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yangharrylg

<日期>=1977.05.05
<版次>=3
<标题>=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指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四十多年来，一直披着“进步”、“革命”的伪装，隐藏在革命阵营的内部，从事反革命的罪恶勾当。但是，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钻得多么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在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中，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终于现出了原形。
　　　　　　一
　　张春桥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他曾一再声称，他是三十年代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救亡运动的种子”的“文化人”。事实真是如此吗？否！现已查明，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早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和复兴社特务鬼混在一起，充当国民党密探，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表面上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甚至写文章大讲“抗日爱国”，暗地里却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张春桥的告密，六个进步学生横遭迫害，其中一人遭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复兴社特务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特务组织“华蒂社”，成为“华蒂社”的骨干分子。他还在由复兴社出资创办的《华蒂》月刊及其他报刊上进行反动宣传。
　　一九三五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同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酒肉与共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搭上了关系，并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马前卒，围攻鲁迅的急先锋。一九三六年三月，张春桥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化名“狄克”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攻击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当鲁迅义正词严地进行还击以后，他又装成受害而可怜的样子给鲁迅写信，表白他的“好心”。但是他在暗地里却继续恶毒诽谤鲁迅。后来又和田汉等人沆瀣一气，鼓吹以“国防文学”为口号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背后向鲁迅刺去。
　　张春桥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反动文章，污蔑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唱赞歌，鼓吹“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谁如果不听“指挥”，便是“托罗斯基”，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别动队”。在鲁迅对他们的投降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揭露以后，张春桥又以守为攻，跟叛徒、托派、政治骗子陈伯达的“休战论”相呼应，提出要“使这论争早日结束”，妄图抹杀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并把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推卸到革命人民身上。
　　张春桥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写文章攻击鲁迅，化名“狄克”，给鲁迅写信，也不敢用真名实姓，甚至连通信地址也要由《大晚报》转，仿佛攻击鲁迅的是狄克，而不是张春桥。张春桥用真名发表文章，却对鲁迅装得毕恭毕敬，什么你是我的“良师”呀，我是你的“伙伴和儿女”呀，应有尽有。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居然假惺惺地抢着去吊唁，并且写了“纪念”文章《先行者，你安息吧》。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他还借纪念鲁迅为名写了《速写红萝卜》，煞有介事地骂那种“摇身一变，化个名儿”的两面派是红皮白心的“纸萝卜”。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他与另一个特务在国民党的反共杂志上发表了剧本《匪区之夜》，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是“共匪”是“刽子手”，明目张胆地叫嚣去“杀共匪”，去跟共产党“拚”。这恰好证明，张春桥自己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红皮白心的“红罗卜”。这个对共产党、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张春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文化人”，干的是什么勾当，还不十分清楚吗！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上海，返回济南，按照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当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大批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张春桥发表文章进行破坏，要青年们“不用去延安了”。而他自己却在复兴社特务的掩护下，披上济南市警察局长送给他的大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后来钻进了共产党。
　　长期以来，张春桥一直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极力包庇他的反革命父亲和叛徒、特务老婆。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利用他窃取的一部分权力，极力搜缴和销毁有关他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并对了解他丑恶历史的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地加以迫害，甚至把敢于揭露他的革命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二
　　解放以来，张春桥这个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家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张春桥竭力追随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石家庄解放没几天，主编《新石门日报》的张春桥就在报上鼓吹什么“贫民当家”，“贫民作主”，就是不提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张春桥对此置若罔闻，而对刘少奇宣扬的“不要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反动论调却心领神会，更露骨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是未必能依靠的”。全国土改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指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批驳了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的谬论。张春桥却在他把持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抛出了《要发家，种棉花》的社论和其它专题版面，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大肆鼓吹刘少奇“发家致富”的富农路线。当时有人向他提出异议：列宁不是提出过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吗？张春桥当即回答：“中国情况不同，……用不着宣传列宁的这个指示”。他公然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这和他宣扬“要好好向刘少奇学习”一对照，他爱谁，恨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一九五三年“新三反运动”时，张春桥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不要拍苍蝇，要抓大牛”的反党口号。在他所把持的报纸和刊物上，几乎每天要点名批判一两个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或者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好几起假案。当时负责华东和上海工作的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当众批判了他。陈毅同志愤怒地说：“报纸是一把刀子，朝敌人身上砍，越锋利越好，砍了自己的同志是要伤骨肉的。”陈毅同志严厉地质问张春桥：“刀子究竟对着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的险恶用心。他不得不作个假检查以蒙混过去。
