越政治立场来看他的精神追求——比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然而在当前中国异常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是否具有自由民主诉求，已经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底线。”此其一。其二，伦佐兄在文章中，其学养见识，文笔文风，观察切入视角，叙事行文，逻辑水准，都显示出相当功力，让人不得不佩服。
据说伦佐兄此文，一度在海内外文化圈内产生影响（北京那位作家朋友能将此文推荐转发于我，就是证明之一。一般来说，荐给我的，都是其认为可值一读的好文或“禁文”）。后来，我将此稿转给何蜀兄。何兄当即回复，说这文稿他早看过了。是周伦佐直接发给他的。而且周兄还记性有误，发过第一次，以后忘了曾发过，又发来一次，前后发过两次。由此见可伦佐兄自己，对这篇文章，还是有点在意的。
记得2014年10月那个雨夜，我与伦佐兄在成都第一次见面。餐后，主人C先生派豪车送我和伦佐兄，还有一位成都文友阿强，分别回旅店及住所。车上，我和伦佐兄才有机会当面一谈（餐时发生了一点事情，气氛不对，无从谈起。下面再详说）。谈到那篇《政治底牌》，我连说不错。伦佐兄有点高兴，稍停，又对我们补充了该文的一个后续故事。说是那个收藏家某人，深怕此文对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弄越丈，曾着人重金去海外知名网站公关，要求从网页撤下该文。此事是否属实，我等局外人无从知晓。但那晚上，伦佐兄确如此对我们说的，司机及同行的文友阿强可作证，不是笔者乱编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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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既对周伦佐有了认同，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又找到其两篇访谈录。认真读过，才切实感到，这个周伦佐，“狂”得有点道理。其理论素养之厚实，对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等，钻研思考之深入，非一般文化人所能及。想来正是这种深与厚，他才“狂”得起。
如此，心里面就有了与君一识，当面茶叙的愿望。毕竞，偌大一个川省，就文革研究等，能作点深入交流的，竟是屈指可数，平时多有寂寞感。
不过，对伦佐兄这种人，要与君一识，也得寻个合适机会。笔者所知，省城文化圈，关系复杂微妙，是非颇多。若是引荐人没找对，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一直迟疑着，也等待着。
2014年，合适机会终于来了。4月底，省城文友阿强，先后来邮件和电话，说想看看我那部《文革小报研究》书稿，请我发给他。我稍作考虑（毕竟是未刊文稿），将全书电子文本发给了阿强（事后知晓，是有人借此考察我对文革的认识和研究水准，以及笔力等）。大约一周以后，阿强来电话，说省城有位朋友想周六来自贡拜访。问可不可以安排一天半天时间，茶叙一次。恰好那天，前面提到过的省城诗人朋友返自贡，早有相约，遂回复阿强另约时间。好像是又过一周，周六或周日，阿强偕省城那朋友一起来了。
甫一相见，阿强对我介绍来客时，只提尊姓，不说大名身份。但我当即知晓对方是谁。此访客，正是伦佐兄《政治底牌》中提到的C先生。这可是曾经大名鼎鼎人物，成都某派知名红卫兵领袖，一度入省革委会任副主任。经历过四川文革的人，应是知道他。文革后，因赵XX力保未被清算追责（据称赵曾发话，省内两大造反派头头，各树一典型不追责且保留官方职务。另一未被清算追责者，为川大八.二六头头江海云，直到前些年去世时仍是副厅级干部）。也听说C先生后来辞官下海经商，几经打拼浮沉，现今已成大老板，资产过亿。伦佐兄那篇文章中，有如此叙写：“因为C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樊对其非常尊敬，尊称为‘商界大哥’。”另外我还听说，周伦佐眼下，正在C先生那里做事。
