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李訥、林豆豆、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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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雜誌第一期上金鐘先生寫了關於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的文章。他介紹了她的書在歷史上的意義，特別還寫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三十年前對他自己思想成長的深刻影響。
相比之下，《紐約時報》那篇報導她的死訊的文章，以她的父親、四個丈夫和三個孩子為線索介紹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簡直像是在用一種舊式的觀念介紹一個舊式的女人，離開了斯維特蘭娜其人其書在國際共運史上的意義和思想價值。
中國沒有斯維特蘭娜式的人物


網上中文有關文章的資料大多來自這篇報導，而且在翻譯轉述過程中，又多多少少擴大和渲染了她離開蘇聯後的生活不安定以及貧困。比如，英文報導中提到她在美國結婚後又離婚的丈夫的家世，其實原因之一是這個姓氏在美國的建築界和藝術界極其著名，在博物館美術館中位置顯赫，而中國人一般不知導這個名字也就沒有感覺。
在世俗的眼睛裡，渲染斯維特蘭娜晚年生活的孤獨和默默無聞，可以貶低她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然而，這樣做大可不必，因為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記載中，並沒有出現過斯維特蘭娜式的作品，也沒有過她這樣的作者。
在這裡，斯維特蘭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從高層權力家庭裡出來的子女中，能超越自己的環境，獨立思考和批評父輩的所作所為，以及反省和選擇他們自己的人生走向的人。
漢語中沒有出現和斯維特蘭娜相似的書，但有一批和斯維特蘭娜身份相似的人。她們作為和思想風格卻是與前蘇聯這位反叛的第一公主，有天壤之別。而且，是數十年不變。以我所知，「北大人」就講述過他們遭受「紅色公主」們打擊的往事。
毛的公主李訥在北大歷史系


北京大學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毛澤東稱為「反動堡壘」進行重點打擊，文革前還是「最高學府」。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在文革前一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這和斯大林命令女兒進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一樣。不過斯維特蘭娜沒有對莫斯科大學作過甚麼，和李訥不一樣。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上，在北京大學東操場的全校萬人大會上，江青發表講話，宣佈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學發生的大規模暴力「鬥爭黑幫」是「革命行動」，然後話鋒一轉，指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李訥。會場上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來」。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經提前退場回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關進了校園「勞改隊」。一次他遭到「鬥爭」時，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認為他是江青點名的「死老虎」，永遠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門外。（文革中學生打人比較常見，教員出手打人比較少見。）結果，也確實是十年後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學在文革後告訴筆者，他畢業後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報上江青講話指控郝斌「迫害」李訥，很是吃驚，後來見到郝斌，還拿這個事情開玩笑：你怎麼還「竟敢」作此等事情。不過在文革時，這可是一點都不可笑的事情。
當年的大字報有抄件在。所謂「迫害」李訥，是指北大歷史系師生一九六四年到郊區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劃分階級成分」時，因為劃高劃低，郝斌和李訥發生過爭論。當時爭論並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別注意。但是李訥回家報告了江青。於是就發生了家長對女兒的老師在大會上宣告定罪，並煽動學生同事「鬥爭」毆打老師的千古奇聞。
李訥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來。有一次傳達了毛澤東把攻擊北京大學「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下聯改成了「池深王八多」。導致了北大更大規模的迫害。當郝斌被大字報「揭發」時，他在一九六四年最「嚴重」的「反動言論」也不過是預警了「這樣搞下去會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變成了北大的現實。六十三人在北京大學被迫害致死（我調查所及的大學都有兩位數的受難者）。但是，不論是對於全校性的這種災難，還是和李訥個人直接相關的迫害郝斌，李訥在文革後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
林彪公主林豆豆在北大中文系


普通人的道德觀念是在公共汽車上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要說一聲「對不起」。但是還有另一種道德觀念是害死害傷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當了第二號權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個女兒林豆豆上過北大中文系。她原在清華，一九六四年轉學到北大（當時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到北大後她長期缺課，時間超過了學校章程所規定的病假天數，中文系在請示了學校領導後（一般不必），請林家給她辦理病休手續，並告知病好了可以復學。林豆豆後來從未要求復學，而且在文革中當上了《空軍報》主編。但是她被要求辦病休手續，文革中卻變成了「迫害林副統帥女兒」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林立果在北大「揭發」此事，有關的人都被「揪」出來。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和代理教務長王學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頭，綁架到秘密地點，遭到審問和毆打。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專為這件事，在北大最大的會場召開「鬥爭會」。所有和此「案」有關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蠻的羞辱和折磨。
文革後，林豆豆從來沒有跟北大人道過歉，儘管她就在離北大十公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在，向景潔老師已經去世，王學珍先生八十六歲，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過去沒有去道歉，將來會去嗎？
她的一名同學說，她來過他們班級的聚會，大家覺得她還「生活在過去」，優越感猶存。她幾次提到最近去了甚麼大人物的家。
宋彬彬至今不為文革暴行道歉


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此案已為中外很多研究、關注文革的人所知。當時擔任學校革委會負責人和紅衛兵領導人的宋彬彬，也是「紅色公主」級的人物。她因文革中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而出名，在學校九十年校慶時，竟成為九十名光榮的「知名校友」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卞仲耘丈夫王晶堯不得不以公開信方式提出強烈抗議。
這一公開信沒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門的任何答復，沒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答復。這封信也沒有能在國內紙質媒體上發表，只是由王晶堯的年青朋友幫助送上了電腦網路而得到了「公開」。
二○一○年，北京一家名為《記憶》的網刊發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個座談紀要和一些其他相關文章，共五萬多字。這些文章的主題之一是為宋彬彬辯護。後來，她們還要求紙質刊物發表她們的文章，未發，因為宋的丈夫不願意她拋頭露面。她的丈夫發現癌症，要等他去世後再發。最近網上報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劍生因肺癌在去年十一月去世了。同時有消息說，宋彬彬等人將再次發動。
附帶指出，在卞仲耘被打死時，宋彬彬的父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她的丈夫靳劍生並不是高幹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後一直住在美國，年青時曾經和毛在長沙參與學生運動（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國得到毛的接見）。靳劍生的姨媽多次到他插隊的內蒙古，說服軍代表。靳劍生憑李振翩的關係進入了大學，與宋彬彬同學。
可以慶幸靳劍生的好運氣。不過，他應該明白用家庭背景來決定誰能上大學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維特蘭娜雖然享有特權，但是她在書中對蘇聯將領導人家的保姆廚子都列入國家工作人員編制的浪費和沒有人情味作了深入的批評。這些顯然不能影響到宋彬彬。
二○○九年，一些女附中的學生捐款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銅像。銅像上沒有銘文，只有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原擬「歿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前紅衛兵們反對，要求只寫「1916-1966」。最後的妥協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的評論家劉自立指出，這是「存像廢史」。
斯維特蘭娜的書裡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間的父女親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對她認識的人的殺戮和迫害。她面對事實，她用善惡標準的普世價值評判事實。這兩點正是她的書能感動讀者的主要原因。
魯迅曾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金鐘先生文章的用意，顯然是在借他國的精神火光，引導中國的精神前途。希望斯維特蘭娜的故事會給中國的國民精神以啟示。
二○一二年一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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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王友琴所取的名字叫做《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