　　张春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右派。一九五四年他和他的“老朋友”邓拓一起到苏联去了一次，回国后立刻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应声虫。他竭力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我们国家同苏联、美国比起来，“民主自由太少了”。张春桥在为谁争“民主自由”呢？当然是地主资产阶级，是他的右派同伙。他公然提出新闻事业要“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左一个“独立”，右一个“独立”，说穿了，就是要使新闻事业脱离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还公然煽动作家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号召”他们去寻找“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与“三教九流”交朋友。他攻击肃反运动过“左”，主张“把有问题的人找来，摆出茶点招待一下，谈一谈”，就算了。因此，当时上海有些反动分子感激涕零地向他欢呼：“张青天！”这个“张青天”究竟是为谁撑腰打气，代表谁的利益？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张春桥这个狡猾的敌人，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很善于窥测方向，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政治投机，并且在反革命活动中，总结了一套“凡事左三分”的反革命策略，用以欺骗别人，以售其奸。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写了不少右派文章的家伙，在听到一些风声后，立刻抢先发表了几篇措词激烈的“反右”文章，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五八年，他听到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又抢先写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表前，有的同志批评他不应当把按劳分配原则说得一无是处，他拒不改动。后来他又跑到陈伯达那里去，炮制大刮“共产风”的理论依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对他们这帮所谓“理论家们”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坚决制止了“共产风”。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给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张春桥怀着剥削阶级的仇恨心理和政治赌徒的投机欲望，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浑水摸鱼，投机钻营，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张春桥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本来是“三家村”黑帮的同党，听到批判的风声，就派人给“三家村”的黑掌柜送情报，还说什么“邓拓是我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与此同时，他又抓起批《海瑞罢官》的旗帜，装成了批判“三家村”的好汉。他本来是刘少奇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一直吹捧刘少奇是什么“中国革命几十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培养出来的“领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下子又把自己打扮成早就同刘少奇作斗争的“老冤家”。他明明是林彪的同伙，林彪的那个“政变经”，就是他参与炮制的。林彪摔死前不久，他还和林彪暗中勾结，秘密策划。可是，林彪垮台后，他又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上海“一月风暴”时，他先是打电话“说服”大家不要向走资派夺权，当他听到毛主席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一月风暴”的领导者。为了窃取更大的权力，他投靠大野心家江青，这两个三十年代的老反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张春桥厚颜无耻地说：“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江青也当面吹捧张春桥“是我们党的少壮派”。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就提出一个反动理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他妄图通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其“改朝换代”的野心。他把“打倒一切”的矛头，首先指向一切久经考验、对党无比忠诚的好干部。他用蒋介石的语言攻击污蔑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攻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干部“不是好东西”，“是一批老右派”，公开煽动“要象打仗一样”去“战胜”他们。这完全是国民党“还乡团”复仇、变天心理的真实写照！他唯恐天下不乱，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挑动两派群众武斗，把搞武斗说成是“很勇敢”，把冲击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说成是“最好的品质”，妄图挑起“全面内战”，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以便乱中夺权。
　　张春桥这个野心家，随着地位的加高，权力的增大，他的反革命胃口也就越来越膨胀。党的十大以后，他比以往更疯狂地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在毛主席发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光辉指示后没多久，张春桥公然说“列宁的说法还不够”。他赤膊上阵写了一篇文章，肆意篡改和歪曲列宁的教导，还声明他有些想说的话没写进去，因为怕别人说他“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心怀叵测地说，把毛主席著作“重读”了一遍，“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象当年列宁所批判过的伯恩斯坦一样，“以最嚣张的态度”“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与此同时，张春桥还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领域，他别有用心地鼓吹“打土围子”，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在文艺领域，他含沙射影地提出要写“大走资派”；在历史领域，他借古讽今地提出要揪“辫帅”，而且要一直批到“皇帝”和“制度”；在经济领域，他到处乱扣“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打倒，把无产阶级的天下一口吞掉。张春桥如此仇恨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搞垮党，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正好说明张春桥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人们正是从张春桥的这些丑恶表演中逐渐认清了他的反动嘴脸。革命群众揭露他、抵制他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许多尖锐批判，更使心怀鬼胎的张春桥惶惶不可终日，他曾供认：“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会掉脑袋！”但是，这个政治赌棍孤注一掷，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推出王洪文到处去放炮，推出江青大闹政治局，推出姚文元把守舆论阵地，自己躲在幕后充当狗头军师。许多重要会议他借口“不了解情况”不参加，参加了也尽量不表态。在暗地里，却拚命调集这些会议的记录，寻找岔子，整理黑材料，一有空子可钻，就借机发难，闹事整人。
　　去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万分悲痛，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却欣喜若狂。对总理的职务，他早就垂涎三尺，此时更加眼红。他们的亲信爪牙公然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向毛主席、党中央示威。就在张春桥大作“当总理”的美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英明决策，把总理这一重任交给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给了张春桥当头一棒。这个反动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他的《有感》，发泄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咒骂华主席，发誓要把“新桃换旧符”。他们一伙，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更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全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时候，张春桥一伙却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公开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信号。九月中旬，他就向其亲信们授意要“准备斗争”。九月下旬，他又派人到上海传话：“问题是谁挂帅”，并且下达了“要打仗”的反革命动员令。张春桥还亲自拟定了“杀人”计划。他们就要动手杀人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把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集中起来，化作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春桥这个老反革命分子及其“四人帮”同伙在猖狂一跳以后，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张春桥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是他历史反革命罪行的必然延续。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与张春桥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尖锐表现。四十多年来，张春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挥下，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与庇护下，与我们党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周旋和较量，深刻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尽管张春桥不断地更换伪装和策略，玩弄种种阴谋诡计，终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躲不了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所淹没的命运。在上海，这个自封的“一千万人民的代表”，已成了一千万人民的众矢之的。四十年前张春桥发迹的地方，十年来张春桥要稳住的基地，如今已成了埋葬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的汪洋大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四人帮”的历史逻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也阻挡不住亿万人民革命的步伐。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抓纲治国的伟大任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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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的真名叫邓伟志~