那天茶谈在老城区釜溪河边，十字口大桥一侧人气很旺的露天茶园。初夏的阳光很好，时有带河水气息的清风许来，令人惬意。此处闹中取静，进退皆宜。平时我与文友茶叙相见，多在这里。访客虽贵为大老板，但仍谈风很健，且率直不装，有北方汉子本色。话题也广泛，文革之外，包括某些人与事的直言评说。平心而论，这位C先生，比起我见过的多数文革领袖或类似经历者，见解与观念方面，倒是要好得多。起码没有那种抹之不去、乃至深入骨髓的“毛情结”和“文革情结”。以我感受，似乎很接近我等有自由思想诉求的体制外人士。
对方似是有备而来，不轻易言走。我也真心应酬（文友阿强也是第一次来自贡访），不嫌耗时相陪。彼此茶谈足足一天，下午5时许才分手。一天交谈，我大致明白此行意图，对方想让我出来为C写文革回忆录或个人传记。这才有此前阿强兄突然想看看《文革小报研究》书稿，也才有已成大老板的C先生，忙中肯驱车数百公里专来自贡一晤。其一是想当面考察我的见识学养之类能否胜任，二是试探我这里是否可能出来。茶谈间，C还专门问我，在读过的那许多文革回忆录个人传记中，哪一个人哪一册书，你认为写得最好？
当然，对方话说得比较含蓄，没直接明说。我知其意，遂委婉作答：目前主要事长篇小说写作，暂不考虑其他安排。不过，谈及今后，倘若四川文革研究课题，不排除某种参与。
我婉拒接手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年事已高，眼下一点有限人生，想主要事小说写作。连文革研究写作都第二位，当然更不会考虑为人著回忆录或个人传记的事（哪怕重金相聘）。二是，曾听江湖传言，C先生这传记，最先相中的执笔撰写者，正是一度在他手下做事，朝日相处的周伦佐。种种原因，此事未成（据说是伦佐兄开价太高）。古话说，君子不夺人之爱，或称，君子不掠人之美。有伦佐兄那事在先，而且其间有内情种种，有周折波澜，我贸然介入，从江湖道义上讲，此事不可为。
记得那天茶谈快到分手，我才不经意问了一句：“也不知现在周伦佐在干啥？”C当即作答：“周伦佐在我那里。”其实我是有意发问，是为今后一识伦佐兄作某种铺垫。因为C说一再这天谈得愉快，并再三约我日后有空赴省，一定去他那儿造访做客。我也答应了。
事实讲，那天C先生那天给我的印象，比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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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6、7、8月暑天酷热，不宜出行，也不便访友。一晃到了10月。刚好有位收藏界陕西朋友，赴昆明一个什么会，返时成都停留，约我一见。如此，10月中旬，我就去了省城。行前，我将大致行期告阿强。阿强很快回复称，C先生很欢迎我去做客，并问需不需要安排住宿。我回答不必。到省城第二天，送走陕西朋友，即与阿强同访C。
没要对方车迎，我与阿强乘公交去的。途中，阿强谈及，作为C主要资产那座大厦，租出去，每年收租金就好几百万。还称，那天来访我坐的“莱斯劳斯”豪车，价值800多万。又建议说，最好从C那里拿点什么项目来做。阿强大概看出，因文革研究，C对我有某种好感或赏识。对此我未置可否。阿强比我年轻很多，当时及现今都在一家经济日报做事。招聘非在编人士，想必待遇不会太高。欲另谋事做或兼职弄点什么，想法也很正常。在我，纯礼节性回访，主要还在借此一识伦佐兄，肯定不会言及什么做项目的事。两人心思不同。
那座大厦，在人民南路，距天府广场两三百米的地方，省城黄金地段。阿强联系后，C派年轻司机下来接，经一部专用小电梯上楼。C自家使用了两层，一层公司办公兼会客，一层C独用，个人办公室、书房兼居室。此两层与其他楼层无通道电梯，全封闭。
这天，C态度亦热情友友好，茶谈之余，还兴致勃勃沿楼梯下到他个人独用那层，领我俩一览了他的办公室和书房。主客品茶闲聊，在类似露天茶座有园林风味的宽大阳台上。晚饭时间，C亦殷勤留餐。
然而，始终未见周伦佐身影，自己不免纳闷。直到晚间快要吃饭了，终于忍不住发问：“怎么没见周伦佐呢？”C稍愣，问我：“想见见周伦佐？”我点头：“想见见他。”C一笑，大度地说：“我这就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果然手机打过去：“老周哇，身体怎么样？能不能过来一下？这里有两个朋友想见见你。过来一起吃饭吧，我这就派车来接你好吧？”电话那头好像答应了，C立马派司机去接。
大约半个钟头后，周伦佐在司机陪同下，终于现身。初见之下，伦佐兄个子不高，瘦弱体薄，脸面稍有病容。但精神尚好，有文化人温文尔雅味儿。时未入冬，已身穿及膝冬衣（短大衣模样），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可见体质确差。
晚餐早已备好，C稍予介绍，即入席就餐。主客就4人：C、我及阿强算客人，陪客伦佐兄。一张小餐桌，各据一方。年轻司机及其他手下人未入座。菜品也就几道家常菜，有酒。一般品牌高度白酒，我和阿强能喝一点，C好像也陪着喝了点。伦佐兄滴酒不沾。
毕竟初次相见，伦佐兄保持了一定的矜持，话也不是太多。不过，当C介绍我时，他“哦”了一声，露出知晓其人的神情，说：“就是写了红学家那位。”看来，他读过我那篇《自贡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始末》。那是刊在何蜀主编《昨天》上的文稿，其中提到，当年绝食事件的一位造反派人士，后来成了知名红学家。不仅如此，后来在车上交流，伦佐兄还带点赞赏道：“不错，你那篇是为造反派说话的。现在的文章，多是贬造反派，骂造反派的。”看得出来，伦佐兄对文革研究和叙写中，对造反派所持立场是否公正客观，相当在意。这可能和他经历有关，也与他对文革造反派问题的持续研究关注有关。
应当说，那天的晚宴气氛，若不是发生了后面的吵架事情，还是很不错的。
吵架一事，发生在餐叙的中途。吵架的双方，竟然是主人C，和请来做陪客的伦佐兄。这番餐桌上的吵架，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主人C。
当时究竟是怎么吵起来的，还真没弄太明白，总之，两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越吵越厉害，越吵声音越大，情绪越激动，以致于C最后还拍了桌子，很是生气。伦佐兄也面色铁青，脸上很难看，可态度上却不愿退让。
事后我努力回忆，好像有这样一个细节，餐叙间，C向我和阿强谈及伦佐兄，说了这么两句话，这个周伦佐，本事（或学识）不错，就是性情（或脾气）有时有点固执。总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可能伦佐兄认为，C当着客人的面这么评价，有伤他的面子，心中不快。于是说起一件具体事情，说C编的一套书或是，原说的是署周伦佐主编，后来却改了，伦佐兄只任审稿或什么名义。C坚持说这样更好，因为只有其中某一册书，才真是周伦佐编的，其他不过审审稿，有的甚至审稿也谈不上。两人就这样说开，并有争执。
伦佐兄当着我们的面说，一套书之主编，应是权威、内行，意思C不该当这个主编。C说他过去就做过主编，并举出某丛书为例，就是他任出主编。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从议论转化为争执，又从争执发展为争吵，且逐渐升级，开始有了火气。其后，又互相牵出一些陈年旧事，彼此指责不休。比如，C指责伦佐兄，说是某年某次，自己在一公众场合讲话。刚下来，伦佐兄当着众人的面，说某些地方C不该那么讲，错了。弄得C面子上不好过。如此等等。
餐桌上就我们4人，我和阿强是客人，初识不久而非深交，无从相劝。况且，他俩争执的都是具体的过往琐事，外间人不知详情，难断是非。C手下人也不敢出面，任凭两人吵下去。其时，我与阿强就那么呆坐着，面面相觑，看着他俩在餐桌上吵，很尴尬，也很无奈。
伦佐兄一直不肯退让忍让的态度，看来让C真正动怒了。气恼之下，他甚至用手大拍其桌子。幸好C当时还保持了几分理智，盛怒之下也没说什么难听话和过头话。两人争吵，大概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样子。最终还是C先冷静下来，感觉这种场合当着客人的面，再吵下去也不像话，况且自家身份不同，就首先停止了发声。
看C不再多言，伦佐兄也停止了争执。小餐桌上安静下来。C恢复常态后，又才重新招呼基本上已停了筷子的我俩，继续喝酒吃菜。对伦佐兄似也待之如客。主客4人，终于将这顿被争吵搅乱的酒饭吃毕。
道别时，已是晚上十点多。C亦热情邀我和阿强，有机会再来他这里做客，并派车嘱司机将我等三人分别送回旅店及住所。
后来与何蜀兄聊起此事，不料何兄说他与周伦佐初次见面时竟也遇到了相似一幕。那是他与周兄在邮件、电话交往多年后第一次在成都见面，也是由C宴请，同时还请了蓉城几位关心文革研究的朋友，包括伦佐之弟伦佑。何兄因对蓉城路况不熟，视力又差，是由儿子陪着去的。宴席之前还在漫谈时，不知为一点什么小事，周兄与C一言不和，竟爆发了争吵，而且越吵越凶，双方都拍起了桌子。好在那天人多，两边劝，总算劝止了……得知我的又一类似经历，何兄有些疑惑：会不会是周兄不愿让人误认为他依附于C，有意要在外人面前表现一下敢于对C顶撞？其实周兄在私下交谈时，除了对C对他提出的某些文字编审意见不予接受而略有微词外，都是替C说好话，对C的行事为人表现出理解。
实在说，通过这次拜访，及餐时发生的那场意外争吵，让我得以一窥伦佐兄，在C那里的真实处境。当时心里那感受，就四个字：“寄人篱下”。
那天上门访C，还有一件事引我相当的不快。这就是，下午我和阿强被司机接上楼，在宽大阳台的茶座上刚刚坐定，还未及茶谈，C就示意让把我们身上的手机交出来，让人另行保管。C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好像是说，防止谈话被窃听什么的。并说是他这里的规矩，凡来此的客人都如此。虽心里不快，但又想，既是规矩，在人屋檐下，也姑且听之任之，我和阿强乖乖交出了手机。后来伦佐兄至，也被嘱交出手机。
辞别时三人手机被发还，却出了意外。三人手机都被雨淋湿，而且通通进水死机了。原来，将我们的手机收走后，不知是那年轻司机，还是其他人，并未予以妥善保管，而是拿到另一侧的阳台，随便置之露天茶桌上。恰好傍晚开始下雨，我等三部手机，就此被雨水湿透。
伦佐兄和阿强就住在成都，似乎问题还不大。我是只身赴省，手机死机意味着与家人失联。回旅店，我即将浸于各处的水迹擦干，又把电池卸下，期待过天能恢复。但第二天仍无法开机，再次充电也不行。去街店修理，“开机费”就索要80元。其时我老式手机，价值也不过三几百。一气之下扭头就走。那一整天心情大坏，生怕家人一直与我联系不上，以为我“莫名失踪”生出什么事情来。四处寻不到电话。旅店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
一直折腾到下午，才好说歹说，借用旅店小妹的手机，与省城另一朋友联系上。此友江油人，原是我学生，跟随我多年，如今成了朋友，亦在省城立足。这些年我每赴省，总要茶叙小酌。得知消息，他当即赶来我住的地方看望。又用他手机，才与家人联系上，并告知了归期，这才安下心来。
返自贡后，那进水手机也没再修，而是新买一手机。于我，问题不在那三几百元，而在损失了几样储存其中的重要信息。这事至今让我耿耿于怀。
餐桌上的吵架，以及收缴客人手机两件事，让C初次留给我比较不错的印象，打了好些折扣。周伦佐于C ，就说“高参”、“智囊”算不上，门客该算一个吧？谁看见春秋时代的信陵君、平原君等，在餐桌上当着众人与门客吵架？
至于收缴客人手机防窃听，更是不可思议。电子产品发展到今天，有关部门和人士，要窃听点什么谈话，办法多的是。哪需要利用八杆子打不着的什么客人，用自家低档廉价手机来搞？此举除了得罪来访客人，难说有效。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对C多年来，顶着阻力和风险，致力于编辑《赵XX文集》一事，表示赞赏和相当敬意。为此，我也尽可能为之提供了自己收藏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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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送我们的车上，伦佐兄就告了他手机号。并带点得意说，此手机号，许多人想换去，他都没换。不用说，那几位尾数，定是当朝“敏感数字”。就此一点，我也感觉伦佐兄这人，确实有点意思。
不过因手机坏掉，不能储存，脑子记住了开头和尾数，中间几位数字，就不是记得那么清楚。后来还是通过何蜀，才把伦佐兄手机号弄准确。归家大概半个月后，我给伦佐兄打了第一个电话。完全没提餐桌上争执以及他与C关系的事，问候之外，说了点文革研究事情，尤其四川文革研究。但谈的不深（电话里无法深谈），彼此谈点看法谈点现状而已。这种电话，以后还打过两三次。都是我主动打，一般通话二、三十分钟。
10月下旬或11月初，何蜀兄发来石名岗先生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书稿，嘱我一阅。不久，又发来伦佐兄写给他的，读了此书稿的一篇随感。这就是后来发表于《昨天》，并其后收入正式出版的《文革中的山西》“附录”中的《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一文。读过这篇随感，就我自己来说，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真心诚意地认为，伦佐兄的理论素养，思想深度，以及研讨问题的视野，切入角度的选定等，确实在我等之上。
我给何蜀兄发的邮件中也对此赞曰：“不得不对伦佐兄高看一眼。”这篇文稿，伦佐兄对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文革研究者，其思想观念类型的梳理与归类，除了需要学养见识，想必，还需要一点胆识和魄力。有些人（尤其体制内人士），若自行对号入座，肯定会得罪好大一批。周伦佐其人其文，于此可见一斑。
转眼2015年春节，在一堆亲朋故友的贺年问候短信中，竟然有伦佐兄发来的一条贺岁短信。平时年节，我不习惯这类应酬，电话也好，短信也好，除极个别外，大都疏于问候，一般只收不发。没想这年，伦佐兄却首先发来贺岁短信。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当即也回一短信，向伦佐兄贺岁并问候。
自从在省城收篷回自贡后，一般来说，每年我都会去省城三两次。或有事，或访友，或去送仙桥市场寻购小报。然2015年，整整一年，却没上省城去过。一是没什么特别事，二是其时正着手关于当地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写作，时间安排较紧。
哪知到了年底，阿强来了两三次电话，说伦佐兄近来病发，情况不大好。再三邀我赴省，一起去看望周伦佐。怕我不去，阿强甚至说，此行成都的旅费，可以由他来替我承担。听阿强口气，好似伦佐兄余日无多。阿强把话说到这种地步，自己也真怕伦佐兄有什么不测，第二天，即丢下手中事，匆匆去了省城。
我和阿强赴伦佐兄处探望，是我抵成都的第二天下午。原听说伦佐兄住在郊县，C提供的房子。其实就在南二环边上一普通小区，离市中心倒不远。阿强先联系过，知道我们要来，伦佐兄还特意在楼下单元门口相迎。
相见之下，未有病入膏肓的样子，精神状态似乎比第一次见到时还稍好。住所在二楼，很平常的二居室。这次探望，我得以亲身一睹及感受，伦佐兄平时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
茶叙在客厅，主客就我三人。因伦佐兄一直个人独居，缺了点居家所称的“人气”，住所就显得特别阴冷，似乎寒气很重。时值冬日，窗外是成都带着或浓或淡雾霾，总是阴沉沉的灰色天空，不时冷风袭入，令人寒意顿生。伦佐兄又是“寄居”，举眼四望，虽不说家徒四壁，也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文化人通常离不开的书报杂志也极少，连书架书柜之类也见不到一个。彼时彼刻，我心间不禁一丝悲凉感涌上来。
伦佐兄自己，可能长期独处于此习惯了，全不在意，反是，因我俩的造访而显得谈兴很高。那天多是我和伦佐兄在谈，阿强仅是偶尔插插话。最主要的话题，当然是彼此都关心有兴趣的文革研究。其间，我谈及想写一部关于文革四川“二月镇反”的书稿。一直想写这书，原因是自己经历过“二月镇反”，见证过许多人与事，感触很深。后来又收集了大量资料，心中有数。自贡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不过是其中一节。还有规模声势影响更大的成都造反派狱中绝食，以及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一.二九事件”，中央高层对“二月镇反”前后不同的态度，等等，真相都有待揭示。伦佐兄对此大为赞成，说，搞这样一部书稿有价值。又说，不仅是四川文革史研究，都算填补一个空白（可惜后来有关部门明确警示我不准搞了，否则将查处）。
那天谈得最多的，是C正拟进行的“四川文革史研究项目”。伦佐兄对我说，C搞的“赵某某文集”，已告尾声。现正组织人马，全力弄“四川文革史研究”。C对此的心思和设想都很大，在成都已找了两拨人来开会座谈。听伦佐兄口气，C对座谈者及情形似乎不太满意。
我这才记起，大约一个月前，C给我来个一次电话，主要谈关于赵的一个什么资料。后来谈到，说打算搞一搞四川文革研究的什么课题，用我能不能参加一下？我含糊地应答着，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但C没提开座谈会的事。
伦佐兄叹口气，说，C想让他来主编，但他如今身体这个样子，肯定无法做具体事。所以只能答应C，最多审审稿。伦佐兄当时的意思，希望我能参加进来。由此，他还谈及我那《自贡文革大事记》，对我说：“王锐兄，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自贡文革大事记》，增加一个自贡文革人物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部《自贡文革史》。你恐怕自己都没意识到吧，无意中就弄出了一部《自贡文革史》。”又说，四川文革史，也可这样分成几个方面，大事记，四川文革人物，四川文革主要事件，等等，分头完成。我参加进来，可负责其中一个部分。他知我在搞四川文革大事记。熟悉情况，理得清脉络，资料也多。
接下来，伦佐兄还为C说了许多好话。说C这个人，执行力特别强，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办成。比如，出“赵某某文集”的事，就是如此。又说C的第二个优势，是认识许多人，有人脉资源。国内许多搞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他都认识并有交道。
这时，阿强也插进来说，老王这次来成都，最好去见见C。伦佐兄也建议我，趁此行该去见一下C，谈谈四川文革研究课题的事。对此我没表态。也意识到，阿强一再催我到省城一走，探望伦佐兄恐怕在其次，主要还是想让我介入C的“四川文革研究项目”。
伦佐兄又谈及我写小说的事，说写那种盐商小说，不大有什么前景（那天访C，我分别送了C和阿强一册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盐商世家》。伦佐兄想必知道亦不看好，故有此说）。又称，我写的文革研究文稿，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自贡的人写的。伦佐兄的这番话的意思我懂，认为我弄文革研究，比写小说更让人看好。反之，似乎认为我写小说，不会有什么出息和前景。
那天下午茶叙，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就是我试图想让伦佐兄证实，关于为C作传或写回忆录，当年是否有过较高开价的事？这事一直有坊间传言。但另有消息说，没有其事。虽然有些冒昧，我想想，终于还是当面提出来了。对此显然让伦佐兄感到某些不快，并直接把这种不快表达出来了。但他，当场也直截了当回答了我，“确有其事”。还讲了当时与C谈定，具体报酬为50万元（比我听到的传言少）。而且双方还签了协议。至于为什么最后没写，没执行协议，伦佐兄没讲。听口气，好象是他自己不想写，所以此事最终未成。
那天与伦佐兄的茶话，持续了两个多钟头。总的看，其精神状态尚好，谈兴也高，中间没一次需要吸氧的情形（进门坐定，就看见伦佐兄座位一侧的上方，挂着一只氧气袋，似随时备用）。5点多钟，看时候不早，他请来做家务的钟点工大概也快来了，我和阿强就告辞。
伦佐兄还带点遗憾地说：“本来该用常规接待客人的，这一阵身体不好，无法用常规接待。很是抱歉。下次来，争取用常规接待你们。”我明白，伦佐兄这里说的“常规接待”，就是留客留餐。我和阿强都连称不必，挥别辞之。
此时已近黄昏。省城街头虽北风劲吹，大道上依旧车水马龙，周围各色行人神情各异，来去匆匆。时值岁末，还有两天，日历将翻过新的一年。无论眼下处境如何，大局怎样不堪，但面对新的一年，总得有所期待才好。但先前访周所见所闻，多少有些令人悲凉地想道，独居寒室一隅的伦佐兄，与眼前这现实世界，此番勃勃生活场景，确实有点距离了。
第二天，我见了一位省城朋友后即打道回府。我没去见C（我真怕他再让人收我的手机，让我这不值钱的手机又报废），也没去电话。他能否真把“四川文革史研究项目”做起来，我亦持怀疑态度。后有消息传来，此事果无下文。
6
一直以为，伦佐兄因故全无收入，其生活包括治病，都是C在资助。坊间多是如此传闻。这次访周后，才知其实并非如此。茶谈方知，伦佐兄每月仍有2000多退休金，维持个人生活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他请了个保姆，钟点工，每天定时来，帮助买菜等，做点家务，每月近2000的工资。这些须他写文发表(如《领导者》及海外某网站)，得点稿费弥补。可见周的生活不是由C资助。资助的，仅是所住那套两居室住房，免费住不出房租。以及有时住院医疗。而另有相关人士说，本来伦佐兄所请钟点工，开初也是C出资。但后来C说有困难不出了，由伦佐兄自己出。
访周后也才知道，伦佐兄其实有家人有后代，并不是如坊间传言那样，一直在外飘泊闯荡，始终单身。至于伦佐兄如何弄成家人不在身边，个人长期独居的现况，涉及隐私，不便过问。但显然，这种长期独居生活，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周兄健康，让病况加重。
那天在居所拜访时，就听他说，下周将到医院住院，C已作了安排。也不知那次入院治疗情形如何。转眼2016年春节，我向伦佐兄发去贺岁短信。是否有回，我已没印象。
开春，气候稍暖，这对气管或肺部有毛病的人是福音。我试着给伦佐兄发去问候短信，关心其健康。伦佐兄很快回复，说刚出院不久，正逐渐恢复中。
我早年也有气管支气管方面的毛病，一度也很严重。求医求药之余，遍访当地名医，寻解脱之道。有次，疗养院一熟识老中医，告我一呼吸疗法：即不管散步或室内坐卧，坚持习练深呼吸。而且一定要做到呼长吸短，如计数，可呼六吸四。我照行且坚持多年，果大有好处。原本体弱的我，如今支气管肺功能在同龄人中，竟然算比较好的。而且近年看资料，亦有名医如此荐之，可见不邪。
我当即给伦佐兄发去较长短信，将此习练深呼吸之法详细告他，劝他不妨一试。没料其匆匆回复，简单说了句谢谢，我会照做。然后即说“再见”。语气间似有不快。我有点摸不着头脑，疑心伦佐兄是不是怪我把话说多了。因此很久不好再联系，对他说点什么。
记得那次我从省城返家不久，就收到伦佐兄发来的邮件，附有他以前的几篇文稿。其实这是他发给那天同访文友阿强的，后来又发我一阅。过几天，一连两个晚上我将那些文稿仔细读了，其中过去多未读过。实在说，读罢感触不少。一是如前所述，在学养，见识，经历，才情等方面，伦佐兄真有其优势；二是迄今为止，伦佐兄见诸笔端的，仅是很小一部分；其三，好些东西如不抓紧成于文字存世，化作成果，可能真失去了就再无机会了，实在可惜。
基于这些，我给伦佐兄写了一个较长的邮件，谈了以上看法。并建议其在可能情况下，最好抓紧时间，择其最重要最有价值者，或文论，或回忆录，立即着手动笔。在有生之年，能完成多少是多少。我还特别说，其他人我不觉遗憾，因其学养，才情等不够。而对你伦佐兄，特觉遗憾。这点，我说的是真心话。没想，邮件发过去了，伦佐兄一直未予回复。
对此我多日不解。思之，自己似乎是不是热心得过了头？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尤其象伦佐兄这样，内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话说多了，说深了，反而不好。以上两件事后，与之联系交流就很少了，生怕引之不快。后来有友人对我解释，此时周兄已病情加重，其哪有心思和精力，再来弄你说那些？
6月初，突然从微信中，见到“周伦佐因病网上募捐的消息”。消息称，文革学者周伦佐因病陷入生存困境，为治病，不得已在网上公开募捐。还附有伦佐兄正在医院输液，以及病历等照片。伦佐兄走到这一步，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相当震惊。又急忙与阿强联系，求证此事。阿强很快回复称，确有其事。又说，伦佐兄以前的治疗费，是C在资助。但近来C也有困难，生意不好。所以周兄只好公众募捐。
我当即又联系何蜀兄，问他知不知道这事。何兄答不知。其很快与成都友人联系，证实了此事。何蜀兄并告我，据知内情者透露，公开募捐的建议，竟然是C的主意。何兄与我，对此都百思不得其解。
本来拟亲赴省城一探究竟，天热，行期推迟了。况阿强后来通告情况称，募捐效果还很不错。也就没太在意。但10月中下旬赴省，确在计划中。哪知，未及成行，就传来伦佐兄辞世消息。未及见伦佐兄最后一面，实为遗憾。
7
伦佐兄过世后，微信上见到纪念非非主义三十周年——《非非》杂志“介入中国”专号出版消息。该专号16开，篇幅达58万字，由周伦佑主编，孟原任执行主编。六个栏目中，最后一个栏目，为“学术禁区：文革研究”。并介绍称：“集中刊载大陆体制外学者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研究”专题。目录所见，其栏目文章分别为：1.文革叙事中造反派问题的五种话语形态，2.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的区别，3.文革中受迫害的造反派，4.血色青春的纪念，5.还原文革造反派真相。除最后一选题注明由周伦佐、周伦佑合著外，其余皆周伦佐所著。
专号虽现今才有出版消息，但注明出版日期，是2016年7月4日出版。此时，正是伦佐兄病重之时。作为主编的伦佐胞兄的周伦佑，想必其时见其兄病重那样子，预料其来日无多，才特在与文革研究毫不相干的“纪念非非主义三十周年专号”，特开一个栏目，以较多篇幅刊载伦佐兄关于文革造反派那些论述。而且，其中的“血色青春的纪念”，肯定有其文革经历及回忆。用此向世人彰显周伦佐文革研究成果。
关于周伦佐，如何评价其人其事？对历史人物事件，或当代某人某事，我很赞成一个说法，即：知人才能论世，知世才能论人。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乱世出英雄。伦佐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但是他却生于乱世，经历并成长于文革这种“惊天乱世”，才有他对文革那种深入洞察与剖析。也才有对文革造反派有那别开生面，不流于浅薄的见解论述，获海内外尊重好评。
开初，听到伦佐兄为病患于网上公开募捐，我还颇有些叹息和不理解。心里感叹：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直到读了著名学者刘瑜女士文章中一段话，才多少对伦佐兄生前那种选择，有了更深体会和理解。刘瑜写道：“尊严这个东西，其实是和欲望成反比的。你想得到一个东西，就会变得低三下四，死皮赖脸，而当你对眼前这个人，这件事无动于衷的时候，尊严就会在你心中拔地而起。”我想，伦佐兄如此举措，恐怕正是想极力保持，自身一个文化人那份尊严，尤其是，做为一个体制外知识分子的那种尊严。
难怪对伦佐兄突然辞世，何蜀兄叹息说：“这对于他，也算是解脱。”
最后要说的是，周家两兄弟至今体制内似乎仍不受待见，但在体制外、在民间，却有广泛声誉影响。最新的一个事例，我一位诗人朋友，小十来岁，文革当过小造反派（红小兵），以后做知青。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至今在当地仍是相当活跃且势头很好的诗人，时有诗集出版。他对周伦佐、周伦佑两人，相当推崇敬慕，可惜无缘一识。近年得知我与伦佐兄有联系交往，几次说起，哪天一同赴省拜访。可惜种种原因，一直未成行。
本来说好这十月下旬我两人赴省，看望病中之周伦佐。哪知未曾动身，却传来伦佐兄已走的消息。那个晚上，我将消息告诉他，其震惊痛惜之余，当即作了一首悼念伦佐兄的古体诗发我，舒其哀思。似意犹未尽，连夜再写一首自由体诗，第二天一早发我，再寄哀思。
诗写得不错。全诗不长，经这位名叫辜义陶的诗人朋友同意，这里，转引此诗作文章结尾，以表达对已逝伦佐兄共同的悼念思情：

挽    歌
——悼周伦佐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
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在这一个寒冷深秋
枝头叶片在风中瑟瑟颤抖
雪，不落在大地
而落在每一个惦记你的心灵

两手空空，
你没有带来瑰色花朵
只留下了黑铁般文字
与一身的疼痛

我的好兄弟，我们该什么方式
为你送行
花圈，表达不了追思悲愤
哀乐，只属于平庸的人

我们不会哭
我们眼中泪水，在那些年代
早已经流干
我们的血
已将脚下泥土灌溉

太多的苦难之后
我们学会了平静
面对死亡
我们也敢放声高歌

去吧，兄弟
带着你的遗憾，你的微笑
去到另一个世界
依旧用你倔强的笔
书写整整一代人的诺言
和一个人的思考

2016年11月初  于自贡危楼书屋



（此稿载2016年《昨天》11月号增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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